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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

2024-05-08吕不二

飞天 2024年5期
关键词:张大小强王老师

吕不二,男,1983年生,长于渭北乡野,现居西安。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在《长江文艺》《美文》《青年作家》《滇池》《朔方》《黄河文学》《文学港》《延河》《草原》等发表作品。

有七年没回老家了,这次来省城出差,办完事,还多出来两天,无事可干,也不想去旅游景点凑热闹,就联系了个以前的老同学。老同学姓张,叫张小强,做建筑设计的,小日子现在过得不错。我们从小学就是同学,准确地说,是从小学五年级起。那时,不管村大村小,都有村小学。村子小的,小学只有四个年级。村子大的,有六个年级。我们在各自的村小学上完四年级,就到了北甘井村中心小学上五六年级,我们就是在那儿认识的。

上学那会儿,我们虽然小学和中学一直同班,但性格截然不同。我跟着我奶过活,我奶根本管不住我,有心无力。我疯起来没边没谱,整天跟着几个浑小子,心里不是盘算着有朝一日浪迹天涯,就是想着跟一帮兄弟劫富济贫,当绿林好汉。张小强那会儿老实巴交,是众人眼里的乖孩子,坐教室第一排,上课认真听讲,笔记记得密密麻麻,可成绩一直中等。他表面看着波澜不惊,其实心里挺为自己着急,老担心自己万一上不去,哪天一口气顶不住,一松劲儿,就出溜下来了,搞不好就会万劫不复。后来,他勉强考上了高中,又勉强考了个二本。上了大学后,他似乎终于开了窍,连着拿了几个大学生类的设计大奖,又考研考到了名校。毕业后,进了大设计院,工资挺高,时不时还能接点私活,收入常常比工资高得多,如此成了大家眼中的成功人士。

小时候,我们其实交流無多,话好像都没说过几句,不是一路人。大学毕业后,有一阵,他常来南方我所在的城市出差,主动联系上了我。每次来,都叫我出来吃饭喝酒。第一次见他,我都不敢相认。他上学时挺矬挺黑,现在个儿挺高,目测有一米八左右,白白净净,像个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城里的上层人。我学生时代长得不错,也挺注意自己的形象,每天出门前,都要对着镜子,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自从结了婚,一心过自己的小日子,胸无大志,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衣服凑合能穿就行,一年也照不了几回镜子。张小强以前一心扑在学习上,除了跟周围两三个人讨论问题,其余时间,都在一个人刻苦用功。现在的他,自信潇洒,侃侃而谈,远比我能说会道,跟以前判若两人。反而是我,曾经天不怕地不怕的浑小子,如今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可以称得上懦弱,整天患得患失,好在我媳妇不嫌弃,她大概以为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我跟张小强去过一次他参与设计的项目现场,是个垃圾焚烧厂。如果提前不说,或者没有那根大烟囱,我根本不会把它和垃圾焚烧厂联系起来,还以为这是哪个大师搞的艺术街区。每栋建筑由各种几何图形勾连拼接,看似简单又不简单。组合在一起,既现代又古典,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即便有那根大烟囱,也不影响这个垃圾焚烧厂的现代艺术性。大烟囱整个被涂成了天蓝色,底下画着树木与孩子,上面画着飞鸟与白云,几乎与天空融为一体,十分和谐美好。张小强大概也看出我的惊讶,颇有几分自豪地说,也不是我一个人设计的,好几个公司联合出品,众人拾柴火焰高。又说,贝聿铭你知道吗?我说,听说过。张小强说,我的偶像是贝聿铭,我打算用一生向他致敬。我看他大大咧咧的样子,没想到还是个理想主义者,怪不得山鸡变凤凰。

张小强西装革履,开着他的奥迪A8,拉着我漫无目的地到处乱转,边开车边说,我刚把老家重新盖了,里里外外,花了有五十万,我妈觉得挺有面儿。她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一直挺要强,好不容易日子过起来了,啥事都挺讲究,都得让周围人高看一眼。我其实无所谓,不算太讲究,可家里人要讲究,哪怕那点讲究很幼稚很可笑,只要我能办得到,都尽量满足,人生在世,就这么回事,你说是不是?我说是。他说,你可别见笑,我也就是在你这个老同学跟前,难得多说几句,平时说的那些,基本是场面话,跟放屁没多大区别。我说,都一样。其实,我一点没笑话他的意思。他这么一番说下来,我简直对他有点崇拜,觉得他真是大隐隐于市,只是没跟他这么说。

在省城兜了大半圈,张小强问我想吃啥?我说,随便。他说,对历史感兴趣不?去个名胜古迹。我说,算了吧,有点怕去人多的地方。他说,那去爬山咋样?我说,还是别,上去下来都挺费劲。他说,那你说个去处。我还没说话,他使劲拍了一下大腿说,咱们干脆回趟老家得了,我也有一个多月没回去了,回去转一圈,吃个三件套,顺便家里瞧一眼,再回来,如何?我想了想说,也行。

回到县城,已经中午,找个人多的地方,吃了碗羊肉泡。吃完,肚子胀得滚圆,打起了嗝,可还是惦记着豆腐脑,尤其香那一口油汪汪的油泼辣子。于是,又来到“一条街”,也就是从前最繁华的商业街,只不过现在拓宽了,两边都盖了住宅楼,最下面是门面,开餐馆的,卖衣服的,美容美发的,做什么的都有。中间有一家继荣小吃店,也卖豆腐脑,据说店主他爸,就是以前我们上高中时,挑着担在学校门口卖豆腐脑的几个老头之一。现在子承父业,味道还算正宗,只可惜肚量有限,只能勉强吃下一碗,浇汤饸饹只能晚上吃了。

张小强要开车带着我在县城里转转,我说不用,吃了满满一肚子,不如慢慢走走看看,就当消食了。在县城闲逛的时候,张小强一直拿着手机,按个不停。我说,有事啊?他说,没事。我说,有事咱就回省城,你忙你的去,我一个人也行。他说,我正给咱联系人着呢。我说,啥人?他说,同学啊,人多了热闹,大家坐一起说说话,叙叙旧。他联系了半天,要么忙,要么在外地,要么没回信,只有两个女同学,显得比较热情,说晚上赶过来,共话当年。一个叫田静,另一个叫齐丽丽。张小强问我还有印象没?我说有,当时她俩都挺闹,我也疯,经常在一起玩,玩起来没男没女。到了初中,也都大了,知道男女有别,见了面彼此客气了很多。初中毕业后,基本就没联系过。

田静家在隔壁县,齐丽丽住在市里。下午晚些时候,齐丽丽坐车到了田静家,田静开着车带着她,来我们县城找我们。等她们到了后,一起商量着找吃饭的地方。最后,见一个烧烤大院里,装潢得挺有特色,颇有些梁山泊的味道,里面人也挺多,就走了进去。包间里都有人,我们只好坐在包间外头的一个拐角处,相对还算安静些。桌子是个八人桌,我们四个人坐在一边,张小强拿着餐单猛一顿戳,一会儿就摆了个满桌。田静烫了头发,妆化得挺重,脸比以前大,身材比较胖,白衬衣,配黑色小西服,穿一条浅白色牛仔裤,还是那么能说,嗓门还是那么大,据说在他们县住建局上班。齐丽丽身材高挑,略施粉黛,嘴唇还是那么厚,扎着马尾,头发挺长,差不多快及腰了,穿着一条米色带暗绿色碎花的棉布长裙,矜持里又有几分故作的傲气,好像上小学时也这样。听说,齐丽丽的老公,是市里某个城中村的,前年拆迁后,分了好几套房,她专门在家带孩子,过得相当潇洒。

我对田静说,你没咋变。田静说,你变化挺大,以前挺活泼的,现在挺深沉。我说,装的。齐丽丽说,就是,去了南方,也不跟我们联系,把老同学都忘了吧?我说,哪里,主要是混得太差,不敢见人,要是像张总那样,就不存在问题了。齐丽丽说,没看出来,张小强那会儿挺蔫的,现在大变样了。田静笑着说,女大十八变。张小强说,净拿我开涮,我也就过得去而已。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曾经的那些同学。有些人我都忘了,名字和长相都忘了,经它们一说,慢慢又浮出了水面,能想起个大概,但始终模糊隐约,一瞬间就可能归于虚无。有些人我记得,他们却又忘了个干净,我描述再三,几番提醒,他们始终做茫然状,一个劲儿地问我,真有这么个人吗?我们共同记得的人里头,有王军,班里个子最大,年龄也最大,据说比我们大四五岁,书念的不咋样,整天就喜欢搞怪。他爸是个赤脚医生,他耳濡目染,也略通医术,初中毕业,就回家给他爸当了助手,后来自己开了诊所。再后来,没执照,政府勒令关门,就又去城里打工了。有胡成功,是个矮子,他爸就是个矮子,每天挑着担子,在街道还有附近村子,吆喝着卖豆腐脑。大家不叫他胡成功,都叫他豆腐脑。每次叫他,他都假装要恼,弯下腰,大脑袋伸向前,准备顶对方,跟个土行孙似的,初中毕业再没见过。有王妮妮,长得一般,皮肤挺黑,爱生气,一生气就翻白眼,再生气,就哭哭啼啼,要死要活,男生女生都挺讨厌她,后来结了婚,都有了两个孩子了,又跟别人好上了,婚没离成,跟那男的私奔了,孩子也不要了。还有李延峰,长得挺白,挺爱捯饬自己,常年穿一身旧西服,冬天也不肯穿棉袄,要风度不要温度的那种人,冻得鼻涕一吸溜一吸溜,嘴里还唱着“万里长城永不倒”,初中毕业,去城里打了几个月工回来,满嘴蹩脚的普通话,回家跟他爸妈也还是普通话,气得他爸一顿好打。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后,老实多了。据说,他老婆挺凶,打起架来下狠手,他根本不是对手,算是一物降一物……饭也吃得差不多了,时间也不早了,都站起来准备散场的时候,齐丽丽说,你们记得咱们班那个张大强不?是叫张大强吧?田静说,好像是,好像学习挺好的,后来不知道咋样。张小强说,你们不知道他的事啊?他失踪了,十几年前就失踪了,到现在一直没找着。田静张大了嘴说,是不?齐丽丽说,我也听说了,唉,人生无常,大家各自保重吧。

我当然知道张大强,还知道张大强和张小强是一个村的。不仅是一个村的,还是隔墙的邻居。张小强比张大强晚出生几个月,出生后,父母一时半会想不到啥好名字,索性就跟着张大强,叫了张小强。

我们村离北甘井村,约莫二里地。朝北出了村子,经过一片麦场,翻过一个沟渠,上去两边是大片的麦田。麦田尽头朝左斜拐过去,是一片槐树林。槐树都有些年代了,挺高挺粗。树林边上,有个废弃的大宅子,据说是以前某个地主家的。那会儿,已经墙倒屋斜,荒草离离,破落得不成样子,值钱的有用的东西,早没了。我们都进去搜寻过好几次了,一无所获,失望至极。过了槐树林,再经过一片苹果地,就是北甘井村,中心小学就在进了村子不远处。

张大强他们村,离北甘井村比较远,少说也有五六里路。每天回家不现实,学校里又没宿舍,只能自己想办法投亲靠友。张大强那会儿,住在街道东边的王家村他姐家。上学放学,我们有一半共同要走的路,经常在路上碰见,但不熟,顶多点点头,就各走各的路。我俩虽然同班,可他个儿高,比我至少高出一头。张大强跟那些大个儿强人同学不一样,他对谁都挺客气,尤其对我们这些身单力薄的“弱势群体”,简直客气得有些过分。反而是对那些平日里嚣张跋扈的同学,一言不合就开骂,进而紧握拳头,怒目圆睁。对方见他发了威,立刻就服了软,嬉皮笑脸地让他消消气,转瞬就溜之大吉。

我自幼体弱多病,爸妈又死得早,没依没靠,经常被欺负,老想找个靠山,一直未果。自从跟张大强同班后,见他高大威猛,粗中有细,老想着找个机会,跟他交个朋友,如果能跟刘关张一样,义结金兰,那更是再好不过了,可惜他一直没给我这个机会。有一天中午,放学的路上,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跟王家村的王海峰斗起了嘴,话越撂越狠,一堆人围着瞎起哄,彼此都下不来台,说着说着,就上手干上了。王海峰比我高点壮点,我虽不占优势,可向来不肯轻易认■,无奈实力悬殊,不久就被他压在身下,笑着问我服不服?众目睽睽之下,我当然不能服。可不服他就不起身,一直骑马一样骑着我,非要我亲口说了服他才行。正在我进退两难之际,张大强出现了。他抓着王海峰的后衣领,把他一把提溜起来,义正言辞地对他说,差不多就行了,欺负人也得有个够是不?王海峰当众失了脸面,咬着牙,撇着嘴,心有不甘,欲走还留。张大强上前一步,直直地盯着他说,你有意见是不是?要不要咱俩练一练?王海峰听后,二话不说,扭头走人,干净利索。我刚想着,要不要对张大强说声谢谢,那时不兴说谢谢,该怎么说,我还没想好呢,张大强就走了。我愣在原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想着,他要是把头发梳整齐点就好了,他的头发老是乱蓬蓬的。他的衣服要是干净得体点就好了,他的衣服上老是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污渍斑点,也不合身,显得邋里邋遢的,跟英雄豪杰的形象相去甚远。虽然他本人不在乎,可我觉得还是稍微在乎一下比较好。

五年级时,我们的数学老师姓吕,是个老头,中等个,串脸胡子,整天穿一身深蓝色中山装,凶着一张脸,像极了怒目金刚。我们见了金刚不怕,知道那是泥塑的玩意,更何况我们也不是坏人,心里坦荡荡。可见了吕老师,心里都有些发毛,甚至浑身打颤,不知道他啥时候一不高兴,就给我们狠狠来个嘴巴子,或者一脚踹翻在地。吕老师打起我们来,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雨露均沾。但凡他的课,预备铃刚响,他还没进教室,在门外徘徊,或者跟隔壁某个老师闲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心跳加速,如坐针毡,不知道这节课,谁又将成为下一个“受难者”。他唾沫横飞,讲了大半节课后,开始点名,叫人去黑板上做題。他叫到谁的名字,谁就一个激灵。原本很快就能算出来的人,被他叫上去后,半天才能算出来。原本知道怎么解题的人,被他叫上去后,写了擦,擦了写,一时间乱了方寸,急出一身汗来。原本就不会的人,被他叫上去后,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只是举着手,拿着粉笔,脸煞白着,用余光不停地瞥向吕老师,为随时可能到来的无影脚或者铁砂掌,做好心理准备。

班里许多人都挨过吕老师的揍,鼻血被揍出来,是常有的事。我挨过吕老师两巴掌,打得我原地转圈圈,白天秒变夜晚,星光瞬间满天,但还算比较幸运,只此一次,没有再受过二茬罪。我至今记得好几个女生被叫上去做题时挨打的场面,这其中就有田静和齐丽丽。田静平时话比较多,有点人来疯,吕老师可能觉得她欠点稳重,不太喜欢她。有一次,叫她上去做题,她写了擦,擦了写,磨蹭了半天,吕老师就毛了,走上前去,咬牙切齿地说,你不是平时能说得很吗?你说说这道题你到底会还是不会?田静右手拿着粉笔,杵在黑板前,正在思考着怎么回答的时候,吕老师背在身后的大糙手,突然就猝不及防地上来了,左右开弓,两个回合,总共四下,干净利索。打完,又把手悄无声息地背了回去,简直就如利剑出鞘又归鞘,非高手所不能及也。只见田静脸色煞白,鼻血溅出,溅了半张脸,又溅到黑板上,使黑板上的那些白色的粉笔字,如万箭穿心,多出许多大大小小的窟窿来。吕老师见状,平地一声吼,赶紧滚。田静仰着头,折了半根粉笔,塞在了流血的鼻孔里,不慌不忙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齐丽丽挨打那回,把我吓得不轻。她平日里嘴不饶人,动不动扬起下巴,傲气十足。我没事喜欢故意逗她几句,她也不是真生气,只是习惯性动作,她自己也知道。吕老师叫她上去做题,她走得不紧不慢,眼神里充满了不屑,她还没把题解出来,吕老师就生气了,上去一把拽住她的长辫子,嘴里叫嚣着说,你跟谁摆势呢?你以为你是地主家的大小姐?你能上天去不我问你?边说边拽着她的辫子,就往黑板上撞,一口气连撞五下,把齐丽丽撞得不停尖叫,把吕老师自己累得也够呛,这才歇了手。眼见齐丽丽额头青肿,泪流满面,如受酷刑,已然崩溃。我们一个个见此状况,目瞪口呆,唯恐这团火烧到自己身上来。还好,吕老师偃旗息鼓,让齐丽丽滚蛋。齐丽丽没按照吕老师的要求,滚回座位上,而是不管不顾地滚出了教室,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吕老师倒也没追究,只是警告我们说,学生给老师脸色看,就是目无王法,就是欠收拾,就是自寻死路,你们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我们啥也不敢说,不敢说就是默认。

面对吕老师这个活阎王,我们都想揭竿而起,把他打倒在地,除之而后快。可谁都拿他没办法,既赶不走他,也不能给他一个教训,那样他肯定得加倍还给我们,我们更没好日子过。后来,还是张大强替我们出了一口恶气。说起来,吕老师并没有打过张大强,甚至都没有叫他上过讲台。也许叫过,我忘记了。或者,他上了讲台,三两下就做出了题,没给吕老师发威的机会。又或者,张大强人高马大,跟班里那几个大个儿一样,属于一看就不好惹的人物,吕老师也没老糊涂,对他们选择性遗忘,说得通俗点,就叫欺软怕硬。

那天,放学路上,吕老师跟我们同行,不知道去街道买东西,还是去谁家串门走亲戚。除了极少数人,经过他身边时,心不甘情不愿地问了他一句好,其他大多数人,都双脚生风,从他身旁加速冲过,扬起一阵烟尘。张大强不怕吕老师,没想着要躲吕老师,那天只是跟别人闹着玩,追着那人跑,结果不小心,碰了吕老师一下。吕老师条件反射似的,骂了句娘,抬起手来,准备教训对方一下,一看是张大强,本已高高扬起的手,就有点犹豫。如果张大强当时说声对不起,可能吕老师的手就放下来了。可张大强也是个犟胚子,见吕老师想要打他,便来了脾气,面无表情地看着吕老师,一副“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咋样”的表情。吕老师下不来台,只能给张大强一巴掌,也就一巴掌,算很克制了,且打得比较轻,顶多只有平常的三分功力,脸都没打红。可张大强不这么认为,他的脸不是好打的,除了他妈,别人谁也没打过,谁打他跟谁玩命。他当然不好跟吕老师玩命,可要就这么算了,他也办不到。于是,他跑出去三五十米远,站在个塄坎上,对着吕老师破口大骂,把吕老师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骂了一遍又一遍。吕老师气得直跳脚,想追上他教训一番。吕老师向前跑几步,张大强也向前跑几步。如此再三,吕老师扶着膝盖气喘吁吁,张大强笑着面不改色,继续叫骂不停。吕老师狠狠地说,你小子有种给我等着。张大强毫不在乎地说,你有本事把爷爷的老二咬了去。我们这些好事者,在心里为张大强叫好的同时,也都为他捏着一把汗。依吕老师的脾气,哪怕是他張大强,估计也难逃一劫。

隔天,吕老师的课前,我忍不住拍了拍坐在我前面的张小强说,这回你哥估计够呛?张小强扭过头来,一脸茫然地说,啥我哥?我说,张大强啊,昨天那么一整,今天估计大难临头。张小强说,我都给你说过好几回了,他不是我哥。我懒得跟他掰扯这些,他除了学习,似乎啥也不关心。可再看张大强,他跟没事人似的,照常跟左右说说笑笑。吕老师进来后,张大强跟我们一样,坐得直直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黑板,该听时跟我们一样竖起耳朵认真听,该写时跟我们一样低下头来认真写,一点都不像个马上要受刑的人。吕老师也奇怪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以为他这是要留后手,做点铺垫,等到快下课时,再来个大招。结果一直到下课走人,他都没啥表示。我们都挺纳闷,觉得这根本不符合常理,绝对不是吕老师的作风啊。我们等啊等,一连等了好几天,吕老师都没啥表示。不但对张大强没啥表示,对我们所有人,竟前所未有地好了起来。从那之后,吕老师再没打过我们,一根手指头都没动过,这简直成了不解之谜。

我们上完五年级,吕老师就退了休,换了一个刚毕业的老师,姓宋,长得一表人才,脾气极好,对谁都一脸笑颜,跟我们简直没大没小。一起跟宋老师来学校的,还有三四位别的老师,都是刚毕业的新老师,包括我们的班主任,也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叫王芳,长两颗虎牙,肤白,烫发,每天身上都有一股子雪花膏的香气,惹得我们动不动就抽动几下鼻子。王老师长得还算好看,收拾得挺洋气,就是脾气不太好,动不动就对我们教鞭伺候。不过,她只打我们的手心和屁股,也挺不好受,尤其是打手心的时候,感觉比挨巴掌强不了多少。偶尔,把王老师气急了,她还掐人,都是掐男生,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掐住一块肉,然后顺时针旋转三百六十度。她装作不动声色,甚至故意谈笑风生,被掐被拧的人,疼得龇牙咧嘴。她也掐过我,原因是我在课堂上老搞小动作,老趁她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跟旁边人嘀嘀咕咕,且屡教不改,过来直接给我两根手指,掐得我嘴里直咝咝,旁边田静和齐丽丽捂着嘴,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王老师转过脸说她俩,你俩也不是啥好东西。她俩当然不是啥好东西,我本来不想说话的,她俩非撺掇着我说,我没忍住,教训她们两句,她们嘴比我厉害,说得我急了眼,动作跟着大了,声音也跟着大了,结果被王老师逮个正着。王老师还算明察秋毫,知道她俩也不是省油的灯。如果她俩是男生,估计也得被掐得龇牙咧嘴。

六年级下学期后半段,每两个星期,就要进行一次摸底考试。有一次摸底考试前,张大强和另外两个大个儿同学,竟然缺考了。经过王老师一番询问,才知道他们竟然是去隔壁县上的某个乡赶大集去了。我也想去赶大集,我们街道一年才有一次大集,一次就三天,三天一晃而过,像梦一样短暂。我还没去别的地方赶过大集,放假的时候没有,上学的时候就更没有了。张大强他们竟然想了,也做了,还是在摸底考试的时候,这简直让我们这些人顶礼膜拜。王老师气得够呛,但没太表现出来,只是冷笑一声,说,回来了有你们瞧的。

摸底考试是在下午,张大强他们回来的时候,数学的考试时间已经过半。他们三个站在门口,齐声喊报告。我们齐刷刷地看了他们一眼,又赶紧把头低下,跟眼前的数学试卷较劲。数学考试是王老师监考,宋老师在两个班来回转悠。王老师坐在教室后面,稳如泰山。等他们连着喊了好几声报告后,王老师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还知道回来啊?集赶得咋样?他们低着头没人说话。王老师说,你们知道自己是学生不?他们没人说话。王老师继续说,你们知道今天摸底考试不?他们还是没人说话。王老师的语气越来越不好,嗓门越来越高,眼看就要火山喷发的时候,宋老师进到教室,走到她跟前,两个人窃窃私语了一番。然后,王老师露出得意的微笑,点了一下头,招手让他们几个进来赶紧答卷。就在他们坐下来答卷的时候,王老师幸灾乐祸地说,我倒要看看,你们能考几分?我们这才明白过来,原来王老师在这儿等着他们呢。前几次摸底考试,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六七十分的占一多半,八十几分的有几个,上九十分的只有一人。我们估摸着,这次十有八九得再创“纪录”,而创纪录者,十有八九就是“大胆妄为”的张大强他们。

可谁也没想到,张大强竟然考了个满分。王老师死活不相信,又不好说他是抄来的,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抄来的,因为全班就他一个人考了一百分。他周围那几个,顶多也就六十分出头。王老师心有不甘,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鬼,可就是查不出来。在班里总结这次考试的时候,王老师不像往常那样,点名高度称赞各科第一名,让大家努力向先进学习靠拢。她只是说,这次,个别同学考得还不错,但究竟有几斤几两,还得继续考验,希望个别同学,戒骄戒躁,把心思真正放在学习上。我们听出来了,王老师口中的“个别同学”,就是张大强。还有就是,王老师不服,话里有话,有“走着瞧”的意思。后面几次考试,张大强虽然没再考过一百分,可成绩一直都在九十分左右,保持在班级前五,且相当稳定。王老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对他无为而治。其实,课堂上的张大强,一点不调皮捣蛋。课堂外,他也不惹是生非,欺负弱小。他属于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这之前,张大强的成绩一直就不错,只是没有名列前茅。他贪玩,也敢玩,把念书不太当回事,下的功夫不多,但脑子好使,效率挺高,稍一用功,就往前冲一大截。要是较上了劲,就令人刮目相看了。但大多数时候,他吊儿郎当,谁也不把他当好学生看。偶尔考了个一百,还只用了一半时间,就不能不让人惊讶,甚至怀疑了。

刚上初一不久,一天放学,刚出校门不远,王妮妮喊我等等她。她从别的小学升到初中,跟我同班不久,交集寥寥。她长得一般,一张嘴整天叨叨个没完,惹得人厌狗嫌。不管男生女生,她跟谁一言不合,就大吵特吵,甚至撒泼打滚。她虽未跟我起过冲突,但我跟许多人一样,对她既厌又怕,一直敬而远之。这天,她突然叫我,简直吓我一跳。我心想着,我跟她说话都屈指可数,私下里,也基本越过她不谈,应该没惹着她吧。看着她笑眯眯的模样,又想着,应该不是坏事,但她找我能有什么好事,我想不通。她拉我走到对面的一棵国槐树下,从怀里掏出个红皮的笔记本,一把塞到我手里说,拿着。我有点懵,问她,这是啥意思?她朝我挤了一下眼睛,意味深长地说,隔壁班刘亚亚给你的。我知道刘亚亚,长得还算顺眼,可她为什么要送这玩意给我呢?我想不通。我说,刘亚亚给我这玩意干啥?王妮妮白了我一眼,又转而为笑,说,还能干啥。我好像一下明白了,又好像不明白,觉得这事挺恶心。我把日记本还给她,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转身就跑了,边跑边回头说,让她以后离我远点。这事对我来说,是个分水岭。这之前,我整天跟女生打打闹闹,坦坦荡荡,一点别的心思都没有。这之后,一切都变了,变得不那么单纯了,这真让人沮丧。一口气跑出去老遠,累得浑身冒汗,刚好碰见张大强。张大强见我气喘吁吁,问我,你被狼撵还是?我突然想起那首歌里唱的: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便笑着对他说,差不多。

我跟张大强初中依旧同班,平日里,彼此还是说话不多,但毕竟是老熟人了,见了面,也要打个招呼,随便扯几句闲话。真正跟张大强的关系更进一步,是在上初一的那年冬天。

上了初中,好几个学校的人汇聚一起,每个班六十个人,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我们班比别的班多了好几个大个儿,一个个头发都挺长,两边的头发垂下来后,能咬在嘴里,包括我们的班长周国庆。他们经常唱的一首歌,是郑智化的《游戏人间》:烦恼太多,未来太远,何不跟我一起笑看人间。他们唱的时候,挺整齐,也挺有味道。这些大个儿的新同学,跟张大强一见如故,很快就拜了兄弟,发誓共同进退。

那年冬天,他们一伙儿经常逃课,不知道在外面干些啥。老师根本管不住,说也不听,干脆视而不见。听王军说,他们老在外面干仗,比跟他们还大的社会混混干仗,且越干越勇,简直势如破竹。街道以及周边村里的大小混混,见了他们,如同老鼠见了猫。他们渐渐自信满满,有了替天行道的想法。王军的个子比张大强还高一些,在我们班年龄最大,有个十七八岁。有人说,家里已经给他把媳妇说下了。他来念书,纯属混几年光景,多认识点字,顺便多认识几个人。别看他平日里咋咋呼呼,可就是个纸老虎,你要一翻脸,跟他来真的,他就立马跟你嘻嘻哈哈。王军跟张大强他们,走得比其他人近一些,消息来源,自然相对可靠。有一段时间,教室后面的扫帚后面,老藏着几根胳膊一样粗、一米多长的木棍。下了晚自习,他们一群人趁着黑,提了木棍,叫嚣着冲出教室,又冲出学校大门,好像敢死队一般,要跟藏在黑暗中的魍魉魑魅杀个你死我活。干完回来的时候,他们一个个大喘着气,大声说话,间或大笑,兴致高昂,一看就是打了胜仗。至于过程如何,对方是何许人也,他们没说,也没人敢问。

十二月初的某一天,下起了那年的第一场雪。雪下得挺大,纷纷扬扬,一直从上午下到了傍晚,天地间一片纯白,积雪没到了脚脖子上面。几天前,七八里外的东淡村有个老头,因肺癌去世了,第二天下葬,当晚照例要放几场电影。放在往常,这点距离挡不住我们看热闹的劲头。但毕竟下了大雪,路不好走,又冷,北风萧萧,我们思来想去,不得不打消了去看电影的念头。

我们没去看电影,可张大强他们去了。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仇家,也就是过去跟他们干过一仗,被他们打得满地找牙的一伙儿社会混混。结果,又是一场遭遇战。尽管对方人数占优,但他们丝毫也没认■,顺手摸到半块砖头,或一节木棍,就直接往对方身上抡。双方从放电影的地方,打到了村子外面,又从村子外面,打到了别的村子,一直打到了街道南边的丁字路口。打着打着,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把刀。这把刀,不知道怎么,就到了我们班长周国庆的手里。周国庆不知道怎么,就把刀朝一个向他扑过来的人捅了过去,捅进去又拔出来,拔出来又捅进去,如此再三。那人一下就软了下去,倒在雪地里不动了。原本洁白的雪地里,就有了一片刺眼的鲜红,鲜红很快近似于黑。原本低吼的风声,就变成了鬼哭狼嚎,甚至变成了天地间回荡的哀乐。这时,一群正在打个你死我活的人,突然就愣住了。愣了那么一会儿后,所有人都消失不见了,包括周国庆。

张大强的肠胃一直不好,动不动老便秘,经常三五天只进不出。到了看电影的地方不久,他突然就憋不住了,想找个地方方便一下。他为此很不好意思,嘿嘿一笑,对众兄弟说,我去办点事,很快就回来。谁也没理他,都知道他口中的所谓“办事”是啥意思。周围都是人,看电影的人,祭奠的人,亲朋好友,村里人,陌生人,根本没个合适的地方。张大强只好往远处走,一直走到聽不见放电影的喇叭声的地方,在一处废弃的宅子里,蹲下来解决自己的事情。他想快点,可根本快不了,这不是他想快就能快的事。大约二十分钟后,他终于完了事。等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愧疚的心情,回到放电影的地方,准备跟一众兄弟们道个歉,甚至被他们骂几句,然后继续凑这场热闹的时候,却发现怎么都找不着人了。他找了半天,无果后,又问了好几个人,最后才知道,就在他去方便的时候,放电影的地方,发生了另一场活生生的电影。两帮人火拼,打着打着就不见了,极有可能是换了地方,继续切磋去了。张大强听了拔腿就跑,一路飞奔,好比雪夜飞狐。等他到了街道的时候,已是深夜,尽管路灯稀疏,能见度有限,可他还是很清楚地看到了那片血渍,像一张巨大而狰狞的脸,让他不由得心里发慌。隔天一早,他才知道昨天晚上死了人,而且是两个人。一个是被周国庆捅死的那个小混混,另一个就是周国庆。事发之后不久,旁边门市部的人就报了警。很快,所有人都进去了,除了周国庆。周国庆知道自己这回闯的祸比较大,万一被逮住了,搞不好得吃枪子,还不如铤而走险,一走了之,天大地大,哪儿都可以是他周国庆的家。他完全没想到,警察那么快就找到了他。警察劝他束手就擒的时候,他一心只想着跑。谁不让他跑,他就准备跟谁玩命。还没等他玩命,只是挥舞了几下手里的那把刀子,就听见了隆隆雷声。其实,不是冬雷震震,是枪声。等他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晚了,然后就死了。

张大强一方面觉得,兄弟们危难之际,自己却把劲儿用在了拉屎上,实在是羞愧愤恨。另一方面,他又忐忑不安,毕竟,自己也是组织成员之一。他们死的死,进去的进去,自己这个漏网之鱼,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被送入高墙。假如被送入高墙,这辈子大概率就完蛋了,光宗耀祖是绝对不可能了。可他等啊等,一连等了好多天,都没人来找他,才恍然明白,这里头根本就没自己啥事。想到这点时,张大强更是羞愤不已。

这之后,张大强一度有些消沉。后来,虽不怎么消沉了,脾气却前所未有地软了不少。以前,在他跟前不敢高声说话的人,现在动不动也敢放肆几句,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他对此好像也根本不在乎。比如,有一天,晚自习后,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我们几个男生,李延峰突然站在教室后面靠窗的一张桌子上,说要给我们这些乡巴佬开开眼界。然后,就把裤子解开,脱到膝盖处,腆着肚子,仰着头,闭着眼睛,不停用右手套弄他裆下的那玩意。张大强看不惯,对李延峰说,你不嫌丢人?李延峰手没停,头也没回,说道,又没丢你的人,你操闲心也不怕累着。要是过去,张大强估计会一把把他拽倒在地,搞不好还得扇几个大嘴巴子,让他长长记性。可张大强没再说话,只是叹了一口气,转身就走了。我当时也在,没见过这场面,不知道是咋回事,挺想留下来一探究竟,但看见张大强走了,不想被他看低,也就跟着走了。

还有一次,是我们刚上初二的时候,有一天上午,最后一节课,胡成功他爸挑着豆腐脑担子,将没卖完的豆腐脑,放在了门房跟前,进去门房里,跟看门的老张头下象棋,想着等下了课,嘴馋的学生们,把他剩的那点豆腐脑消费完了,就回家歇着。胡成功他爸下起象棋来,有些痴迷其中,忘了自己的豆腐脑担子还在外头,还有豆腐脑要卖这回事。刚好有几个逃课的学生,其中包括张大强,见豆腐脑担子没人看,胡成功他爸跟老张头下棋正酣,就拿了自己的洋瓷碗,猫着腰来到豆腐脑担子前,每人给自己舀了满满一大碗豆腐脑,调料包括辣椒油也都放得很重。张大强没参与这事,他觉得他们这样做不地道,劝他们也不听,也不好强求,只好任他们恣意妄为。豆腐脑缸子被偷空了这事,还是胡成功下课后发现的,然后才发现了正在下棋的他爸。围观看热闹的人很多,大家都以为胡成功他爸,这次肯定得跳脚,把那些偷豆腐脑的小贼骂个痛快。谁知他爸见状,啥也没说,一声不吭地收拾好担子,挑着出了校门,甚至一路哼着小曲儿,让人捉摸不透。胡成功不像他爸那么想得开,他握紧拳头,转着圈骂个没完,气得差点掉下了眼泪。他的头发很短,几近光头,好像随时准备着,给谁来个铁头功,苦于没个对象,最后只好恨恨地离开。

我五岁那年,过年前,我爸带着我妈,两人去县上赶集,采买年货。为了省钱,他俩走路去的。去的路上,从西边下了沟,朝东边上到沟半截,在最急的拐弯处,被一辆手扶拖拉机撞下了沟,当时就没了命,都没来得及往医院送。那之后,我就一直跟着我奶过活。我奶也是那会儿开始信的神,且越信越深。到了我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奶已经升级成了神婆,动不动跟着云际禅寺的师傅,去周围的村里,给人作法驱邪消灾。以前,我奶出门,想着家里还有个我,年纪尚小,还不太在外面过夜。及至我上了初中,长大了些,能自己烧火做饭,胆子也大了,我奶就对我放心了不少。她经常出门两三天才回来,最多时,四五天才回来。出门前,给我蒸一大锅馒头,放在瓦瓮里,让我自己热着就腌菜吃。有一次,她去外面作法回来,问我说,你们班是不是有个张大强?我说,咋了?我奶说,她妈也信佛,跟我们一起作法好几回了。我说,哦。我奶又说,她妈是个河南担,也是可怜人,跟咱一样。我老听别人说“河南蛋”,但不知道这个“蛋”字是啥意思,而“河南蛋”又是啥意思。后来,去了张大强家,见了她妈,她妈才告诉我说,不是“河南蛋”,而是“河南担”。之所以有这个称呼,是因为解放前河南战乱四起,又人祸不断,许多人连饭都吃不到嘴里,饿死的人不计其数,甚至,还发生过人吃人的惨剧。许多人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被迫四处逃亡,想找一个安身之所。离家的时候,一根扁担挑起所有家当,包括孩子。很多人挑着重担,拖儿带女,一路北上,落脚陕西境内。一路走来,别人见了他们,都称之为“河南担”,很形象,也满是心酸。张大强他妈,当年跟着她爸,一路来到陕西,落脚到我们这儿。家里条件不好,又是外来户,他妈长大后,婚事一时没个着落,最后没办法,只好嫁给了一个给人放羊的孤儿,这就是张大强他爸。可能是从小放羊的缘故,张大强他爸不爱说话,也不爱在人堆里待,跟家里人说话也费劲,结了婚,在家里没住几天,就又搬回到了自己以前住的那孔破窑里头,有啥事了,回来干一干,或者喊他回来他就回来一趟,不然就自己一个人待着。张大强他妈拿他爸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那么个人,强求不来,只好万事自己做主自己上。有了张大强后,他妈也有了盼望。不管咋样,张家有了后,自己苦点累点没关系,希望张大强大了以后,能撑门立户,给她争一口气,也不枉她在人世走一遭。

我去张大强家,是初三第二学期刚开始,也就是刚过完正月十五。我以前成绩还算凑合,但要考上高中,没有十分把握。到了初三,突然明白过来,就收了心,课堂上认真听讲,下了课不耻下问,问的最多的人,就是张大强。我也问过张小强,可他老是不太热心,估计他自己心里对中考也没底,嫌我浪费他的时间。我去找张大强,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他每次都很热情,讲了一遍怕我听不明白,又换个方式再讲一遍,一点不嫌浪费自己的时间。我们的关系,就这样渐渐深厚了起来。

初一和初二年级,正月十六开学。我们是毕业班,初十就开学了。张大强没按时来,我以为他家里有事,顶多过一两天就来了。可一直到第四天,他还是没有出现。我忍不住问张小强,才知道张大强他爸去世了,后天埋。那天刚好是星期天,放一天假。周六下午晚些时候,我在街道纸花铺买了个花圈,一路擎着,来到张大强他们村,参加了他爸的葬礼。

张大强家院墙低矮,西边涯畔下,有两孔不深不浅的窑洞。北边靠墙,坐北朝南盖了两间夏房,用土夯的胡基盖的,应该有些年头了,看上去很是破落。见我来了,张大强很是高兴。他红着眼睛,不知道是悲伤所致,还是睡眠不足。他妈个子很低,目测也就一米五左右,佝偻着腰,头发花白,估计比我奶年轻不了几岁。他妈看着挺精神,走出走进,招呼这个,安排那个,头脑清楚,表情淡定自如,看不出悲伤。我本来当晚祭奠仪式完了就要回,打算第二天一大早,赶在起灵之前再赶过来。可张大强非拦着不让走,说那样太折腾,别人都安排好了,家里有地方住。我恭敬不如从命。两间厦房,其中一间安排了亲戚住。我、张大强,还有他妈,三个人住在另一间厦房里。忙完了该忙的事情,安排好了明天的事情,送走了人,准备睡觉的时候,虽说时间不早了,但我们都睡不着。张大强他妈盘腿坐在炕上,给我们讲起了她的故事,从她没出生的时候,一直讲到眼下。她娓娓道来,我卻听得惊心动魄,不敢想自己的一生,如果要如此遭遇,还能不能扛下来。讲到最后,我已经哈欠连天,他妈说到张大强的名字,也不是随便起的,那是一家人的盼望。说着说着,就说到我们班张小强,说张小强生下来,他爸妈一天学都没上过,自己的名字写起来都费劲,还想给起个响当当的名字,想破脑袋也没想出来,就干脆跟了我们。其实,当初张小强给别的同学说过,不过版本略有不同。张小强当然没说自己爸妈没文化,只是说,他爸妈图方便,名字起得比较潦草,但也还过得去,名字嘛,就是个符号而已。

第二天早上,天还黑实着,我们就起来送葬了。队伍走在村口十字,祭奠完毕,起棺时,主祭人让张大强把糊了金箔的纸盆顶在头上,跟着他大声说。主祭人说,爸哎,黄泉路上你走稳当。张大强说,爸哎,黄泉路上你走稳当。主祭人说,爸哎,奈何桥上你莫回头。张大强说,爸哎,奈何桥上你莫回头。主祭人说,爸哎,儿今个送你最后一程。张大强说,爸哎,儿今个送你最后一程。主祭人说,爸哎,来世咱们还是一家人。张大强带着哭腔说,爸哎,来世咱们还是一家人。主祭人说,行了,摔吧。张大强双手高高举起纸盆,狠着劲砸向地面。只听见一声闷响,纸盆瞬时四分五裂,灰尘四起,仿佛一声呼唤,把暂停的人们唤醒过来,急匆匆赶往村外的田野中间,让一个人尘归尘,土归土。

县里就一个高中,人多,没有宿舍,我们这些乡镇来的人,如果没有亲友收留投靠,只好在外面租房住。张大强和我,在旁边的西寨村,合租了间民房,房租每月四十块,很便宜。房子离学校二百米左右,出了学校的南大门,朝西拐,走到前面的丁字路口,再朝南拐,一直走,房东家就在县气象站后面。刚开始和他同睡一张炕上,我很不习惯。他别的都好,就是太邋遢,很不讲究。他经常在裤兜里,揣半块锅盔或者馒头,没事手伸进去捏下来点,掏出来放在嘴里吃得津津有味。很多时候,他只是习惯性地把手伸进去捏,把锅盔或者馒头捏成碎渣渣,仿佛这是很过瘾的事。捏成了渣渣的锅盔或者馒头,他不吃,也不及时扔掉,就那么在口袋里装着。中午回来午休时,他为图方便,常常和衣而睡,翻来覆去之间,那些馍渣渣从他的裤兜里逃逸出来,弄得满炕都是,膈应得我辗转难眠,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被迫来个大扫除。无论怎么说他,他倒是脾气好,只是抱歉地嘿嘿笑,说以后注意,可狗改不了吃屎,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高中总共八个班,张大强在三班,我在六班。前三个班是重点班,配的老师都是各科骨干。重点班的学生,几乎都有明确的目标,学文还是学理,将来想考哪所大学,报啥专业,毕了业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心里都有个打算。张大强说,他想报上海的大学,学个建筑设计啥的,听说收入挺高,还可以到处跑,一览祖国大好河山,你觉得咋样?我说,想法挺好,兄弟你加油学,希望还是很大的。他又问,你呢?我说,我咋了?他说,我是问你将来啥计划?我说,饿不死就成。即便到了现在,我这人还是这样,计划性不强,一直从事的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主要是还算老实,单位领导同事还算信任,也就还有一口饭吃,纯属凑合活着,说得文一点,就叫苟活于世。

没上高中之前,我们一年也来不了几次县城。县城对于我们,好比另外一个世界,毫不夸张地说,也就比北京稍微近点。上了高中后,我没事就跟着几个同学在县城乱窜。县城好比花花世界,让我们大大地开了眼界。最让我惊讶的,是县城里的女同学,洋气又自信,要是有几分姿色,那更是撩人心弦。张大强他们班有个女生,叫孙婷婷,个子不高,脸圆圆的,挺白,活泼开朗,我见她第一眼,就怦然心动。于是,上学放学,课间休息,我故意创造各种“偶遇”的机会,穷尽办法想认识她。

我那会儿喜欢王杰的歌儿,要是路上只有我和孙婷婷,我就故意唱王杰的《红尘有你》,或者《一场游戏一场梦》,想在她跟前装深沉,让她知道我虽然默默无闻,但内心丰富,与众不同,重要的是,还有那么一股子一般人没有的忧郁气质。她有时从旁经过,听见我陶醉地唱歌时,瞥我一眼,抿嘴一笑。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白费力气,根本引不起她的注意。我想着,如此下去不是办法,必须主动出击,就写了封所谓的情书,让张大强转交给她。写情书时,张大强挺热情,很认真地给我润色,斟酌每一个词语和句子,简直比我还要兴奋。等信写好了,听说要让他去转交时,突然撂了挑子,死活不肯揽这个差事。我知道他虽然看起来五大三粗,但对于这种事情还很稚嫩,在女生跟前说话,向来都不敢直视。我让他不用当面直接给,找机会塞在桌兜里就好。我苦口婆心,他思量再三,终于答应替我冒一回险。不久,他就给我带回了孙婷婷的回信,信里说,现在谈情说爱尚早,不如先放在一边,把心思用在读书上,等上了大学,再做打算。我承认她说的在理,只是在她跟前,我忍不住就会心跳加速。这之后,路上遇见了,我们也会一起走一走,说几句闲话。偶尔,周末的时候,她还会约我去街上吃饭,死活不肯让我付钱。我努力让自己悸动的心平复,往更长远的未来去想。渐渐地,也算收了一点心,比从前稍微用功了一些。

张小强分在了五班。他一个人租房住,房子在西边丁字路口,再往西,在村口南边一户人家租了个小房子。他越发沉默寡言,上学放学的路上,一个人面无表情地疾步快走,见了我们这些老同学,客气地点点头,就自顾自地走了。有一次,他们班和我有过交集的一个男生,突然问我,我们班张小强是不是你们那儿的?我说,嗯。他说,我感觉他这个人咋怪怪的?我说,咋怪了?他说,说不上来。我知道他的意思。我也觉得张小强怪怪的,我知道这种怪背后,其实是巨大的压力,对未知的未来的压力。

高一第一学期末,快过年的时候,李延峰不知道咋找到了我们的住处。李延峰穿着一身西装,里面是白色的条纹衬衫,皮鞋擦得挺亮,猴一样缩着身子。他见了我们,飙了几句普通话,见我们没有接茬,又说起了渭北话,说自己在省城的五星级大酒店工作,回来过个年,顺便看看大家。张大强问他,不冷吗?李延峰跺着脚说,不冷,哥们衬衫里套了保暖内衣。我没听说过保暖内衣,但看他那副熊样,估计也不太顶事。我们租的房子,没搭炉子,也搭不起,也没烧炕,炕上铺的电褥子,冷是挺冷,好在我们习惯了,也穿得厚。虽然上初中那会儿,跟李延峰关系一般,但毕竟是老同学,面儿上还是过得去。我们想着留他住一晚,凑点钱,请他去街上吃碗羊肉泡馍,谁料他来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坚决要走,留也留不住,估计是冻得够呛,待不住了。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我有一次在街上,竟然碰见了田静。她穿得挺潮,说自己在隔壁县上中专,出来大概率可能会当老师。我说,那挺好,人民教师光荣,还是铁饭碗。她说,还不一定,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我说,那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她说,听说,齐丽丽好像出事了?我说,啊?我一点都不知道。她说,听说去佛山打工,被一个男的骗走了,有可能骗去深山大沟里,给人专门生娃去了。我说,真的假的?她说,不知道,反正家人联系不上了,都快半年了,一点音信都没有。你别给别人说时,可别说是我说的。我说,明白。

虽然孙婷婷希望我一心扑在学习上,无奈我玩性大,常常不能自控,动不动跟几个朋友出去玩,甚至打牌,带钱玩。我没多少钱,生活费都是我奶牙缝里挤出来的,还借了不少,可打牌技术还行,手气也不赖,赢多输少。赢了钱,就去街道打个牙祭,吃个凉拌饸饹,加几片猪头肉或者猪肘子搅里头。但玩归玩,底线还得有,输到啥程度就得刹车,不刹车,就得喝西北风,这一点我心里明镜似的。还有就是,我心里不是没想着学习,即便不是为了和孙婷婷有个结果,为了我自己,也不能太放纵。我已经给人一副小混混的印象,不好意思突然变成好学生,就时不时地,自己拿了书,去学校外头,找个没人的地方,逼着自己刻苦一会儿。最常去的地方,是我们房东家后面,不远处的那片苹果地。有一次,还碰见房东他媳妇,来地里干活。她看见我,挺惊讶,转而为喜,笑着去了别处。我则是不好意思,好像做了亏心事,被人逮了个正着。

自从上了高中后,张大强完全成了三好学生,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老师都说,他考上一本基本没问题,就看能不能冲个重点。除了学习,张大强的唯一爱好,就是打篮球。他一米八几的个头,打篮球优势明显。学校打篮球,基本都是临时凑对。打得多了,大家彼此也都认识。张大强去打篮球,其他人都很矛盾,主要是他的篮球动作,相当不规范,三步上篮,左右大幅度跳跃,常常撞得别人人仰马翻,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难免有些意见。但他人高马大,又态度极好,别人也就不好跟他一般见识。

我们上高中那会儿,学校管理极其松散,各种帮派林立,为了点鸡毛蒜皮的事,两帮人动不动就干仗。别说老师,校长都不敢管。刚上高二没多久,有一天晚上,张大强丢了魂似的回到房子,低着头坐在炕沿上,半天一句话不说。我正要问他咋了,他抬起头来,满是绝望地对我说,兄弟我这回闯祸了。我说,到底咋回事?他慢动作似地摇了摇头说,一言难尽。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在房子里来回踱步,突然站定说,不行,我得出去躲一躲。说完,就开始从上衣兜里和裤兜里往出掏东西,挖耳勺、指甲刀、打火机、一把三角尺、半截铅笔、一个开瓶器,外加一把零钞。他把钱装回裤兜里,把其他东西一股脑儿塞到我手上,语重心长地叮嘱我说,这些东西,你先替哥哥保管着。过些天我回来的话,你再给我。如果我回不来,就都归兄弟你了。他说得很动情,简直有点悲壮,颇有些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意思。可我老想笑,一直强忍着,差点给我憋坏了。看着他出了门,消失在黑暗中,我仍有点懵,不知道他这又是来的哪一出。

谁料,第二天下午,张大强就又嬉皮笑脸地回来了,才告诉我事情经过。原来,当天下午打球的时候,半路插进来一个学校强人,我们学校一霸——李晓东。李晓东五短身材,但肌肉极其发达,号称行走的压路机,经常跟体育场角落里放着的一个石碾子较劲,把那个两三百斤重的石碾子,抬起来翻跟头,惊得所有人叹服不已。李晓东突然要插进来打球,没人敢说不要,也没人敢走,走就是不给面子。尽管张大强小心翼翼,结果一次上篮时,还是把李晓东撞了个趔趄。李晓东瞪着他说,兄弟,你给我小心点。说完,李晓东继续打球,似乎没有要把他怎么样。但张大强自己越想越不对劲,觉得李晓东当时没把他怎么样,不代表以后不把他怎么样。说不定,打完篮球,李晓东就会回去,给他的兄弟们安排这事,也就是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堂堂七尺男儿,以大局为重,但也不能坐以待毙,不如走为上策。结果,后来有人替他打探李晓东的口风时,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他张大强这个人。原来,李晓东当时口中的“你给我小心点”,就只是单纯地让他注意一下打球动作,没有其他的意思,是他自己多心了。

高三最后一门会考,已经忘了是哪门课了。我们原计划考试前半个小时,前往学校。临出门时,最后一遍检查东西,张大强把所有衣兜都摸了一遍,原本笑着脸,刹那间僵住了,像是被点了穴。我问他,又咋了?他又把自己摸了一遍说,大事不好了,我的准考证不见了。于是,我俩着急慌忙地在房间了一顿乱找,找了大概有十分钟,仍一无所获。我说,你再想想。他苦着脸说,我明明记得装在身上了。我说,那你再在身上找找。他说,都找了好几遍了,没有。没办法,我们只好又把房子里找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这时,离考试差不多只有十分钟了。眼看就要来不及了,我不能再陪着他了,只好抱歉地对他说,我得走了。他绝望地看了我一眼,突然仰天长啸一声说,天要绝我啊!说完,眼泪眼看就要下来了。见此情景,我差点没喷出来。我无奈地说,你再在兜里找找,实在不行就沒办法了。结果,他不抱希望地在兜里一摸,准考证就被他摸了出来。他又嬉皮笑脸地朝我摇头晃脑,说自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管怎样,总算有惊无险。

高考时,我算是超常发挥,超了二本线十多分,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都是南方的学校,也都是师范类,学费便宜,还有补助,用不着我奶再為了我作难。张大强考得比我好,但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目标。他原本想考南京或上海的名校,去学建筑设计,追随贝聿铭的脚步,可惜发挥欠佳,决定再战一年。

我上的中文系,女多男少,又是南方,漂亮女生挺多,很快就把孙婷婷忘了个干净。尽管她差不多半个月,就会给我写一封信,可我给她的回信屈指可数。她考上了北京的大学,虽然不是清北,但也不差,又是首都,见识不一样,认识的人也不一样,她的以后,和我注定交集不多。与其隔空续缘,不如各自发展。在不多的回信中,我始终很客气,时间久了,孙婷婷也变得客气了起来,客气之后,就断了联系。

刚上大学那会儿,我还给张大强写过三封信,无非是大谈兄弟情义,希望他再战七月,梦想成真。张大强给我只回过两封信,每封信就写了多半张,写得龙飞凤舞,甚是潇洒。信上,说起他枯燥乏味的补习生活,说起他心里藏着的那个关于建筑师的梦,东拉西扯一番,到最后似乎无话可说,便戛然而止。

第二年,张大强如愿以偿,考到了南京的名校,也是自己中意的专业。其实,他的分数离那所名校,还有一点距离。可那年报考那所名校的人,前所未有地少,没有达到录取人数,就把他幸运地从分数线下面捞了上来。那年暑假,我回老家,和张大强在县城小聚。那是个晚上,我们吃的烧烤,烧烤摊就在马路牙子上,旁边还放了台电视机外加DVD,带着话筒,可以唱歌,一块钱一首。我们俩喝了几瓶啤酒,扯了半天闲话后,又上去点了一首臧天朔的《朋友》,我俩共用一支麦克风,搂着肩膀吼了起来: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有新的,你有新的彼岸,请你离开我,离开我。

一曲唱罢,简直有些热泪盈眶。我对张大强说,哥们将来发达了,可别忘了拉扯兄弟一把啊。张大强拍着胸脯说,那不会,哥哥我不是那种人。我说,书里都说,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张大强瞪了我一眼说,卧槽,我要是那种货色,我他妈不得好死。

我上大二那年冬天,我奶去世。回去埋了我奶后,我就很少回去了,寒暑假,都在外面打工挣钱。张大强给我打过一次电话,问我咋样。还说,他们学校食堂挺多,饭菜都挺便宜,他尤其喜欢吃盖浇饭,让我有机会过去玩,他请我吃盖浇饭。听得出来,他挺享受大学生活。我想着,不愧是名校,物价低,大家才有精力发挥创造力。只是我忙着谈恋爱,忙着玩,忙着打工,一直没抽出时间去南京找他。

大四下学期刚开学,很多人已经开始找工作了。师范院校,教书是第一选择,也是上这类学校的目的。刚上大学那会儿,我也是这么想的。到后来,想法就变了,觉得不如进企业干行政,写写材料,或者管管人,给领导打打下手,也挺锻炼人,将来路子还能宽一些。四月底,我跟许多人一样,也找好了单位,签了约,就等毕了业去上班。这时,意外接到了孙婷婷的电话,说她要出国继续深造了。我说,那挺好,我一直看好你。孙婷婷说,少贫嘴。我说,说真的呢。孙婷婷说,临走之前,见个面吧。我说,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见我这么个俗人。孙婷婷说,你啥意思?我说,有句话不是说,不如相忘于江湖。孙婷婷说,你就那么讨厌我?我说,我是不想给你添负担。孙婷婷说,那就没啥好说的了。我说,嗯,祝你一路顺风,前程似锦。孙婷婷说,少来,对了,那个张大强是不是跟你关系挺好?我说,还行,你找他有事?孙婷婷说,听说,他前不久被学校开除了。

原来张大强上了大学后,虽然有助学贷款,还有奖学金,但手头还是很紧,加上他妈一直有病,他姐家过得也很一般,他就想着自己想办法赚点钱,养活自己之余,也能贴补家用。当家教来钱慢,也挣得少,他就铤而走险,当枪手,替别人考试,自己学校或者外校,都可以,考一次,最低一千,视考试的重要程度而定。他这么搞了两年钱,一直挺顺利,没出过啥事,就越来越胆大,直到被抓。学校领导虽然也很惋惜,但校规如法,他又是惯犯,不得不严肃处理,便被开除了。我们高中的老校长知道了他的事,替他想办法开了绿灯,让他跟着当年的高三学生,一起参加高考。

我回去县上看张大强时,离高考还有三天。我去他租的房子,门锁着不见人。又去了其他许多地方,问了许多人,都没有他的踪迹。最后,在街道漫无目的地闲转,准备晚上再去租房的地方找他,碰见个修鞋摊,旁边一堆人,围在一起下棋。我不经意间一瞥,发现其中一个下棋的有点像张大强。走到跟前一看,果然是他。他还是那副邋遢样,只是瘦了一些,下身穿条黑色的运动裤,上面套着一件黑短袖,表情前所未有地平静。他每落一步棋,对面一群人都要吵吵半天,仿佛他不是跟一个人在下棋,而是和一群人在下棋。不管对面多么喧嚣,或者迟迟不肯落子,他都只低头看着棋盘,一副不急不慢的样子。轮到他下时,最多用时不过一分钟,且落子不悔,也没人教他该怎么下。我走开几步,问旁边的修鞋匠。修鞋匠是个侏儒,边摇着钉鞋机,边仰着头对我说,那小伙已经在这下了一个礼拜棋了,每天下午两点左右来,一直下到晚上七八点回去。也不知道他是哪个村的,干啥的,只知道他棋下的好,棋品也好,这一群老老少少,没有一个能下过他的,也没有一个不服他的。张大强会下棋我知道,初中那会儿,我们闲得无聊,学过一阵下棋,知道马走日,隔山炮,象走田,会下而已,没工夫也没兴趣继续钻研。他是啥时候变成棋坛高手,我不知道,大概率是上了大学以后的事。

我没有去叫正下棋的张大强,当晚,也没去找他,而是径直回了学校。我想,他既然能从容于楚河汉界之间,想必已经过了这个坎,开始了自己人生的新阶段。等他考到了新学校,我再去找他不迟。果然,听说他这次考得很不错,成绩全县前几,最后考到了上海的名校,还是他原来的建筑设计专业。他的故事,已经在整个县城传开,俨然已经成了传奇人物。许多人说,凡成大事者,必然要大起大落。张大强大起大落又大起,必然人如其名,注定是成就大事的强人。

只可惜,张大强根本就没去报名。据说,报名前两天,他买好火车票,他妈还有他姐一家,将他送到街道南边的丁字路口,看着他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临走的时候,他跟家里人有说有笑。他妈叮嘱他的时候,他也一直点头,然后就上了车,跟送别的亲人挥了手。在县城,有人看见他进了汽车站,坐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他买的是晚上八点的火车票,在省城老火车站上的车,是趟慢车,第二天晚上十点多到上海。他有没有上火车不知道,他有没有到上海也不知道,总之他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是死是活也不知道,直到过了报名时间好几天,学校打电话找到家里,问张大强同学怎么还没来报名啊,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啊?家里人这才知道张大强不见了,赶紧发动亲戚朋友到处去找,可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始终没找到。中国那么大,他们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找到。最后,只好报了警,警察说入了网,一旦有了信,就第一时间通知他们。还说,应该问题不大,只要他露面,坐车或者住店,就能第一时间掌握他的行踪,及时把他送回来。他们便只好回来等着,想着他心里的坎是不是还没过去,是不是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自我消化去了。等消化完了,坎终于翻过去,心里一马平川了,就又自己回来了。应该是这样吧,肯定是这样吧,他们想不出别的样。好好的一个人,大小伙子一个,那点事情算个啥啊,想开了,笑一笑就过去了,他不是那种经不起事的人啊,他不是蜜罐罐里长大的啊,他再怎么也不至于……糟践自己吧。

转眼十好几年过去了,张大强还是没回来。

在张小强老家的“豪宅”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吃饭的时候,张小强他妈说,隔壁就是张大强家。我说,我知道。张小强他妈说,屋里没人,一直撂荒着呢。我说,张大强他妈殁了吗?张小强他妈说,在街道呢,跟着女儿卖小吃呢。我说,身体可好?张小强他妈说,早些年都瘫下了,浑身的毛病。我叹了一口气,说了句可怜。张小强他妈说,谁不说可怜,自己都說自己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又不甘心,老想着有一天大强就回来了,想着临死之前看一眼大强。张小强说,我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在街道买点东西,去把张大强他妈看一下。张小强他妈说,千万不敢去,他妈看见你们,肯定要想起他儿,又惹得人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去干啥啊。我们听了他妈的话,没敢去勾起一个老人的伤心往事。我心想着,说不定她老人家慢慢会淡忘的吧,可她老人家又怎么淡忘得了。又想起,那天晚上,张大强和我在县城马路牙子上一起吼的那首歌: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有新的,你有新的彼岸,请你离开我,离开我……

责任编辑 赵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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