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维为

长期以来海外的中国研究大致形成了两个传统：其中一个是“汉学”传统，侧重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史学、哲学乃至科技等的研究；另一个是当代中国研究，又称“中国学”，主要聚焦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的研究。

受西方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影响，当代中国研究及其衍生出来的中国叙事往往偏见较多，但也不乏较为客观的研究。从美国的“中国学奠基人”费正清到研究中国革命的裴宜理等都是西方中国学的佼佼者。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中国学在许多非西方国家也发展起来，甚至成为显学。

中国国内学者对于海外中国研究的研究也日益增多，这样的研究又被称为“世界中国学”“国际中国学”“海外中国学”等，也常简称为“中国学”。

无疑，中国的崛起早已超越了西方主流理论的诠释能力。西方意识形态偏见，加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缺陷，使西方的许多中国学研究，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存有许多误读误判。这些研究的底层逻辑往往深受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民主模式、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影响，如熊彼特的“民主等于选举”、蒂利的“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等。

当然，随着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西方中国学研究推导出的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已纷纷破产，这一切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西方主流中国叙事的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