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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之国的由来与物产

2024-05-13黄剑华

月读 2024年5期
关键词:成都平原蜀地蜀国

黄剑华

成都平原古代曾称为“华阳”,又称为“天府”,蜀人对此称呼是颇为自豪的,因为这不仅是个形象生动的地域概念,更具有丰富多彩的人文内涵。千百年来,“华阳”与“天府”的称号已成为一方乐土的象征。

关于“华阳”的地理名称,先秦时期就有记载。《尚书·禹贡》就有“华阳黑水惟梁州”之说。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将全国划分为九州,梁州便是九州之一。《尚书·禹贡》中记载的九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有学者认为,九州之说,传说的成分较重,主要是汉族先民自古以来的民族地域概念。《尚书·禹贡》着重记叙了大禹治水的过程,并对九州区划中的山川河流做了概述,与其说是古人假托大禹治水以后的行政区划,不如说是我国最早的一种地理划分更合情理。汉朝的时候,九州成为全国汉族地区的统称,地理范围包括了五岳四渎,习惯称之为汉地九州。《禹贡》所说“华阳”也是一种比较宽泛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华山之南,其广义则包括巴、蜀、滇、黔以及陕南一带,即今整个西南地区。到了晋代,博学多才的常璩将撰写的地方志巨著名为《华阳国记》,后来又正式定名为《华阳国志》,“华阳”从此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不再是一个虚泛的地理概念,而成了一个响亮的地域称号。

关于“天府”之说,原是形容犹如天帝之府库,无所不有。古人认为,成都平原、汉水流域、关中之地,都是自然资源最为优越的地方,田地肥沃,物产丰富,就像“天府”一样。据《战国策》记载,苏秦游说秦惠王时就提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也作了相似记述。这两处记载中的“天府”,是将蜀地、汉中与关中渭水平原都含混在了一起。而据任乃强先生考证,苏秦之说出于秦并巴、蜀之前,或疑是后人伪造。认为苏秦当时说的“沃野千里”,主要是指渭水平原。秦取巴蜀之后,获得了巴蜀的人力物力,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成都平原的肥沃与富饶之名也就后来居上了。据晋朝陈寿撰《三国志》记述,诸葛亮《隆中对》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可知东汉末已经确定“天府之土”为蜀地之称。《三国志》传播甚广,诸葛亮《隆中对》的影响极大,所以“天府”也就成了蜀地的专有经典称号。

而将“华阳”与“天府”并列,将四川盆地美誉为天府,将成都平原称之为华阳,则是常璩的创举。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是这样说的:“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原曰华阳”;这里不但“多斑彩文章”,而且物产富饶,“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季代熟,靡不有焉”。又说“蜀之为邦”,“国富民殷”,“固乾坤之灵囿,先王之所经纬也”,认为蜀地确实是一个神异的区域。

常璩的记述,具有比较浓郁的感情色彩,充分显示了他对乡土的热爱,但也并非溢美和夸张,大都是真实的记载和描写。而史料的翔实与依据的可信,也正是《华阳国志》的价值与魅力之所在。他在其中构建了一个文化丰饶、和平统一的“理想国”。他用“华阳”来解读巴蜀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巴蜀历史研究提供了强大底气。随着《华阳国志》在后世的广泛传播和产生的深远影响,“华阳”与“天府”也终于尘埃落定,成了家喻户晓的蜀地美称。

富饶的成都平原成为真正的“天府之土”,除了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的优越,与古代蜀人积极兴修水利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根据文献史料记载,上古时期气候多变,经常洪涝成灾,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述大禹治水,经过十三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获得成功。大禹兴起于西羌,当时岷江是水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尚书·禹贡》记述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岷嶓既艺,沱潜既道”,大禹导山治水的办法在岷江流域取得了成功,进而才变成了整个中原的治水方法,并推广到了九州。古代蜀人对岷江长期不懈的治理,正是从大禹时代就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光荣传统。这种治理开启了成都平原水利建设的先声,对促进古蜀时代的农耕发展,显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古蜀历史上,杜宇曾积极发展农业与工商业,《华阳国志》说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到“七国称王”的时候,“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这是一片相当广阔的领域,除了成都平原和川西盆地的丘陵地带,还囊括了汉中平原以及贵州、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可见古蜀国当时疆域的宽广与资源的富饶。在杜宇晚年,岷江又泛滥成灾,直接危及了蜀国的农业生产与百姓的生活。于是杜宇重用了从荆楚投奔蜀国的杰出人才鳖灵,任为蜀相,负责治水。鳖灵很能干,不负所望。《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蜀王本纪》说:“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

据学者们研究,鳖灵当时治理岷江水患,其治水地点主要有两处,一是开凿了灌县宝瓶口,二是疏通了金堂峡。史料说的玉山,为湔水发源地以北的九顶山,逶迤而南至灌县城西北,亦称为玉垒山。《水经注·江水》记述说:“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由此可知鳖灵凿开的玉垒山,也就是灌县宝瓶口两边的虎头岩及离堆,使岷江于此一分为二,将外江作为岷江主流,而将内江(即人工开凿的柏条河)分流汇入沱江。这是一个因地制宜的极其高明的举措,抓住了治理岷江的要害。鳖灵治水,在水利工程技术方面,有着许多创造性的举措。比如成功地凿开了宝瓶口坚固的虎头岩与离堆,又比如今天我们在都江堰看到仍在使用的杩槎与竹笼,即起始于鳖灵治水的古蜀时代。这些举措与工程技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为古蜀国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水利基础,也为后来李冰修筑都江堰提供了经验。

秦国攻取蜀国后,便开始了对蜀地的经营。李冰是继司马错、张若之后的第三任蜀郡守,史籍称李冰“能知天文地理”,是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奇才。李冰治蜀事迹甚多,特别是在水利建设方面功绩卓著。据古籍记载,李冰在蜀地进行的水利建设大致有:创建都江堰,疏通成都二江,开凿羊摩江,开凿石犀溪,疏通洛水,开通笮道文井江,凿平南安溷崖、僰道崖滩,平掉雷垣险滩、盐溉险滩等。这些水利工程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着眼于综合利用,兼顾防洪、灌溉、运输等多方面的功能和效益,益于当世,更造福于子孙后代。

在李冰进行的众多的水利建设中,最伟大的创举便是修建都江堰了。正是有了这一布局合理、天人合一的系统水利工程,才为天府沃野提供了永久的保障。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成都平原由此而成了风调雨顺、物产富庶、安居乐业之地。

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润,非常适合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在物产方面,首先要说的就是稻谷。《山海经·海内经》已有“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的记载。都广之野,通常就是指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膏是肥沃与味美之意,可知这里很早就生产优良稻谷了。后稷是先民传说的农神,《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孟子·滕文公上》也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古蜀地区栽培稻谷历史的久远。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殷商时期古蜀国已发展了繁荣昌盛的青铜文化,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这与大量种植稻谷、拥有良好的农业经济基础,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史书与地方志的记述看,战国时期秦惠王派军攻取巴蜀之后,很短的时间就征用了众多的兵员,筹集了大量的军粮与军需物资,《华阳国志·蜀志》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足見蜀地生产稻米的数量是非常可观的。蒙文通先生说:“可知在李冰守蜀开二江灌溉之前,蜀已大量产米”,“在昭王二十七年蜀已能输六百万斛出去,可见产量相当丰富。”如此庞大的米产量,也足以说明古蜀国生产水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可观的规模。这些关于古蜀盛产稻谷的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材料的印证,都说明了当时蜀地稻作农业和工商业的繁荣兴旺。

在秦汉之际,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的过程中,蜀地生产的稻米也为刘邦最终大获全胜提供了充裕的物资保障。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与班固《汉书·萧何传》中对此都有记载,《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述:“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汉书·高帝纪》还说楚汉战争过程中曾发生过大饥荒,“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因为有蜀汉提供的稻米保障,所以才渡过了难关。

概而言之,秦朝依靠巴蜀的富饶而统一了全国,刘邦利用巴蜀的人力物力战胜了项羽,都是仰仗蜀地盛产稻米而开创了丰功伟业。

古蜀国的农副产品非常丰富,手工业与商贸活动也极其兴旺。西南地区很早就有了古商道,由巴蜀通向滇越,并进而通向了南亚、中亚和西亚。通过这条古商道贸易的,主要是产于蜀地的丝绸、蜀布、筇竹杖之类的物品,以及巴蜀的盐巴等,南方丝路很可能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海贝,大约有数千枚之多,据鉴定来自于太平洋或印度洋温暖的海域,应是远程贸易带来的舶来品。

传世文献记载,古蜀族是最早养蚕和纺织丝绸的部族,《说文》解释蜀字,就是“葵中蚕也”的意思。以蚕作为族名,所以蜀山氏又被称为蚕丛氏。《方舆胜览》卷五十一记述:“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于其所者号蚕市。”在其他志书中,对此也有相同记载。古代成都曾修建有蚕丛祠,以祭祀教人养蚕的蚕丛氏,被尊为青衣神。《蜀中名胜记》说,蚕丛不仅教人养蚕,还教民农事,因而得到了广大蜀人的尊敬和爱戴。三星堆最近考古发现,出土了古蜀国丝绸实物,就充分印证了史籍的记载,说明古代蜀地是中国丝绸的故乡。

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曾发掘出土了一件战国时代的铜壶,在壶身上嵌铸有多幅图像,生动地展现了古代蜀人竞射、采桑、弋射、宴乐、攻战等社会生活内容。此壶现藏于四川博物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图像第一层右面的采桑图,共有十五人,显然是当时大规模种植桑田饲养家蚕的写照。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当时蜀国丝绸业的兴旺繁荣。

蜀地在战国与秦汉时期已经开始生产精美的蜀锦和刺绣,通过频繁的商贸活动,源源不断地销往外地。秦人修筑成都城,专门在流江南岸夷里桥畔修筑了一座锦官城,以便对蜀锦的生产和经营进行管理。左思《蜀都赋》曰:“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描述锦官城内到处是织锦作坊,机杼声彼此共鸣,江边满眼绚丽尽是濯锦之人,这完全是一幅大规模生产蜀锦的热闹情景。四川出土的画像砖和画像石,对蜀地的农桑与纺织情景就有生动的描绘。汉代蜀地已是“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蜀地自古盛产丝绸,促使了商业与贸易的兴旺,也为天府文化带来了繁荣。

蜀地的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华阳国志·蜀志》说蜀国“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氂、犀、象、毡、毦、丹黄、空青、桑、漆、麻、纻之饶”,“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秦汉时期入蜀的移民,就是利用这些丰富的资源,积极从事商贸活动,由此而促使了富豪阶层的迅速崛起。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临邛大商人卓王孙,其先赵人,以冶铁致富;秦灭赵,迁卓氏;至临邛,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还有临邛大商人程郑,从山东迁徙入蜀,亦冶铸,富埒卓氏。他们就是利用当地的铁矿资源,铸造各种铁器,在西南地区广为销售,以此而成了天下闻名的大富豪。

(作者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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