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丽娟 彭星 * 杜羽

（1.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2.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手段，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指出“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近年来，各地农村纷纷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垃圾围村”现象得到改善，但在各地的实践中也逐渐暴露出经济型政策效果持续性不强［1］、长效管理机制缺乏［2］、形式化严重［3］等诸多问题，凸显当前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质量较低的困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要求把数字乡村摆在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位置，从战略高度为推动农村公共服务数字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数字技术进入乡村公共事务治理领域是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接轨、融合的过程［4］，用数字技术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服务供给质量，是对乡村传统环卫公共服务的发展，也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方式。上海市“绿色账户”“小黄狗”的应用让垃圾分类治理“更聪明”，浙江省宁海县构建“智引擎”打造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新模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通过数字化监管系统助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从实践领域来看，数字技术应用于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供给已成为提升环境治理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与丰富生动的实践探索相对应，学术界从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5］、垃圾分类信息干预效应［1，6］、多元主体协同推进垃圾分类模式［7］、垃圾分类技术采纳机理［8］、市场与技术如何形塑垃圾分类模式［9］、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国际经验启示［10］等方面对农村垃圾分类治理工作展开了探索性研究，可见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我国实践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课题。然而当前的研究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如何促进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高质量供给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缺乏深入认识，具体而言，数字技术与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供给质量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数字技术如何嵌入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供给才能提高质量等问题，尚未在学术界得到充分探究和认识。本文对山东省淄博市凤凰镇通过“数字驱动＋智慧管理”破解农村垃圾治理难题这一案例进行深度剖析，阐释数字赋能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高质量供给的逻辑进路，为数字技术在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供给的有效应用提供理论支撑及路径参考。

2 理论回顾与案例介绍

2.1 数字赋能及服务质量理论

数字赋能一般被译为digital empowerment，其以“数字化”和“赋能”等相关理论为支撑，前者更关注数字赋能过程的技术构建、机理探究和场景创新，后者更多地是对授权赋能、包容性创新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不断应用于公共服务各个领域，从电子政务到移动政务再到智慧政府，被普遍认为是数字赋能促进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在电子政务发展进程中的新阶段。孙新波等认为，数字赋能是特定系统基于整体视角创新数据的运用场景以及技能和方法的运用以获得或提升整体的能力，最终实现数字赋能价值的过程［11］。郁建兴等认为，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政府、社会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赋能多元主体“多跨协同”的治理机制［12］，未来社区数字化场景构建了新的社区公共空间，为激发社区居民参与提供了可能性［13］。

陈振明等指出，政府应“在为公民服务的需求中寻求其合法性”，并将公共服务划分为“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14］，进一步指出公共服务质量是终端使用者获得及享用公共服务的实际水平、可获得性、及时性、经济性、准确性和响应性等［15］。“农村公共服务”是中国公共服务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具有公共性和共享性的特点［16］，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必然选择。对于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曲延春认为，战略任务是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供给效率、整合农民需求意愿［17］；胡志平认为，高覆盖、高层次、高精准是应有之义［18］；夏杰长等则提出，应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非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化［19］。对于如何实现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李燕凌等提出了创新信息赋能机制的现实进路［20］；马晨等提出了加快推进公共服务的智能化、数字化建设，实现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21］；冯献等指出，我国农村数字化、信息化基础设施仍是短板，农村数字化公共服务资源仍然缺口较大，因此必须从农民需求出发构建“需求—回应”协同供给体系，为农村公共服务以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赋能”［22］。

2.2 案例介绍

凤凰镇隶属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距区政府10 km，行政区域面积103.34 km2，下辖75 个行政村。辖区内工农业经济发展良好，基础设施完善，先后入选“2019 年度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2021 年全国千强镇”，并获得山东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示范单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等称号。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为数字技术引用并嵌入基层治理创造了良好的软硬件条件。

凤凰镇历来都十分重视当地的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从2011 年开始就有部分村庄开展了垃圾分类工作。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垃圾和生产垃圾数量出现暴增的情况，传统的农村环卫系统难以应对繁重的垃圾处理任务，一度导致凤凰镇不少村落呈现出“垃圾围村”的现象。2019 年开始，凤凰镇迅速开展环境综合整治行动，2021 年依托“智慧凤凰”综合服务平台推进“数字驱动＋智慧管理”，垃圾分类工作也越来越普及并趋于精细化、专业化和常态化，成功破解了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治理难题。

2022 年，本课题组先后3 次赴凤凰镇开展垃圾分类治理工作调研，就凤凰镇垃圾分类服务的发展过程、现状及成效等问题，与当地村民、镇环卫部门及第三方服务企业等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多次非结构性访谈，并获取大量关于垃圾分类治理的文件、会议笔记和工作总结、活动宣传册等，形成了大量一手材料，成为本研究重要的事实支撑。

3 凤凰镇数字赋能垃圾分类服务高质量供给的实践进路

凤凰镇垃圾分类服务经历了传统环卫服务、“运动式”治理、分类垃圾上门回收服务、数字技术应用于分类垃圾上门回收和集中分类处理服务4 个发展阶段。

3.1 传统环卫服务难以为继，“垃圾围村”形势日益严峻

凤凰镇是工业强镇，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当地村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也带来了与日俱增的环保压力，村民把日常生活垃圾与农业生产垃圾混合堆放在社区周围的河湾、土坑中，80%的村子都逐步陷入“垃圾围村”的困境。村民对此十分不满，经常因为垃圾堆放和污染的问题向政府反映情况。2011年，镇政府提出了“可以进行资源化处理的，应当予以分类拣选和回收利用；属于有毒有害物质的，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农业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应该分类归集，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的工作指导建议，增派了环卫工人并增配了垃圾清运车，但是由于垃圾增速远远超出了传统环卫服务系统的承受能力，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措施形同虚设，“垃圾围村”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3.2 “运动式”治理初见成效，环境治理成果巩固困难

2018 年国家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山东省迅速响应，于2019 年发布《山东省打好渤海区域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作战方案》，包括淄博在内的10 余个市区开展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凤凰镇全面开展了垃圾湾坑集中清理、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生活污水收集、农药和化肥减量控害增效等系列工作，初步解决了辖区内垃圾污染的问题。为了巩固综合整治成果，2020 年，凤凰镇根据各村的人口密度以及垃圾生产量，在75 个村的合理位置重新设置800 余个垃圾桶，每日定时清空；通过微信、广播等形式进行宣传引导，培养群众养成“垃圾入桶”的良好习惯；对主要道路两侧商铺和企业，以及胡同较窄、垃圾车不能通行的村子试行垃圾上门回收。“运动式”治理的成效显著，但是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尽管垃圾桶的设置充分考虑了空间位置的合理性，却依然产生了“邻避效应”，许多村民将垃圾桶随意挪动，导致丢弃垃圾不便，甚至一度出现将社区内垃圾桶私自出卖的情况。垃圾分类宣传产生了教育作用，但是村民的固有观念和习惯短时间难以得到改变，随意丢弃的现象仍然很普遍，甚至出现了翻垃圾桶导致垃圾散落的新现象。配置的生活垃圾桶容量有限，无法装入建筑垃圾、废旧家具与农业生产所产生的树枝类垃圾。社区农户依旧将这些大件垃圾混装堆放在垃圾桶周围及荒废沟湾里，引起“破窗效应”，生活垃圾随意倾倒、随处乱扔的现象越来越多，“垃圾围村”现象出现反弹。

3.3 分类垃圾上门回收服务施行，传统技术难以支撑

凤凰镇环卫部门针对以上问题，对全镇1.7 万户家庭进行了入户走访，共收集群众反映的意见建议问题369 个。针对百姓集中反映的大件垃圾处理难的问题，凤凰镇决定创新工作方式，变被动投放为主动收集。回收处理镇内1 000 多个垃圾桶，购买60多辆垃圾上门收集车，将上门收集垃圾模式在全镇56 个村全面推广。依据凤凰镇农业生产特点、村民生活习惯与垃圾分类回收市场情况，划分了垃圾分类标准，主要分为日常生活垃圾与大件垃圾。对于日常生活垃圾，镇环卫部门每天定时上门收集，实行“日产日清”的上门分类回收服务，最终送至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理；对于大件垃圾，实行电话预约镇环卫部门上门回收服务的方式，最终送至企业进行资源化循环利用。这种处理方式从源头上实现了精准回收、日产日清，让垃圾没有了二次存放的时间和空间，村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但随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是垃圾分类收集车下放到村委会使用时，出现了车辆闲置与回收服务无法覆盖全部农户，而且镇环卫部门无法实时监督的普遍性难题；二是电话预约上门回收出现了大部分村民不知道准确的预约电话号码、电话预约时因无法准确说明大件垃圾数量，导致无法精准派车服务、预约电话无法即时接听、大件垃圾需要村委会配合装卸，造成村民因担心“欠负责人的人情”而不愿使用电话预约服务等相关问题。

3.4 数字技术赋能垃圾分类服务，成效显著形成典型案例

针对以上垃圾分类服务所出现的问题，凤凰镇抓住淄博市建设数字乡村的契机，引入数字技术推动凤凰镇垃圾分类服务高质量供给。首先，立足于镇内实情，将农村社区垃圾精细化分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大块垃圾、专业垃圾和其他垃圾六大类，便于记忆和精准分类。在村内设置“环保屋”，鼓励村民将可回收垃圾进行有偿投放并实现“一键到账”，极大激发了村民长期、持续分类和投放垃圾的积极性。利用“智慧凤凰”APP 平台，对建筑垃圾、旧家具、农业生产垃圾等大类垃圾实行“预约报收”，村民一键下单后，由第三方进行上门收集。对垃圾分类收集车安装GPS 定位与监控装置，在监控平台上可以实时追踪并记录垃圾分类回收车的轨迹路线。在实现村内农户垃圾上门收集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到村域范围内所有经营业户，目前已完成1 600户闲散院落、256 家企业、680 户商业门头房的垃圾上门收集全覆盖。与淄博的高科技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对相应的垃圾进行分类及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实现农村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全覆盖。凤凰镇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将垃圾回收变粗放式“定点投放”为精准化“上门回收”，将垃圾处理变污染性“填埋焚烧”为绿色式“循环利用”，每年节约垃圾清理费用150 万元左右，纳入村内环境综合治理经费，用于农村湾坑改造及人居环境整治，形成了垃圾从产生到处理的闭环工作模式，作为典型案例，得到人民网等主流媒体的报道。

4 凤凰镇数字赋能垃圾分类服务高质量供给的运作逻辑

凤凰镇数字赋能垃圾分类服务的实践展示了数字赋能以理念更新激发供需，以资源整合降低成本，以流程再造重构权责的运作逻辑。

4.1 数字赋能理念更新，激发垃圾分类服务供需

当前农村垃圾分类服务存在供需失衡的现象，一方面，基层政府虽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提供了垃圾分类服务，但受限于垃圾分类治理理念与农村特定的生产生活条件，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的供给依旧不足；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垃圾分类服务的需求不足。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赋能观念更新，激发垃圾分类服务供需。

4.1.1 激发“互联网”思维，赋能垃圾分类服务优质供给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催生了以开放、互动、民主、创新为主要特征的互联网思维［23］。互联网思维激发了凤凰镇垃圾分类服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快速进阶。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带来的成效及展现出的瓶颈让凤凰镇政府看到，如何提供高质量的垃圾分类服务是关乎民生镇计的大事。凤凰镇政府看到了互联网、数字化带来的变革先机，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将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单一、封闭的垃圾分类服务打造成开放多元的垃圾分类服务供给方式。在政府主导垃圾分类服务供给的前提下，积极引入运输企业承担垃圾分类运输服务，主动对接资源回收利用企业资源化处理域内垃圾，优化了垃圾分类服务供给。凤凰镇在垃圾分类服务供给中树立用户思维，在大件垃圾分类预约服务平台中设置期望服务日期，将时间选择权交给农村社区居民，保证了垃圾分类服务的灵活供给。

4.1.2 激发垃圾分类意识，赋能垃圾分类服务旺盛需求

优质的公共服务供给离不开高标准的服务需求牵引。垃圾分类环保意识不足成为制约农村垃圾分类的重要原因［24－25］，垃圾分类服务需求疲软，进而导致对相关服务供给的牵引度不够。凤凰镇工农业经济发展较好，所带来的建筑垃圾与树枝等大件垃圾较多，但村民受传统观念与习惯影响，没有形成主动分类垃圾的环保意识，将大件垃圾随意堆放在村庄周围的湾坑中，把政府发放的垃圾分类宣传手册随手丢弃，对垃圾处理服务停留在不定期清理垃圾坑的低端阶段，没有垃圾分类服务的需求，甚至对于政府部门强行进行垃圾分类的要求感到麻烦。加强环境报道，可以提高农民垃圾分类参与率［26］，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农村环境报道中呈现出新的优势，凤凰镇利用“凤凰新视窗”微信公众号，图文并茂地宣传垃圾分类与保护环境的有关知识，介绍镇内垃圾分类建设所取得的积极成效，提高了农村居民垃圾分类的兴趣，增强了保护人居环境的意识，积极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同时对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垃圾分类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4.2 数字赋能资源整合，降低垃圾分类服务成本

垃圾分类服务作为一项公共服务，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当前许多开展垃圾分类试点的地区都相继投入资金更新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和提升相关服务，而经济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难以提供高质量、可持续的垃圾分类服务。凤凰镇发挥数字技术在整合资源上的优势，降低了垃圾分类服务高质量供给的成本。

4.2.1 整合数字平台资源，降低平台运维成本

数字技术平台的开发和运维是一项系统工程，往往需要投入较大的成本，不少地方存在大量重复建设，加重了基层负担。数字技术平台具有数据共享、互联互通的特点，凤凰镇在原有的“智慧凤凰基层事务服务平台”上新开通“垃圾回收”服务模块，成功实现了垃圾上门回收的数字化转型，避免了大件垃圾回收网上预约平台的重复性建设。同时该平台与“智慧凤凰”微信公众号相连，只需让村民关注公众号，便可完成服务推广工作，其便捷性和知晓率大幅提升。

4.2.2 整合主体供需资源，降低服务供给成本

垃圾分类服务需要全链条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数字服务平台能够有效整合各主体资源，形成合力。凤凰镇对党员所参与的垃圾分类志愿活动采取了电子积分制管理，并将该积分与党员评比考核挂钩，调动了党员参加垃圾分类服务的积极性，发挥了党员的示范作用，降低了垃圾分类服务供给的宣传成本。凤凰镇将政府与垃圾分类服务企业共同纳入数字平台，实现大件垃圾上门服务“一站式”办理，节约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协调成本。大件垃圾分类服务的需求呈现出时间的不确定性和地点的分散性等特点，凤凰镇推动村民在数字服务平台进行实名制注册并由村民发起回收服务预约，实现了需求整合和供给集约，降低了需求信息的收集处理及供需匹配成本。

4.3 数字赋能流程再造，重构垃圾分类服务各方权责

数字赋能应用于垃圾分类服务，不仅提高了供给效率，更是通过流程再造对参与各方的权责进行重构和调整，实现各方高水平的动态配合，从而提供高质量的垃圾分类服务。

4.3.1 再造服务流程，重构供给责任

对于大件垃圾的回收服务，凤凰镇首先变传统的环卫系统归集回收为“村民电话预约—政府派车上门回收—村自治组织辅助装卸”的回收流程。村民享有电话预约上门回收服务的权利，政府承担大件垃圾上门回收清运的责任，村自治组织有协助装卸垃圾的义务。在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垃圾分类服务后，大件垃圾回收的服务流程进一步改造为“村民网上预约—政府网上审批—分类运输服务企业网上审批—分类运输服务企业派车装卸运输”。改造后的数字化服务流程调整了供给各方权责，更好地适应了垃圾分类服务外包的需求。凤凰镇环卫部门转变为网上审批的服务中介，不再直接承担大件垃圾上门回收的责任，而是肩负起及时审批、综合协调的责任；村自治组织也相应地减轻了义务辅助装卸大件垃圾的负担，转而通过宣传教育、趣味活动等方式发挥引导和激励作用；而大件垃圾上门回收和处理的责任交由更专业的垃圾分类运输、资源化利用服务企业承担。

4.3.2 再造监管流程，重构监督权责

垃圾分类服务的高质量供给离不开对各个服务环节的严格监管。过去，凤凰镇在垃圾分类上门回收服务的过程中因村自治组织不配合造成车辆闲置、无法实现农户全覆盖的情况，镇环卫部门采取事后监督和控制的方式进行处理，常常因人手数量有限、村民受人情羁绊等因素影响而效果不佳。镇政府环卫部门利用数字技术给垃圾分类收集车辆安装监控摄像头及GPS 定位装置，对车辆出车时间与运行轨迹进行实时监控，实现了事后监督到实时监督的转变，监督职责得以真正落实，促进了垃圾分类服务质量提升。在大件垃圾上门回收服务方面，凤凰镇电子服务预约平台的应用、政府审批环节的设置与随时查看垃圾分类服务企业上传照片的环节，使政府成为垃圾分类服务供给的监管者。同时，电子预约平台审批流程的实时化显示也使村民能够随时随地查看服务进度，还能够通过服务平台进行曝光、投诉等，保障了村民对大件垃圾分类上门服务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5 实践启示：数字赋能垃圾分类服务高质量供给的路径

凤凰镇数字赋能垃圾分类服务的实践揭示了数字赋能激发供需—降低成本—重构权责的运作逻辑，促进农村社区实现了“供需匹配”“差异均衡”“绿色生态”的高质量垃圾分类服务供给。

5.1 数字赋能“供需匹配”的垃圾分类服务供给

供给与需求不匹配是当前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27］，“供需匹配”是垃圾分类服务高质量供给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的精准化供给面临服务成本高、多元供给主体协作不畅、供需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凤凰镇通过数字赋能观念更新激发了垃圾分类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进一步通过数字技术降低成本、重构权责，实现了垃圾分类服务的精准化供给。在大件垃圾上门回收服务方面，数字赋能资源整合，从而降低垃圾分类服务成本，村民利用数字服务平台发布清晰化服务需求；凤凰镇环卫部门利用数字服务平台进行电子化、及时性的审批与监督；第三方大件垃圾分类运输和资源化利用企业通过数字服务平台查看农村社区居民的垃圾分类服务需求，合理安排运力，避免了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资源错配，同时数字赋能所带来的以数字服务平台为载体的流程改造重构了垃圾分类服务各方权责，实现了服务过程的透明化，通畅了各主体之间的协作，实现了垃圾分类服务的精准化供给，最终在农村社区实现了供需匹配的垃圾分类服务。

5.2 数字赋能“差异均衡”的垃圾分类服务供给

基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成员的差异性所呈现的基本利益需求和基本价值取向，决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必须包括普惠性公正和差异性公正，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28］。我国乡村治理面对的复杂现实亟待以“差异均衡”代替“一刀切”的理念，实现相对均衡的基层治理制度与行动输出［29］。而对于个性化需求很强的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差异均衡”亦是其高质量供给的内在要求，即让每一位村民享受到同等质量的个性化垃圾分类服务。凤凰镇利用数字技术在大大降低了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了垃圾分类服务全域覆盖，通过实时监控保证服务质量，并减少了乡村治理中的“人情羁绊”，使得每家农户都享受到了与凤凰镇社会经济水准和财政实力相适应的公共环境卫生保障，又使得每个村民多样化的垃圾分类服务需求及自由化的生活空间得以保护，并驱使相关部门不断优化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供给。

5.3 数字赋能“绿色生态”的垃圾分类服务供给

垃圾分类服务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服务，也是践行“碳中和”的重要手段［30］，更是一项环保事业，因此绿色生态是垃圾分类服务的根本要求。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往往建立在对现实问题及条件的预估上加大物质投入，而凤凰镇的经验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在服务过程及结果上的绿色环保功能。在宣传过程方面，凤凰镇利用数字媒体宣传垃圾精准分类标准、知识及政策等，使村民树立环境保护的绿色意识，激发村民的内生需求。同时，数字媒体的使用助推了无纸化宣传，提高了宣传效率。在运输过程方面，凤凰镇环卫部门利用数字服务平台对大件垃圾上门回收服务进行流程改造，重构各方权责，第三方公司可以利用数字服务平台按照村民的需求实现精准服务，减少了垃圾分类运输过程的能源损耗与碳排放。垃圾分类服务的高阶目标为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凤凰镇经济社会发展较快，但受制于村民时空分散化的垃圾分类服务需求，镇内的大件垃圾难以统一收集，湾坑中混合堆积的大件垃圾不符合资源化利用的标准，丧失了资源化利用的价值，只能进行填埋与焚烧。凤凰镇环卫部门利用数字服务平台赋能资源整合降低成本，对凤凰镇的大件垃圾回收服务需求进行整合，由第三方运输企业统一回收运输、资源化利用，降低了大件垃圾的收集和处理成本，为大件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条件。

6 结论与讨论

凤凰镇的实践揭示了数字赋能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即遵循数字赋能观念更新激发供需、数字赋能资源整合降低成本、数字赋能流程再造重构权责的逻辑，进而实现供需匹配、差异均衡与绿色生态的农村社区高质量垃圾分类服务，为农村社区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为垃圾分类服务供给赋能，从而全面、持续提供高质量服务提供了借鉴。

当前，数字赋能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高质量供给的路径仍处于探索阶段，本课题组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凤凰镇的实践在取得较大成效的同时，仍然存在正式制度缺乏、市场化潜力仍待挖掘等不足之处，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政策研究及实践探索、总结。凤凰镇因地制宜实施的数字赋能垃圾分类服务高质量供给的实践具有自发性与渐进性，其实践经验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与特定环境，因此，凤凰镇数字赋能垃圾分类服务高质量供给的实现路径能否进一步推广仍需要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