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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党的全面领导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进路

2024-05-10王富军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24年1期
关键词:党的领导领导

王富军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8)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4页。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14页。,这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秘诀所在。党的全面领导理论总体呈现出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重点性与全面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党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本质体现。

一、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内涵

(一)领导核心:围绕核心不断展开的领导层级结构

从领导核心视角切入,党的全面领导表现为一个不断上升、不断递进的层次结构,即各级党组织对同级组织的领导作用、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这样从小到大、从抽象到具体、依次递进的三个维度。其中各级党组织对同级组织的领导作用,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3页。的逻辑展开。在这三个逻辑层次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因为这既是“两个维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个确立”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1.各级党组织对同级组织的领导作用

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党的全面领导时需要首先弄清楚的几个重要概念范畴。群众是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对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那些起反作用的、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人,我们一般称为反动派,他们是我们打击的对象;阶级是一定利益的代表者,是一些集团对于另一些集团的占用和支配;政党是一定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而领袖则是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发挥重大作用的杰出人物。他们是层层递进的关系,所指向的范围不断缩小,这些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党组织对于同级组织的领导,更好地把握党的全面领导核心的内涵。

对于各级组织而言,离不开同级组织的领导,在重大事项、重大决策面前,我们党一直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民主和集中是对立统一的,是相对而言的,不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也不是只要集中、不要民主,这样偏执一词的做法都是危险的、有害的。对于同级组织,民主就是要广泛听取各部门、各单位、各组织的意见和建议,集中就是要发挥同级党组织的权威,最终形成反映各方意见的方案,集中决定。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把党的统一领导视为团结和凝聚力量的重要法宝,他指出:“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5)《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9页。这就是指集中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在重要事情上搞分歧、搞分裂,这样只会弱化党的领导力,从而会起到分化党的反作用。邓小平在《党一定要有领导核心》中指出:“省有省的领导核心,县有县的领导核心,一个支部也要有核心。各级组织都如此。”(6)《邓小平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2页。这明确指出了各级组织的领导即是同级党组织,而同级党组织又对上级组织负责。这样的垂直政治结构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显著标识,是我们对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和政党理论发展。从党内的视角看,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是通过政府党组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等来落实的;从党外的视角看,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协商民主的形式,把各利益主体、各种社会关系的力量整合起来,形成党的全面领导强大合力。

毛泽东曾强调要注意“发挥党在人民中间的核心作用”(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7页。,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靠基层党组织维系。基层党组织是党的直接体现和“化身”,是与人民接触最为密切的组织,这关系到党的形象在人民中间的塑造和威信的确立。支部的作用非同小可,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从大革命的失败中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制度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同样从团结群众、教育党员、攻坚克难三个维度阐述了党的支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支部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教育党员的学校、攻坚克难的堡垒。”(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78页。具体到每名党员,就是要做到对党忠诚,这是首要的原则和要求,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中就有对党忠诚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讲话中,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其中也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维度,这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价值立场选择和道德优势高地。

2.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作用

时常回望来时路,方能看清未来路,才能弄明白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在未来也一定能够成功。180多年前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外族侵略不断、国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叠加,信奉各种主义和思潮的政党交替出现在历史的银幕,但终归历史的一瞬,未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承担起“两大历史任务”,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历史重任。正是这样一支先进的队伍,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没有困于一隅的安逸,他们选择了为心中的信仰和主义而英勇奋斗,救亡而后图存,中国共产党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后,摆在面前的是满目疮痍的山河,与此同时面临国家建设的重任。现代化水平是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所以对于现代化的追求也是我们的重要目标,我们的开放和发展是被动输入型,受西方外部影响较大。中国式的现代化经历了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我们致力于实现的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终极指向,以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为基本内容,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外部保证,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内在动力的现代化体系。全面性、协调性、并联式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现代化的创造和实现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所以,没有党的全面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提供有力的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4页。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三位一体”的基本格局。所谓“三位”是指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领导,所谓“一体”是指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主体的领导。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领导就是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作用,有效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从而维护好整个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同时,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全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安定团结是内在要求。注重安定团结,不仅仅在于维系好不同民族人民的团结,提升民族凝聚力,还在于党自身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1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8页。。

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

历史的发展是无数个人合力作用的结果,任何个人都无法改变其发展的基本方向,但是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快慢至关重要,能够加速或者延缓历史的发展进程,杰出人物无疑包含无产阶级领袖。同样,对于一个组织来说,领袖可以使组织功能发挥最大化,马克思曾言,“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8页。,强调了关键人物对于乐队表演的无可替代性。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乐队指挥”就是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核心。树立和维护领导核心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党都非常注重培养领导核心。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是无政府主义。”(1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这里的“集体”指的是党的集体领导、“个人”指的是集体的核心,也就是说,我们要“集体”和“个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可偏废,“集体”能够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个人”尤其是无产阶级领袖的思想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能够指明前进的方向。邓小平也曾多次强调领导核心的重要性,革命运动中领导核心能够确保不出现重大失误和挫折,在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掌握领导完全必要》中强调:“在运动中掌握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只要一个单位有领导核心,是不会出多大偏差的。”(13)《邓小平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1页。1964年他在会见秘鲁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萨杜尼诺·帕雷德斯谈话时,铿锵有力地指出“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14)《邓小平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2页。,甚至说,如果“没有领袖和核心,就要培养领袖和核心”(15)《邓小平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2页。,充分体现了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的决心和意志。1989年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核心对于领导集体的重要作用,并且明确提出了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说法,“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81页。。那么,建立领导集体的核心即领袖是做什么呢?邓小平对此也作了明确的回答,“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18)《邓小平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2页。,起到统一全党思想、团结全党力量、凝聚全党智慧的作用。

然而领导核心的地位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在长期实践中锻炼得来的、在长期奋斗中积累得来的、在长期斗争中历练得来的,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取得了世所罕见的成就,并获得了包括全党全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在内共同的认可与赞誉。在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基础上,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核心地位,随后也写入党的十九大新修订的党章中,“而上一次把党的总书记称为核心则是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期间,时间已经过去14年”(19)曾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3页。,这充分地证明将习近平总书记确立为领导核心,契合时代所需、人民期盼,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只有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88页。,才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好、发展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2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这一论述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党、国家、中华民族三个维度,充分阐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和全党核心地位的至关重要性。

(二)“双向原则”:重大政治原则和宪法原则相结合

党的全面领导既是我们党从四项基本原则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重大政治原则,同时“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一直在宪法中有所体现,也是重要的宪法原则。

1.政治原则

党的章程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内在关照,是党的意志的集中体现。1982年《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7页。此后,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九大7次修改中,对于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党的领导相关表述,都未作修改和变动。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党的全面领导放在首位,甚至作为党的建设根本目的加以强调,我们把党建设得更为坚强有力,建设成为勇立时代潮头、永葆生机活力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为了突出党的领导,突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引领性、全局性作用,而不是为了弱化、取消、否定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84页。,接着论述维护权威和统一领导重要性时讲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84页。。政治性是政党的第一位属性,政治原则是政党的基本遵循,而习近平总书记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论证党的全面领导,并将其提高到建党原则的高度,是前所未有的。建党原则同建党精神一样,与其他政治原则是源与流的关系,正是在贯彻建党原则的过程中,形成了其他政治原则。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必须常抓不懈”(25)《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1页。,明确将党的领导纳入到党的政治建设的范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内涵概括为“十个明确”,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篇、以党的建设压轴,清晰表现了二者的内在关联,其中第十个明确中“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总要求又包含“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前后呼应、彼此关照。第一个明确就是在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性质,这就是说能不能坚持党的领导是判断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标志。

综上,从党的章程中四项基本原则和相关表述,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党原则”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明确”无不反映了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2.宪法原则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集中统一,序言更是起到全局性、定调的作用。1982年宪法就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序言,阐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就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这就使“坚持党的领导”从政治原则进一步上升为宪法原则,并在序言指出了未来我们开拓奋进的领导力量和目标指向,“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7页。。“四项基本原则是内在统一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在于坚持党的领导。”(27)宋月红:《四项基本原则从提出到写入宪法》,《红旗文稿》2015年第9期,第40页。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奠定了政治基础、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后历次的宪法修正案都在序言中保留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并不断提升其地位。2018年宪法修正案仍然延续了“四项基本原则”,但对其指导思想方面的表述,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更新,强调“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8)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18年3月11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03/11/content_5273222.htm,2022年2月10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注重抓党的领导,并从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党原则等多方面进行了阐发。在党的领导下,也将这一思想通过立法的形式,反映在国家根本大法中,有利于稳定、长久地坚持下去。总之,无论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都要始终加强党的领导,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保驾护航。

(三)文本语境:全面性、领导性、建设性的有机统一

注重文本语境的分析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从文本学视角切入,“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内涵应包含全面性、领导性、建设性这样三个横向展开的方面。

1.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全面性

“全面性”即“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覆盖领域全范围、涵盖行为主体和对象的多元。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具体内涵是伴随着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完善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党的全面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运用各种方式,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全过程的带动和引领。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要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经济建设持久发展,自身领导地位得以巩固以及党的执政本领的有效增强。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我国根本的领导制度,从领导范围来讲,不仅指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从横向视角来讲,就是要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确保党的领导落实和体现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外交、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各个领域,决不能出现某一领域党的领导缺位的现象,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一定要始终牢牢把握住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与领导权;从纵向视角来讲,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上至中央下至基层都要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以顺利进行的首要前提是坚持党对各领域、各部门、各层面的全面领导。要切实做到党的决策上行下效、令行禁止,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要坚持党的领导范围全覆盖,将党作为我国建设各项事业的主心骨,始终坚持党对各项工作的顶层设计和谋篇布局。但是,党的全面领导,并不意味着党要包办一切、对各个领域进行“指手画脚”,对一切工作实现“计划”式的直接管理,而是在政治、组织、思想上做到统一,起到谋大局、定政策、把方向、保落实的作用。否则只会让党陷入到不必要的繁琐事务之中,分散党的精力,从而导致党领导力的弱化,无法凸显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势。

2.党的全面领导最关键的是加强党的领导

“领导性”即“党的全面领导”最关键的是要加强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党成立百年多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伟大成就”,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够实现的,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来的,最根本的离不开党的领导。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就高度重视革命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明确指出,红色政权长期存在的原因包括党组织有力量、政策不错误,这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并称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依然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法宝”。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论何时都要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不可有一丝一毫的偏离或轻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6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摆在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显著优势之首。充分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不断取得举世瞩目新成就新突破的首要前提,更是将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党的全面领导理论中,最关键的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党的全面领导理论的根与魂。我们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这个选择的理论依据是党的性质、宗旨,这个选择的实践依据就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及其伟大成就。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放弃对国家各个领域的领导权,丧失执政地位。“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3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3页。我们要以历史为鉴,始终坚持和完善好我们国家的新型政党制度,秉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党际关系处理原则,处理好与其他各参政党的关系,但决不能放弃党对各领域的领导权。同时,要发挥好协商民主的作用,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有效整合社会力量。

3.党的全面领导最紧迫的是加强党的建设

“建设性”即“党的全面领导”最紧迫的是要加强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31)《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核心地位,坚持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同时不断加强完善党自身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切实落实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各项任务,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与广大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充满朝气和蓬勃生命力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

“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3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3页。如果我们党不能建设得坚强有力,终将失去民心、失去执政根基、失去执政地位。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着“四大危险”“四大考验”,面对着腐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影响党的纯洁性、弱化党的先进性的错误行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8页。指明了党的全面领导的命门所在。坚定不移地加强党的建设,必须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根本遵循,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按照党章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34)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页。。

只有苦练内功把自身建设好,才能实现对其他社会组织和成员的领导,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站稳立场、把准方向。”(35)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页。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政治大局和政治方向的能力和水平,牢牢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方向、大原则、大战略,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坚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等有机结合,打出一套“组合拳”。把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性建设,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把党建设成为具有高度号召力和凝聚力的政党,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进路

(一)领导主体:党的全面领导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

任何组织行为的实施,都需要主体、中介、客体三者之间的有效衔接和高度互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3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0页。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制度体系,这个体系由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等方面构成。我们要以政党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方向,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核心”(37)张世飞、肖政军:《十九大以来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述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1期,第188—193页。。因此,作为党的全面领导主体的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定海神针”的中国共产党;中介是科学的领导方法、领导制度等;客体是人大、政府、政协等,宏观来讲就是国家和社会两个客体,从而形成“党—社会—国家”的互动闭环。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辟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道路,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推进民族复兴伟业,是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绝对主体和行为发出者,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对其他党派和社会成员进行领导,在这点上决不能含糊其词。

(二)执政能力:全面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升党的执政水平

政党力量是一个综合性力量体系,由软实力和硬实力构成。软实力主要指政治领导力、组织动员力、社会影响力等;硬实力主要指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包括指导思想、组织体系、人员构成素质等。政党力量的直接体现就是执政能力,党的全面领导通过党的执政具体体现,因此党的全面领导与党员干部的能力直接相关,我们党要提高本领,不断增强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党要提高“八大本领”,分别是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十四亿多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必须依靠科学的理论指导,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这个科学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坚持“能力本位”的价值观,纠正“权力本位”等歪风邪气和错误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鲜明特质和重要标签继承下去,在全党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才能全面提高党的素质和能力,完成好新发展阶段的各项任务。此外,科学的领导方法是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有效“中介”,我们党员干部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特别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寻求方法论依据,切实掌握典型分析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等重要方法论原则,“结合这些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时效性、条件性和系统性等特点,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提高党的全面领导的效能”(38)刘锋:《领导方法“四化”:实现党的全面领导之道》,《领导科学》2021年第14期,第9—12页。。全面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核心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要提高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本领和效果”(39)徐晨光、王小萍:《党的全面领导:逻辑、内涵与路径》,《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7页。。

(三)领导方式:落实好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31页。这是我们党的章程明确规定的,这种表述自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章一直延续到党的十九大新修订的党章,代之以“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用更有概括性、针对性的表述把党的领导涵盖其中,也是我们党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表现。

政治性是党的第一位属性,政治建设对党的领导可以起到固本培元的作用,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4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91页。,因此,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站稳立场、把准方向。”(42)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页。落实党的政治领导,党中央必须要有权威,党中央的权威来自于党的实力、贡献、形象和影响,中国共产党百年多奋斗所开辟的道路、所取得的成就、所发生的变革、所创造的奇迹,逐步完成救国、立国、富国、强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都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具备领导民族复兴伟业的能力,是人民群众在任何惊涛骇浪中屹立不倒的“主心骨”。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人生在世,如芦苇一样脆弱,但是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本质的观点,阐述了人的本质的根本观点,“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页。。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通过劳动生产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产品,即衣服食物等。因此,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点就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它不但将人与动物相区别,也将人与人相区别。劳动造就了语言,语言是思想的表达中介。树无根不活,人无魂则不立。一个人况且如此,对于一个组织而言,更需要科学思想的武装。“党员的思想一致是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基础,集中统一,最重要的是思想统一。”(4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50页。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装是一个组织的魂,只有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才能统一思想认识、实现思想领导、团结全党共同奋斗。

思想建设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指导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能有丝毫动摇。“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9页。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懂悟透共产党人的“真经”。理想昭示方向、信念决定未来。落实党的思想建设离不开理想信念教育,尤其是要注重信念、信心、信仰“三信”教育,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相统一,用共产主义的理想感召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鼓舞人,切实加强思想建设的引领力。除思想认同外,中国共产党落实思想领导,还需注重不同受众群体的特征,采取多元化的方法,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的解决和共产党员良好形象的塑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46)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页。因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强化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包括落实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从而做到组织强党,提升党的组织领导力。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它有效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议会政治的弊端,防止出现分散主义的不团结因素,有效克服了擅权专断、专权蛮横的集权政治弊端,防止出现个人主义的盲目崇拜。我们党的历史清晰地表明,凡是民主集中制坚持得好的时候,党内政治生活风清气正;凡是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没有落实的时候,党内政治生态容易搞得乌烟瘴气。党员干部要在思想上高度认同、行动上自觉遵守“四个服从”的组织原则,维护集体领导的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因此,科学民主的决策思想、高度统一的政治认同、运行有效的组织体系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关键。

章程规定:“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47)《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页。党委、党组制度等制度设计纵贯中央和地方,横跨党内系统、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内部同时配套民主集中制度、请示报告制度等具体的体制机制,形成一个联系畅通、协作稳定、配合密切的组织网络。但是,并不是组织体系越完善,组织能力就越强;也不是组织能力越强,组织体系就越完善。组织体系的完善说明组织结构的完整,组织能力的发挥需要组织结构各个部分效能的协调释放,增强组织能力的协同性、联动性,对各个要素做到统筹联动。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0页。干部队伍建设就是要“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4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97页。。就是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要允许他们犯错误、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就是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员、在干事创业中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能力、狠抓落实能力,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党的全面领导落实。

(四)党和法的关系:统筹党规和国法,实现政党法治化

党的执政是落实对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全面领导的直接体现。但是,执政党如何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契合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导向,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有些人虚构“党大还是法大”这样的话题,是想制造党和法的“二元对立”,从而达到否定、取消党的领导的目的。党和法不存在相互否定、非黑即白的关系,它们是高度内在统一的。宪法对于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权予以了确认,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也是宪法的原则。虽然党领导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和法治国家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员干部决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解决好党和法的关系。

“政党需要依靠法律来管理社会,也需要法律来确认自身的权力和地位。”(50)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政党法治化研究》,《人民论坛》2015年第20期,第6—7页。法律是政党合法性的来源,尤其是通过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政党执政合法性予以确认。政党合法性除了体现在具体的法律条文规定中,还体现在法的运行过程中,在生活中的实际遵守效果。这也离不开执政党对于自身权力的约束,带头维护法律权威、从而促使民众形成自觉认同的法治文化。

从党内和党外即国家、社会两个方面来看政党法治化的目标。首先,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法治化,就是党内民主制度的健全、党员权利的充分保障、党员惩戒制度构建等,从而“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6页。。其次,党的领导权法治化,就是把党对国家政权机关领导的途径、方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就涉及到党对国家大政方针、法律的立改废等方面的建议、对国家政权机关的人事推荐、对重大事项决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等。

从作为静态和动态的党内法规、国家法律来看政党法治化的目标。首先,党内要有联系紧密、有效衔接、系统完备的法规制度。及时清理内容重叠交叉存在互相否定或者推诿扯皮,因时而失去效力的法规制度。良法是善治的基础,没有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法律和党内法规,根本无法实现政党法治化、国家法治化。应设立专门的党内法规审查机构,进行党内法规的清理备案工作,是二者有效衔接的前提。其次,强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有效运行和监督。如果我们制定的法律、法规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而不在实际运行中发挥作用,那么就会损坏其权威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法治国家建设的新阶段,实现政党法治化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国家能否实现法治化,关键要看执政党是否能够做到法治化。

三、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严肃性、紧迫性、复杂性,从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入手,坚持问题导向,准确诊断、精准施策,用好自我革命的这把利剑,把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落实好党的全面领导。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新答案。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延安窑洞对谈,用“民主”的方式——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打破历史周期率的初步回答,是对怎样建设党的初步设想。经过百年摸爬滚打的实践,我们党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对于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体悟,用“自我革命”的方式作出了新的答卷。“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一个政党的伟大之处,在于敢于正视错误,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把事业推向前进。自我革命精神是共产党的内在基因,已经深深的熔铸在共产党人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正是拥有敢于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我们党才能在一次次艰难险阻中涅槃重生;正是拥有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我们党才能在一次次挫折失误中绝地求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的超凡绝伦的英勇气概惩治腐败、整饬党风,把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赢得了党心、民心,确保了党不变质、不变味、不变颜色,始终是“三个先锋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中国共产党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推进理论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全面领导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明确“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党的全面领导表现为一个不断上升、不断递进的层次结构,即各级党组织对同级组织的领导作用、党中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这样从小到大、从抽象到具体、依次递进的三个维度;从文本学视角切入,党的全面领导应包含全面性、领导性、建设性这样三个横向展开的层面;从根本原则视角切入,党的全面领导呈现政治和法治双向齐头并进的态势,是双向原则,党领导立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绝不是要虚化、弱化甚至动摇、否定党的领导,同时,党自身也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因此,党的全面领导既是我们党从四项基本原则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重大政治原则,也是一直被写入宪法的重要宪法原则。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党的全面领导理论是“一体多位”的举措体系,必须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根本;全面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切实从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等方面落实好党的全面领导;正确理解和处理党和法的关系,统筹党规和国法,实现政党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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