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冲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州 510631)

“如何将以往经历及历史事件转变为激励现今生活的动力?这一问题历来令人踌躇不安。”(1)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6页。就问题的本质及其解决路径看,能否系统建构相关历史记忆尤为关键。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重视借助多维记忆之场建构党的历史记忆,据以总结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把握历史方位和目标任务,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在此过程中,党的重要会议是最具组织权威和科学权威的记忆之场,(2)本文所讨论的“党的重要会议”,主要涉及建党以来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全会,以及以中共中央名义举行的建党庆祝大会,与论题相关的党的其他会议,另有专文讨论。党的创建历史是最具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的记忆对象。当前,在历经建党100周年盛大庆祝活动之后,建党以来党的重要会议是如何记忆党的创建历史的,仍是一个需要学术界持续思考和深入回答的重要论题。究其缘由,个中记忆实践始终关乎党的历史叙事、关涉国家现实政治、关系民族未来发展。有鉴于此,唯有厘定记忆之场、明辨记忆之要、释放记忆之功,方能建设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工程,方能继续秉承建党初心,完成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

一、记忆之场:党的重要会议记忆党的创建历史的源起

党的重要会议记录党的奋斗历程,构筑党的历史发展脉络;党的创建历史开启党的历史长河,铸就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基因血脉。通过党的重要会议建构党的创建历史记忆,既是党的重要会议之集体记忆功能的释放,同时也折射出党在重要历史转折时期频繁记忆自身历史的深层次原因。

如果说“记忆之场是我们民族历史的关节点”(3)[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页。,那么,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构成,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党的重要会议体系,本就是党的历史的“重大的节点”“关键的环节”“集中的标志”“准确的缩影”(4)李忠杰:《加强对党代会历史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5期。。换言之,党的重要会议内在地具有记忆之场所兼备的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的场所特质。基于个中的相互关联与功能耦合,借助党的会议记忆党的历史也就具备了组织基础和政治前提。整体考察党的会议制度和会议体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全党最高权力机关,依据党章规定和会议需要,务须审定和总结特定阶段内党的工作,回顾党的历史和总结历史经验当属题中之义。党的中央全会作为落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策、议定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会议,也离不开对党的奋斗历程、发展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回顾总结,否则对党和国家建设进行战略性展望也将缺失历史依据。由党中央组织举行的各类纪念大会,作为一种常态化和仪式性的记忆装置,业已成为党的政治文化中“被发明的传统”(5)[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页。,构成唤醒、刻写、体认和强化党的历史记忆的核心形式。上述会议、历史与记忆的有机融通,既是见证和叙写党的历史发展进程的里程碑,同时也反复证实着党的重要会议记忆党的历史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正所谓“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6)[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页。,以党的重要会议记忆党的历史,兼具客观可能性、现实必要性和政治权威性。

那么,党的重要会议缘何要特别记忆党的创建历史呢?寻根究源,源于党的创建历史“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甚至还是一种“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的重要资源(7)[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柏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序一)第Ⅱ页。。其实,在1921年党宣告成立以后,党内外有关人士在党的三大上仅将其视为中国革命的“早产儿”(8)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43页。,而后历经多年才被持之以恒地刻写成“开天辟地的大事变”(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页。。这说明,有些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但后来的人们在回溯时赋予它起源的光荣,即奠基性断裂的庄重”(10)[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页。。从党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这种“庄重”不仅应体现为党在创建时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基础,还应反映出它既可作用于当时,又能彰显于后世的深远的价值意涵。进一步而言,起源问题对于一个刚刚成立就迅即投入政治斗争,特别是还需要努力自证合法性和正统性的政党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与此同时,它对于一个需要持续应答革命、建设和改革课题,并且需要反复标定政治定位、确立发展目标和强化政治认同的政党来讲,更是具有不朽的意义。那么,上述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事实上,对于起源记忆的重视,主要源自“起源越是伟大,也就越能让我们显得伟大。因为我们通过过去来景仰的正是我们自己”(11)[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页。。众所周知,为寻获巩固的合法性和持续的政治认同,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允许与自身起源关系产生破裂,并且总是在穷尽一切方法去建构和弥合与己相关的历史记忆:一方面,要使其成为更具有共识性与融合力的政党记忆;另一方面,还要竭力将其上升为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对于百年来党的历史记忆实践,以民主集中制为指导性原则的党的重要会议,应当而且必须承担起作为党的历史起源记忆之场的职责。

进一步而言,以具有组织权威性的党的重要会议为载体,以作为源头活水的党的创建历史为对象,去塑造具有普遍共识性的历史记忆,继而固化为一种政治的、精神的甚至是想象的共同体记忆,业已构成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引领政党建设、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要环节。从本质上讲,这也是由权力话语建构而成的历史记忆之所以被用以形塑现代中国的价值旨归。此种记忆实践,不仅有助于赋予党的创建作为“逝去的事物以现代的意义”,而且还有可能“拓宽了时间的跨度,也获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反省自己的维度”(12)[德]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袁斯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页。。基于此,党的重要会议所记忆的党的创建历史,既可能被整理成为一种事件性的历史故事,也可能被建构成为一种具有创世色彩的政治象征或精神符号,当然它也会被适时嵌入部分历史当事人不甚完整的个人回忆与感想之中。但是,不管如何整理史事、建构象征和回忆经历,它均离不开一个特定性的政治叙事目的:首先是要体现出对党的创建这一“过去”的特定的认识和解读,其次是要将以“过去”为载体对现在所进行的特定解读蕴藏于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之中,(13)[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英文版序)第XXII页。最后是“现实底思索”如何才能为借此开启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生活”内容,提供诸如道路指引、理论参照和方法遵循之类的“现时史”的多维镜鉴。(14)朱光潜:《克罗齐的历史学》,出自蒋大椿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69页。

基于上述研判可知,以党的重要会议记忆党的创建历史,应当从历史事件、社会历史时间和历史符号三个维度出发。然而,现实中却少有纯粹意义上的就事论事,往往更多的是基于诠释、阐证、宣介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经验规律的需要,立足物理时间与社会历史时间有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成立)以来”的特定政治时空范畴,来概括因党的历史发生而开创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价值启示。甚至,仅就党的自身而言,这其中所涵括的党的创建历史记忆内容,也将超越建党事件本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外在的量的度量和内容,转而成为标识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立党、兴党、强党的内在的质的度量和内容,并实际构成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谱系的精神原点和思想基点,也即作为党的精神之源的伟大建党精神之基本形式和内容规定。而这样一种精神,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一切奋斗和一切创造的核心精神动力。

二、记忆之要:党的重要会议记忆党的创建历史的内容

借助党的重要会议记忆党的创建历史,基本遵循的是“政治诉求—记忆建构”的发生逻辑。如此记忆实践,可称得上“既是政治工程,又是文化工程”(15)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4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至于如何才能建设好这项工程,有论者强调:记忆是“由观念构成的框架”,在“事实上是以系统的形式出现的”(16)[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4、93页。。对于本论题,关键就是看其能否涵括与党的创建有关的“史事建构、意义与精神阐述、当下政治理念的表达”(17)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1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以及能否切实达成“捍卫过去以便为现在、将来服务”的政治发展诉求。(18)[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

考察党的重要会议及其记忆政治可知,中共六大率先开始了多维度记忆党的创建历史。为了总结“过去工作的教训”,瞿秋白在大会政治报告中回顾了党的历史,并提出党的创建是“五四运动的支派”“工人斗争的反映的结果”“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团聚的开始”;项英也在讨论中指出,党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群众的影响而发生”。(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320、321、278、667页。在中国革命的关键转折时期,通过阐明党的创建背景、条件和影响,来定位国民革命失败后党的身份与地位,确立中国革命目标和斗争方式,此乃中共六大记忆党的历史的核心诉求。时隔十七年,中共七大也借由毛泽东的系列报告和与会代表的发言,对党的创建历史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记忆。其中,为传达“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会议方针,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党的创建的阶级、思想、组织和干部基础,既总结出“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的建党规律,亦阐释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同时还对陈独秀在思想启蒙和党的创建上的功劳加以肯定。(2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134—138页。为擘画“抗战建国”的核心政治议题,他又在政治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党的创建对于中国革命的开创意义:一是“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二是“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2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201、206页。基于修订党章和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需要,刘少奇也在报告中细数党的创立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反复阐证了党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新式的政党”性质。(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263、267页。中共七大“鉴于历史,为着将来”,既重建了党的创建细节、阐释了建党伟大意义、表达了党的纲领路线,也为日后党的记忆实践奠定了基础。

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改革开放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才按照党章规定定期举行。对党的创建历史的记忆,均是从“党自诞生之日起”的社会历史时间范畴展开,在记忆政治诉求上呈现出同中有异的趋向。举其典型而论,党的十五大是从建党之初就选择和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出发,来论证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页。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是立足于对党的先锋队性质的阐释,来宣示党所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3页(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2—43页。党的十九大是通过系统重述党的创建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深远影响,来阐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2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9页。党的二十大是将伟大建党精神正式写入大会的主题,构成党的创建历史记忆的划时代跃升。(2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页。基于以上记忆与诠释,1921年党的诞生这一具有特别规定性的历史“时事”,早已成为一个象征或一个符号;而附丽于基本史事叙述上的,既包括党在不同发展阶段力图表达的政治理念,也蕴含着党实施政治动员的深刻意图,并始终寄寓着据此构筑政党意识、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直至根本实现党的初心使命的价值旨归。

毫无疑问,建筑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记忆实践及内容是最具权威性的,能够与之等量齐观者,唯有特定时期召开的党的中央全会及其决议。其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及其决议不仅“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2页。,而且开篇就基于肯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需要,强调党自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由此“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2页。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及其决议中,为了给“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供一个“全面的根据”(3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特别在后续增补的“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部分,不仅立足“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等维度揭示了党的诞生条件,而且还对党的性质、宗旨、纲领与路线进行了系统性阐释。(3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页。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决议,为了系统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一方面将党的创建历史全面融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部分详加阐释,另一方面还在其中反复确证党是“应运而生”的,1921年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3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页。。

整体考量上述记忆实践,均是以兼具“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中央通过)”的党代会报告或党的历史决议的形式(33)龚育之:《党史札记》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6页。,将党的创建历史加以高度政治化刻写。还须特别谨记的是,历史记忆往往是在仪式性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34)[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导论)第4页。。这也就意味着,建党纪念大会是更具交互性、常态化和象征功能的记忆装置。从1941年中共中央明确“召集会议”可以作为建党纪念的重要形式时起,党先是以各地中央局的名义组织召开了纪念大会、干部会议、党员大会、活动分子纪念会,(35)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2卷,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261、706页。在执掌国家政权后组织召开全国性的庆祝大会,(36)在1950—1980年的31年中,有14年因各种原因中共中央未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详见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07页。并逐步形成了“逢十”或“逢五”周年隆重庆祝的政治机制。从仪式的要素上看,新中国成立后举行的庆祝大会多选定人民大会堂或天安门广场作为仪式场所,在仪式过程中既有悬旗、挂像、奏乐等各种程式化设计,也有报告、讲话或致辞等核心环节,同时更离不开中央领导和各界代表的参加。而在仪式操演的背后,更多彰显出以回顾建党以来的光辉历程为前提,据以总结历史经验、论述党的任务和统一思想行动的政治诉求。个中最具超越传统记忆价值的内容,当属对党的创建历史知识的再生产,也即在建党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并被加以权威阐释的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是以史事记忆为基础,以价值记忆为依据,借助建党庆祝大会“生产着一种超越个人的、文化的当今”的精神记忆(37)[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柏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页。,并借此实现了对党的创建历史记忆的系统的建构。

三、记忆之功:党的重要会议记忆党的创建历史的价值

将党的历史嵌入党的会议,党的会议可以获得强有力的历史支撑;借党的会议叙述党的历史,党的历史将会得到最具组织权威性的记忆之场。从价值赋予和功能耦合的双重角度上看,历史、会议与记忆的同频共振,既有助于为历史赋值,亦有利于为现实赋权,还可以为未来赋能。中国共产党重视借助会议记忆党的创建历史,核心诉求及记忆之功也恰在于此。百年来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关键一点就是能在自觉传承历史记忆中始终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诚然,党的创建历史是百年中共党史(记忆)的“根基历史”(38)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但其价值地位在建党后的一段时间里并不是完全清晰可辨的。对此,既有前人所谓党在中共一大时“只能说是宣传机关”的政治研判(3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35页。,也有后人猜测陈独秀等人缺席中共一大是“没有把这次会议当成多么重要的事情”(40)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第10页。,以及未意识到党的创建“会给中国历史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的学术解读(41)罗平汉:《党史中的党代会》,《理论视野》2012年第9期。。客观而言,建党百年来对党的创建的历史认知和价值判定,本来就是一个“累积性的建构”过程(42)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2006年第3期。,因受制于党的历史发展周期和革命建设改革复杂形势的叠加影响,建党后鲜有如蔡和森等人在相关报告中对党的创建历史的系统回顾(43)李永春编著:《蔡和森年谱》,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1—212页。;甚至,直至1941年中共中央方以党内指示的方式确认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而后才逐步形成制度化的纪念机制。随着逐步获得稳固的政治发展空间,以及不断建立健全党的会议制度,通过召开党的重要会议这种组织行为来加深集体记忆,渐趋成为中共推进记忆政治的关键性载体选择和实践路径。就其记忆脉络来看,它经历了从择机召开到定期举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记忆场域赓续,从联合“七七”纪念“七一”到开展独立的周期性的建党庆祝之记忆对象转换,从穿插式的选择性记忆党的创建史事到阶段性的系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成就之记忆内容升华。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基于“重复的积累及新信息的输码”的历史记忆实践(4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2页。,有助于推动党的创建历史记忆体系的系统性生成。尽管它也是基于“运用过去来解读现在”的记忆刻写目的,但却发挥出“更好地论证或判决过去”的社会历史功用(45)转引自[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09页。,并且能够在多重记忆框架下形成“对过去的统筹布局和管理”(46)[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0页。。这其中既包括作为历史事件、历史时间和历史符号的党的创建历史的政治表达,也涵盖着由党的创建史事记忆、价值记忆和精神记忆共同“形成有意义的叙述系列”(47)[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页。。借由党的重要会议对党的创建历史的持续赋值,不管是党的创建的历史必然性命题,还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理性问题,据此均将获得充分而又权威的阐释。

党的重要会议具有赋值党的创建历史的功能,但它并不是在“重建”党的创建历史,而“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48)[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9页。。事实上,党的重要会议每次都是以党的创建的意义与精神作为记忆重点的,只因其既有助于确立党的革命话语权和执政合法性,亦有助于化作实施政治动员、社会整合和认同建构的武器。所以,如果认为中共六大对党的创建历史的记忆源于“当我们陷入困境时,我们才有可能求助于我们作为指南的回忆”(49)[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页。,那么,中共七大无疑应验了“我们常常求助自己的记忆,来回答别人提出或想象他们提出的问题”的政治记忆旨趣(50)[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6页。。究其缘由,前者需要回答的是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关系到20世纪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后者需要直面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新中国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夙愿。至于为开启“完成今后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的建党30周年庆祝大会(51)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1年7月1日。,以及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光辉历程和“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5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也正好说明了“所有开头都包含回忆因素。当一个社会群体齐心协力地开始另起炉灶时,尤其如此”的记忆政治特质(53)[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正如有论者所言,记忆既是“承载着一系列行为的基石”(54)[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9页。,同时也是赋能于现实“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行为的脉络”;对于党的重要会议来说,它也务必要“占有”“控制”“管理”好党的创建历史记忆,这对赋权每个阶段的特定政治现实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55)[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7页。而论及此点,在特殊时期召开的党的中央全会及其通过的历史决议也提供着典型的证明。

除可以为历史赋值和为现实赋权,党的重要会议还时刻不忘“从过去的意义中产生对将来的期待”(56)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1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也即通过探寻党的创生密码,追怀党的光辉历史,铭记党的初心使命,从未来发展的视角赋能党的建设、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言:“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页。这是典型的以党的创建历史为起点、支点和基点,对未来中国发展所做出的前瞻性政治叙事。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在党的重要会议所标识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党的创建历史无不成为诸如中共七大探索“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5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6页。,中共十二大筹谋“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院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页。,中共十九大擘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指引(6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页。。作为立足党代会政治报告、党的历史决议和建党庆祝讲话所构筑的党的创建历史记忆,也成为建构政党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黏合剂和书写民族复兴新篇章的指南针。在此,党的创建历史记忆的政治价值、现实功能和未来意义得以接续,更说明了“我们景仰和依恋的传统价值能够为我们所用”(61)[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7页。。

四、结语

法国学者马克·布洛克曾经指出:“在人类的所有问题中,首先值得研究的是起源问题。”(62)[法]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9页。对于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对一个政党及其诞生历史记忆的考辨。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兼具权威性、统摄性和凝聚性的党的重要会议来记忆党的创建历史,既折射出党的历史意识及其对自身历史的尊重,也彰显出党的创建历史记忆的独特价值,这是基于党的历史观所作出的理性选择。而经此梳理与考析,党的重要会议何以构成记忆之场,记忆党的创建历史的核心旨趣何在,它又有哪些独特的记忆维度和价值表现,在这里均可以找到答案。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须臾离不开持续深化党史记忆实践,离不开深度拓宽党史记忆场域,离不开深入发掘党史记忆含义,离不开深刻释放党史记忆功能。也正是基于此点,全党务必要借助权威的记忆载体、运用科学的记忆方式和系统的记忆内容,立足于锚定历史记忆要髓、彰显民族历史视野、创新党史知识生产、优化历史叙事方式等多方面要求,建设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忆工程。 基于此,践行党的记忆政治,建设党的记忆工程,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全党务须坚持做到“三个自觉”和“三个进一步”:一是要做到增强记忆党的历史的政治自觉,这是坚定党的历史自信和把握党的历史主动的客观要求与主要表现,全党务必要将记忆党的历史视作党的核心“政治工程”和“文化工程”,进一步予以不懈探索和深入实践;二是要做到增强记忆党的历史的理论自觉,塑造更具共识性与融合力的党的历史记忆,并着力将其固化和跃升为国家记忆与民族记忆,进一步助力现代国家建构和中华民族复兴;三是要做到增强党的历史记忆的方法自觉,坚持以事实记忆为本、以价值记忆为要、以精神记忆为核,统筹一般记忆建构规律与党的政治文化传统,秉持以兼具连续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记忆理路及策略,进一步科学重构党的历史、创新党的知识生产、塑造党的光辉形象和建构党的政治认同。借此记忆思维及实践,可望将百年中共党史记忆所负载和传承的中国人民共同的历史、思想以及精神遗产,化育成为新时代立党、治国和复兴的不竭动力与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