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

今天，小屏时代，短剧、短视频的发达，将更多的乡县文化带回人们眼前。

通过“刷”手机这个动作，我们看到了熟悉而陌生的中国县城正在发生什么：一方面是惊喜—垂直产业发达、文旅经济蔓延、消费商业下沉带来小城繁荣与GDP攀升；一方面是忧愁—县中教育空心化、人才流失严重、周边经济体虹吸现象依然让县城生活难掩落寞。

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县城”仍然是一个意象，它代表着一种看似新颖、又有点复古的风潮。回归到“县城”这个主体本身，它到底在发生什么？作为连接城与乡的中间地带，县城生活，究竟在走一條怎样的道路？

落脚县城

中国一直处于高速的城镇化进程中，但最近十余年间，它进入了一个以县城为载体的新阶段。首要原因是，县城逐步具有了都市生活的承载能力。

在早期阶段，城镇化人口主要是农村精英群体，如考学成功的大学生，在城市务工经商成功的进城农民，以及工业化和城市扩张带来的征地拆迁的人口。这一阶段的城镇化，主要发生在东部沿海工业带和大城市郊区，进城人口具有稳定的就业。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工业化的聚集程度不断提高，绝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已经不具备市场竞争力，而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则迅速发展，并形成了工业带和城市带。由此，中西部的农民工向沿海地区大规模转移，使得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不断提升。

但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在大城市安居，他们只能往返于城乡之间。

长期以来，农村承载了农民工家庭的再生产，形成了鲜明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现象。在农民家庭中，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留守农村的老人则从事农业生产，并在农村老家隔代抚养小孩。

彼时，乡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体系还比较健全，儿童可以在乡村接受中小学教育，老年人也可以在乡村就近获得医疗和照料服务。但随着撤点并校等政策的推行，农村教育资源往县城和中心城镇集中，这促使了农民家庭进城安居。

此外，最近十余年间，中西部县城也加快了市政建设，县城拥有广场、图书馆、电影院、公园、商业综合体，已经具备了都市化生活的条件，吸引了年轻人口到县城生活。

县域城镇化是未定型的城镇化，许多家庭能否真正扎根县城，还是一个未知数。

从空间尺度上看，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缩小了城乡距离，让农村居民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促进了城乡融合。但在社会尺度上，农民家庭城镇化几乎都是以透支的形式来完成进城任务的。

在广大农村地区，在县城拥有一套住房已经是年轻人结婚的前提条件。农民为了在短期内实现进城目标，需要几代之力，花光积蓄，透支未来收入。从客观结果看，县域城镇化进一步抽空了乡村资源，让农民家庭陷入脆弱处境。

县城是“城市的尾，农村的头”，是城乡交融的结合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县城属于农村，其主要功能是向农村输入城市的商品和服务，维持社会秩序，促进乡村活力。但如今的县城，对农村具有了虹吸效应，农村人口和资源向城市集中，乡村的空心化反而更加明显。将县城建设成城乡融合的支点，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无论如何，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让中国城市的梯度结构更加完整。从小城镇、县城到大中城市，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梯度进行城镇化。

一些较为成功的家庭，可以落脚大城市；一些在大中城市无法扎根的农民家庭，可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落脚县城。对于大部分农民家庭而言，他们已经脱离了土地束缚，也不再困守乡村。但是，他们落脚县城，并不意味着要从乡村连根拔起。

最近十余年间，中西部县城也加快了市政建设，县城拥有广场、图书馆、电影院、公园、商业综合体，已经具备了都市化生活的条件。

事实上，大多数农民家庭之所以选择落脚县城，是因为县城离村庄比较近，可以往返于城乡，形成可进可退的城市化格局。

非典型都市社会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入城市，乡村社会性质发生了改变，原本相互熟悉的社会，因共同生活的减少而变得陌生，由此出现了半熟人社会的特征。

在半熟人社会中，人们仍然保留了低度社会关联，一些地方性规范仍然起作用，但村落共同体很难再形成笼罩性的规范力量，社会很难形成内生秩序，而是需要引入外部力量和正式规范。县城作为农村的政治中心和市场中心，一直较村庄有较强的规范性力量，但总体上是农村熟人社会的延伸。

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农民家庭往往还保留了乡村社会联系，且客观上都具有在地城镇化的特征。县城一方面具有都市社会的要素，另一方面也保留了乡村社会的风俗习惯，形成了独特的非典型都市社会特征。

县城是一个关系社会。

在县城，市政管理力量在塑造城市风貌，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依赖于法律和制度。比如，县城的市政设施依靠公共财政运转，公共服务都有一套公开而正式的流程，人们都有职业身份，按照职业所规定的角色行事。在社会生活中，市场机制在起决定性作用，人们具有契约意识，按照平等交换的原则展开社会交往。

与此同时，人们仍然保留了乡土社会的关系网络，且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不断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比如，进城农民普遍还要维持乡村人情往来，人们依靠互惠的原则进行社交。对于大多数落脚县城的农民家庭而言，村庄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关系网络，生、老、病、死等家庭再生产，仍然要依靠原来的互惠网络来完成。

县城是一个非典型的都市社会。

一般而言，都市社会具有人口规模大、聚集程度高以及异质性强的特征。县城是一个小城市，普通县城的人口规模一般也就在10万～20万人，和大城市的大型社区差不多，其聚集程度并不高。并且，县城的产业规模有限，社会分工并不发达，且大多数人口都来自本地乡村，这使得其异质性也不够高。

这意味着，县城的生活方式并不多元，甚至还保留了极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尽管县城公共服务和市场机制能够满足人们的大多数需求，但有效的公共服务和市场机制，仍然被认为是需要关系的加持。

比如，在县城定居，人们习惯于“复刻”血缘和地缘关系，在县城构建新的人情圈；在县城经商，人们也习惯于做熟客生意，通过互惠来加强市场依赖性；在县城生活，人们还是希望找到有一定关系的人作伴。

对于绝大多数中西部县城而言，县城具有鲜明的消费属性，且生活呈现出别样的特点。绝大多数的大中城市既是消费型城市，也是生产型城市。城市之所以能吸引足够多的人口聚集，往往是因为有丰富而庞大的产业，人们能够在此生存。

因此，生产和消费是都市生活的双面，城市经济增长决定了消费的繁荣程度，也决定了都市生活的丰富性。但对于大多数中西部县城而言，畸形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一部分人口在引领县城的生活消费，他们普遍有闲有钱，比如“小镇青年”和“小镇贵妇”，他们习得了都市生活方式，却主要依赖于农村的父辈的代际支持以及城市务工的家庭成员的经济资助。有不少中西部县城，逢年过节的时候车水马龙，充满生机和活力，但在平时却是一片萧条。由于不具有产业基础，县城都市生活的可持续性比较脆弱。

亦城亦乡生活

县城生活是一种亦城亦乡的生活。

以家庭为单位观察，县城的承载能力有限，落脚县城的人口只能是农民家庭的一部分。由于绝大多数中西部县城并没有工业基础，工业和服务业吸纳的人口非常有限，使得县域城镇化具有半城市化特征。

其典型表现是，农民家庭只能实现部分人口城镇化，年轻人虽然进城了，但老年人仍然需要留守村庄。妇女需要在县城陪读，无法充分就业，青年男性仍然要到沿海城市务工，他们需要沿海城市较高的务工收入来支撑县城里的家庭再生产。

因此，不完全城镇化在微观上体现为“一家三制”，一个家庭内部分别生活在大城市、县城和村庄，不同家庭成员在不同地方完成不同的家庭再生产任务。家庭成员为了完成再生产任务，仍然需要往返于城乡，依靠乡村的反哺和大城市的务工收入来维持县城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县域城镇化虽然完成了土地城镇化，但人口城镇化并不彻底，人的城镇化还任重道远。

婦女需要在县城陪读，无法充分就业，青年男性仍然要到沿海城市务工，他们需要沿海城市较高的务工收入来支撑县城里的家庭再生产。

在早期城镇化阶段，农民家庭在“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中，过上了初级形态的亦城亦乡的生活。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和经商，不可避免地需要依靠契约和市场机制生活，也要购买和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他们在观念和行为上都受到了城市化的洗礼。

但是，第一代农民工总体上仍然保留了简约生活方式，其生活逻辑仍然是苦行僧式的。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虽然实现了人口城镇化，但因生活方式并未都市化，也就意味着人的城市化并未完成。而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过程中，县城生活开启了一种新型的亦城亦乡生活模式。第二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同时，也接受了都市生活方式。只不过，年轻人的都市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强有力的代际支持基础上的。

客观上，当前的亦城亦乡生活，其实是一种制度化的生活安排。

我们可以把以县城为载体的生活方式，称作“一家两制”。即，在县城生活中，家庭内部同时存在两种生活方式，在县城的年轻人过上了都市化生活，但在农村的老年人，仍然过着乡土生活。并且，两种生活方式是相互支撑的。

年轻人只有在县城践行都市化生活方式，才能完成家庭发展任务，让孩子完成人的城市化；而老年人只有在农村过着乡土生活方式，才能最大程度上完成家庭再生产任务，让老年人过上“低消费、高福利”的养老生活，让年轻人能够减轻养老负担。甚至，老年人还可以为城市生活的子女提供强有力的代际支持，如工作日的时候进城带小孩，周末回村庄生活。

对于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家庭而言，村庄是县城生活的后盾。农村的产出虽然比较少，很难再支撑人们的都市化生活方式，但它保留了宅基地和耕地，足以维持老年人的低消费生活。

现如今，村庄是进城农民家庭的退路，保留退路才有生活的安全感，才能在家庭发展过程中积极投资未来。未来，当农民家庭实现了完全城市化，乡村仍然保留有生态和文化意义，其乡村的生活空间、社会关系和伦理价值，对于丰富都市人的生活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很可能，县城的亦城亦乡生活模式，将会长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