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靖含

山西三宝是什么？煤、醋、面？

非也；是珐华器、推光漆、澄泥砚。很陌生的名字，也有一个很常见的分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人们对山西的误解至深。这座低调的文物大省，在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历尽岁月更迭，其中意涵，绝非几个标签就能概括完。

这一次，不妨从山西一角出发，认识一个中国县城最本真的样子。

山西运城，新绛县绛州澄泥砚生产基地。我在一整面由残次砚台堆砌而成的院墙前，仔细观摩。有一些砚近乎完好，肉眼甚至找不到瑕疵所在。蔺涛坦然地笑了：“放在这里，肯定是烧坏了。”

蔺涛，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绛州澄泥砚的第二代传承人。做一只澄泥砚，最短都需要10个月，但在制作尾声的入窑烧制环节，平均成功率却只有30%。400个耗尽八九个月心血的泥坯送进去，能成200个已是不错。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匠心手作。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还有多少人在用？我不敢问。

国宝第一市，天下好运城。山西运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多的地级市。黄河自此折身东流入海，故称河东。可人们却很少听过这个城市，因为它是山西少有的，不靠煤、不产煤的城市。

2022年出台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了一个小目标：到2025年，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意见》有一句表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县城建设。”

运城新绛县，蔺氏三代，一方砚台。在上述宏伟的蓝图之下，它只是其中一个闪光的切片；而正是无数个这样的县城故事存在，才得以拼起华夏几千年的完整叙事。

县城文脉

新绛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对我讲：“一个城市只要有了水，有了河，看上去就有了人气。新绛这个地方非常包容，任何人，任何文化，来到这里都可以共同发展。”

一条汾河自县境东北南梁村入境，在新绛穿城而过，拐弯向西，河道渐宽。古时行船，沿汾河逆流而上走到新绛，再往北河床渐浅。于是，各色货物、商人、能工巧匠都在此集聚，文化的碰撞也随之发生。

这里，便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水旱码头，也是晋景公选定的都城。新绛，总被误解为是近现代的新城，其实这里的“新”，指向的是两千余年前的新都。

城中坐落着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官署园林—山西绛守居园池。香港九龙的南莲园池，就是以此为蓝本建造的。从绛守居园池往前是绛州大堂，隋唐名将张士贵在这里设了军帐，用以招兵买马，薛仁贵就在此参军。

但现在，这里是新绛县人民看戏的地方。5月的暮夜，“对新绛来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绛州大堂外的七星坡上坐满了人，明代的乐楼上演着《狸猫换太子》，历史与现代在时光的长河里不期而遇”。

这段生动的描述亦是那位干部所写，他在考公之前，是一位人民教师，在新绛中学教语文。很多历史故事，也是由他讲给我听，除了澄泥砚—他说：“这一定要由蔺老师亲自来讲。”

他口中的蔺老师，便是蔺涛。在全身心投入澄泥砚的产业传承之前，蔺涛也是教师，在当地教美术，也兼任一些其他科目。留在县城当老师，于世纪之交是一个很普遍的选择，在年轻人苦于城市内卷的当下，甚至形成了一股新的风潮。

但对于千年古县，故事的走向有些不一样。

1986年，新绛县博物馆业务馆长蔺永茂从古籍中筛出了澄泥砚的资料，决定重现这份从明清之际就失传了几百年之久的国宝。

中国四大名砚，洮砚、端砚、歙砚、澄泥砚，其中只有澄泥砚不是石头所制。它比其他砚台多一道烧制工序，失败率也更高。

譬如南唐《贾氏谈录》载：“绛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置汾水中，逾年而后取，泥沙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柳公权在《论研》中写：“蓄砚以青州为第一名，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

乾隆皇帝爱好收集砚台，称“汾水之泥，色古质润”。但那时，这位书法帝王也只能挖来汾河泥沙，找到宫廷造办处仿制澄泥砚，终究不得其法。

蔺永茂，是蔺涛的父亲。那一年，蔺涛18岁，从稷山县的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按部就班地分到了工作。但蔺永茂反复在儿子耳边念叨，让蔺涛和自己一起钻研这个只存于记载中的砚台。

他们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书籍，到现在，仅是蔺涛的书已经堆满了一层楼、四个房间。

中国四大名砚，洮砚、端砚、歙砚、澄泥砚，其中只有澄泥砚不是石头所制。它比其他砚台多一道烧制工序，失败率也更高。

从制作手法上，澄泥砚属于陶瓷。但普通陶瓷的坯体只需3～5毫米，砚台却需要3厘米，最小的也需要2.8厘米，大硯台则需要7～8厘米厚。

因此，做澄泥砚，第一是心态要好。一方砚台准备了10个月，从选泥、发酵、阴干到雕刻，最难的却是最后入窑烧制的那一关，“一把火，能烧成就成，成不了就拉倒”。

1995年前后，蔺氏父子已经试验将近10年，做出来了一些颇有名气的作品，还在北京获了个金奖。但回来以后，仍然连续有五六窑都烧破。最苦恼的是，破了以后找不见原因。

2023年，东方甄选和山西合作，来到绛州澄泥砚研究所选品，对方说播一次，至少要准备1万～2万件货品，要是出货量跟不上，售后就很难处理，于是合作暂时没成。蔺涛带我走到澄泥砚的堆放区，摊开手道：“辛苦了一年才给人家存了2000件，还是小砚台。”

做了40年，蔺涛从来不敢夸口说哪一窑肯定能烧成，一切都听天由命。他为此写下座右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除了是否烧得完整，能烧出什么颜色，也要看“命”。前30年，蔺涛偶得了几方绿色的砚台，但后来照着同样的手法烧制，却不再有了。

蔺永茂有一回对蔺涛讲：“你做了这么多年，就不能控制一点。比方这一窑我要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蔺涛把脸皱成苦瓜：“好老天，要把千百年来古人的偶然性，让我在几十年里面把它变成必然性，太难了。”

汾水悠悠，经年未绝。“取之于水而成之于火”的澄泥砚，入窑一色，出窑万千。其中，不仅有县城文脉的赓续，也饱含了无尽的人生哲思。

非遗产业化

单纯卖砚台，在这个时代显得多少有些脱节。今天能卖出去一点，明天也行，但后天呢？还有多少人会真正记得砚台的价值，能触摸它背后的肌理？

蔺涛曾接过一个电话，来自深圳福田。开出的条件很诱人，去深圳创业5年，一年补贴120万，房租另外补助。高额补贴背后唯一的要求，是全职去深圳。条件很诱人，但蔺涛拒绝了。“还真去不了，离不开新绛。”

这里是澄泥砚的故乡，蔺涛始终想扎根于此，再把澄泥砚以更丰富的形式发扬出去。

早在2009年，蔺涛就拍下了一块地，决定将它打造为绛州澄泥砚文化产业园。2013年左右，他辞去了老师的工作，开始全心投入澄泥砚；十多年过去，直到2023年才将产业园二期主体完工，今年还在陆续装修，已经投入了约7000万。

2017年前后，一期陆陆续续建好，新绛县委县政府的人来看场地，直说这么大的地方，只放一个澄泥砚很可惜，便撮合蔺涛把县里大大小小，一共32家传统非遗文化企业都引进来，作集中展示。

7年过去，蔺涛没问他们要一分房租。“文化要靠养，慢慢积累、延续，着急肯定是做不成的。”他很清楚，许多人不投资文化，因为这个产业真的是见效慢，还有这种情怀的人，被说成“傻子才干这事儿”。

这种事，蔺涛还不止干了一件。在离县城20公里的光村澄泥砚生产基地，他也帮村里腾了个地方做博物馆，展示这座历史文化古村的村史和古董。

说起来很轻松，但他的笑容背后明显有一丝“熬过去了”的释怀。澄泥砚是一个很慢的产业，现金流的运转周期，像澄泥发酵一样漫长。在这个钱找钱的时代里，光靠情怀，没有办法喂养研究所上下几十人的匠心。

今年4月底，运城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通知蔺涛在内的100多家企业去开会，专门讲解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政策。蔺涛意识到“这是可喜的变化”，过去他遇到过很多困难的时刻，但现在“有盼头了”。

在产业园里，蔺涛指向一栋蓝色的楼。“那是我们员工的公寓楼，员工成本价入住在县城里，170平方米大，在这里结婚生子没问题。”

员工，也可以说是他的徒弟。主要做澄泥砚的有3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女性。她们学历不高，留守在县城，跟着蔺涛学做澄泥砚，不仅赚钱养家，还提升了自身的价值感。

在生产基地，蔺涛专门设了一个长桌，用于摆放徒弟们收获的荣誉。绛州澄泥砚研制所，也是挂牌的“妇女之家”，女工们的荣誉包括但不限于“三晋巧姐”“河东巧姐”“绛州巧姐”等等。

蔺涛还让她们去清华、北大、同济这些名校交流学习。徒弟们心慌，担心自己学历不高，在山西村县里待了半生，去了名校宛如“聋哑”，听不懂。蔺涛说：“你们每次学习，听一句话、记一句话就行了。”

他还是把那句话挂在嘴边，说给她们听，也说给自己听：“这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有20多人，跟着蔺涛干了20多年，刚开始只是想赚个钱，现在“把青春热血都奉献到事业上来了”。

“取之于水而成之于火”的澄泥砚，入窑一色，出窑万千。其中，不仅有县城文脉的赓续，也饱含了无尽的人生哲思。

绛州澄泥砚生产基地，依着福胜寺而建，那里竖立着有“中国最美菩萨”之称的元代彩色悬塑渡海观音。驾车前往基地的途中，蔺涛告诉我，路边可见的，皆是古民居。

蔺涛七八岁的时候，在自家门口玩泥巴墩子，从里面敲出了两头完好的石狮。他才知道，那是许多年前，爷爷为了保护这个两百多年的文物不被破坏，所做的努力。如今，蔺涛家的门头，是当地保存最好的民居之一。

很多事情，也许在许多年前就有了楔子，年深月久，又在今天落下回响。蔺氏父子也不清楚，到底是在何时，把文物保护和非遗传承的担子，扛了一部分在自己肩上的—尽管那是史书上微不足道的一个角落，他们却是几代人全情投入。

生活在这样一个书写了岁月的地方，人们都在潜移默化中有所感知，很多东西，没有办法丢掉。忘记历史，何言未来？

一代接一代

蔺涛做过一方舜吟南风砚，灵感来源于舜帝为运城所作的《南风歌》。

他几乎倒背如流：“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徐徐而来，可以解决老百姓的忧愁。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来得刚好，可以给老百姓带来财富。”

这一方砚台也被纳入运城的市礼之一，为众多名人政客所藏。除此之外，蔺涛还花费十年制作“一县一砚”系列，为山西省117个县（市、区）制作专属砚台。

蔺涛所制的砚台，造型古典，花纹繁美，将山西文化和澄泥砚深度结合。

但在展台上还有另一种风格：掌心大小的砚台，以“水滴”“核桃”“琴”等为造型，没有赘余的花纹，更接近现代国潮审美，兼具实用和简约主义。蔺涛说：“别人做的，卖得可好了。”

他口中的别人，正是自己的儿子蔺子麟。2012年，蔺子麟前往韩国留学，在首尔国民大学陶瓷工业专业学习，2019年回到国内。

与父亲对砚台所寄予的历史厚重感不同，蔺子麟设计的砚台尺寸偏小、单价较低，更偏向于年轻的普通消费群体，用他的話说就是：“我们两个人没有太多的干扰，走的路子不一样。”

今年春天，蔺子麟烧出了许多颜色各异的砚台，就包括蔺涛心心念念的绿色。蔺涛骄傲地掏出手机里的照片说：“可漂亮了。”

蔺子麟同样也用“别人”来指代父亲。蔺涛为了产业园的事情忙忙碌碌，蔺子麟说：“管不着别人。”但被问及为何下定决心回国时，他又脱口而出：“看我爸太累了。一个人做那么多事情。”

蔺涛打心眼里骄傲于蔺子麟的回归，他告诉我：“县里另一位做青铜的非遗传承人，儿子不乐意做这个，他发愁得很。还有安徽泾县做纸的曹大师，现在也因为后继无人而犯难。”

和蔺涛一样，蔺子麟也没有意识到有一个什么时刻存在，让他下定决心要去做澄泥砚这件事。好像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

小时候，蔺子麟看见村里人盖房子，从河里搬来泥沙，盖房的沙子需要把泥淘洗干净，他便去把泥捡回来，给父亲做试验。父亲也会给他一些泥，让他自己随意发挥做些手工，再把他的作品放进窑里烧制。

他在首尔念大学时，老师知道他家是做砚台的，也会刻意让他往砚台的方向研究。

他的又一窑砚台出炉，颜色精妙：乌金色、蟹壳青、鳝鱼黄（偏红）、豆沙绿、朱砂红。

四五年前，蔺子麟刚回国时，烧了好几窑都是破的，“烦躁得不行”。蔺涛安慰：“你再多烧破几窑就好了。”

如今，他烧出了令蔺涛比之不及的豆沙绿砚台。蔺涛也在这一刻发现传承的意义，有时候，一代人做不成的事情，就是需要几代人来接力做下去。

蔺子麟的很多作品，都来自爷爷蔺永茂的启发。5月，他的又一窑砚台出炉，颜色精妙：乌金色、蟹壳青、鳝鱼黄（偏红）、豆沙绿、朱砂红。

尽管是第三代传承人，但蔺子麟并没有将传承视为自己身上很了不得的标签，只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喜欢的事情。试验失败和烧制成功在生命里反复出现，他不像父亲那样爱笑，总是透过电话那头深深地叹气：“知道澄泥砚的人太少了。”

大城市眼界开阔很多，可以看画展，或者新出的一些设计，但对于蔺子麟来说，小县城更适合安心地做东西。他很崇拜那些为了一个作品可以等上几年甚至更久的大师，“那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价值”。

以前，只有爷爷和父亲拥有单独的印章。今年，蔺子麟也有自己的刻印了。在烧出彩色砚台后的一个清晨，他又发了一条朋友圈，“梦见烧了一晚上的窑”。

蔺涛和蔺子麟，都在这座小小的新绛城中，往自己认定的方向走去。

临走时，蔺涛得知我要搬家，找来了一些绛州木版年画，两幅钟馗图，一幅关公像，用信封敛好，嘱咐我贴在新房里，可以“驱邪增福”。

时代在向前走，向着光亮的地方加速狂奔。

但总有一些事不会湮没于尘土，总有一些县城，一些人，不会忘记来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