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龙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推进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历经百余年的艰苦奋斗，成功开辟了一条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发展新道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均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重要论断，直面新形势下如何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时代命题［1］，实现了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路径飞跃。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体党员同志聚焦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提出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再次突显了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战略性、全局性意义。本文在梳理学术界关于这一主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论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发的全过程，有利于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长远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一、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发逻辑的研究回顾

在改革开放时代潮流的影响下，国内学术界关于“现代化”主题的研究在20 世纪80 年代形成了一次热潮。以罗荣渠、钱乘旦、章开沅为代表的学者，在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演进历程、东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维度比较、现代化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性进展，产生了《现代化新论》《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等代表性研究成果。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国内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研究不断深化，研究的重点就是探讨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等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性。此外，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也多次确证这一重要论断。这样的现实背景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激励学者们掀起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高潮。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发逻辑的研究是学术界在该主题方面的研究重点之一，已经产出了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下，学者们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划分就会有所差异。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学术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二阶段说”。以陈先达［3］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国家独立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此后经过长期独立自主奋斗才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此之前的现代化探索只能视为在部分生产领域出现了现代化要素。二是“四阶段说”。宋学勤［4］等学者立足百年党史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逻辑，认为党史四大分期分别对应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最后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四个紧密衔接、梯次跃进的现代化发展阶段。胡乐明和宁阳［5］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分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学习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理论和实践的阶段（1840—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以模仿苏联现代化发展道路为主的阶段（1921—1978 年）、主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阶段（1978—2012 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阶段（2012 年至今），经过这四个阶段的接续探索形成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三是“五阶段说”。徐建飞［6］综合了两种“四阶段说”，在立足党史进行分析的“四阶段说”基础上，增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现代化的探索这一阶段，并作出了现代化进程在民主革命时期被迫中断这一与众不同的论断。

综上所述，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是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中国共产党，所以，结合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光辉奋斗史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发历程的“四阶段说”是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主流。基于此研究视角有利于全面清晰地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历程和不同阶段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内容，其生发历程中各具体阶段是承上启下、曲折推进的关系。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发的理论基础

自工业革命以来，实现现代化作为重大的全球性议题，是世界各国重要的发展目标。关于现代化的思考一直是理论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现代化先发优势，逐渐将其与后发国家之间的空间性差异转化为所谓的现代和落后之间的时间性差异，人为地将各国文明划分不同的等级次序，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力鼓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形成了资本主义对现代化长期的话语垄断。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成就和内在弊病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探讨了人类社会光明坦荡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最终形成了科学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

在马克思、恩格斯独著和合著的文章中，他们高频率地使用“现代”“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等概念，散见于其众多著作中有关“现代”的论述汇聚成相对系统完整且极具真知灼见的现代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所提及的“现代”，不是纯粹在时间上与“过去”相对应的概念，而是反映建构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形态的演进。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现代社会”就是指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为显像、反映生产力大发展而推动进化的社会形态，并且可以划分为低级和高级两大阶段，其中低级阶段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走向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飞跃的重要阶段，这种发展飞跃体现在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人的发展等各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当时的社会背景，主要从“大工业生产推动社会现代化转型、现代科学技术促进现代化加速发展、世界整体连接为现代化创造条件、现代化进程带来高度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现代化促进世俗化和城市化”这五个方面，对“现代化”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剖析［7］，基本上廓清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影响，初步回答了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即“现代化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突出表现在其辩证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结果，并对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进行了前瞻性探索。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都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正向效应，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对外欺压现代化后发国家、对内剥削劳苦大众的发展方式，意识到了这一条现代化发展道路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认为社会进步的标准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更应该是“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9］，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先发国家对落后国家的疯狂掠夺、统治阶级对劳苦大众的无情压榨之上，并没有实现全人类的现代化，或者说这种现代化的动因只是为了保障资本的现代性，是属于少数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现代化。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发展逻辑，其结果就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而人本身反倒离现代化的状态越来越遥远。这种现代化发展结果显然不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不是矢志追寻“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所推崇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对经济社会落后国家不可避免的影响，但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并不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唯一或最优选择，存在着根据自身国情而决定的实现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并对当时东西方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进行了科学深入的论证，认为这些落后国家在摆脱民族压迫的前提条件下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闯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辩证批判和探讨理想型现代化发展道路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

（二）列宁的现代化思想

在研习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过程中，列宁深刻领悟了他们对以俄国为代表的相对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相关论述的要义，立足本国具体实际积极推进现代化建设，在实践过程中以“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议题建构起了自己的现代化思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是诞生于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俄国。因此，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摆在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列宁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提就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保证开辟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现代化发展新路，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并且认识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艰巨性、长期性，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划分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大历史阶段。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必然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列宁因时制宜地作出了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要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重大决策，将发展经济、消除饥荒作为党和国家重大的政治任务来狠抓落实，把工业化和电气化当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个重要指标，并以工业化为突破口推进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因时而变地出台了“新经济政策”，创造性地吸纳一切可用资源来增强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活力和动力。此外，列宁还意识到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全面性问题，高度重视协同推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现代化，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例如在文化建设方面，在苏联经济基础尚不稳固的情况下，列宁要求在全国开展文化革命，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10］

列宁从根本前提、政治保证、建设方向、发展动力和终极目的等方面审视、规划现代化建设全过程，领导苏联将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化的前瞻性探讨付诸实践，以客观实践成就有力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虚伪神话，在立足苏联国情开创性地推进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落后国家开展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经验参考。虽然受自身现代化建设经验不足和西方国家干扰阻滞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苏联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实践最终以失败落幕，但是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失灵，而是从反面警醒了现代化后发国家，尤其对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极具警示作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立足世界历史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系统分析“现代”“现代化”问题，辩证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科学论证现代化发展的代价和多模式问题，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内在逻辑的全面超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从历史脉络、现实观照和未来指向三个方面相对系统地论述了现代化，这些科学论述有助于党全面深刻地把握现代化的本质，领导人民群众遵循现代化发展规律务实高效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发的实践历程

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著名学者罗荣渠认为现代化不是中国的舶来品，中国知识分子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比较明确地讨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11］。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以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凝聚全党共识，矢志不渝地开启了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砥砺探索历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

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为广泛地传播。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达、毛泽东等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过程中，立足国内外局势，深入思考了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并将一些具体的现代化建设设想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和完善。陈独秀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和资本主义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实践观察，认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加深了世界人民苦难的论断，指出中国应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代表广大劳苦大众利益的政权，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李达作为党内早期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入研究的理论家，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是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核心是要推进经济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推动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出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高度重视军队现代化问题，还探讨了抗战胜利后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方略，都强调了国家统一和独立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党的早期领导人意识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导性意义，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历经磨难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思考尚不系统成熟，但是在现代化长期艰难探索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全面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一化三改”完成后，无产阶级政权基本巩固，全党的工作重心顺势发生转移，由抓革命斗争转向抓生产建设，如何把握好有利的社会环境来加快现代化发展进程作为重大议题提上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毛泽东同志在研习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和辩证汲取苏联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过程中，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历程，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现代化三个方面逐渐构建起自己的现代化思想，立足当时国内外局势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先整合资源抓紧时间建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之上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以“四个现代化”为着力点，齐心协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在1964 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12］。周恩来同志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而制定的“两步走”战略，并明确指出在1980 年之前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在20 世纪末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13］。诚然，当时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急需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步伐以提升综合国力，增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权益的能力，“两步走”却略显操之过急，偏离了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状况，导致经济社会发展走了一些弯路。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变革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再次聚焦经济建设，经济社会发展重新步入正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就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紧追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全面实现经济建设领域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综合评估了现代化建设的国内外环境，明确提出要把握时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4］。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等领导人秉持宏观调控和试点先行相结合的原则，有效地激活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敢想敢试、善作善成地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顺利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现代化探索的新时期不断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出台了统摄现代化建设进程更加科学合理的“三步走”战略，并且提前实现了前两步战略目标，再次确证了这一战略的务实可行性。在“三步走”战略中前两步战略提前实现的背景下，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中全党智慧及时将第三步战略精细化，着眼新世纪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全局，初步建构了“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并且明确划分了详细的时间节点，为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了清晰完整的路线图。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突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在现代化建设体系中的引领作用，聚焦这一现代化的终极目标积极建构和谐社会，为包括实现人的现代化在内的各项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创新

进入新时代，基于前期现代化发展实践成就和宝贵经验，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起点，放眼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把握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为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谋篇布局，其中标志性的战略举措就是进一步聚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两个十五年”的总体部署，在明确目标指引下分阶段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了分两步走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目标的战略部署，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五大特征，并且为今后更顺利地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擘画了清晰的蓝图。为高质量、高效率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始终锚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人的现代化，聚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共同富裕，着眼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构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总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全局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继往开来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明确要求全党全国必须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积极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寻觅发展机遇，加速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整合各方面力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以客观的实践发展成就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后发超越。

四、结语

纵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演进脉络，经历了由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和苏联现代化建设的指导理论和实践经验，再到立足国情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建设规律，并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最终扬长避短地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蜕变，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指导下于世界现代化大势中成功探索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发展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赓续奋斗的产物，彰显了党在百余年的艰辛探索中坚持中国具体实际和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相统一的原则，全面体现了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努力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成功开辟一条适合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伟大历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宏观视野把握住了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性逻辑，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和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实现了现代化建设延续性和创新性的有机统一，正以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有效消解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弊病，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