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仁，陈 思

(1. 中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2. 深圳大学 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一、引论

从最初的价值取向来讲，“人权”用以对抗国内公共权力；而“主权”则用来对抗国际强权。这本来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但在全球化越来越走向深入、各层级法律主体日渐交错的当代世界，人权和主权这两个不同层级的问题也变得纷繁复杂。比如“人权”除了传统的价值取向外，常常被国际强权用来对抗甚至消解被主宰国的主权。因而主权一方面随着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普遍参与而得到强化；另一方面又因为国际势力的介入和干预而被限制与削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宪章》第1条强调促进人权是宗旨之一，但在其第2条第1款和第7款中又强调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从1967/1970年开始，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第1235号决议(XLVI)和第1503号决议(XLVIII)授权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发生严重和系统性的人权侵犯时，不论相关国家是否批准了某项人权公约，接受来自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申诉，而且在公开和保密程序中对相关情势进行审查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自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国别工作组、专题工作组和特别报告员来执行调查事实及报告任务[1]32-33。冷战结束后，人权国际保护备受瞩目，国际人权领域获得空前发展。继联合国在1993年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上确认国际人权保护是其合法关注的事项之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国际人权条约，各主权国家对人权问题越来越重视，签署和批准部分国际人权条约，接受逐步“统一”和“普遍化”的国际人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