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汛

摘 要：党的历史决议是党内重要文献，不仅具备显著的政治功能，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决议研究，从着重于政治功能与意义的阐释，到加强对决议起草历史细节的梳理与方法论意义的揭示，逐渐呈现出多专题、多角度、多方法交叉融合的总的特点。梳理、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决议研究情况，使之呈现出清晰的学术脉络，有助于我们观察和理解学界如何认识“党总结自身发展历史的历史”，有利于深化对党的历史的进一步探讨，进而推动全党全社会对党的历史形成更加科学的认知。

关键词：改革开放；党的历史决议研究；《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发展历史作过多次重要总结。其中，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称“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称“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以及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称“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是三份总结党的历史的代表性文献。它们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看法，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评价和阐释，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三个历史决议通过总结党的历史，解决了党的一些理论问题，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认知体系、观念体系乃至思想体系的发展演进。同时，三个历史决议紧密结合党和国家的具体实践，正确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逻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加大了对党的历史决议的研究力度，成果丰硕。然而，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的梳理和述评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上有很大提升空间：一方面主要集中在对党的历史决议研究的量化分析上，从发文时间、发文作者、发文机构以及范文来源等方面进行量化统计，①缺乏对党的历史决议研究的内在理路与外在进路的历史分析；另一方面主要集中在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党的历史决议的关系上，以及对单个党的历史决议相关研究的整理和评述上，②成果梳理范围过窄，未能很好地揭示研究成果的历史联系，从而无法呈现党的历史决议研究的整体状况。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决议研究做一个系统梳理，尤其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总结党的历史决议研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揭示其历史变化，很有必要。这不仅有助于呈现学界对“党总结自身发展历史的历史”的思想认识轨迹，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对党的历史的探讨热情，深化全党全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科学理解。

一、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出台与党的历史决议研究的兴起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发了学界对党的历史决议的热烈探讨。其主要特点为以对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研究为主，立足于科学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政治功能意义，对改革开放初启时颇具争议的诸多理论问题作了辨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首个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总结的党内文献。对该决议，学界表现出了高度的研究热情。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当时全党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包括学界在内的全社会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该决议正式通过前后，就有参与决议起草的学者对决议涉及的核心问题即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作了重点介绍。1981年，石仲泉发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总结——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指出中央出台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根据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和建国以后三十二年的历史经验，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进行专门的总结和科学的阐述”。[1]文章认为，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将毛泽东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提出的许多理论同其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左”倾错误观点区分开来，从而明确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观点”“不包括在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之列”这一评價原则。[1]此文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学术研究路径，即围绕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开展党的历史决议研究。基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学界掀起了学习研究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热潮。

首先，学界对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在正确评价历史人物这一问题上所树立起的科学范式作了深入探讨。有论者指出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功过的艰巨性，认为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作出了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评价，比较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其中，两个关键性问题需要得到重视，一是“动机与效果问题”，二是“既要明确错误的责任，又要对所犯错误的环境和根源进行正确的分析”。[2]这一科学范式对此后的党史国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党史国史研究的基本学术路径和方法，以至于有学者将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称为“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分析历史的光辉典范”。[3]

其次，学界对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具体论断进行了解读，论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有论者认为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建党学说，表现在决议强调毛泽东不仅“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而且对其中所蕴含的必然逻辑作了深刻说明，提出了“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思想建党的正确方针和方法。[4]还有论者指出，决议在“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时”，从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分析事物的全面系统性、认识的反复性以及真理的“不可穷尽”性等方面扼要地叙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的理论贡献。[5]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意义出发来解读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的科学总结与评价，夯实了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哲学基础。

最后，学界有意识地将对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探讨延伸至对党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辨析。一是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有论者指出决议关于阶级斗争的科学论断，即“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对于纠正和防止“左”的和右的错误、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6]二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一些学者依然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是也必然是计划经济”，同时亦坦承决议提出的“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结论，为“今后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正确处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指明了方向”。[7]三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有论者指出，决议作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这一论断，对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具有重要作用，认为其“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8]

此外，理论研究是学界探讨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时的又一重要关注点。有论者认为，决议“多方面地涉及马列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的政治学，党史和党的建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重要理论”，“在相当大的范围和程度上解决了若干重大的理论向题”，而且“提出了更多的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理论向题”。[9]1983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内部发行，后经修订于1985年公开出版。该书受到学界尤其是理论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为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研究拓展了边界。有学者指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阐发了决议中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力求在某一点或某个问题上作出比较好的解释和分析”，有助于人们“解决思想疑问，加深理解，或者继续开展研究”。[10]

总的来说，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出台后，党的历史决议研究进入爆发期。受改革开放后全党全社会迫切要求总结和解决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是非问题的影响，在以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为主要对象的探讨中，学界基本上聚焦于对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政治功能作用的阐发。尤其是科学评价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揭示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重大政治意义的根本立足点，即便在探讨一些党的基本理论问题时，依然要从此切入。这是党内共识，①后来也成为学界共识。直到20世纪末，这一研究态势才逐步有所转变。

二、史料文献的丰富与两个历史决议比较研究的开启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邓小平文选》第2卷、《陈云文选》第3卷、《邓小平年谱：1975—1997》、《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陈云年谱》、《胡乔木文集》第2卷、《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和《胡乔木书信集》等一批思想史料与历史文献陆续出版，“为廓清决议酝酿、发起、起草和通过的历史过程，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根据”。[11]学界逐渐重视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研究，并开启了两个历史决议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加强了对两个历史决议起草历史细节的梳理与方法论意义的揭示。

2000年，《福建党史月刊》与《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分别刊发了两篇文章，将两个历史决议比较研究引入学界视野。前者刊登的《从两个历史决议看当代人写当代史》一文，认为两个历史决议有一个共同点，即皆是“当代人写当代史”。[12]后者刊登的《中共党史上两个〈历史决议〉的共同点及历史启示》，则指出这两个决议产生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与所要解决的问题“虽各不相同，但都对推动中国历史进程起了重大的作用”，都是“围绕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和历史地位展开的”，都“以‘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为主要批判对象”，并且都贯彻了“向前看”“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宜粗不宜细”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13]有论者认为，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在阐发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方面，较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作了更多的新的理论概括，总结了“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朱德、邓子恢等同志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从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14]

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注意到了除毛泽东之外的党内其他同志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贡献，指出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在形成过程中吸收采纳了张闻天、周恩来、胡乔木、刘少奇、王若飞、陆定一、朱德等人“合理的有益的意见”，认为该决议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推进中国民主革命、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这一政治诉求的“必然产物”，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树立了自己的旗帜”；而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正是在继承发展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基础上，“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15]

对两个历史决议产生过程作细致历史考察，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已经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一方面，党史人物与历史决议起草的关系成为学界重点探讨的议题。学界围绕邓小平、胡乔木、任弼时、陈云等人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的贡献，较为翔实地还原了两个历史决议的产生过程。《党的文献》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刊发了胡乔木关于两个历史决议的三封信，发表了细节性较强的考察文章，披露了两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的大量历史细节，①助推学界对两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进行系统考察。之后，一些长期致力于党史研究的刊物，如《党史文汇》《北京党史》《文史精华》等，陆续刊发了一批类似主题的文章。②这些文章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强化了党的历史决议研究的历史逻辑前提，为逐步实现党的历史决议研究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平衡提供了依托。

另一方面，极具专题意味的历史梳理与考察，成为党的历史决议研究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有学者分析了邓小平与陈云就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要不要写建国前党的历史这一问题达成共识的具体细节，指出“最早提出这个建议的是邓小平”而非过去外界普遍认为的陈云。[16]还有学者提出，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稿“‘原则通过这个调子，是毛泽东定下来的”，表现出毛泽东在总结历史问题上的“谨慎态度”；而到了1950年，毛泽东在把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时，“又作了修改，主要是把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了”。[17]由此，就引出了一个新的学术议题，即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版本问题，此后有学者对此作了专门研究。更为有趣的是，作为一种对“决议通过之后”的学术呼应，有学者对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前的十年进行考察，指出从1935年到1945年，是“一个‘等待时期”，直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才真正肃清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18]将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产生的来龙去脉基本交代清楚，是新世纪以来党的历史决议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自21世纪初以来，围绕党的历史决议，学界对一些学科发展问题和理论认识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使党的历史决议研究具有了多样化的研究切入口。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是国史研究的学科发展问题，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认识问题。就前者而言，有论者认为，制定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也是一次高层次的集体研究国史的过程”，表现在“决议对国史研究中的许多难点、热点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19]更有论者称，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国史研究的起步和国史学科的开创”。[20]就后者而言，有学者梳理了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出台以来全党对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起点、20年“左”的错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理论与实践议题的认识变化，指出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基本分析反映了当时的认识高度，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也给人们“反思历史提供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新的领悟”，“要搞清楚党究竟在哪些历史问题上有哪些新的认识”。[21]以此為切入口来对历史决议所作论断进行认识上的梳理与解读，无疑为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角度与学术范式。2011年，《中共党史研究》刊发的《三十年来党对〈历史决议〉几个重要论断认识的深化与发展》一文，分析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等问题的认识变化，[22]延续了这一学术理路。

不难发现，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学界逐渐将研究重点从对决议政治功能意义的挖掘转移到了对决议本身产生过程的梳理，尤其是从党的历史决议产生的具体细节中，提炼与总结出其重要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学界还有意识地结合时代主题将党的历史决议研究延伸到其他相关学术议题，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历史决议研究作为一个党史研究主题所应该具备的历史性、现实性与学理性，反映出学界在实现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平衡上的努力。

三、党的历史主题主线的明确与党的历史决议研究的多维化转向

201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23]随后，学界围绕纪念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30周年，掀起了党的历史决议研究热潮，不仅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纪念文章，而且开拓了一系列新的学术议题。党的历史决议研究呈现出多专题、多角度、多方法交叉融合的总的特点，涵盖中国共产党关于正确认识与科学总结自身发展历史的观念体系、话语体系和认知体系演变等多项议题。“两个历史决议”开始作为整体概念频繁出现在学术话语体系当中。

首先，如何科学地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成为党的历史决议研究的重要内容，其背后涉及的问题是党如何认识自身发展的历史，即党的历史观问题。2011年，《当代中国史研究》集中刊发了三篇党的历史决议研究文章，提出了以下观点：研究、宣传党的历史，首先要解决“怎样把握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的问题”；要“用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看待党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错误和曲折”；“过于突出地去讲党内斗争”“不符合《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也“不符合这个时期历史的基本事实”；要坚持党的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结论；[24]“大局观”是党的历史决议所蕴含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而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对历史研究有理论上和方法上的重要贡献，包括“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中国当代史要有大局观”，“不能片面孤立地下结论”；[25]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作出历史决议，“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认识论为指导来研究党的历史”；两个历史决议“都是在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对党的历史认识比较成熟的基础上作出的，实事求是是它们共同的认识论基础”。[26]此外，有学者注意到了党的历史决议中蕴含的“科学历史观”，直言“科学历史观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历史决议》的灵魂”，而“符合历史实际”“就是党的立场”。[27]后来，这一基本判断被进一步地解释为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发展史观的统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逻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科学体系的统一，以及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28]对党的历史决议中蕴含的科学历史观进行提炼与总结，引发了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进一步探讨。有学者指出，两个历史决议及其形成过程，对于党史研究而言具有规范性意义，即“完善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思想原则，规范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准则，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29]

其次，思想观念的动态发展必然反映在话语体系的变化上，对两个历史决议的话语分析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学术议题。一方面，学界重点考察了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框架下，党的历史决议的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2012年，《毛泽东思想研究》刊发的《从两个“历史决议”看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时代化》一文，对两个历史决议进行词频量化分析，统计了“革命”“建设”“路线”（包括“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词语的出现频次，指出“俄式共产主义话语环境陷入困境”，“中国的政治话语经历了从革命话语体系到建设话语体系的转变”；但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路线”都是党的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合适的时代话语及表达方式来阐明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主张，是两个历史决议“在话语体系转换中的具体体现”。[30]这篇文章提出了党的历史决议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问题，而这实际上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的建构问题。之后，这一学术议题得到广泛关注。有论者认为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线索”，对党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性总结和‘批判性审思”，“用‘中国经验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在逻辑”，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搭建了重要的话语平台”。[31]另一方面，历史决议的版本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党的话语体系变迁。有学者考察了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版本，将1949年出版的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翻印版”与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毛选版”进行对照，发现“毛选版”修改的地方“达886处之多”，包括删除大量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表述，“添加了马列主义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成分”，指出其背后有“争取苏联的信任，消除苏联的误会”的考量等深刻原因。版本变化反映了话语变化，文献的修改“在某种意义上真实呈现了当时的政治生态”，而修改后的文献“仍然具有它独立的文献价值”。[32]

再者，对历史决议关于某些具体事件和问题的相关论述和论断等，学界亦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一些过去没有被注意到或注意得不够的学术议题得到了更多关注。比如，党的历史决议与改革的关系问题。有学者立足中国的改革模式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既是渐进式改革的产物，也是它的基石”，“为渐进式改革准备了前提和基础”。而邓小平赋予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中心任务，实际上就是奠定“渐进式改革的基石”，指出“渐进式改革的根本方向”。[33]①又如，党的历史决议对“文革”时期军管工作的评价问题。有论者回顾了“文革”时期中央对一些重要单位和部门实施军事管制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其必要性及积极作用，进而论证了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文革”军管的结论的正确性。[34]再如，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关系问题。有论者指出，1979年1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促成中央提前启动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次会议讨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表现出了“高度关注党的历史的特色”，“实际上开启了全面讨论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序幕”。与会者在一些重大敏感的历史问题上产生分歧、出现争论，恰恰说明和凸显了解决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35]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党的文献》2016年第3期刊发的《用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党的历史——重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一文，将“文化大革命”这一较为敏感的学术议题再次引入学界视野。此文对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过程和原因的科学分析进行了梳辨，指出决议一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是比较清楚地阐释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错误同党和人民在這十年中进行斗争的关系，三是全面科学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复杂社会历史原因，即“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不清楚”。这些基本观点和判断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36]不难看出，相对于党的历史决议研究中的那些传统议题，以上这些议题略显冷门。然而它们的出现，正反映出学界在不断调整学术指向，拓展研究空间。

近十多年来，在一些传统议题上，学界也有新的突破和进展。就党史人物与历史决议起草的关系而言，任弼时、张闻天等人的贡献被进一步挖掘出来。有学者总结了任弼时在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作出的重要贡献：一是主持和组织决议起草工作，二是系统总结党的历史，三是为决议的出台提供了一些“好思想和好思路”，“使历史决议的整个内容务实客观、无惧推敲，经得起历史的检验”。[37]还有论者梳理了张闻天对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贡献，指出其在修改决议时“把对历史问题作结论的起点提到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重点分析党内‘左倾路线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根源”，“采用正确与错误相比较的写作方法深度分析第三次‘左倾错误”，“强调正确开展党内斗争”。[38]就两个历史决议比较研究而言，这一时期有两篇文章值得重点关注。第一篇是《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4期刊发的《旗帜·道路：党的两个历史决议的比较研究》。此文认为两个历史决议有四个“都”：一是都充分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都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同时，明确回答了继续前进的道路问题；三是都分清了历史是非，对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科学结论；四是都是党在经历曲折、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才作出的，“来之不易”。[39]第二篇是《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第6期刊发的《从突出“路线斗争”到坚持“实事求是”——中共中央解决党内斗争历史研究》。此文从“解决党内斗争”这一角度出发，指出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从“‘路线斗争模式总结中共党史的范本”，两个历史决议关于中共党内斗争的表述发生了“从突出‘路线斗争转变成坚持‘实事求是”的“明显变化”，“反映了中共对自身历史问题认识的深化”。[40]学界还将两个历史决议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进程中来研究和探讨。有论者强调，“两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树立与维护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特别是邓小平借鉴了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成功经验，“让历史文献来证明毛泽东思想的价值趋向”，使两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树立与维护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内在统一”。两个历史决议是党在不同时期运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一根本立场和重要原则”“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之作，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实现了完满的衔接”。[4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新的研究路径值得关注，即从文献学和思想史的角度来切入党的历史决议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4期刊发了《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史料整理与研究》一文。该文系统梳理了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出台以来出版的有关文献档案和回忆性著述，认为“主持和参与决议起草者的思想史料、决议文本史料等”构成了“起草决议的思想史料的基本格局与主体面貌”；而“酝酿、发起和起草决议的基本立场、指导原则与方法及其形成和贯彻，以及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及其形成和贯彻”，“构成起草决议的思想发展史的基本脉络与内涵”。[11]

总之，近十多年来，结合时代议题且多专题、多角度、多方法交叉融合的趋势不断强化，许多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议题进入学界视野，极大充实和丰富了党的历史决议研究的内容。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从“自我革命”“百年党史”等角度来解读党的历史决议的学术成果，①进一步展现出党的历史决议研究所具有的时代性、包容性和丰富性。

四、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出台与党的历史决议研究的未来展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该决议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百年来党团结领导人民不断奋斗的成就与经验，着重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引发热烈讨论。学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决议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是将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与传统议题相结合，突出传统议题的重要性。有论者认为，要“充分认识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密不可分的联系”，认真分析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若干新论断、新表述，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界定”，“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42]还有论者指出，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延承前两个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基本概括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有了新的升华”；提出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等论断，“准确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深刻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43]

二是对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依据、内涵、要义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进行探讨，呈现学术研究的思想性、规范性与系统性。有论者指出，总结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深刻依据，就是决议序言中提到的“三个需要”；决议内涵丰富，包含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伟大成就、党百年奋斗的重大历史意义、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以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要求等；决议的核心要义就是坚持“两个确立”。[44]还有学者提出，党的百年历史是“运用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是贯穿第三个历史决议的世界观方法论，也是学习该决议需要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45]

三是发掘和拓展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蕴含的时代化议题，凸显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一方面，将党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置于党的历史决议研究框架下。有学者认为，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即大歷史观方法论、科学理论体系、深厚文化传统和问题意识的有机统一，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理论品格，强调了践行“两个确立”的实践意义。[46]另一方面，将历史叙事、党史书写及其背后蕴含的情感意蕴等新的前沿议题，引入党的历史决议研究当中，展现出学术研究的前瞻性与创新性。有论者以历史叙事为切入点，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具备三大内在张力，即梳理时序的内在张力、形塑认知的内在张力和检视规律的内在张力，它们分别表现为“历史阶段性与连续性贯通”“历史知识性与价值性共生”和“历史客观性与主体性互构”，蕴含了锚定价值性、重视总体性和运用辩证法等多重方法论意涵。[47]还有学者立足于比较视域，认为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通过总结概括党的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文明的内在联系，阐释了党的百年奋斗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及人类进步的重要关系，从而“形塑了百年党史叙事”。[48]此外，也有论者指出，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基本书写原则，是“用发展与辩证的观点看历史”“从特定历史条件出发分析问题”以及“尊重历史发展整体性和连贯性”。[49]将“情感政治”引入党的历史决议研究，是一个新亮点。有论者认为，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体现了“五情”，即“对历史的敬畏之情”“对人民的尊敬之情”“对中华民族的担当之情”“对政党的自信之情”和“对世界的奉献之情”；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问题，可以从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饱含情感的话语和深沉的情感意蕴中”找到答案。[50]

四是将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与前两个历史决议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强调党的历史决议的继承性与发展性。其中，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理论品质成为学界探讨的重点。党认识自身历史的方法、党的历史主动精神以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等议题，被置嵌于党的历史决议研究当中。有论者认为，“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深刻贯穿和彰显着党认识自身历史的科学方法”，蕴含了三个“辩证统一”，“一是都注重坚持历史的连续性和历史的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二是都注重坚持全面总结和突出重点的辩证统一”，“三是都注重坚持总结成就和分析失误的辩证统一”。[51]也有学者指出，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呈现历史成就、总结历史经验、规划历史任务”，展现出“主体的能动意义”，“体现了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52]還有论者认为，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鲜明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的产物，是‘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产物，均发挥着‘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的历史作用，彰显着铭记历史、启迪未来的战略考量，深刻践行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论”。[53]

总的来说，党的历史决议研究不仅指向党如何评价自身历史，而且指向人们如何认识和理解党对自身历史的评价。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为此，笔者在梳理和总结过往党的历史决议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冀有助于这一学术工程的进一步开展。

一是要坚持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从根本属性上来讲，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是政治决议，政治功能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它们虽然诞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承担着不同的解决历史问题和总结历史经验的任务，但其统一全党思想、意志和行动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为此，讨论党的历史决议时，必须明确决议的历史定位和政治定位，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既要从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伟大历程中来认识、理解和评价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又要进一步发掘、揭示它们在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等方面具备的功能价值。同时，党的历史决议研究是一个系统学术工程，有着自身的学术要求，要体现学理性，在议题设置、话语建构以及理论（范式）选择上都要符合一定的学术规范，要在学术尺度和范围内来研究、探讨和解决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具体来看，在议题设置上，要注重理论与现实的联系，尤其要围绕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出台，做相应的理论提升工作；在话语建构上，要强化学术话语表达，遵循学界通行的话语规范，不能一味追求文辞上的艰深或晦涩，也不要脱离“业界行话”；在理论（范式）选择上，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这是开展党的历史决议研究的基本遵循，也是坚持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必然要求。

二是要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在总结和评价党的历史方面，衔接了党的历史的不同阶段，体现出历史发展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特点。作为不同历史阶段的党内重要文献，它们本身也内含了立场、观点、原则等方面的延续性，集中表现为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同党中央已有结论相衔接。为此，研究党的历史决议时，要注意把握三个历史决议的内在关联性，厘清它们产生的历史逻辑，加大对三个历史决议的基本立场、观点、原则的一致性特点分析，提炼与归纳其所蕴含的基本精神的科学内涵。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各自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如党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历史决议着重讲教训，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着重讲成就，这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要求所致。每一个历史决议，都有着它独特的时代特征。就此而言，一方面要注意将党的历史决议置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和解读，科学认识与正确理解它们在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上、所要阐释的具体对象上和所要追求的具体目标上的差异化表现；另一方面则要结合时代议题，从历史认知、思想方法、逻辑思辨等维度来挖掘、提炼和呈现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时代意蕴与现实逻辑。特别是对于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要站在新的时代高度，结合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伟大历程中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涌现出的新的论题，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与意义阐释，在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使党的历史决议研究更具历史情感和时代情怀。

三是要坚持总结性与指导性的统一。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从价值功能上来讲，承担着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系统总结党的历史，二是通过吸取经验教训来指导党的工作。以史为鉴，是为了开创未来。为此，开展党的历史决议研究时，也应该明确两个基本任务：一方面，通过学习、探讨、研究党的历史决议，进一步深化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提炼与总结，这是最基本的学术任务。此外，党的历史还包括党认识和总结自身发展历史的历史。所以，还要对党认识和总结历史经验的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其中就包括对党通过制定决议来总结历史经验的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只有做好“总结”这一工作，才能真正把握党的历史决议的深刻内涵和时代意义。另一方面，总结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总结历史的目的则是搞好现实工作。毛泽东就曾指出：“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54]399邓小平也讲过，历史决议“是我们正确把握历史、指导当前工作的指针”。[55]党的历史决议包含了党解决历史问题的重要思路和对未来工作的基本安排，是具有高度指导性的纲领性文献。所以，研究党的历史决议就不能不深入探究和挖掘其现实指导意义。特别是对于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要联系党和国家的中远期目标，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共同富裕等实践议题，做好指导意义方面的阐释工作，凸显其思想上的引领作用、方向上的指引作用、政策上的指导作用，由此来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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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云龙]

Review and Outlook of the Research on the Partys Historical Resolution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ONG Xun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The Partys historical resolutions are important documents of the CPC， which have not only significant political functions but also important academic research valu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search on the Partys historical resolutions has gradually shown a general integ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multiple topics，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from emphasiz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al functions and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ing the sort-out of historical details of resolution drafting and the revelation of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The clear academic context presented by the sort-out and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Partys historical resolution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helpful to observe and understand how the academic community knows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s summarizing its own development history”， to deepen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Partys history， and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mor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tys history by the entire Party and society.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search on the partys historical resolutions; 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