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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书》:“低水平重复”出版物

2024-05-30郭孟良

博览群书 2024年4期
关键词:差错

郭孟良

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的《中国茶书》[唐宋元、明(上下)、清(上下)精装5册,繁体横排,郑培凯、朱自振主编,责任编辑徐雁华、刘强,定价合计450元],乃香港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全2册)的再版。

上海大学党委常委、总会计师苟燕楠《跋》云:“出版这套书缘起于郑培凯先生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一次茶道讲座,讲的有趣,聊的尽兴,茶喝的通透”,在决定引进版权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上海大学出版社迅速组建编辑团队……还从编辑加工、装帧设计、市场营销等方面对新版图书作了全方位的策划”。他们“为了更好地遵循国家语委最新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特约请上海辞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刘毅强先生对书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审校,图书审读专家王瑞祥先生对全书的所有文字作了审读、把关”。

郑培凯先生是名满天下的人文学者,已故朱自振先生是茶史学界的权威专家,二位联袂主编,历时六年完成的这部“现存所见茶书总汇中收录最丰富的编著”[郑培凯《茶书与中国饮茶文化》(代序)],理应成为中国茶书文献整理出版的典范。

然而,其编校质量却有负众望。201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杨东甫主编《中国古代茶学全书》,《前言》中“试举”其断句之误200例(实举197例)、注释之误10例、解题之误5例(实举4例),并指出“该书的错字、漏字、标点符号使用不当等等,亦不下数百处”,限于篇幅,“只好从略不具了”。可是上海大学版《再版编辑说明》却声明:“尽可能保留2007年版原貌,不做考订校正工作。”“古代文献原文,以及人名、书名、地名、国号、年号等专有名词,保留2007年版原貌。”如此,这部新版的整理出版质量便不免令人担忧了。如果用中办、国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的“根据不同类型古籍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防止低水平重复”来评判,无疑是一部低水平重复出版的质量不合格出版物。

据初步统计,杨东甫所举197例断句之误中,有6处已校改(《明下》第445页、第521页,《清上》第22页、第334页,《清下》第364页、第430页),1处修改而未善,漏字补上又缺标点(《清上》第147页),其余均仍其旧;10例注释之误、4例解题之误皆未改,差错总计超过200处。尽管杨东甫《中国古代茶学全书》不言底本、不出校记,亦不合古籍整理通则,其指出别人错误的同时也在沿袭别人的错误,但其《前言》中所列举的问题皆持之有故,无可置疑。

除此之外,该书的编校差错仍不胜枚举。这里仅就文字差错、标点断句错误、注释和校记中出现的知识性差错问题举例如下。

其一,文字差错。底本差错未校勘、改正者不计,仅我所核校的部分内容,明显文字差错,已远超百处,限于篇幅,仅举10例。

再版前言第2页3行:“蜀西南人谓茶(荼)为菠……”“菠”应为“蔎”。蔎,一种香草,此作为茶的别名。陆羽《茶经·一之源》:“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注引扬雄《方言》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蔎。”

代序第21页3行:“如熊名遇的《罗岕茶记》……”“名”应为“明”。熊明遇(1579-1649),字良儒,号坛石,江西进贤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授长兴知县,官至兵部尚书。其《罗岕茶记》乃其《罗岕茶疏》之节本,《中国茶书·明上》第239页关于《罗岕茶记》的解题不确,正文所收乃节本,仅为原书三分之一。原书《罗岕茶疏》,见熊明遇《绿雪楼集》及《文直行书》。

代序第21页8行:“李于鳞是北方人,任浙江按察副史时……” “史”应为“使”。明代文学家李攀龙,字于鳞,号沧溟,山东历城人,隆庆元年(1567)任浙江按察副使。按察副使是主管一省司法事務的提刑按察使司的从官,正四品,辅佐按察使管理司法、监察、驿传等。

《唐宋元》第24页16行:“设其器,命其俾饮之者……”应为:“设其器,命其煮,俾饮之者……”

《唐宋元》第39页,注释208:“光州……后移至潢州。”“州”应为“川”,即今河南省潢川县。

《唐宋元》第165页,《宣和北苑贡茶录》解题第5行:“仅列贯茶名称,不见形制……”“贯”应为“贡”。

《明上》第7页,《茶谱》解题第9-10行:“行世之作有……《夷白斋诗录》《大石山房十友谱》《茗曝偶谈》等。”应为:“行世之作有……《夷白斋诗话》《大石山房十友谱》《簷曝偶谈》等。”

《明上》第172页第4-6行:“一之曰雀舌露……二之曰鸟喙长……三之曰枪旗耸……四之曰嫩茎茂……”“曰”应为“日”。

《清上》第8页倒4行:“徐天全有齿谪回……”“有齿”应为“自金齿”。徐天全即明代徐有贞(1407-1472),初名珵,字元玉,号天全居士,苏州人,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封武功伯。后被论罪,谪云南金齿卫为民,天顺四年(1460)释归。

《清上》第283页18行:“竺副师……”“师”应为“帅”。竺副帅即茶筅,点茶工具,见南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

其二,断句标点错误。远超百处,限于篇幅,仅举10例。

《唐宋元》第4-6页:列举《茶经》版本,所举书名、丛书名,有加书名号者(如《茶书》《续茶经》《汉唐地理书钞》),大多未加,不统一。此类问题全书较为普遍。

《唐宋元》第25页17-18行:“结夏,金山寺饮中泠第一泉。”应为:“结夏金山寺,饮中泠第一泉。”结夏,一作结制,谓僧尼自农历四月十五日起静居寺院九十日,不出门行动。

《明上》第140页2行:“甘泉旋汲用之斯良,丙舍在城,夫岂易得,理宜多汲,贮大瓮中。”应为:“甘泉旋汲,用之斯良。丙舍在城,夫岂易得?理宜多汲,贮大瓮中。”

《明下》第328页11-12行:“东坡知扬州时,与发运使晁端彦、吴倅、晁无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廓井与下院蜀井二水较高下……”。应为:“东坡知扬州时,与发运使晁端彦、吴倅晁无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廓井,与下院蜀井二水较高下……”第336页注释13:“吴倅,宋仁宗、英宗、神宗时士人,能诗,余不详。”误。倅即倅贰,州郡长官的从官、副职。原文“吴倅晁无咎”,即苏州通判晁无咎。

《明下》第344页10行:“温陵蔡元履《茶事》咏云……”应为:“温陵蔡元履《茶事咏》云……”明代温陵(今福建同安)人蔡复一(1576-1625),字敬夫,号元履、遯庵,其《茶事咏》三十六首,附刻于喻政《茶集》增补本。

《清上》第20页末行:“根皆下孕兆,至瓦砾苗木上抽。”应为:“根皆下孕,兆至瓦砾,苗木上抽。”引自陆羽《茶经·一之源》。

《清上》第26页14-15行:“《茶山》诗云:子能来日铸,吾得具风炉。”书名号应删。宋代诗人曾几,字吉甫,号茶山居士,其诗名为《述侄饷日铸茶》。

《清上》第212页倒5、2行:“《陆龟蒙集》和《茶具十咏》”,应为“《陆龟蒙集·和茶具十咏》”。“《皮日休集》茶中杂咏。茶具”,应为“《皮日休集·茶中杂咏·茶具》”。

《清上》第263页3行:“既以享黄牛神,且酌。元明尧夫云:不减江南茶味也。”应为:“既以享黄牛神,且酌元明、尧夫,云:‘不减江南茶味也。”原文出自宋黄庭坚《黔南道中行记》,元明乃其兄黄大临之字,尧夫乃邵雍之字。

《清上》第277页倒2-1行:“《研北杂志》:交阯出茶如绿苔,味辛烈,名曰‘登北虏重,译名‘茶曰钗。”应为:“《研北杂志》:交阯出茶,如绿苔,味辛烈,名曰‘。北虏重译,名‘茶曰‘钗。”

其三,注释、校记的知识性差错。仅举5例。

《明上》第146页,注释10:“郭次甫:元末明初道士,金陵(今南京人),居大劳山……”此郭次甫即郭第,字次甫,号五游,晚明著名茶人、隐士,交游甚广。曾居镇江焦山。

《清上》第6页倒3行:“茶芽有雨小叶抱白,是为盗叶……”引自宋黄儒《品茶要录》,“雨”应为“两”。第15页校记“④茶芽有雨:‘雨字前,疑脱一‘积字”,错上加错。

《清上》第61页,注释3:“李仙根(1621-1690)……另有《安南杂记》《国朝耆献类证初稿》。”《国朝耆献类证初稿》当为《国朝耆献类徵初编》之误,然此书为清代李桓所撰,其中有李仙根的传记,而非李仙根的著作。

《清上》第66页,注释68:“朱文公:即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云谷老人、朱松子等……”应为“朱文公:即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云谷老人等,朱松子……”朱熹乃朱松之子,而非号朱松子。

《清上》第82頁,注释3:“明昇在重庆府:……昇为元末红巾军起义首领徐寿辉子……”明昇乃明玉珍之子,玉珍称帝,国号大夏,定都重庆,至元二十六年(1366)病卒,明昇继位,后为明太祖朱元璋所灭。

尤为典型的是《明上》第18页。该页包括鲁彭《刻茶经叙》和吴旦《茶经跋》,差错竟达40多处。前者较长,不便全文引证,仅举数例。第3-4行:“上南狩郢置荆西道无何,上以监察御史、青阳柯公来莅厥职。”应为:“上南狩郢,置荆西道。无何,上以监察御史青阳柯公来莅厥职。”第5-6行:“因慨茶井失所在,乃即今井亭而存其故已。复构亭其北,曰茶亭焉。”应为:“因慨茶井失所在,乃即今井亭而存其故。已复构亭其北,曰茶亭焉。”第8-9行:“夫茶之为经,要矣,行于世,脍炙千古,乃今见之。《百川学海》集中兹复刻者,便览尔,刻之竟陵者,表羽之为竟陵人也。”应为:“夫茶之为经,要矣,行于世,脍炙千古。乃今见之《百川学海》集中。兹复刻者,便览尔。刻之于竟陵者,表羽之为竟陵人也。”第12行:“其曰伊公羡陆氏茶……”应为:“其曰‘伊公羹,陆氏茶……”第13行:“向使羽就文学太祝之召,谁谓其吏不伊且稷也……”应为:“向使羽就文学、太祝之召,谁谓其事不伊且稷也……”第18-19行:“又互见于张、欧、《浮槎》等记……”应为:“又互见于张、欧《浮槎》等记……”第19-20行:“僧真清,新安之歙人,尝新其寺,以嗜茶故,业《茶经》云。”当为:“僧真清,新安之歙人,尝新其寺,以嗜茶,故业《茶经》云。”

吴旦《茶经跋》,原刻本为草书,然仔细辨识,尚可释读,不足百字,竟有20多处差错。

予闻陆羽著茶经,旧其□未之见,客京陵于龙盖寺,僧真清处见之之后,披阅知有益于人,欲刻之而力未逮,返求同志程子伯,容共集诸释以公于天下□苍之者,无遗憾焉。刻完敬叙数语,纪岁月于末蕳。

应为:

予闻陆羽著《茶经》旧矣,惜未之见。客景陵,于龙盖寺僧真清处见之,三复披阅,甚有益于人,欲刻之而力未逮。乃率同志程子伯容,共寿诸梓,以公于天下,俾慕之者无遗憾焉。刻完敬叙数语,纪岁月于末简。

诚然,茶书文献涉及历史时段较长、学科领域较广,对整理者综合学术素养要求较高,从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古籍整理通则而言,此前的茶书文献均不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憾,以致有学者发出“茶书啊茶书,让我无语”的感叹。然而,近年来随着茶史和茶文化研究的深入,取得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新成果,编校较为精审的《中国茶书全集校证》等也陆续出版,《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也早已有了简体字版,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加修订地引进出版差错百出的原版,实在是难以谅解!知名学者不爱惜自己的羽毛,亦颇令人惋惜!

古籍整理出版本应后出转精,即使无法完全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不能放弃底线,而应当严守规范,避免差错,确保编校质量合格,从而保存和再现古籍的原貌,为今人研读传习提供更加精良的版本。否则,一旦底线失守,不仅使得谬种流传,误人子弟,而且这种“低水平重复”出版也是极大的浪费。在当今信息资源极大丰富的新时代,我们决不能重蹈“刻古书而古书亡”的覆辙。

(作者系中原传媒副总编辑兼重点出版工程办公室主任、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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