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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的鱼群

2024-05-13江少宾

广州文艺 2024年4期
关键词:秋田石臼牌楼

江少宾

入梅了,白荡湖涨了起来,极目望去,水天一色,白泱泱的,像一面镜子,在阳光的暴晒下哗啦啦裂开。岸边抽出一棵棵不知名的野树,绿油油的,一束束细碎的白花从草丛中钻出来,像一群白色鸟,振翅欲飞。我确信见过这种白花,它们低眉顺眼地站在路边,灌木丛里,或是公园转角处,火焰一样飘曳。雨季的白荡湖是丰沛的、饱满的、浑浊的,梦境一样黏稠,晴空一样辽远。

白荡湖直通长江,鱼类资源丰富。儿时,月黑风高的夏夜,我常跟着二哥,避开巡逻队员的探照灯,潜进湖里偷鱼。牌楼人家,谁没有偷过鱼呢?巡逻队员心知肚明,他们晃着探照灯,趿拉着拖鞋,一边走一边虚张声势地吆喝,严禁偷鱼,水深危险!严禁偷鱼,水深危险!我和二哥顶着荷叶,小心翼翼地凫在水里,听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在圩堤上渐行渐远。这样的巡逻每晚两次,上半夜一次,下半夜一次。雨夜同样如此。牌楼人都知道这个规律,太阳落山前,将鱼篓网兜之类的工具搁在湖边一座废弃的龙窑里,晚饭过后,再鬼鬼祟祟地穿过蛙声阵阵的田畈,伺机下水。那些年,白荡湖里的鱼真多啊,鲫鱼、鲤鱼、青鱼、鲢鱼、鳊鱼、团头鲂……稍稍懂点儿水性的人,哪怕是孩子,下水也能逮到鱼,很少空手而归。

那年中秋前夜,月亮披着纱巾,巢山顶上笼着一团乳白色,牌楼人刚刚吃过晚饭,准备舂糍粑呢,细雨忽然淅淅沥沥地下起来,周遭漫起一股淡淡的土腥气。舂糍粑的方法南北略有差异,北方多用石槽,南方惯用石臼。石槽坐在架子上,讲究的是手工;石臼嵌在地面上,考驗的是脚力。牌楼人共用二爷家的石臼,石臼有些年头了,我记事时就有。每年中秋节前,早不早的,二爷便提着满满一桶水,和二娘一起,把尘封一年的石臼擦得干干净净。除了舂糍粑那几天,石臼平时就是个摆设,二爷既不是富农,又不是石匠,怎么会置办石臼呢?20世纪80年代后期,二爷重新翻修房屋时,还在后院里专门为石臼搭了间石棉瓦的棚子,风吹不到,雨淋不着,这是殷实之家的猪啊牛啊才有的优厚待遇。那时候,牌楼还有露天的牛棚和猪圈,二爷居然准备给石臼搭一间棚子,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让牌楼人既费解,又吃惊。动工那天,主妇们约好了似的,前脚撵后脚地踏进二爷家的院子,勾肩搭背,有说有笑,赶集一样热闹。二爷说,这下好了,管他什么天,你们都能来舂糍粑了。也是眼不见为净,过去,糍粑里落的都是灰哟……话未落音,二爷便呵呵地笑了起来,眼角堆起细密的皱纹。主妇们若有所悟,渐渐收起笑容,于是有人道谢,有人称贺,也有人尴尬地退到门边,一拍大腿,佯装记起什么事,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去……

每年,秋田大婶总是最后一个舂糍粑,总是万籁俱寂、明月高悬,她才端着一脸盆煮好的糯米,“吱呀”一声,轻手轻脚地踏进二爷家的院子。中秋节前,夜里无论多晚,二爷家的院门总是掩着的。“来啦?舂糍粑,最好是撒点儿芝麻,糍粑软了,芝麻喷喷香。”二爷坐在门槛旁边,烟斗明明灭灭,舂糍粑的无论是谁,他都要这样说一遍,不像是叮嘱,更像是自言自语。他还有两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谚语,我现在还记得,一句是“锅碗瓢盆洗得光,不靠佛爷不烧香”。这是提醒了,病从口入,吃饭得注意卫生;另外一句是“元宵的汤圆清明的团,你慢慢吃来缓缓地过”。团是青团,这应该是二爷听来的。小时候我们没有吃过青团,也吃不上青团,清明吃米粑,在牌楼是老传统了。春分过后,沉睡一冬的田野从杨柳风里醒来,田埂上,沟渠边,东一丛西一簇的,随处可见新鲜的野艾。春耕尚未开始,母亲一大早就出门了,等我们揉着惺忪的睡眼,母亲已经兴冲冲地拎回来一篮子野艾。这是母亲处心积虑的发明。常见的米粑馅有三种:一种是韭菜的,一种是萝卜丝的,还有一种是豆角的。每一种馅里都拌着几粒肉丁。我家人口多,母亲舍不得买肉,只好另辟蹊径,盯上了野艾这个不要钱的替代品。母亲很会做艾粑,无师自通。她先把野艾择洗干净,滚水中焯一遍,剁碎了,再和在米粉里。米粉是提前“饧”过的,“饧”过的米粉才能做成圆圆胖胖的米粑。这边米粑刚做完,锅台上的大铁锅已经热了,母亲将米粑顺着锅沿一个个贴上去,然后潽一圈水,盖上盖子,炕。先是大火,干柴的火焰舔着锅底,噼里啪啦响,等锅底的颜色渐渐深了,母亲便拿着火钳,小心地压住大火,再揭开热气腾腾的锅盖,刺啦一声,往锅沿边淋几滴冷水。炕一锅粑,要开两次锅,淋两遍冷水。第二次开锅后便要转成小火了。大火炕,小火焖,前后一刻钟左右,清芬扑鼻的艾粑,终于在我们的巴望里,热气腾腾地出锅了。炕熟后的艾粑焦黄中点着苍翠,一口咬下去,软糯糯的,有一股淡淡的艾草味。我们总是嘴里咬着一个,眼睛盯着碗里的另一个,细嚼慢咽地,舍不得一次吃完。母亲笑着说,吃吧,趁热吃,锅里还有……其实,哪里还有呢?是母亲自己舍不得吃,提前给我们打了埋伏。年少无知的我们总是信以为真,总是欢天喜地地接过母亲夹过来的艾粑,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二爷反复念叨的“慢慢吃”“缓缓地过”,都有教人惜物的意思,好东西不要一次吃完。民谚总结得真好,三言两语,无不凝聚着老祖宗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智慧。乡下人过节,无非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大人说说话,孩子解解馋。乡下人也喜欢过节,节日本身已经超越传统,成了一种希望。

只有秋田大婶害怕过节,除了“鬼节”农历七月半。这天她必梳洗一新,太阳一落山便领着两个孩子,蹲在老井旁边,絮絮叨叨地,给秋田烧纸。鬼节是不兴哭的。她不哭,两个孩子也不哭,木头人一样杵在母亲身边,呆呆地望着跳动的火焰。大的是女儿,元菊,身材和脸一样圆润,爱笑,说话总是脸红;小的是儿子,元松,稀疏的头发微微泛黄,身高比同龄人矮了一大截。姐弟俩都没读几年书。元松比我大五岁。我入学发蒙时他已经辍学了,辍学了也不干农活儿,整天东打油西打浪,二流子一样在田野里四处晃荡,地里的黄瓜、菜瓜,还没熟透呢,全被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吃了。元菊不满二十岁就嫁人了,夫家有一座油坊,这是很好的家境了,大姑娘小媳妇明里羡慕,暗地里眼红。相亲那天,七八个待嫁的村姑簇拥在元菊家门口,窃窃私语,探头探脑地,便见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剃着寸头,穿着白衬衫(“的确良”的料子),一言不发地坐在凳子上,看上去像一个初出茅庐的中学老师。的确良,白衬衫,那时候太罕见了,穿得起的,都不是“泥腿子”。这个娃多好啊,哎哟,你莫不是前世修来的……的确良前脚刚走,上门帮着参谋的拐枣便嚷嚷开了。媒婆笑逐颜开,踌躇满志地摇着蒲扇,元菊呢,元菊可满意?元菊躲在厨房里,红着脸,埋着头,不敢看人。母亲瞅了瞅女儿,放下心来,一直不愿意相亲的女儿,这回的神情是暖的。谈婚论嫁很顺利,也很仓促,三天后回门,元菊抱着母亲号啕痛哭,高低不愿意再回去。乡下风俗,新人往返,来回都要见日头,但那一次,元菊一直哭到了黄昏。

谁能想到呢?洞房花烛夜,的确良翻过来覆过去地搬弄元菊的身体,像欣赏一件精美的瓷器,直至东方既白。元菊一直捂着脸,她怕丑啊,既不好意思开口,也没有力气拒绝。第二天夜里,他如法炮制,直到凌晨,才盘手盘脚地坐在元菊身边,打盹儿,接着便歪在枕头上,沉沉睡去……

出嫁前,母亲教过元菊床笫之事,元菊虽然心如脱兔,但也有一些隐秘的欢喜。新婚之夜,种种情状她都在脑子里揣度过了,但的确良居然是一尊“肉菩萨”,这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此后,夫妻之间的事情,她再也没有和外人诉说过。她和牌楼越来越远了,一年只回来一两次。每次走,母亲都要塞给她一个巴掌大小的小纸包(那是母亲辛辛苦苦淘来的偏方)。她每次都掏出来,一言不发地扔回去,苦涩地摆摆手。舌头底下压死人。她年纪轻轻的,迟迟没有开怀,难免会有一些闲言碎语。形形色色的眼神织成了一张网,她在其中,独自徒劳地挣扎。巢山脚下的夜晚井水一样幽凉,月色浮荡。在的确良的鼾声里,她默默地淌着眼泪,候着天亮。她已经没有多少泪水了,深陷的眼窝,成了一口濒临干涸的池塘。当巢山顶上终于有了一缕亮色,她轻手轻脚地起床,洗脸,洗衣,喂猪,做早饭。屋檐下,岁月波澜不惊。一个又一个清寂的日子,炊烟一样,被风吹走了。的确良始终早出晚归,泡在油坊里,长工一样干活儿。他的沉默,像油坊背后那座连绵的大山。

一年过去了。

两年过去了。

二十六岁,她的人生画上了一道休止符。谁也没有想到,她竟然在那座幽暗的油坊里,自绝于春风浩荡的人世。送葬的亲眷回来说,的确良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的确良了,他前胸贴后背,棺材板一样单薄,头发乱蓬蓬的,像顶着一个花白的鸡窝。

她爱的确良吗?我不知道,我想是爱的。当的确良借着酒劲,红着眼睛,将她和那个长日游手好闲的小痞子一起锁进油坊时,她勉力支撑的世界,瞬间塌了。

那个长日游手好闲的小痞子,在声势浩大的“严打”中落网,公审之后,押送他的军车缓缓驶出中学操场。他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排人中间,脸上挂着狰狞的笑,令人毛骨悚然……当他再次露面时,往日那个嚣张的小痞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一瘸一拐的中年人,耷拉着脑袋,像条垂头丧气的落水狗。

多年之后,我偶然经过那座废弃的油坊。油坊所在的小村已经旧了,清寂,几无人声,只有几树榴花火一样燃烧。桥头卧着一只老狗,懒洋洋的,见多识广的样子,既没有起身,也没有惊叫。物是人非。我有些恍惚,仿佛又闻到油菜籽沁人心脾的幽香,仿佛又看到那张红苹果一样鲜艳的脸,发梢上的汗珠,露水一样晶晶亮。

秋田过世早,我没有见过。听老人说,他是个嘴巴特别“毒”的人,生吃大蒜、辣椒、葱,一次能吃四大碗白米饭,吃完,抹抹嘴,站起来,摸着肚皮,打着响亮的饱嗝。他能吃饭,也能吃苦,“双抢”时,经常裸着上半身,挑着两百多斤的稻把,一口气赶一里多路。他应该死于心肌梗塞,太突然了,刚吃完饭,准备起身,却从椅子上慢慢滑下去,脸色煞白,发窠里滚出豆大的汗珠。秋田大婶差点儿吓死了,她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等她回过神,一番折腾之后,秋田的心跳已经停了……秋田大婶当时才四十多岁,独自拉扯着两个小人,打理五亩多田,风里来,雨里去。为了孩子,她从来没有穿过新衣,甚至没有用过卫生巾。开始是舍不得,后来,生活宽裕了,她依旧不肯在自己身上花钱——抠,成了她最鲜明的性格。除了过年,她不曾上街称过一次肉。为了改善孩子们的伙食,她和大老爷儿们一樣下湖偷鱼。抬头不见低头见,巡逻队员都知道她的境况,明知她就在湖里,却佯装没有看见。

时间回到那年中秋前夜,二爷家的院子里挤满了等着舂糍粑的人。众目睽睽之下,秋田大婶像往常一样,套着一件松松垮垮的白汗衫,拎着网兜,凉鞋啪嗒啪嗒,径直拐进田畈。

“这个天,水里很凉了,搞不好要抽筋的。她胆子是真大。”二爷家的大媳妇起头说。她是个咋咋呼呼的爱热闹的人,大名我忘了,牌楼的老人都喊她水瓶。每年暑假都要追着看一遍《西游记》,雷打不动。

“偷惯了,也上瘾,跟抽烟一样,很难戒掉的。”接话的是朱家二嫂,黄家珍,我们都叫她家珍二嫂。她上过高中,黄梅戏唱得很好听。有一年腊月,我看到她蹲在锅洞旁边,一边添柴一边看《巴黎圣母院》,我从此记住了这个书名,印象极深。

“哪有这个话呢?再难戒也要戒啊,别把孩子带坏了……”拐枣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她是村子里和秋田大婶走得最近的人。事实证明,拐枣的担忧不无道理。当然,这是后话了。

“一个人一个命呢!她这些年,苦是真苦,讲真话,牌楼几个妇女能像她这样子啊……”

最后一个说话的,是二娘。她弯着腰,拎着小脚,干核桃一样的脸上布满了老年斑。她是牌楼最年长的女性,栉风沐雨几十年,在这一方逼仄的女性世界里,有着毋庸置疑的威望。她一开口,挤在院子里等着舂糍粑的人都沉默了。秋田大婶的苦,牌楼人有目共睹——她是五十岁的人,有着七十岁的脸,一天只吃两顿。

外人看到的,其实都不是真正的苦。真正的苦只有秋田大婶一个人知道了。

雨渐渐大了起来,石棉瓦上有了清脆的响声。舂糍粑的人有说有笑的,春种秋收的辛劳,都被糍粑的香气淹没了。谁也没有料到,秋田大婶居然一去不复返,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上半夜,两个巡逻的队员注意到一双枣红色的旧凉鞋,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岸边。细雨中,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和往常一样,往湖里虚张声势地晃了晃手电筒。

下半夜,雨越下越大,裹挟着初秋的寒意,砰砰砰地砸在雨披上,那双枣红色的旧凉鞋依旧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岸边。巡逻队员再次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一次,他们的眼神都有些异样。

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他们只能一边高声呼喊,一边大幅度地摇晃手电筒。

牌楼人倾巢而出。老少爷们轮流下水,一直忙到天亮,但水里岸边,远远近近的,大家都没有发现秋田大婶。

像一尾鱼,在雨夜的白荡湖里,秋田大婶独自游走了。

男人垂头丧气,女人泪水涟涟。二哥浑身湿漉漉的,瑟瑟发抖,扛不住了,准备回家换衣服。他在村口看到元松,顶着雨披,拎着一盏小马灯,木头人一样站着。“我真想过去扇他几耳光,想想还是算了,他吃苦的日子,在后头……”多年之后,每次说起那个寒凉的雨夜,二哥总免不了一阵唏嘘。他和元松结伴上过几年学,每次去喊元松,秋田大婶都要从一个铁皮桶里掏出一小把炒蚕豆,“怪事!她炒的蚕豆,又脆又香。”

像鱼一样游走的秋田大婶从此踪迹全无,大家都笃定她已经死了,但她分明又以另外一种形式活在牌楼。她是一个亡者,只是没有坟,没有碑,也没有遗像。每年腊月二十八,元松都要在巢山脚下烧几刀纸,放一挂炮,朝虚空里喊:“妈!过年了,你回家来吃饭。妈!过年了,妈……”但她同时又是一个活人,名下一亩六分多地一直都在,多年不曾变更。遇到婚丧嫁娶这样的大事,元松总是代表她坐在上席,晚辈也总要走过来敬酒,说:“喏,你端一下杯子,就那么个意思……”正月里,的确良依旧登门拜年,顶着一丛白发,急匆匆地穿过田畈,像一个被风吹皱的影子……

元菊走后,的确良一直没有续弦。他老得太快了,我离开牌楼外出求学时,他已经白发苍苍,慢腾腾地,拄着拐杖。如今三十年过去,我不能确定他是否健在,几个常年守在牌楼的老人也不能确定。

像一尾鱼,在茫茫人海里,的确良无声无息地游走了。

从茫茫人海里游走的,还有元松。他好吃懒做又惯于偷鸡摸狗,在南方某城加入“飞车党”,锒铛入狱后,杳无音信。新世纪以来,新一代牌楼人的足迹几乎踏遍全国,但任何一处落脚地,都没有人见过元松。和秋田大婶不一样的是,元松虽然名义上还活着,但在牌楼人眼里,他已经是一个亡人。

每次回牌楼,我都要穿过一人多高的蒿草,近距离看一眼秋田的老屋。秋田的老屋已经塌了一半,被鉴定为“D级危房”,空荡荡的废墟里,趴着一张灶台,灶台旁边蹲着一口大水缸。锅碗瓢盆都被人拿走了,剩下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破衣烂裳。另外半边老屋竟多年未倒,我进去过一次,地上已经长草了,墙边支着一张老床,墙上挂着秋田的遗像。那是一张炭笔画,画中的秋田颧骨高耸,稀疏的眉毛,圆耳朵,薄嘴唇。我立即转身,几乎慌不择路——画中的秋田活脱脱就是失踪的元松,如果不仔细分辨,几乎就是一个人。

每次我都黯然,内心深处涌起一丝悲凉。秋田、秋田大婶、元菊、元松,一家四口,像屋顶上的炊烟,风吹着,吹着,慢慢就散了,无影无踪。

炊烟散淡。或许,牌楼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子,不悲不喜,风平浪静。我每次回去,村里遇不到几个活物,田里也看不到几个人。“锄禾日当午”的场景消失了,“柳花深巷午鸡声”的意境消失了,“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喜悦,也消失了……

二爷无影无踪。二娘无影无踪。水瓶呢?很多年没有回来了,大门上挂着锁,屋檐下爬满了蜘蛛网。夫妇俩都在湖州,做早点生意。“是在湖州安家了吗?”我问了几个老人,他们都茫然地摇了摇头,有的是不知道,有的是不关心。

拐枣无影无踪。她多年类风湿,关节粗大,手指畸形。她是那种闲不住的人,房前屋后种满了瓜果时蔬,还放了两只鹅、养了一头猪、喂了一群鸡。老伴儿过世后,她稻草人一样瘫了下去,不梳头,不洗脸,近乎自闭。我最后一次看她时,她系着一条破围裙,弯着腰,抬起头来,眼里蒙着一层白翳,已经看不清人了。她翻来覆去地念叨她的大孙子,“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想得很哎!想得心慌……”“我恐怕再也看不到了哦,白疼他一場……”那个我没有见过的孩子是牌楼供出来的第一个博士,他在德国一家科研机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和家里人联系。我有些心酸,握着拐枣的手,摇晃着,不知道怎么宽慰她。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啊!像风干的树枝。

桂生无影无踪。他在外奔走多年,贩卖蔬果、水泥、钢筋,是牌楼第一批富起来的人。一双儿女成年后,他又毅然决然地回到牌楼。女儿女婿在安庆送外卖,风里来,雨里去,跑单虽然辛苦,但收入还不错,夫妇俩相濡以沫,生活平静而安稳。儿子大专毕业,一直找不到想要的“铁饭碗”,负气远走东北,在一家物流公司里打工。他应该快三十岁了吧?听说一直没有结婚,也或许已经结了,只是没有人知道。疫情后他没有回来过。桂生帮他翻盖的两层小楼原本是打算做婚房的,如今已经旧了,墙面大范围剥蚀,铁门上的链条锁锈迹斑斑的,像一条死蛇。

这一次,没有见到五婶,我有些意外,也有些伤感。五婶在牌楼守了几十年,我每次回去都在她家里落脚,坐在她身边,听她张家长李家短地、絮絮叨叨地诉说。到了饭点,拣一筷头她腌的小菜,吃一碗她用柴火焖出来的大锅饭,那种味蕾上的满足,仿佛重回孩提时代。五婶罹患糖尿病,很多年了,有了并发症,先是左腿拎不起来,后来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清明过后,堂姐把五婶带走了,扔下一栋空房子,周遭杂草丛生。

对我来说,五婶一走,牌楼就真的空了。父亲的老屋已经在风雨中坍塌,生我养我的牌楼,已无我立足之地,再没有一片屋檐能容纳我疲惫的身心。剩下的牌楼人都老了,有的还病着,在他们眼里,我和牌楼已经格格不入,只是一个贸然入侵的城里人。都说吾心安处是故乡。或许,对新一代牌楼人来说,“牌楼”只是户口本上一个冰冷的籍贯,他们候鸟一样四处迁徙,沿途都是驿站,心安处即是故乡。

壬寅年大暑,我意外地接到家珍二嫂的电话,她确诊甲状腺癌,想来省医做手术,希望我能帮忙找一个“过硬的主刀医生”。我缺乏这方面的资源,但没有拒绝,她还能记得我,我非常高兴。她和牌楼一样无可挽回地老了,尘满面,鬓如霜,干瘪的乳房在空空的领口里晃荡。我帮她办好住院手续,扶她上自动电梯,看着她拎着简单的行李,心不在焉地冲我挥了挥手,迟疑着,像一尾鱼,游进医院挨挨挤挤的走廊。

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站在医院幽凉的楼道里,我忽然鼻子一酸,泪如雨下。

责任编辑:姚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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