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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联盟的巩固与国家权力展演:《新湖南报》与“向占梅讨论”

2024-05-09吴奕佳

广东社会科学 2024年1期
关键词:湖南话语建构

郦 菁 吴奕佳

上世纪中叶是民族国家诞生的重要时刻。如果说很多成功反殖的南方国家旋即陷入“国家失败”,那么相较之下,中国则较快实现了资源和权力的积累。其后国家能力虽经历短暂波折,但很快迅速恢复,为80年代之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本文希望通过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953年底“统购统销”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部分政策开始推行,来阐明国家是如何在资源有限、行政基础设施尚不完全的早期阶段,部分实现了政治-文化权力方面的积累,巩固了工农联盟作为“全国性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并为之后日常政治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设定了基本的语法。当时,中国农村刚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土地再分配和社会关系调整,新生的国家对于农村工作已有一定的把握。然而,过渡路线仍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本文以1953底至1954年《新湖南报》这家省级机关报所发起的“关于向占梅思想转变”的讨论为例,来说明国家如何通过一定的“解读机构”,在刚刚形成的公共空间中劝说农民加入并服务于新兴的工农联盟,卖粮给国家,支持工业发展的长期计划。这一讨论具有展演性,重塑了农民对于自身利益的认识,也给了他们加入工农联盟的愿景和渴望。通过类似的舆论和行政工作,新生国家的政治-文化权力被自然化、正当化了。

19世纪末以来,大众政治在全球成为浪潮,工人和农民全面登上了政治舞台。从两次世界大战间期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同国家都在政治场域中建构了某种形式的工农联盟,以协商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工业发展与传统农业之间的关系。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北欧的红绿联盟和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均在此列。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方案,并且在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安排之外,也有丰富的话语方案。这是此前并未详述的重要过程,也是本文的焦点。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将回顾有关国家建构政治-文化面向的最新文献,并说明何为“全国性政治共同体”。第二部分详细说明了研究的历史背景、研究问题设定和研究方法。第三部分具体分析《新湖南报》组织讨论所用的策略,第四部分列举了讨论的三个阶段以及主要话语。第五部分总结了全文观点,并阐明了研究意义。

一、“工农联盟”作为一种“全国性政治共同体”:国家建构的政治-文化面向

理想类型的现代国家应是一座高效运转的政治机器,其深入、改造和重塑社会的能力与规模自现代性发展以来是前所未有的。关于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国家如何获得和使用权力的经典议题,此前的文献已贡献良多,但很多时候并没有区别国家建构如何完成资源和权力的“原始积累”,以及国家如何制度化地与社会互动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①M.Loveman,“The Modern State and the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Symbolic Powe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0,no.6 (May 2005),pp.1651-83.实际上,前者涉及国家与社会边界的重新划定,也涉及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话语框架与后文所述的“全国性政治共同体”的重新界定等等议程设置的重大问题,与后者所涉之日常政治,国家与社会在边界上的日常竞争与微调不尽相同。

更进一步来看,这种原始积累不仅包含军事-财政意义上的集中过程,②C.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0,Cambridge:Cambridge,Basil Blackwell,1990.或者国家对于精英的吸纳,③[美]理查德·拉克曼:《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郦菁、维舟、徐丹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也同时是一个不可化约的政治-文化过程。在近期的研究中,洛夫曼探讨了现代国家建立之初如何实现布尔迪厄意义上的“象征权力”的原始积累,因国家本质上亦是一种“象征性的成就”。易言之,这是将国家权力“自然化”和“正当化”的政治-文化权力,它超越了对于具体文化实践甚至意识形态建构的单纯讨论。文化社会学家瑞德则更倾向于用“展演权力”(performa⁃tive power)这一概念来描述国家政治-文化合法性的最初积累。比洛夫曼更进一步的是,他提出这一权力建构有赖于国家内外行动者共同完成,并需要通过公共交流,最终取决于对国家行为的公共解读,是为“展演”。他所分析的实证案例是18世纪末美国联邦政府在缺钱少粮、人员短缺等不利条件下,在面对地方叛乱和抗税这些紧急情况后被迫采用暴力镇压的后果。最终,国家通过公共演讲、接纳叛军仪式和公共沟通等“展演”行动,使得公共空间行动者承认了国家的意图、能力,并将这一新近出现的利维坦作为“社会空间中的实在”。①I.A.Reed,“Performative State-Formation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84,no.2 (April 2019),pp.334-367.类似的还包括艾德曼对于建构“意识形态权力”的研究;②J.Endelman,“Displaying the State:Visual Signs and Colonial Construction in Jordan,”Theory and Society,vol.44,no.3 (May 2015),pp.199-218.诺顿则认为早期国家需要创制所谓的“文化基础设施”(cultural infra⁃structure)来协调政策、实现共识、创造集体性的意义。其中文化基础设施包括编码、解读机构(interpretive institutions)和展演三个要件。③M. Norton, “Classification and Coercion: The Destruction of Piracy in the English Maritime Syste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9,no.6 (May 2014),pp.1537-1575.

这些文化主义的最新研究为理解国家建构初期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原始积累”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语言和实证方案,总体来说对本文接下来的研究有三点重要的启发。首先,这种政治-文化资源/权力的形成和发展,不管是称其为“象征权力”(布尔迪厄、洛夫曼),还是“展演权力”(瑞德)或“文化基础设施”(诺顿),都是在建国初期各方面国家能力尚未巩固的非常时刻完成的,并为此后国家发展设置了议程和模式。第二,很多文献都提到这一过程是“展演”性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这一过程中谁是拥有极大能动性、具体的“解读性机构”(诺顿),它们行动的场域,具体的话语和策略又是怎样的。第三,这一过程涵盖了很多不同的议题,而本文试图聚焦于“全国性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并在建国初期的历史和政治情境中来具体分析和阐释。

所谓的“全国性政治共同体”(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ty)是利伯曼在比较南非和巴西税收政治时所提出的概念,主要指“特定国家中的特定群体,他们被官方授予与公民权相关的权力和义务”。这一共同体往往是在国家建构的“关键时刻”,同时通过“包容”和“排斥”来建构其边界,并制定相关的政治规则,定义新的政治主体。它之后往往成为国内政治安排的出发点,也是社会制度运行的基本逻辑之一。这一话语和实践的设定,划定了何为“人民”的界限,给了共同体内部一般成员参与国家建构政治的新愿景。而且,政治和社会体系中的其他重要制度,比如政党制度、劳资关系安排和税收制度等,都会嵌入其中,并以此为基础来分配权力;而国家内部对于社会公正与政治公平的基本理解,也是建筑在其基本话语之上。全国性政治共同体的边界划分可能以民族/族群/种族为基础,也可能以阶级、地域或其他身份为基础,而不同的划分方式部分决定了主要社会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内部的关系及其性质;而宪法的制定、关键时刻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以及公共空间的相关划界讨论,正是这种新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场域。④E.S.Lieberman,“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Income Taxation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olitics&Society,vol.29 no.4 (December 2001),p.526;E.S.Lieberman,Race and Region⁃alism in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相比之下,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恰恰选择以阶级身份为基础来建构全国性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与政治安排,而其中的内核恰是“工农联盟”。当然,中共早在1925年四大期间就已经提出了《工农联合决议案》,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联盟主要是一种军事联盟。1949年之后,在面临国外封锁、建设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紧迫性以及国内统筹性管理经验严重匮乏的状况下,中共尝试把工农联盟重塑为一种经济联盟。⑤高放:《论我国过渡时期的工农联盟》,《教学与研究》1954年第3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先后被写入1949年起到临时宪法效力的《共同纲领》,以及1954的宪法,并在之后的宪法中被反复宣示、不断确认。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83页。因之,工农联盟的建构从革命时代已有轮廓,但直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才进一步巩固,期间包含多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而我们的研究将重点关注建国后政治-文化领域国家能力原始积累的关键时期,农民阶级如何以新角色进入“工农联盟”,从而巩固了这一全国性政治共同体。这为此后其他方面的国家建构以及国家—社会的制度化互动设定了基本的语法。

当然,如要全面理解工农联盟的建构和巩固,需要多方面的实证工作,并非一篇研究论文的体量。比如,如何建立和确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或者说赋予工人所谓的“工业公民权(indus⁃trial citizenship)”,②J.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或是塑造革命的劳动伦理、把工人锻造成“社会主义的主人翁”,③邵六益:《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政治塑造(1949—1956)》,《开放时代》2020年第5期。再或是在日常管理层面赋予工人管理权和话语权,④H. Li, “Everyday Power Relations in State Firms in Socialist China: A Reexamination,” Modern China, vol. 43,no.3 (May 2017),pp.288-321.就是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此前已多有文献深入探讨。相较之下,本文将从农民如何被说服进入工农联盟、如何理解和接受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随之推行的统购统销粮食政策来切入这一命题。有关统购统销和过渡总路线,此前学界和公共讨论也多有涉猎。其中一些关注当时政策框架变化的原因和背景,包括工业化战略的需要,粮食供销的紧张局势,⑤林毅夫、蔡方、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防止农村阶级关系扭转并压制新富农;另一些呈现了政策在地方实际运作的具体情况以及农民的行为;⑥V.Shue,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1949-1956,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田锡全:《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年;徐勇:《论农产品的国家性建构及其成效——国家整合视角下的“统购统销”与“瞒产私分”》,《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51—58页。还有一些则剖析了这段历史的经济社会后果,以及向集体化转变的政治过程和原因⑦李里峰:《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一项政治史的考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然而,这些文献并未理解统购统销政策不只是财经和农业政策的大变革,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过程。

二、历史背景、研究问题与方法

本文将以1953—54年间《新湖南报》所发起的一场名为“关于向占梅思想转变”的报道和随后发起的大讨论为主要的实证对象。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53年下半年正式公布了由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⑧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9页。。其中,粮食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工业发展需要更多的投入。这就涉及对于工农联盟内部关系的重新协商。1953年的新中国在粮食增产方面虽初现成效,但却出现了粮食“收支不平衡”的严重问题。为缩小粮食收购和销售量间的差额,中共决定将粮食政策的重点措施放在收购上,并于1953年10月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十二月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①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陈云文选(1949-1956)》,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2—06页。该政策的核心一环在于对农村的余粮征购。这对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是重大考验,陈云甚至预测“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②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陈云文选(1949-1956)》,209页。。这并不夸张,因为当时中国农村虽然刚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和社会关系调整,但过渡路线仍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且要农民让利卖粮,国家既没有经验,也缺乏对于广大农村腹地足够的信息和控制力,刚刚建立的合法性也并不稳固。③V.Shue,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1949-1956,p.338.为尽可能地降低统购统销政策推行的风险,毛泽东和邓小平均曾提出建议,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并应在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工农联盟的话语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6页。随后人民日报和各级地方政府日报纷纷投入紧锣密鼓的宣传工作中。

然而,工农联盟的话语建构有两个内部难题亟待解决。首先是划界的问题。早期的共运领袖和理论家对于农民的阶级性质、其潜在的资本主义倾向一直争论颇多。在20年代苏联党内有关工农联盟的激烈争论中,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都认为,“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期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就愈少”⑤吕新雨:《托洛茨基主义、工农联盟与“一国社会主义”——以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党内斗争为视角的历史考察》,《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第159页。同见吕新雨:《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党内路线斗争与大饥荒的发生》,“基层法治研究网”,2015 年07 月22 日,https://jcfzw.zuel.edu.cn/jcfzyjw-jcfzyjw_xsyj/jcfzyjw_cont_news/details-30334.html,2023年09月14日。,而布哈林则倾向承认农民从民族战争和殖民地反抗中就一直所起的重要政治作用,反对用强制的方式来剥削小农经济。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中,农民一度被称为“半工人阶级”。⑥毛泽东早在1925年的《中国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指出“半无产阶级”包含: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五种。”此文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再比如1951年4月《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认为,“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同年7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将上述提法改为“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和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并指出“中国革命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但这一说法后被毛泽东弃置不用。易言之,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天然带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属性,那么其与社会主义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政治主体(工人)应是什么关系,他们是否、并应以何种方式被纳入新兴的全国性政治共同体呢,还是应该像资产阶级一样被排除或至少是有控制的团结?

再则是如何处理工农关系的问题。布哈林就曾指出,要警惕工农各自从本位利益出发导致工农联盟分裂的危险,工人的角度是倾向于从农民手中得到更多积累,农民的角度是城市在掠夺我们,农民在养活城市和工人。①[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经济增长和工农联盟问题》,《布哈林文选》上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205页;转引自吕新雨:《托洛茨基主义、工农联盟与“一国社会主义”——以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党内斗争为视角的历史考察》,《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第160页;同见吕新雨等:《统计与政治(上)》,《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第40页。而毛泽东在上世纪30年代就承认工农之间存在矛盾,但“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②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7页。尽管如此,在过渡路线的新形势下,这一关系是需要重新协商的,也是不确定的。在本文接下来的实证部分,我们也将说明这两个难题是如何通过一定的“解读性机构”,并利用国家内外行动者的展演策略和话语建构来提出、协商并暂时达成共识的。

再来看一下地方的历史背景。湖南省的“统购统销”政策推行始于1953年11月。1953年12月3日《新湖南报》在头版发文,开展“关于向占梅思想转变”的讨论。③新湖南报编辑部:《为了帮助全省农民认清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本报决定开展向占梅思想转变的讨论》,《新湖南报》1951年12月3日,第1版。几天之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向占梅的自述,以示支持。讨论过后,湘潭地委1953年各县超额完成国家粮食收购计划,比1952年多收了一倍的粮食。④中共岳阳市地方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共岳阳市地方史(1949—1978)》第二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32页。从全国来看,1953-58年国家平均每年收取了农村总产出的26.96%,这还不包括农业税的收入。⑤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民负担史(第四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178页。在此过程中,地方党报并不是唯一的行动者;农民、村干部和普通群众也被广泛调动起来参与期间,甚至作为“典型”的向占梅本人也成为了话语和事实生产中的重要能动因素。这不同于某些“典型”研究仅强调国家单向建构和传播典型形象,而是基于复杂网络的互动结果。⑥冯仕政:《典型:一个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学海》2003年第3期;周海燕:《话语即权力大生产运动典型报道中的“新闻生产-政治动员”》,《当代传播》2012年第3期。我们的研究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报社采用了哪些策略来引导和组织讨论?其二,讨论主要分哪几个阶段,分别围绕什么话语来展开,最后结果如何?

本文选择这一案例的部分原因是湖南地方精英在革命时期就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此外,湖南也是农业大省,是全国粮食的重要产区,是统购统销政策推行的重点地区之一。而《新湖南报》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除了在省内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亦有全国性的影响,下文详述了其业务能力和网络基础。当然,同一时期其他地方党报也有类似的讨论。《河北日报》组织了“农村党员应当怎样对待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讨论,《河南日报》则开展了对落后典型——“王本正思想”的专题讨论。⑦于文:《怎样组织典型思想讨论》,《人民日报》1954年10月12日,第3版。因之,本文的案例是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另需说明的是,同一时期《人民日报》最主要的引导方式是社论,其组织的讨论也往往建立在地方报推广的具体案例之上,与一线群众的互动也并不深入,所以笔者还是选择了《新湖南报》作为主要的实证基础。

本文主要采用了历史社会学中“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的基本方法,辅之以广义的“内容分析”,利用了报纸、地方志和地方宣传材料、重要政治人物的文集和回忆录等多种一手材料,并参考了部分二手材料。在研究过程中,笔者还前往《新湖南报》报社以及平江县档案馆查看档案。当然,由于无法实际访谈报社当事人和当年受此讨论影响的群体,本文的论点局限于自上而下的视角,无法全面展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三、《新湖南报》作为“解读性机构”:引导讨论的策略

当我们回到1953年底的历史时刻,会发现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作为国家建构的关键一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仅仅依靠行政强制并不能迫使农民认同和工人的政治连结,从而让渡部分个人经济利益。首先,来自中农的不满和抵抗最为普遍。缺粮的贫下中农不需或承担较少统购任务,却可以通过当地合作社以低于私商的价格买到粮食。而对于“余粮户”中农来说,政府未能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余粮卖给政府即“吃了亏”①新湖南报编辑部:《会同坪村乡开展讨论,进一步提高和巩固了群众思想》,《新湖南报》1953年12月25日。;持有粮食比持有货币保值,“只有存谷靠得住”②王序云:《为了支援国家建设,我把余粮卖给了国家》,《新湖南报》1953年12月17日。的思想弥漫;他们也害怕暴露先前的投机行为,因而“群众会起来和他们算剥削账”③易子明:《三年》,《新湖南报》1957年1月20日,第3版。。农民的抵抗方式也是各显神通,有的直接抗拒卖余粮,干部来做工作闭门不见;有的想尽办法向其他农民、向国家买粮存起来;有的装模作样地卖出一小部分,然后通过搞干部工作,保住大部分余粮;有的甚至哭闹、杀牲口,也不乏使用暴力。

与此同时,行使基层毛细权力的乡村干部尽管是土地改革的推动者,此时也开始算自己的经济账。另一部分干部甚至带头抵抗。而愿意配合工作的乡村干部中,又有心无力,或者“好心办坏事”。中共湘潭地委组织部曾指出,乡村干部只宣传粮食政策而忽视了总路线的宣传等的现象十分普遍,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也时常发生。④中共湘潭地委组织部:《粮食统购统销中向农民群众进行总路线宣传的工作总结》,1954年2月15日,湖南省平江县档案馆。

在这种情况下,《新湖南报》的介入具有实质的意义。其地位和工作方式使其具备了作为关键“解读性机构”的业务能力,而其采用的具体策略也相对成功。其中一部分是根据地时期就习用的,比如塑造典型;另一部分是为了适应国家建立后新舆论空间的开辟和更广泛社会网络的形成而“发明”的。在人事方面,其办报基础是原冀热辽中央分局机关报《群众日报》的南下人员,后在开封、汉口又遴选了一些,并加入了湖南有办报经验的新闻界人士和地下党。在业务能力方面,解放不久报纸就办起了所谓的“新干班”,不仅邀请省内政治精英讲解中央政策,还以《新闻工作者手册》为教材,由新闻前辈讲解,也特别重视对典型事件报道的分析与讨论。⑤王炯华:《朱九思评传》,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页。报社也十分重视实地调查,采用了“派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将编辑组成员派到其他市县考察学习,以保持对省内最新动态的了解,并在湖南省内选取了重点市设立办事处;同时邀请各方面的负责人来向编辑、记者介绍有关的方针政策和实际情况。⑥李国斌:《朱九思与〈新湖南报〉的故事》,《湖南日报》2015 年6 月16 日,https://hnrb.voc.com.cn/hnrb_epaper/html/2015-06/16/content_983430.htm,2023年5月27日。早在1951年,报社已经就干部松劲退坡问题开展了“李四喜思想讨论”,《人民日报》多次发文予以介绍,中共中央宣传部推广。到了1953年,报社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与社会交往界面中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承担着双向解读的功能。

在总路线和统购统销政策推行最为密集的时刻,《新湖南报》于1953年12月发起了向占梅专题报道和讨论。向占梅在解放前本是湖南平江县白石村的一个贫农。在土地改革中,他家分得了十六亩水田、两亩旱田、五间房屋,群众还选他当上了村长。在土改后的几年里,他家年年丰收,经济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慢慢过上了中农的生活。在有了剩余后,他认为“过去我受尽了苦,现在应该坐下来享一享福了”,于是开始盘算怎样通过屯粮买地、投机买卖等方式发财,干部工作也开始懈怠,也不愿参加农业互助组。但在学习了总路线之后,他痛改前非,决定把余粮卖给国家,并带头组织互助组,坚决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报社借此提问:“向占梅过去不愿意把粮食卖给国家,要拿去高利贷放债,这种思想为什么不对?农民为什么要把粮食卖给国家,这对农民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农民为什么一定要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社会主义的路为什么要紧密依靠工农联盟?如何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①向占梅:《总路线指引我走向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新湖南报》1953年12月3日,第2版。

《新湖南报》通过以下策略来推动讨论。首先,利用当时渐有雏形的官媒网络,通过报纸之间的相互转载来扩大影响。《人民日报》的转载使这一讨论获得全国性影响;省内的报纸,如朱九思创办的以农民为对象的《大众报》、湘潭地委机关报《建设报》、共青团湖南省委主办的《湖南青年报》,以及面向湖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团结报》等都对此作了介绍;此外《山西日报》等也逐渐加入了讨论。这些文化基础设施在1949年之后才得以建构,也放大了话语的力量。

第二,报社十分注重对普通民众声音的搜集和反馈,并不断汇入讨论,不断重构话语,从而汇集了国家内外的行动者来进行集体性的公共解读。报社鼓励来信,比如文盲可以由记者代笔,而可以自己写的民众,只要把信上边减去一个角就不用出邮票钱,这都促进了参与。②新湖南报编辑部:《为了帮助全省农民认清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本报决定开展向占梅思想转变的讨论》,《新湖南报》1953年12月3日,第1版。到报道结束之时,编辑部共收到本省八十二个县市寄来的一千二百多封来信,并以原文刊出、好坏事例对比和摘要汇集三种形式陆续刊出。③新湖南报编辑部:《各地读者积极参加向占梅思想转变的讨论——本报十日内已收到来信来稿二百多件》,《新湖南报》1953年12月15日,第2版。在《新湖南报》的引导下,各级地方委员会组织了形式多样的讨论,通常还会结合区乡会议、夜校等进行。一般是由领导干部组织阅读,然后让在座民众结合自己思想和周边情况发言。会议的具体情况会被记录下来,并及时报告区委和《新湖南报》。

此外,向占梅本人也被吸纳成为话语传播和展演的重要链条,成为了话语和事实生产中的重要能动因素。这一人物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正如《人民日报》之后所评论的,“向占梅的思想转变不仅深刻地体现了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说明了社会主义是可以战胜资本主义的;而且具体地揭示了农民的两重性的本质,说明了作为劳动者的一面是我国农民基本的主要的一面。正因为新湖南报所选择的这个典型比较完整,具有全面的教育意义,所以这一讨论经报纸提出后,便在广大农民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④于文:《怎样组织典型思想讨论》,《人民日报》1954年10月12日,第3版。正因如此,他在此后的话语建构过程中可以一再被调用。记者易子明最初陪着向占梅一起回家,“说实在的,当时我这个干部是不十分受这个家庭的欢迎的。为了表示他们家并没有什么余粮可卖,他们还和我一起吃了五、六天的红薯。”①易子明:《三年》,《新湖南报》1957年1月20日,第3版。钟叔河在专题报道结束一年之后回访,报道了向占梅带领的互助组。②钟叔河:《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新湖南报》1954年10月1日,第2版。一直到1958年,报社仍旧坚持每年派记者回访,并将情况刊出。向占梅本人也曾多次受到邀请,到工厂或农村参与访问或会议。他曾应报社邀请去长沙参观,而报纸对他“进城”的经过进行了持续地追踪报道。③向占梅:《我明白了为什么要巩固工农联盟》,《新湖南报》1954年2月17日,第2版。

最后,报社还鼓励工农之间相互访问、座谈和相互通信,积极配合巩固工农联盟实践活动的宣传。这背后有一个建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四通八达”的工农通信网络,报纸还会刊登部分信件,使其受众进一步扩大。④吴奕佳、李放春:《建国初期工农联盟的巩固——以1954年春节前后重庆、四川、湖南等地实践为例》,《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06页。

四、从“帮农民算账”到工农联盟:讨论的发展阶段和具体话语

上述的策略取得了广泛的效果,然而要理解讨论为何具有一定程度的“展演性”——即通过公共交流最终和社会行动者一起完成对国家行为的公共解读,那么还需要具体分析讨论是如何在互动中发展的,又建构了哪些话语。总体来说,整个讨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根据粮食收购工作的张弛不同,逐渐从具体过渡到抽象,从个人转换到集体,最终引导农民(也包括大众)依照工农联盟这一新共同体的愿景去渴望,去行动,并进行新的集体性政治想象。

(一)第一阶段:“帮农民算账”

其中,第一阶段为1953年12月。编辑部在讲述向占梅故事的过程中,有意将宏观政策话语具体化为农民的日常实践,并从农民自身利益出发帮他们“算账”,劝说他们加入合作社,把粮食卖给国家。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后来也很认同这一方式:“农民群众是很现实的又是保守的,根据农民思想这一特点,利用他们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和他们自己懂得的生动语言进行教育,农民就能够比较容易地接受”。⑤周小舟:《结合向占梅思想讨论——继续广泛深入宣传总路线》,《新湖南报》1954年1月26日,第2版。

试举一例。在回复农民刘仁友的来信时,报社这样写道:

“(像向占梅),动员家庭尽力多种杂粮,增加杂粮的收入,掺吃一些杂粮,尽可能节约出一些粮食卖给国家,这样做就会有更多的收入拿来买肥料,投到生产上去;就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明年田里的收入也就可能更多,明年生活也就可能比今年过得更好。”⑥苏谊:《好生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从农民刘仁友一封信谈起》,《新湖南报》1953年12月26日,第3版。

在同一篇文章中,报社以苏联农民的“幸福生活”为榜样,以证明当下暂时的经济牺牲是值得的:

“今天,苏联农民的生活是很幸福的。但是,这种幸福生活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一九一八年……苏联爱国的劳动农民们,积极地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用余粮支援国家的需要,并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地和苏联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与当时投机商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靠着农民同志们积极的帮助,苏维埃政府掌握了大批粮食,用来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①苏谊:《好生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从农民刘仁友一封信谈起》,《新湖南报》1953年12月26日,第3版。

上述话语试图提供符合农民自身利益的激励,说明个人与国家、工人与农民在经济实践中互惠的可能,至少在给他们打开的想象中是如此。

(二)第二阶段:农民的两面性

从1954年初开始,讨论逐渐过渡到了对于农民阶级性的再讨论,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有很多篇目都提到了农民的“两面性”,比如:

“向占梅转变以前的思想,是个体的小农经济的本质反映,是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表现。小农经济是站在十字路口的经济,它可以向资本主义发展,也可以向社会主义发展。如不加以引导,它就会自发地向资本主义发展……我们如果不向农民宣传,农民就不会懂得这些道理,就会自发地甚至津津有味地向着这条路线上走。”②燕光任:《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对向占梅思想转变讨论的体会》,《新湖南报》1953年12月25日。

这实际上是在不断重申“全国性共同体”的阶级界限,强调共同体对于“人民”和“敌人”的划分和再划分是以变动中的阶级关系为基础的,而农民既有资本主义的一面(从而成为敌人),又有可能向社会主义发展(从而是盟友),因此是可以被教育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把农民这两个方面都看到,并应看到这两个方面中,占主导作用的是健康的一面”。③周小舟:《结合向占梅思想讨论——继续广泛深入宣传总路线》,《新湖南报》1954年1月26日,第2版。

这和苏联上世纪二十年代建构工农联盟过程中对农民和农业经济的否定不尽相同。中国农民的性质,完全取决于解读性机构的引导和他们是否选择社会主义。其中的教育重点是,阐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到底有何不同。这样农民才能清楚什么行为是不被国家接受的,而新的社会主义愿景又是如何的。这一问题很快反馈到了接下来的讨论中。很多文章指出,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一人富裕、大家受穷”,而社会主义道路是“大家富裕、发展生产”,

“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稳步地、积极地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经济进行全部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当然要看国家工业化的速度来决定;但更重要的是:必须让社会主义来占领农村的经济阵地,必须全力缩小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阵地。互助合作、扩大生产,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进行这一斗争、并最终取得斗争胜利的有力武器。”④程潜:《关于向占梅思想转变》,《新湖南报》1954年1月26日,第2版。

换言之,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是加入合作社,加强互助合作,因为“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是很脆弱的,经不起风吹雨打……如果不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很多农民不幸遇上自然灾害,就会陷于贫困破产”。⑤邹先觉、谭定泉:《个体农民经不起自然灾害的打击》,《新湖南报》1954年1月6日。

(三)第三阶段:工农联盟

到了1954年2月,当粮食收购工作告一段落,讨论又进一步深入到了对于“工农联盟”的解读和宣传,试图使农民从短期的切身利益上升到对于共同体中的盟友——即工人阶级的生产先进性和国家工业化紧迫性的了解,从而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消弭来自农民的不满和误解,让他们觉得加入新共同体的长期利益是可以期待的。①比如这一段,说明了这一时期讨论的目的:“帮助农民和农村干部进一步正确了解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了解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对于农民有什么好处,了解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什么要依靠工人阶级领导,了解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相互支援的关系,使农民对工人阶级有着正确的了解,促进工人农民之间的互相尊重,彼此信任和支持,鼓舞农民群众发展生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参见新湖南报编辑部:《继续开展讨论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贯彻实现总路线——关于向占梅思想讨论第二阶段情况和第三阶段要求》,《新湖南报》1954年1月31日。

首先是说明工人阶级的生产先进性和领导地位。在这一点上,以向占梅为代表的农民们是存在许多疑惑的,因此《新湖南报》和后续出版物试图将两个阶级进行对比。第一,工人更辛苦。正如向占梅自己后来所说,“亲眼看到了工人生产的情形,才知道工人们的工作很辛苦,……我想,我们农民的劳动,虽说也很辛苦,但还没有工人这样紧张。”②向占梅:《我明白了为什么要巩固工农联盟》,《新湖南报》1954年2月17日,第2版。第二,工人在机器的帮助下生产效率和产品的价值远高于农民。以裕湘纱厂为例,一个在农村的纺织能手,用手车纺纱,一天最多只能纺五、六两,但这手工纺一年还赶不上一个工人用机器纺一天。裕湘纱厂1953年平均每个工人生产的价值有一亿三千多万元,而一个农民一年只能生产二、三十石谷子,只值得一两百万元。③向占梅:《我明白了为什么要巩固工农联盟》,《新湖南报》1954年2月17日,第2版。第三,工人对国家的贡献比农民大,且产品大部分都交给国家了,自己所得的工资只占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比如,1952年全国国营工厂、矿山、贸易公司和合作社(一共只有职工四百多万人)缴给国家的税款和利润,占了国家全部收入的56.33%;可是全国农民(一共有四万万八千万人)在这一年缴纳的公粮却只占国家全部收入的17.08%。④新湖南报编辑部:《只有努力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大家都过幸福的生活——很多农民来信批判对“工人生活太好”的错误看法》,《新湖南报》1954年2月18日,第3版。此外,一些评论和报道还提到了工人的收入是劳动得来的,并没有沾别人的光,更没有剥削别人,“他们吃农民的粮食,都给了合理的价钱,一点也没有占便宜”⑤新湖南报编辑部:《只有努力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大家都过幸福的生活——很多农民来信批判对“工人生活太好”的错误看法》,第3版。;工人的生活开支很大,现在的生活还不很宽裕,“工人住在城里,不种田,也不种菜,没有副业收入,样样的都要用钱买。所以工人的收入看起来虽然很多,但是开支很大,现在的生活并不算很宽裕。”⑥新湖南报编辑部:《只有努力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大家都过幸福的生活——很多农民来信批判对“工人生活太好”的错误看法》,第3版。

与之互为表里的是阐释国家工业化的紧迫性,向农民说明国家工业化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加入工农联盟的长期利益。主要的话语有以下几种。第一,只有国家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得到发展,才能够制造大批的农业机器、化学肥料、杀虫药品等,帮助农民实现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在某次参观之后,农民代表坦言:

“原来以为重工业和农民的联系不大……长沙机床厂的同志告诉我说:‘机床厂是个制造母机的工厂,是一种重工业工厂,虽然不能直接生产拖拉机和棉纱,但发展轻工业和制造农业机器却少不了它。’这件事情,使我认识到了重工业与农民的关系。我在湖南农业试验总场看到了拖拉机犁田……。据工人同志说:要是一部带十铧犁的大拖拉机,每天可犁三百多亩,比人力更要快得多。我们要想将来用上拖拉机,今天不支持国家工业建设是不行的。”①向占梅:《我明白了为什么要巩固工农联盟》,《新湖南报》1954年2月17日,第2版。

其次,基于特殊的国际环境,优先工业化才能巩固国防,建造飞机、坦克、大炮等现代化的武器,保障人民的幸福生活;而今后工业继续发展,工农产品价格差还会继续缩小,农民可以得到长期的利益,因为“国家工业发展了,需要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就一天比一天多,农民的农产品就有了广阔的销路,并能得到合理的价格。……今后,工业继续发展,工业品的价格还会要继续降低,工业品和农业品价格的悬殊还会要继续缩小。这样,农民的收入就会一天比一天增加,生活一天比一天改善。”②张瑞云:《国家工业化对农民的好处真是说不完》,《新湖南报》1954年2月14日。

概而言之,新湖南报社和其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共同扮演了“解读性机构”的角色,通过三个阶段不断递进的话语建构,在初生的公共空间之中和普通群众、特别是农民阶级进行了持续的话语协商。这部分解决了工农联盟作为一种全国性政治共同体的内在难题,即如何理解农民的阶级性,是否、如何把他们纳入政治共同体;如何在共同体内部处理工农之间的关系,如何让农民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过渡路线能够推动,虽和政府同时提供低息贷款、降低税收、提供替代性市场网络等经济措施是分不开的,但也有展演性的一面。

五、结 论

上世纪中叶中国国家权力实现“原始积累”那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既是行政边界、财政能力和强制力的扩张,也同时是国家政治—文化权力扩张的过程。本文以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颁行,推动粮食统购统销、建构工农联盟的关键历史时刻为研究对象,并从一地方党报的讨论策略与话语建构出发,来探讨国家如何在行政和强制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利用初生的舆论空间,并倚赖国家内外行动者所构成的更为广泛的社会网络,来对“工农联盟”这一新兴的全国性政治共同体进行公共解读。通过构建公共空间网络、吸纳国家内外行动者共同协商话语、把典型个人转变为话语和事实生产中的重要能动因素等策略,《新湖南报》在持续互动中生产了“帮农民算账”、剖析农民阶级的两面性并解读工农联盟的政治方案三个阶段的主要话语。在此过程中,国家的政治—文化权力被自然化、正当化了,而有关这个国家阶级/政治基础的话语逐渐成为了此后日常政治关系的出发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阶级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配关系。这种讨论策略与话语建构在之后的历史中也一再被调用,以期解决继发的政治难题。

本文还有两点延伸的讨论。首先,国家的政治—文化权力若要真正“展演”,让普通工农认同自己是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一分子,从而短期让渡利益,不仅要注重对人心的改造③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情感的调动④李耕:《20世纪50年代工厂住宅与主体性重塑——基于北京市某国有工厂职工住宅情况的研究》,《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2期。和尊严的建构⑤王余意、周晓虹:《“新人”的塑造:社会表征与个体认同——以青年学生舒文秉的日记(1951—1955)为例》,《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4期。,也包含对于工农自我利益的重塑,引导其算小账,再算大账。而如果小账与大帐、短期帐与长期帐之间的现实差距太过显著,这一话语建构的过程就会面临困难。并且,这必须是社会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协商过程。因之,1953—1954年间的粮食征购工作可以说是成功的,部分是由于农民真诚相信工农联盟这一共同体的意义,并相信卖粮后可以平价再从国家买粮。与苏联上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的农民与政权相比,中国的相应过程是相对和平的,虽然局部地区抗粮运动时有发生,但总体没有动用太多的强制力。①V.Shue,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1949-1956,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p.1-14.然而1955年后,农业增长开始下降,地方只能增加征粮的额外配额,而农民又无法从合作社买到足够的粮食,那么之前工农联盟话语的效力就受到了质疑。当然,之后国家又试图用“人民内部矛盾”的说法来修正工农联盟话语,缓和一度激烈的矛盾,并取得了部分的成功。②H.Li,“The First Encounter:Peasant Resistance to State Control of Grain in East China in the Mid-1950s,”The China Quarterly,no.185 (March 2006),pp.145-62.

最后,20世纪中期新中国选择以工农联盟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本框架,这还要从两次世界大战间期以来的全球政治演变出发来理解。19世纪末大众政治成为新浪潮之后,工人和农民登上了政治舞台。然而正如李普塞特、亨廷顿等早就指出的,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之间存在因工业革命而带来的深刻社会裂痕(social cleavage),而这也是政治现代化必须解决的一对矛盾。③S. M. Lipset and S. Rokkan,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N.Y.: Free Press,1967.早在19世纪末的经济衰退中,工人和农民在主要西方国家政治中处于利益的对立面。而从两战间期的经济大危机开始,不同国家都试图建构某种形式的工农联盟,以协商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工业发展与传统农业之间的关系,并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了进步资产阶级加入联盟。④P.Gourevitch,Politics in Hard Times: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由于农民人数和农业经济规模较大,新中国的工农联盟方案强调了对于农民相对平等的吸纳,但仍试图保持工人和工业的领导地位,且这一过程没有使用太多强制力。这既是当时全球政治潮流的一部分,又和西方议会政治中农民作为利益集团进行政策交换以及苏联20年代中期后对农民的政策不尽相同。其中,重塑农民认知,提供工农联盟新愿景,以及展演国家权力是不可或缺的过程,而本文正试图追溯其中的具体策略和主要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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