蒋南方

2023年6月13日，黄永玉离开人间，一年后就是他的百岁生日了。

几乎是倒计时，于最后一本书的序言里，他写道：“现在离一百岁还有一年多时间，今天是正月十五，到七月初九可过满九十九，然后是逐步接近一百岁的一天一天爬下去；所以时间还有的是，供我把三四张画画完。万一活不到那个时刻，看不到自己的画展，当然有点遗憾，那是老天爷的意思，谁也帮不了忙。”隔着时空，我似乎看到他写下这段话时，无限平静又无限悲怆的心境。

自传体小说、散文、诗歌加起来将近三百万字，还有大量版画、油画、国画、漫画。他的一生从未蹉跎时光，像故乡街头的手艺人一样，日复一日，不停劳作。对着书里人，他曾说：“肆无忌惮地休息也是人生一大快事。”现在，说这句话的人终于可以肆无忌惮伸个懒腰了，可他闲不住的，即使闭上了眼睛。

对故乡的书写

湘西凤凰，是沈从文的故乡，也是黄永玉的故乡。

黄永玉曾被沈从文的《长河》深深吸引，不是因为故事，而是为了“文体中酝酿着的新的变革”，“我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一个重要的开端”。

恰恰他自己的写作，正好继承了表叔未尽的心意。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他时而窃窃私语，时而天马行空，从容地、缓缓地与故乡父老子弟们促膝夜谈。他以这种风格写就《朱雀城》——朱雀就是凤凰，朱雀城就是凤凰小城。直到发现已经写了八十万字，小说还没走出十二岁。

在这八十万字里，他都与父老子弟们谈些什么呢？谈故乡的美、故乡的人——

一场雨，一场小晴，又一场雨，眼看着河水绿起来;再一出太阳，花全开了。

好看的脸孔、难看的脸孔从花树底下露出来都不要紧，谁也不当回事。五彩衣服晾在树底下任它飘。

一担担新鲜马草挑进城，城门洞不停地卷起绿风，新鲜好闻。

对门河油菜地从喜鹊坡一直漫到雷草坡高头去了，几里路黄成一片。蜂子多，路上过路人叮到只见跑。

朱雀城海拔一千零二十市尺高。春天树上长芽开花;夏天来蚊子、苍蝇，下河洗澡;秋天穿夹衣，树上飘黄叶，坡上赶鹌鹑，人心里清爽又凄凉；冬天买炭烤火，落雪，常绿树叶上结冰，屋檐底下挂“鼻泥”。一季三个月，一年十二个月完全规规矩矩按皇历行事。

正月十五以前过年期间，乡里“春倌”纷纷进城里各家拜年“讲春”。

穿着姜黄色长袍，（笑罗汉也这种打扮），手里提个大竹篮子，铺着麦穗和稻穗……

妹说：“你看，月亮旁边还有好多星子咧！看到吗？那么高，高成那副样子！”

“看到，看到。”序子看完月亮看星子，看完星子看菊花，又看菊花隙隙底下好厚好厚一层又绿又不绿的绿，像不动的烟尘托在底下……

序子有点昏。蓝天、星子、月亮、菊花，还有满满一鼻子的“碰香”擂在脑壳里，把他脑壳当瓦钵子……（《朱雀城》）

这是凤凰的四季与日夜，美蕴含在烟火里，不动声色。要写，写上三年五载也写不完。黄永玉回看故乡的画卷时，尽量克制自己，像个天上的旁观者，冷峻又温情地扫几眼，扫到的都是美得惊心动魄的童年记忆。他一笔一笔刻画昔日风物、昔日亲友，严峻如明矾的爷爷，家常话里倏忽一亮评讲诗词的太婆与舅舅，散漫在自我艺术天性里的爸爸幼麟，带他逃进深山的“母豹子”王伯。

中国文学史一向不缺纪念故乡的名篇佳作。《朱雀城》里对于凤凰的述说却格外动人，因为作者不仅有作家的笔，还有画家的眼睛。他是以油画的感受去细腻描画故乡，呈现的也是一幅光泽动人的油画，有光，有阴影，有流动的情。

对于夜晚看菊花一幕，我在童年时有过相似的经历和感受。那时的中原乡村，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上早自习。约莫五点钟，夜色将尽，我走到学校所在的村庄外，地头一大片白菊花，像闪烁的寒星，惊动了我，一刻都不能移开眼睛。我像着了魔一般走入其间，蹲在菊花地里看了一早上，完全忘记上学这回事。几十年后，仍不时回想起这一幕。我曾试图还原我所见到的那片晨曦中的菊花田，那闪烁着寒星光芒的小菊花，以及菊花下暗沉沉的叶子。可我找不到最准确的语言——直到遇见黄永玉这段叙述，像找到失散多年的知音般，恨不能隔空和他道谢、握手。是的，未有足够的光时，菊花下的叶子，就是“一层又绿又不绿的绿，像不动的烟尘托在底下”。

没有画家的功力和眼睛，没有诗人的思维，没有对故乡深沉的爱，是作不出这种文章的。

以文入画，以画入文

画家笔法辅助黄永玉的写作，同样地，他也用作家思维入画。这么一说，遂想起中国诗词文学的传统，如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不过对黄永玉来说，文与画通，中与西也通，他从不给自己的艺术设置派别和边界，更不会局限于文学传统。写作与绘画于他而言，是相辅相成的助力，是艺术的打通。动物画与动物画上的题跋是一例，荷花是另一例。

童年时期在外婆家门前的荷塘里一躲就是大半天，他看过真正的淤泥中生出的荷花、荷叶，还有荷叶下那鲜活的生物世界。北京万荷堂，他也曾悉心培养不同品种的荷花，日日观摩，画下八千多张速写。这些都是他对荷花的感受源泉，却不是唯一源泉。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我发现了另一个源头——民间手工艺品对他的荷花画法的深刻影响。《朱雀城》里有记录，他以孩子的眼睛细致还原乡人为道场法事制作荷花灯的场景：

蜡烛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柏茂把那一帮人叫过来做荷花灯。荷花瓣是一叠叠白纸早裁好的，尖尖在红颜色水上浸一浸，晾在一边候干。干了的花瓣一张张揭开，每人发一根大毛笔套大小的竹管，将荷花瓣从茎到尖松松卷在竹管上，竖直竹管，把卷着的纸往下摞压成一种皱纹，打开来只见一道道花脉，且每片花瓣都形成一个汤匙状的窝窝。按传统老规矩分三层把花瓣粘在一起，共十三瓣。每朵花底在熬浓的桐油锅里一淼，又在一个装锯木粉的桶上一压，让等在花底下的桐油狠狠地把锯木粉咬住。另一个人专职在每朵荷花蕊里加一绺浸过蜡油的棉芯，一朵荷花就算完成了。

与传统荷花画里柔弱无骨的出尘气质相比，黄永玉的荷花画，不仅还给荷花本就具有的生命力，还能见到他有意为之的特色——别人突出花瓣，他更想突出花瓣上的花脉。特别是他某一阶段的荷花作品，花脉甚至比花瓣更为显著，金线辉煌，银线耀眼，似可脱离花瓣单独存在。有些作品的花瓣更是直接点了来自荷花灯的“尖尖红”。当他这样下笔时，除了脑海中的荷花印象、万荷堂的日日观摩，恐怕也有童年荷花灯“以皱纹制花脉”的烙印在里面。

这是来自故乡的文化密码。

关于故乡的另一真相，“背叛”与出走

魂牵梦绕是故乡，可是最终都要“背叛”和出走。

《朱雀城》第一卷，黄永玉借书中人物之口说道：“三哥，那我就走了。我也不懂你眼前的日子是好是坏，讲不出有益的话劝你。不过田三大说，朱雀城里的任何大爷，包括他自己，都是‘阉鸡，这是逃不了的‘命。朱雀城就是个阉鸡坊。再有，再漂亮也完。不走就挨阉！”这个时候，黄永玉是站在凤凰小城的上空，以八九十年人生的经验，说出关于故乡的另一真相。

1947年左右，黄永玉在上海以木刻立足，一双手日夜挥舞木刻刀，交房租，填饱肚子。生活不易，渐见声名时，却受同行排挤，一度悲观，想排除杂事回凤凰专心刻个三五年。

汪曾祺劝过他，在1947年写给老师沈从文的信里，汪曾祺还在说这件事：“他（指黄永玉）说他在上海远不比以前可以专心刻制。他想回凤凰，不声不响的刻几年。我直觉的不赞成他回去。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什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固执而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回去短时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我自己也正跟那一点不大热切的回乡念头商量，我也有点疲倦了，但我总要自己还有勇气，在狗一样的生活上作出神仙一样的事。”

更早的时候，沈从文也正是不愿在故乡“霉下来”，“窄小”起来，才离开故土军队里昏昏欲睡的生活，宁愿去北平，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窄而霉小宅”忍饥挨饿，大白天蜷缩在床上裹着被子学写作：

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到后，我便这样决定了：“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儿呢还是更糟糕一点儿？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地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我准备过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做一个警察，做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不再做别的好打算了。（《从文自传》）

汪曾祺在劝黄永玉，也是在劝自己，他们都曾与逃回故乡的念头斗争过。

在这一点上，沈从文更坚决。他离开故乡时已十八岁，刚刚成年的他，是通过自己的摸索与思索，主动断掉了与故土的脐带，自此快速成长。他对故乡的美有足够体会，对故乡“温水煮青蛙”式地吞食年轻人生命力也有深刻认知。扬弃之后，故乡于他是一首无尽的挽歌，他从中舀取的是水一样流淌的人性史诗。他和故乡可以平行，可以俯视，各自独立。

与沈从文不同，黄永玉十二岁就离家。为生活所迫，父母不得不送他投靠亲戚，远赴厦门求学。黄永玉对于故乡的感受停留在更早阶段，留在少年心中的是被掰开的不舍。故乡翩若惊鸿的美与日渐下沉的哀婉，和着少年游子流不出的泪，在漫长时光中沉积成一颗蜜丸，半苦半甜且掺杂血泪咸腥。这滋味浸透了黄永玉的一生。对故乡，他比表叔有更强烈的眷恋与更多的伤感。他与故乡之间，像有扯不断的藕丝，永远牵连着。

1950年，黄永玉有幸回凤凰看望十三年不见的母亲，在故乡两个月，他到处转悠，画了两个月画，画故乡的人、故乡的景、苗民的生活，并请亲友在画上题字，带回香港，在思豪酒店“开了个很开心的画展”。一年后，在画上题字的沈家三表叔（沈从文的弟弟）被拉到辰溪县河滩枪毙了。作画题字时，哪里想得到这不久之后的永别？美和残酷两个高点之间，故乡荡着毫无道理的秋千。

如果把历史拉长了看，中国文人与故乡之间，大致都要经历这样一个形而下与形而上的辩证“纠缠”过程，从摇篮到“背叛”，从“背叛”到出走，从出走到回归。只有经历了这个过程，他们才能真正把握故乡，重构故乡，在作品里让故乡永生。

近百年前，曾经困惑沈从文、黄永玉与汪曾祺们的故乡问题，一直困惑着一代代与故土粘连的人，他们的共识，并未进入民族生存记忆。这几年，报刊重又讨论：逃离北上广，回到故乡的三线小城甚至小县城，是不是年轻人更好的生活选择？看到这话题，不仅心中凄然。作为历史延续的一代代人，在本质上，是否必然像西西弗斯一样，一遍遍清零重来？

显然，沈从文、黄永玉与汪曾祺在他们的那个时代，都不愿做“阉鸡”，即使“阉鸡”的生活更舒适。

多年后，对着故乡，物非人非，黄永玉纵有百年心事，也只能自言自语：

这道清水河从上头峡谷出来。周围绿的小山、蓝的大山，早晨的太阳、夜间的月亮，远处挂满房屋的三拱虹桥，巍峨的四座城楼子；人们来来去去，穿出穿进，靠这些养人的山川形胜长大、长精神、长脾气、长辨别力量……

人哪能时时刻刻想这些益处？也许从来没有想过。（《朱雀城》）

故乡和故乡的人，都在混沌中一茬茬、一遍遍重来。

悲悯之心与人的文学

若从地域变动来看《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几个时期很好把握，写童年故乡，写青少年于闽南大地的求学与流浪，写闯荡上海滩，写香港“狗爬径”文人荟萃——于此戛然而止。好在《比我老的老头》里，这么多年，他一篇接一篇杜鹃啼血式的人物回忆，已将从香港回到北京后的几十年风雨顺笔带了出来。

黄永玉的写作，没有抱着要伟大的心。他承继的是沈从文《长河》里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心态，平等家常的、知无不言的诚恳夜谈。在这个意义上，闽南大地、上海滩、香港“狗爬径”，养育过他的地方，可倾心长谈的地方，都是他的故乡。

这些故乡是人生洼地的坚底，永远在低处托举着他，给他艺术的源泉，教他一辈子诚恳谦虚，甚至是以谦卑的态度对待手里的每一样艺术。《画册后记》里，他像是合上书，也合上回忆：“差堪得意，一生从未蹉跎时光。只是漫长的年月中，情感用得真累。”

抽离不出的那些情感，被什么困住了？他也曾像艾青一样，苦苦吟诵：“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对待不同时期生活过的地方、相处过的朋友，黄永玉真诚，不会厚此薄彼。对待书中的大小人物，他也是一样的态度。不因蒋经国“大人物”的身份而疏离，也不因小人物的卑微而轻视。无论强与弱，只要保有人性的真诚，他都以悲悯之心观之处之。这也是他几十年不卑不亢而朋友遍天下的原因吧。

他更多的怜悯之心、敬重之心，给予了那些被生活践踏、被历史捶打的弱者，比如旧社会女性、底层穷苦人。在书里，他一次次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回忆那些平凡却光亮的女性。《八年》里，他借张序子之口说：“天下做女的都苦。”“女孩子跟男孩子不一样。跟男孩子来往，像教科书，本本差不多；跟女孩子来往像小说诗歌，本本不一样……我幸好没有活着的姐姐妹妹，都早死了。幸好！幸好！要不然我听到她们长大在家乡受苦，我会杀回去的！弟弟们是男人，熬得过苦，没有忌讳，怎么都活得下去。姐妹不同，世界对她们天生的不公道。……”比如嫁人，“最可靠、最实在的是两个字，‘运气”。

有多少女人因嫁人“运气”不佳，一生浸泡在苦难里出不来。

生活不公，自然馈赠于每人的却一样慷慨。她们接纳苦难，也接纳山海的慷慨，而后捧出自己的慷慨。在黄永玉看来，这样的女人比男人傲岸。即使这世界待她们毫无公道可言，她们也从未怨过。像王伯，从未讲过“后悔当女人”的话，“各人有各人的衣禄。一个人活得有没有仪派是不论男女的”。

黄永玉写故土，也写不同的故土对人的形塑。他以尊敬之心、悲悯之心仰望每一片走过的土地上那些有光芒的凡人，最终写就的，是人的文学。“母豹子”王伯、“海元帅”虾姑，《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这几位可敬可佩的女性形象，山民与海民的形象值得进入文学史。

小说里的“复调”视角

跳出张序子的视角，代入黄永玉“本尊”——书中不是一例，而是一种现象。他常常写着写着就忍不住加个小括号，在小括号里甩开替身张序子，分享八九十岁的真身之言。

任何其他人这样写，都会显得怪异，甚至有“穿帮”之嫌，但在黄永玉，自然而然，这成了他的独特写法。因为他的智慧，他驾驭行文的能力，早已超越所谓文学技巧之外。他喜欢打破一切惯例，画画如此，文学也如此。

这让我想起电影《本杰明·巴顿奇事》。电影中的本杰明，还只是简单地将生命的承载肉体倒置顺序，即生下来有暮年躯壳，思维却还是从婴儿成长。黄永玉的逆转时光，是在暮年时的醒悟与追溯，穿越回少年童年，同时带上了现在的自己。

最显著是对于父亲的追忆。他闭上眼睛，在流淌的记忆和文字中，看着那位儒雅温润的中年绅士——爱音乐，爱绘画，浑身上下都闪烁着文艺的星子：

幼麟忙完学堂的事，在家里有几样事情好做。修复他从贺老广摊子上找来的好玩的日用小机器零件；用通草纸画一些蝴蝶小虫、虎耳草、忘忧草的写生，再用自己锻造的小刻刀刻出来粘在图画纸上，让自己和朋友都很快乐；在那架不停修补、摇摇晃晃的风琴边上闭着眼睛腾云驾雾，像一位很打了几仗的老将军在天空搜寻曾经领导过的那帮散音游韵，在冥想中吹集合号，调兵遣将。

“幼麟”即黄永玉的父亲黄玉书。少年黄永玉在父母困顿之时，几乎是被推出故土，他来不及和父母沟通，只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几十年后，他有那么多的话，想和当年的父母说。他在书里温柔地看着当年的父亲，像看着自己柔弱的孩子。他化身父亲幼麟，试图揣摩这位一贯儒雅的中年男子在最困难之时，心里想些什么：

我学音乐、美术做哪样呢？我有很好的牙口、筋实的胃、灵活的脑壳和一双快手，我没有乐谱啊！没有吃进去的东西呀！没有旁边的听客啊！……我掉在他们里头做哪样？我像坨天上下来的陨石。就这么一坨，孤单单，大家都不认得。既不能打成镰刀斧头，也做不了宝石金刚钻戒指，没怜没痛。（《朱雀城》）

从张序子的视角切到幼麟的内心独白，事实上，背后还有暮年黄永玉的视角。

穿越几十年的路，钻进父亲心里，理解父亲、关爱父亲。他以如今的年龄意识到，当年的父亲需要“懂事爱他的人去哄他”。这个人是有的，终于出现了，不是别人，正是黄永玉自己，迟暮之年的自己。他现在可以是慈父，可以是老友，可以哄孩子般哄父亲开心了，父亲却在他流浪闽南时早已孤独去世。

写到故土历史上，时不时爆发的苗人反抗与官府镇压，“一代复一代的人头、人耳朵用箩筐盛着，挑进城门洞衙门里去报喜请赏”，黄永玉又忍不住现身感叹：“没有战争的时候才讲道理；脑壳砍过才讲人道；讲是讲，行动跟着哲学跑；行动起来，哲学要不听话，也便一刀砍了！其实过日子的道理最是简单。别扰人，让人自己安安静静过下去就是，哪里用得着那么多做不到的许诺？”“什么是历史？‘每人一辈子上过无数小当，加上一次特大号的大当的经过而已。个人和众人的历史都可以这么写，一个民族未尝不可以这么写？”

读完这段，不能不掩卷沉默。

音乐上的复调，指两段或两段以上同时进行、相关又有区别的声部，彼此形成和声关系。米兰·昆德拉曾借用这个音乐概念理解小说的表现手法。在一部小说甚至一个章节里，比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罗列看似毫无关系的独立故事或单元，最终这些独立的单元共同指向一个本质，作者想要表达的“存在”或其他主题，但昆德拉承认，“小说的复调更多的是诗意，而不是技巧”。

巧合的是黄永玉对米兰·昆德拉有过浓厚兴趣，晚年在病床上专门找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阅读。让黄永玉念念不忘的，可能是书名引起的思考。这个捷克作家看似轻松讨论生命的轻与重，却像是当头闷棍，敲击着另一个国家某一时期所有人的心脏，因为这些人用生命本身实践过轻与重。黄永玉是否看过昆德拉关于复调的观点，或者他是否在小说中读出过这种感受，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黄永玉喜爱音乐，爱听钢琴曲。

如果借用“复调”这个概念，和昆德拉不同，黄永玉小说中的复调，我认为是另一种“黄式复调”。他以第三人称行文叙述，保持距离，克制自己，但并不排除自己。第三人称张序子的视角包含第一人称黄永玉的眼睛，同时，第一人称也常在不能自已处，单枪匹马出来会会读者。双重视角和双重世界（少年打量身处的世界，暮年重看“昔日少年时”世界），压缩进小说的文字平面，形成一个人的平行宇宙与一个人的“复调”。两种声部在书里流淌着，悲叹着，逝去着。能够理解他的读者，必能在作品里看见上方的另一个他，也看见注入他魂魄的张序子。

这种独特的复调让黄永玉写出了一生的长河，甚至远远大于他的一生。

以画家身份被人熟知，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来说，其实是“自损”行为。大家多去注意画，文坛也会想当然把他归入画坛——写作被孤立了。考虑到这一点，很想提醒撰写当代文学史的学者们：请不要忽略黄永玉的写作。他的忆人散文、自传体小说，是现当代文学史的一道独特风景，呈现了那一代人最高贵情感的横切面，是某一时期封进琥珀里的“作着一种逗人的跳跃”的蚂蚱，是失散于历史之外的历史标本。

若干年后，我们要寻找那代人，寻找那些历史残页，黄永玉的文章将会是独特的文本记录，已超越普通的文学承载意义。

“永远光泽明透”的人格

“文革”时期，黄永玉住的房子被人霸占，只留一个很小的地方给一家四口栖身，白天也要开灯，“否则过不了日子”。他苦中作乐，画一幅油画，那是“一个大大的，外头开着鲜花的窗口”，画好挂在墙上。这小小的房间，因为这扇“窗口”，顿时明亮起来。“周围压力如果不是有点幽默感，是很难支撑的”，他这么回忆。

曹禺也曾在信里说，比黄永玉的艺术更突出的，是他经过多少年来的磨难与世俗的试探，仍能保持在“一个明亮的小窗口下”的纯朴与直率。曹禺之所以如此诚挚评价，起于一书封信。

1983年，曹禺对“不敢去看别人，别人也不来看我”多有幽怨、自责。他与沈从文说起过，与黄永玉说起过。黄永玉并非随便一听，他认真，还有一颗对待朋友的赤诚之心。思虑过后，他给曹禺写了一封信：“……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沉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

这是一封真挚的信，更是一场特殊的情感搏斗与交战。黄永玉写完，先给好友吴祖光看，吴祖光神色大变，建议不要寄出去，认为曹禺看到信要绝交。

吴祖光错了。曹禺震惊，也接得住，马上回了一封长信：“你鼓励了我，你指责我三十余年的空洞，‘沉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这句话射中了要害，我浪费‘成熟的中年到了今日——这个年纪，才开始明白……”

这封信也是黄永玉为人的一个侧影。他直率，侠肝义胆，从未丢掉人性光辉与赤子本色。几十年来，他不愿被“接收”，“混饭从来用手，而不是膝盖”。表叔当年给他改名“永玉”，取“永远光泽明透”之意，这几个字，和名字一起跟随了他一生，成了他人格的写照。

时值永玉先生一百周年诞辰，当我们怀念他时，谁还能分清是更喜欢他的艺术，还是更喜欢他的人格？好的艺术不常有，“永远如玉”的人格更是难遇，甚至濒危。

世间从此无他，但“永远光泽明透”的“无愁河”，会从容地、缓缓地流淌下去。

本栏目责编：刘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