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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电影《寄生虫》中的社会心理研究

2024-05-10王冠蒽张伟春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24年1期
关键词:资产阶级穷人寄生虫

王冠蒽,张伟春

(四川师范大学a.日韩研究院;b.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2020 年2月韩国导演奉俊昊的电影作品《寄生虫》在第92 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中,荣获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四项奖项,拿下“四连冠”,这在韩国电影界甚至亚洲电影圈都实属罕见。这部黑色幽默色彩的电影,以贫富差距、失业、家庭负债、阶级断层为故事背景,讲述了一个穷人家庭想尽一切办法以获得在富人家工作机会的故事,影片展现了一系列矛盾冲突,反映出社会底层人民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初级形式,呈现着真实的社会状况。本文在使用马克思主义批评分析文学作品时,既关注其反映的社会物质基础,也关注作品中表现出的社会心理。对于文学作品社会心理的分析,有利于获得对于该作品以及所在国家社会现实的进一步认识,看清社会心理背后的意识形态。

一、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

(一)社会心理:生产力与文学之间的桥梁

“社会心理”这一概念诞生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由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提出,认为社会心理为社会意识的一个层次。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是指“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一定社会阶级的主要情感和思想状况”,是社会人的“一切习惯、道德、感觉、观点、意图和理想”;[1]272-273是公民中思想上感情上的一致,也即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和特定阶级占据主要地位或支配地位的情感、思想、审美倾向,它是在个人身上所体现出来,但是却代表着社会的共同“心声”,它是符合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以及这种状况所产生的那些能力、趣味和倾向。[1]186它的产生、发展与演变是由人们的生产实践所决定的,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

对于人类社会的研究离不开相应的社会心理研究。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如果把经济比作人类社会的骨骼,那么社会心理则是血肉。如果只研究经济而忽视社会心理研究,则只见骨骼不见血肉,无法填满框架,也就无法完整全面地认识人类社会,经济这一骨骼架构需要社会心理作为血肉包裹着而存在。[2]

普列汉诺夫根据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的文章中提出了社会总体文化构成的五个关键要素,分别是生产力、经济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思想体系及我们所说的思想意识形态。这五个要素即社会结构的五个基本层次:生产力的状况;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3]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处于是最核心的层次,对于社会心理和思想意识形态起着最终的决定性作用。而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有一种中间层次存在于在生产力与文化产品、文学作品之间,起着桥梁和连接的作用,那也就是“社会心理”。

(二)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的初级形式

马克思主义关注文学作品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关注与其相关的社会现实,包括物质经济条件、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和个人思想。“社会心理”是特定时期个人心理所构成的一系列具有共同特征的精神和道德的总和。社会心理并不像社会意识形态一样,具备相应的逻辑理论体系,它仍然处于无序的状态,是社会意识的初级形式,直接体现着真实的社会历史状况。社会意识的高级形态,也就是意识形态,社会心理中间接体现着相应的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看来,文化承载着一定的意识形态,这种文化包括但不局限于文学作品、艺术、电视剧、电影、戏剧等。日常生活中,这些文化形式看起来貌似轻松无害,在人们枯燥繁忙的生活中起着娱乐大众的作用,实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许多受众。我们很容易在无意识中受到这些文化产品所夹带的意识形态影响,且全无察觉。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分析并厘清这些文化产品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价值,从而分析这些意识形态是如何作用于社会和个人的。

社会心理学本身在法律,历史,政治等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样在文学等学科中也起着关键作用。由于文学创作来源于社会生活,体现着现实社会的物质条件和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解读社会心理,是从人物所在的社会物质现实出发,分析深藏在心理问题背后的经济因素和历史因素。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马克思主义批评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会关注文学作品所呈现出的是何种意识形态,反映了什么样的现实状况,并且对于作品呈现出的意识形态做出分析和评价。

二、电影文学《寄生虫》中的社会心理分析

电影文学如同其他传统形式的文学作品一样,呈现着一个群体的某些社会心理,夹杂着某些意识形态。而作为社会意识初级形式的社会心理,成型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多重塑造,又在成型后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现实——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意识形态。

(一)社会心理与经济基础

首先,作品揭露了无产阶级面对现代社会资源剥削时毫无察觉的社会心理。影片开篇交代,穷人家庭父母正值壮年,却没有工作。穷人女儿和儿子正值上学的年纪,也没有上学。家里没有Wi-Fi,只能到厕所角落里蹭楼上咖啡王国2G 的网络,而连上网的第一件事情是去联系比萨店的折纸盒工作,这也是全家费尽力气才找到的工作,工资微薄,还会被扣掉一成的薪水。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好吃懒做或者不努力自己造成的结果。但从他们在富人家的就业情况来看,父亲学习能力强,车技好,母亲也完全具备金牌保姆的素质。但凭按部就班的方式根本无法获得富人家高薪水就业的机会。而穷人女儿很有艺术天分,修图技术一流,绘画也很有水平,但却没能考上心仪的艺术学院。这种现象与韩国高考惨烈的竞争有关,补习班是标配且内卷严重,穷人女儿后来没再上补习班,正如片中所说“不是不去,是没钱去”。一方面穷人女儿因经济原因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教育资源,另一方面穷人的儿子和女儿却可以任意选择和更换一对一的家教。

有能力贫穷的中年群体没文凭没渠道只能忍受失业,在社会资源上处于是弱势地位的贫穷青年在升学和就业上越来越难杀出重围。这种面对社会资源被剥夺,穷人群体的社会心理是平静的,习以为常的。穷人无力改变,也认为是自然而然的,这种面对社会资源被剥夺时,人们所表现出的平静的心理状态,是当事人自己都毫无察觉的。生存问题始终在穷人和无家可归者的生活中摆在首要的位置,居住于阴暗的半地下室,环境潮湿闭塞,没有工作,仅仅只是为了生存而挣扎就足够耗费他们几乎所有的精力和体力了。当一个人为自己活命和养家糊口挣扎困顿时,暂且不提参与政治活动的问题,单是政治上的觉醒都无的放矢。

其次,作品呈现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小恩小惠感恩戴德的社会心理。影片中前女佣的丈夫因为做台湾古早味蛋糕店破产欠一屁股债被人追杀,只好一直躲在地下室,却对富人家庭的社长感恩戴德;穷人父亲在露馅视频将要被发出去时,也直言道:“社长夫妇看到这个视频会有多震惊!他们那么善良无辜,不能这样对他们。”显然,无产阶级们对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是崇拜的,似乎感受不到来自资产阶级的压迫,原因为何?

一方面,资本家将劳动与劳动力进行混淆。资本家支付工资给工人用来购买其劳动力,表面上看似平等交易,实际上有意混淆了劳动与劳动力的差别。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所主张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慈善也是转移矛盾和掩盖真相的一种方式。恩格斯曾经描述了资产阶级锻造的慈善假象:“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4]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总是以抽象的人为基础,在抹去人的自然差别和社会性差别的前提下谈论平等和自由。因此,无产阶级的自由在于选择工作或者饿死,在于选择替这一个资本家卖命还是替另一个资本家卖命。在这种抽象原则下,无产阶级的贫苦似乎只能归因于其自身的懒惰和愚蠢。[5]这种将贫穷原因归咎于贫穷者自身的论断,显然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开脱了罪责,以致于无产阶级一旦得到资产阶级的某种优待就感恩戴德。他们或许可以意识到贫富差距给社会造成的阶级分化,但是他们很难意识到,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在争夺资源时,前者几乎控制着社会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他们费尽心机冒着违反法律的风险,身份造假伪造假证,争取到来到富人家打工的就业机会,他们出色的劳动成果充实了富人的腰包。

于是,这种现代经济剥削是无所察觉的社会心理,以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小恩小惠感恩戴德的社会心理又反过来助长了社会经济的贫富分化。韩联社指出,2022 年韩国资产上游20%的家庭和下游20%的家庭差距已经创下历史新高,净财产基尼系数为0.606,也创下2012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韩国政府按家庭拥有资产的规模由高到低将其分为五档,每一档各占家庭总数的20%,调查结果显示,最高档家庭中持有房产的比重高达98.6%,第五档家庭仅为10.1%。资产阶级在享有多套豪华住在的同时,许多无产阶级却住在暗无天日,随时会被暴雨淹没的地下室或者半地下室,生命和财产安全都得不到基本保障。而且,最高档家庭的平均资产,相当于最低档家庭平均资产的64 倍,二者差距是2012 年开始相关统计数据的最高纪录;以上数据均表明韩国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6]

(二)社会心理与政治制度

首先,面对生活荒诞不幸的麻木无奈心理。穷人的儿子被砸得头破血流入院,苏醒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大笑。因为穷人儿子受伤之后,来接待他的是“完全不像医生的医生”和“完全不像律师的律师”,穷人就算在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仍然接触不到像样的医疗资源和法律援助资源。穷人群体面对生命中荒谬滑稽之事,接纳了这种荒诞因而逐渐麻木无奈。

国家福利制度显示出的不足之处。资产阶级实行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慈善是转移矛盾和掩盖真相的一种方式,并不能够从本质上使得无产阶级受益。福利制度的有效性的缺失,也可以在影片中的其他细节中体现出来。在穷人一家地下室被雨水淹没灌满之后,包含整个受灾街区以内,我们没有看到政府单位抗洪人员的及时赶到,穷人一家也是坐着泡沫板在雨夜孤零零地来到了临时救济所。这不禁让我们质疑韩国社会保障对于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效果和力度。而且这种福利制度往往没有刺激雇佣,反而加深了劳动市场上的工资分配的失衡。工资分配一旦失去平衡,低工资工人的薪金就减到平均水平以下,而高工资工人会领取平均水平以上的薪水。[7]导致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激化社会矛盾。低工资的工人薪资由于在平均水平以下,无法维持生计,再看到工资在平均水平以上高工资的工人,难说不会发生暴力犯罪情况,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社会环境恶化,工作机会以及良好的工作环境便更难求。

其次,非法获得高薪工作的表现出的侥幸社会心理,这种心理就像无产者占了什么大便宜似的,但是不论是保姆、司机还是私人家教,都是在为资产阶级提供服务。影片中的两个穷人家庭,为了争夺在富人家的工作岗位而互相残杀。剧中可以看出,两个穷人家庭都十分珍视各自的工作岗位,前女帮佣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房子的主人换了,帮佣都没有换,她经常醉心地感叹这座著名设计师所设计的房子,同时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岗位。而金司机的穷人家庭同样也是如此,他曾感叹道:“一个警卫职缺,都有500 个大学毕业生应聘的时代,我们却全家都找到工作。”这反映出穷人家庭在找到富人所提供的高薪工作时,表现出欣喜甚至侥幸的社会心理。

这种心理来源于教育体制与劳动体制的不匹配。这种不匹配首先表现为劳动者既难找工作,雇佣者又难招贤纳士,这是劳动市场上存在的最大结构性失业矛盾。[8]因为韩国的教育体制所具备的能力还不够培养满足市场需求的人才,人才培养体系不能反映劳动市场的需求。劳动体制中,韩国也并不具有完备的就业体系,政府当局未能采取适当措施培养人才,进而导致失业现象严重。失业群体中,高中学历的失业率最大,其失业率的增长幅度也高。根据马太效应,不具备资源的人,越将会被剥夺资源。本身就没有资产的低学历工人也是失业的重点人群,他们往往从事的是以简单技术为主的工作,也往往会成为长期失业者。这也是为什么穷人家庭父母年轻力壮,却没有工作,在没有资产的情况下,又不具备相应的高学历,在劳动市场上不具备竞争力。

此外,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失业者新加入失业群体,也具有长期性的失业特征。[9]穷人的女儿和儿子就是青年失业者的代表,穷人儿子和女儿本来具有良好的自身条件:穷人女儿很有艺术天分,美术与图像处理的能力都很优秀,却考不上大学艺术系,只能在家待业。穷人女儿在激烈的教育资源竞争中没有优势,贫穷的家庭没有办法支撑她去补习班,虽然补习班不是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决定性因素,但也使她在激烈的求学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穷人的儿子也是一样的情况,他当过兵,能够辅导得了高中生英语,且教导有方,教育富人的女儿“考试犹如作战,不能乱了阵脚”,在富人女儿讲与英语辅导无关的抱怨时,他没有责怪,而是说她是刚刚讲的故事不错,正好拿来练习英文作文。然而这样的一个穷人儿子,却要承担起挣钱养家的责任。全家的工作正是在他的入职之后,一步一步设计安排下来的。同时,父亲杀人躲起来之后,他也表示上大学固然重要,但现在他最重要的任务是赚钱。因为没有金钱,所以无法获得高等教育资源,想要就业却就业无门。因为接受不了高等教育,所以无法获得工作岗位,进而没有报酬没有收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三)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社会心理。韩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依然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正所谓,最成功的意识形态不会被人们看成意识形态,而是被当成天经地义的世界观。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意识形态在维护当权者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会默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他本身就越好,因为品质“源于血统”,也就是说是天生的,这源于资本主义的阶级歧视论。

首先,穷人群体时常出现自我怀疑的社会心理。正如穷人儿子站在豪宅中参加隆重生日派对时问富人女儿时说的“大家都很体面呢,都是临时过来,却很从容”,并问富人女儿:“我适合这里吗”?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自我怀疑心理。从阶级歧视论的视角来看,社会上层人士自然要比下层人士优秀:他们更聪慧、更负责、更可信、更有品德等等,因此,社会顶层人士垄断权力要津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因为他们天生就适合这类角色,人们只相信他们能胜任这类角色。好像美好的东西天生就与他们相配似的。社会底层人士的自我怀疑恰恰就是因为跌入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这一陷阱。

其次,作品中所表现出有钱与善良挂钩的心理,也是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当穷人父亲说:社长富人“有钱却很善良”的时候,穷人母亲打趣地反驳道:“不是有钱却很善良,是有钱所以善良,懂吗?如果我有这些钱的话,我也会很善良。”这一认同金钱与美好品质相关联的观点,也体现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

此外,作品还反映出思想意识上的殖民化问题。富人太太一直强调美国产品的可靠性,认为美国产品就是可靠,认为美国学历价值高。同时为了让儿子变得更加专注,送他去参加童军,儿子也因此变成了印第安迷。富人太太所表现出的韩国资产阶级对于美国的权威,是典型的思想意识上的殖民化,也就是帝国主义政府在思想意识上对其他国家的公民进行的殖民活动,比如,让被韩国公民认为美帝国主义国家的制度、文化、教育、精神以及产品上都优于韩国,只有向他们靠拢,才能接近权威。影片无情批判了以上种种意识形态,揭露了在其影响下形成的社会心理。

三、局限性:资本主义勾勒的虚假幻想

通过对于《寄生虫》中人物代表性社会心理的分析,可以看出该电影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通过展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层断裂,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展现了韩国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失业问题,不安全不稳定的居住环境,甚至在现实生活中推动了社会政策的改革,影片播出后韩国政府出台了相应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的政策,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该电影仍然存在资本主义虚假幻想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首先,结尾处穷人儿子希望依靠工资实现买豪宅救父亲的梦想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虚假欺骗。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如果一个理想的作用在于掩盖它自身的缺陷,它就是一个虚假的理想,即虚假意识,它的真实意图是维护掌权者的利益。如同《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美国梦”的虚幻性一样,他深入美国人的内心,但却只是一场华丽的梦,一个慰藉,一个具有欺骗性的虚假梦想。结尾处,穷人儿子希望通过工作赚得能够买下豪宅的钱,以救出父亲的这一梦想,也是具有欺骗性的虚假幻想。虽然这一想法深入穷人儿子的内心,也给予了他无限动力努力工作,但是现实情况是,他穷尽一生不吃不喝都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虽然穷人儿子放下了手中的富贵石,却没有放下心中的富贵石,而是开启了又一个虚幻的梦想。韩国人的整体资产中,来自继承的资产比重逐年增高。随着老龄化社会问题的加剧,父母累积的财产,在本世纪更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的社会地位。这意味着阶层已然固化,更何况是凭靠工资攒钱买豪宅,因此结尾处虚假的幻想正体现出,资产阶级编织出美丽的梦想以此希望无产阶级继续为他们打工卖命,继续受他们的剥削和剥夺,继续吮吸无产阶级的血液和吞噬无资产阶级劳动果实,维护资产阶级自身的既得利益。

其次,电影的名字《寄生虫》或者《寄生上流》,英文parasite本身就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给人以无产阶级寄生于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暗示。“寄生”二字传达出无产阶级似乎是在靠吸资产阶级的血在生存,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资本主义贪婪地吮吸着无产阶级的鲜血,榨干他们的劳动成果;资产阶级控制着社会经济的命脉,同时也剥夺着无产阶级应有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寄生虫”这一意象也更应该指的是资产阶级。而要是社会主义意识的填充不够充足,资本主义的观念就会见缝插针而入。[5]列宁也曾指出:“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意识形态,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10]该电影的确对韩国资本主义做出了批判,但并没有将批判进行到底,不经意地成为它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结 语

文学作品是社会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寄生虫》影片中折射出许多无产阶级的具体的社会心理,主要包括面对现代社会剥削时表现出平静与无所察觉的心理状态,对于资产阶级小恩小惠感恩戴德的社会心理,遭遇荒谬滑稽之事听之任之的无奈心理,获得富人所提供的高薪工作后表现出欣喜且侥幸的社会心理,认为社会上流本身就与美好品质、能力和权力地位挂钩的社会心理。同时也表现出资产阶级对美国权威无条件认同的殖民化社会心理。这些社会心理背后都有韩国当今经济、社会和思想方面的现实原因。通过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该电影中人物的社会心理,我们不难发现该作品存在着资本主义欺骗性的虚假幻想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虽然影片批评了资本主义种种社会现实,但并没有将批判进行到底,不经意地成为它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品。通过文学作品分析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心理,在更充分地了解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能看清作品反映的意识形态,更加深刻地把握韩国社会现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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