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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城市创新能力与商业经济韧性

2024-05-07唐红涛陈珍平吴忠才

中国证券期货 2024年2期
关键词:数字经济

唐红涛 陈珍平 吴忠才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21A0382);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的湖南实践研究”(22ZDAJ013);长沙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夜经济的长沙消费活力城市建设路径与优化对策研究”(2023CSSKKT94)。

作者简介:唐红涛,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商业经济;陈珍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吴忠才,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商业地理。摘要: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战略性经济发展范式,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具有创新驱动作用。本文基于2015—2021年19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城市创新能力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从城市级别层面来看,省会城市中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2)城市创新能力中科技创新资源、环境和成果能够缓解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不利效应。因此,必须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重视创新能力的调节效应,从而提升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词:数字经济;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城市创新能力;熵权TOPSIS

一、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建设“韧性城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城市商业承担“惊险的跳跃”角色,反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受新冠疫情和动荡的国际环境影响,传统商业模式发展受挫,导致我国商业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以电商平台为主的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成为商业发展的新增长点,为我国商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减缓了外部因素带来的剧烈冲击。2022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19642亿元,比上年增长6.2%,表明在互联网数字化技术的赋能下,城市商业经济逆势增长,使我国城市商业经济韧性不断增强。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新技术给传统线下商业模式带来了巨大冲击,在一定程度上给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带来负面效应。

数字化技术在商业领域的实践应用,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共同发展并反哺商业经济,同时创新性地注入传统商业模式,为我国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提升提供了可能。未来数字经济如何有效赋能城市商业经济,提升城市商业经济韧性,为我国新发展格局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仍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整体而言,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但具体到我国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和活力怎样?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是否具有推动作用?城市创新能力在其中起到怎样的作用?要想客观回答上述问题,必须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城市创新能力与城市商业经济韧性之间的作用机制,为制定提升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在新冠疫情和复杂的国际环境等众多冲击因素的影响下,学者对经济韧性相关的研究逐步重视。基于均衡论视角,经济韧性是指区域抵抗危机并从中恢复的能力(Martin和Sunley,2015);而从演化论视角,经济韧性是经济系统适应冲击,实现新的稳态均衡的能力(Simmie和Martin,2010;Boschma,2015)。前者侧重于研究经济系统短期在遭受冲击后从适应到恢复的动态过程,而后者更注重长期经济系统维持运转的能力。

近年来大量学者就数字经济或数字金融、创新能力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进行许多研究。学界对数字经济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已达成较广泛的共识。魏峰等(2023)、陈丛波等(2021)以及张亚丽和项本武(2023)认为,数字经济通过增强创新活跃度、提升创新能力来间接影响城市经济韧性。应对冲击时,数字经济从加速信息传递、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颠覆性创新等方面(刘莉和陆森,2023)直接作用于经济韧性,同时通过增加金融业服务受众(崔耕瑞,2021),扩大金融业规模和促进金融体系多样化,进而提高资金流动性,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实现经济韧性的强化。在区域异质性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刘莉和陆森(2023)研究分析出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城市和城市群城市中更为强劲。

中国证券期货2024年4月第2期数字经济、城市创新能力与商业经济韧性现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会直接或间接显著影响城市经济韧性,但数字经济是否会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产生影响?城市创新能力是否存在调节效应?是否存在区域或城市差异?尚未有学者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本文擬通过使用地级市面板数据着重分析数字经济作用于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具体机制,探究城市创新能力的调节效应。

以往学者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研究尚停留在定性研究,且已有相关文献尚未明确分析出数字经济作用于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具体机制。基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深入探索,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科学合理构建城市商业经济韧性评价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测算地级市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综合指标;二是从理论机制和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两个方面详细论证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能力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为城市商业经济韧性提升、实现商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基本机制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发展方式,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具有资源配置效应

运用数字技术搭建相关平台,创新商业模式,显著提高商贸企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能力,有效整合商业组成要素,同时合理运用闲置资源,促进要素的高效流通,提高商业运行效率,从而提升城市商业经济韧性。一方面,数字经济赋能商业供需双方,改变双方交易环境,打破时空的界限,最大限度地提升商品交易速度,同时在应对未预期冲击因素时,供需双方可以迅速调整各自行为。另一方面,基于大数据,商业平台商家充分利用销售数据,通过改变商品库存量实现供需关系平衡,同时在对接生产端时进行定制化和个性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强了市场反应能力。

2.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具有跨界融合效应

数字平台打造生态型的商业模式发展,行业的商业边界愈加模糊,使得无边界性交易现象比比皆是。跨领域融合发展提高了商业市场中产品的环境适应力,同时能够延长消费者对产品和新事物接受适应的时间。例如,通过知名品牌带动新生品牌联合营销等手段来提升消费者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数字经济通过跨领域协作使得行业之间商业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在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时,城市商业经济系统出现“1+1>2”的规模效应,进而得以强化。

3.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具有信息溢出效应

传统商业贸易中信息不对称极为常见。以数字平台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极大地缓解或消除了商业经济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现象,打破了商业往来壁垒,提高了商业贸易的市场透明度,为商业运转提供了相对公平安全的市场经营环境。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的共享共建平台数据资源丰富,信息不定向地高速流动,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壁垒,提高企业经济决策正确性和效率。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快速革新,搭建起共创平台,消费者主动参与到产品的创造中,商业环境由传统的生产者主导变为供需双方共同创造价值,参与主体由于数字平台变为“零距离”,实现信息互通。

此外,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由于政策倾斜、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因素,以及各城市的经济发展侧重点不同,导致各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商业韧性的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同时各城市商业经济对数字技术等的吸收和适应能力可能也会存在差异。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1。

H1: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商业经济韧性,且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存在异质性影响。

(二)创新能力的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显然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数字经济进入商业系统的初期,对原有传统的商业模式的摧毁和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城市商业经济韧性。而城市创新能力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在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商业经济韧性进程中起到重要调节作用。

1.科技创新资源的人力资本调节效应

科技创新资源可以弥补城市基础资源匮乏,从根本上突破技术壁垒,有效弥补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先天条件欠缺等问题,从而实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跨步。科技创新资源直接关系到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能力,人才是第一资源,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高质量人力资源。此外,科技创新资源推进劳动者知识进步,训练其商业思维,使其能够迅速了解市场的需求和趋势,制定有效的市场推广策略,为城市商业提供商业人力资源,进而提升城市商业经济韧性。

2.科技创新环境的主体融通调节效应

科技創新环境反映创新主体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从资金、人力资本等社会要素上投入研发设计等环节影响新领域发展的创新氛围。通过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各类创新要素之间的融通,突破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卡脖子”核心技术。同时,科技创新主体作为商业经济链条的生产端,其创新程度直接作用于商业产品对象,影响商业竞争力。在数字化背景下,科技创新环境融通生产端企业和商业主体,将市场需求与企业供给有效对接,从而提升城市商业经济韧性。

3.科技创新成果的要素优化调节效应

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数字化产业中,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和商业化有利于推动商业组成要素高级化,深化分工的专业性,改变企业原有的商业模式,优化要素组合方式,提升商业运行效率。商业组成要素配置优化有利于增强城市商业经济的抵御能力,在外部环境多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快速配置资源来维持竞争优势,降低面对冲击时的脆弱性。据此提出假设2。

H2:创新能力可以缓解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不利效应。

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基本机制及创新能力的调节效应的示意图如图1所示。

图1理论机制

四、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影响的基本模型,如公式(1)所示。

resit=β0+β1digit+β2conit+εit(1)

式中,res为被解释变量城市商业经济韧性,i表示我国各地级市,t=1,…,7,分别表示2015—2021年各年份;dig表示地级市i第t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ε为随机扰动项;β0为常数项,β1为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β2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为验证调节效应,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如公式(2)所示:

resit=β0+β1digit+β2tjit+β3tjit×

digit+β4conit+εit(2)

其中,用调节变量(tjit)与解释变量(digit)的交互项来衡量城市创新能力的调节效应,β3加以衡量城市创新能力调节效应的大小;conit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econo)、城镇化水平(urban)以及公路客运量(hpt)。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综合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

本文借鉴张淑丽等、丁亮的研究,采用数字覆盖广度、数字产业发展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三个维度对中国各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具体测度综合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基于数字经济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得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dig),以此作为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2.城市商业经济韧性(res)综合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

经济韧性的测度目前分为单指标和综合指标两个方面,单指标的主要代理变量有就业率(Martin和Sunley,2015)、生产总值(徐媛媛和王琛,2017)、增长率(苏任刚和赵湘莲,2020;朱岚田和葛扬,2023)等。采用就业率测度经济韧性,是基于劳动力生产要素能够客观反映经济波动的考量,而生产总值和增长率是国际公认的经济度量指标。综合指标方面,何剑和张梦婷(2017)基于经济韧性的实质从经济数量、结构以及质量发展三个维度来衡量经济韧性,该视角充分考虑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但尚未考虑经济与社会人文领域的融合,因此在此基础上,陈奕玮和丁关良(2020)增加了贫富差距、城市经济的敏感度两个维度,使经济韧性的衡量趋于合理化。本文根据唐红涛等(2021)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定义,着重考察整个商业经济系统,并依据指标选取的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原则,从地级市角度出发借鉴国内外学者对于城市经济韧性实证研究常用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结合商业特性以及城市实际情况确定指标。此外,从经济系统面对外部冲击表现出的能力视角,经济体在应对外来非预期冲击因素时,表现出抵抗力、适应力和转型力(龚勤林和张冰冰,2023)三种能力,本文基于现有对经济韧性的研究以及商业系统的高敏感性,确定从抵抗力、恢复力、适应力以及转型力四个维度测度城市商业经济韧性,通过熵权TOPSIS法赋予指标不同权重,构建城市商业经济韧性指数(见表2)。

从时间维度来看,2015年我国整体商业经济韧性低于中位数0.0311,商业韧性高于平均水平的城市数量较少,表现为中低水平,此时的韧性强度源于固有的传统商业系统的稳定性。2015—2021年各城市商业经济韧性水平变化明显,数字经济的强势来袭,使得部分城市商业经济韧性水平逐年上升,同时部分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呈现下降的变化趋势,原因在于各城市商业体系对数字经济的适应和接受应用能力存在差异,从而出现不同的韧性趋势。从空间维度来看,2015—2021年我国城市商业经济韧性有了较大的提升,东中部沿海地区城市由低于上分位数0.0182逐步提升至中位数0.0311,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强且提升速度快,西部地区城市商业经济韧性较弱且提升速度较慢,可见地理位置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影响较为明显。整体来看,2015年之后城市商业经济韧性持续增强,主要表现为高于平均水平的城市大幅增加,东中部地区城市的商业经济韧性地理优势持续凸显,但全国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差距进一步缩小。

3.控制变量

为减轻其他因素的干扰,选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公路客运量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实证模型中,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经济发展水平(econo)以城市GDP的对数(lngdp)衡量;城镇化水平(urban)用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面积比重(csjszd)来表示;公路客运量(hpt)用城市公路客运量的对数(lnglkyl)来衡量。

4.调节变量

城市创新能力在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商业经济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故选取城市创新能力作为调节变量。参考周子钰的做法,将城市创新能力分为科技创新资源(resource)、科技创新环境(environment)以及科技创新成果(outcome)三个方面进行测度(见表3)。

outcome居民平均工资元0.0148专利申请数件0.0055专利授权数件0.4009发明专利授权数件0.5789本文以我国196个地级市为样本,样本区间为2015—2021年。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未包含西藏、港、澳、台的样本数据,此外由于部分年份统计标准不同,剔除部分指标严重缺失的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其他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EPS数据库以及各地级市历年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全。

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所选取变量经标准化处理后,结果较为理想。由表4可知,被解释变量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和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表明各个城市之间的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标准差较小,同时对比均值、最大值以及最小值,表明我国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分布比较集中,但也存在少数城市具备较突出的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和数字经济水平。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公路客运量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较大,表明各个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调节变量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成果标准差均较小,比较最大值、最小值及均值,发现我国整体创新能力较低,但部分城市具有突出的创新能力。总体而言,本文选取的变量相对稳定集中,数据间差异较小,具备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基准回归分析

由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选择时间空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控制变量对模型结果的影响,依次加入控制变量,考察控制变量對模型结果是否会产生影响。由表5结果可知,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影响系数为0.0179,在1%的水平下显著;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影响系数为0.0178,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估计系数前后相差不大,且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H1得以验证。对于控制变量而言,变量lngdp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商业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因为较高的城市经济水平将提高该城市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打通商业系统构建的各方面堵点,为商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而变量csjszd和lnglkyl的影响不显著,显示城镇化水平和公路客运量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影响不显著。

(三)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选取城市创新能力作为调节变量。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在全市口径下的专利申请数以及R&D人员等指标只在2017—2021年有统计,故本文城市创新能力的调节效应检验仅限于2017—2021年。在表6列(1)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作用的系数为-0.4997,且通过10%显著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会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而科技创新资源(resource)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系数为2.8413,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科技创新资源会缓解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不利效应。同样,列(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环境的交互项系数为3.1987,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科技创新环境能够缓解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不利效应。列(3)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成果的交互项系数为0.7446,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缓解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不利效应。总而言之,城市创新能力能够缓解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不利效应,H2得以验证。图2省会城市与其他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和数字经济差异对比表6城市创新能力的调节效应

(四)异质性分析

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中国城市之间发展差异较大,发达城市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商贸流通业发展相对较成熟,同时在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方面,发达城市的要素资源更加集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本文从行政等级角度,探讨省会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城市商业经济韧性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如图2可知,省会城市的城市商业经济韧性明显高于其他城市,整体上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城市,但2016年其他城市数字经济得到明显提升,超越省会城市,此后省会城市始终高于其他城市,特别是2018年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取得爆发式增长,说明省会城市之间的城市商业经济韧性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本文认为这与省会城市的地理位置、产业结构以及区位优势等方面有关。

在将城市划分为省会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不同城市类别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果。异质性检验如表7所示,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系数为0.032,而其他城市的系数为0.010,从结果分析,省会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效果较强,产生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省会城市具有一定的政策优势,资源相对集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从而更好地赋能城市商业经济韧性。但省会城市的拟合函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究其原因,可能是样本量较少,或者存在其他现实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五)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①替换解释变量。本文采用替换解释变量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以数字金融普惠发展(finance)表7异质性分析

代替数字经济综合指数,结果如表8列(1),替换变量(finance)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回归系数为0.116,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原基准回归结果具备一定稳健性。②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考虑到数字经济与城市商业经济韧性之间的影响存在滞后性,本文将解釋变量滞后一期,结果如表8列(2),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回归系数为0.008,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影响不存在滞后性。③更换估计方法。鉴于模型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导致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故本文引入被解释变量城市商业经济韧性一阶滞后项形成动态面板数据,进行系统GMM估计,结果如表8列(3)所示。滞后一期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84,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0.257,均通过显著性水平,表明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发展存在路径依赖,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与原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通过稳健性检验。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研读和梳理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首先从抵抗力、恢复力、适应力以及转型力四个方面系统测度了我国各城市的商业经济韧性,收集相关数据测度我国196个地级城市2015—2021年城市商业经济韧性水平,从时空维度剖析我国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发展特征;其次从数字覆盖广度、数字产业发展以及数字普惠经济三个维度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熵权TOPSIS法构建数字经济水平综合指数;最后详细论证理论基础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影响的理论机制,探究城市创新能力的调节效应,从数据角度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商业模式转型升级、跨领域协调发展、缓解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直接促进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提升。

(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负向作用在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会得到缓解。数字经济强势进入商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传统商业发展模式,但在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中,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主体融通和要素优化效应,能够扭转不利效应。

(3)省会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商业经济韧性较高,且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强度更大。省会城市具备地理区位优势、政策红利等有利于城市数字经济、创新能力与商业经济协同发展的资源,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比其他城市发展相对较快。

(二)政策建议

1.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商业

数字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首先,应当继续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大力度建设高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赋能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从而提升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其次,挖掘城市当地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持续巩固和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各城市应因地制宜,寻找适合本土发展的数字化发展道路,打通与城市商业良性互动的进路,从而更好提升城市商业经济韧性。

2.加强城市间合作与联系,实现均衡发展

城市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存在较大的差距。首先,发展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构建以城市群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单元,以其辐射并带动周边城市的协同发展,加强城市的经济联动发展,维持区域内城市的经济系统稳定持续运行。其次,将中心城市经济韧性较强的优势向周边辐射,以点带面,促进区域内城市经济系统的联动发展,为经济稳定运行提供充足的资源,实现区域内各城市商业经济韧性共同增强。

3.注重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加大对创新能力的支持力度

创新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保持城市商业经济韧性的重要路径。政府需要加强在创新能力方面的支持力度,为持续的创新活动提供制度性保障,保证持续有效的创新要素的投入。商务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数字商务建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通知》指出,要“加快数字化转型赋能与数字商务服务”。要实现数字经济和城市商业的深度融合,需要更多的技术创新。因此,可以通过共享技术平台、仪器设备、科技文献、专家人才等资源,实现科技资源的开放整合与高效利用,提升城市整体创新能力。还可以举办各种专业论坛,开展科技宣传、咨询、培训等活动,促进科技资源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科技成果应用到实际商业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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