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希

是否要学习西方，从来都不是一个新话题，五四运动时期，东西文化之辩曾经如火如荼。

这场辩论始于1915年《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的创办，一直延续到1927年北伐之前才最终结束。数百名人士参与辩论，撰写了逾千篇文章，持续长达12年的时间，对比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异同之处，探讨了各方面的利弊以及需要做出的取舍。

100多年过去了，今日之中国，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百年前的那场辩论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何启示、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五四运动时期的辩论，各方都是为了中国的救亡图存而辩，每一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和价值。对于陈独秀等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糟粕，陈腐的封建思想阻碍着中国的进步。所以我们要反帝反封建，去学习西方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从杜亚泉等人的角度，中国文化的可取之处亦有，中西方两者最终的融合不仅发生在中国，而且发生在世界本身。李大钊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西方文化的精华结合的这种混合型的未来形式，称为东西方之外的“新第三种文明”。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书礼乐，丝绸瓷器等璀璨成就构成了中国对于世界文化的“第一次贡献”。而“新第三种文明”，既可以拯救中国，也可以拯救当时饱受分裂和战乱之苦的欧洲，则是中国对世界思想的“第二次贡献”。

两者皆有道理。“今日之中国，已非昨日之中国”。今日从“留洋潮”到“海归潮”，从崇拜“洋品牌”到“国潮”盛行这些悄然发生的变化，折射出个体命运与国家大势的同频共振，也折射出当代青年精神的成长和自信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