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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方法论传承

2024-05-06杜红艳

学术交流 2024年2期
关键词: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特色

杜红艳

(宁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可以发现在认识和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时秉承着一种方法论,即强调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放在纵向变化和横向联系的坐标轴中,运用长时段和大视野把握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这种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方法被进一步提炼为习近平大历史观。“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1]正是运用大历史观的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握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局与变局正是运用大历史观对社会的发展演变机理、规律和社会的整体联系、关系进行分析总结得出的结论,在全局与变局的挑战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应对的方法和策略,从而回答了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中国之问、世界之问。由于从一种宏观角度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辩证地看待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大历史观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继承;由于建基于“君子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的发展理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审美原则,大历史观结合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由于秉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国内与国际相结合、守正与创新相结合,大历史观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归结起来,从习近平大历史观中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基因,大历史观在方法论上既是三种方法的合一,又被三种方法的基因所供养。

一、大历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传承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人类社会的科学方法,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演变中找到了背后的规律,从而应用“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理解了人类社会的过去,并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预见了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还包含着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在对人类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坚持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和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主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历史的分析中传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2]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分析而言,习近平大历史观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因。

首先,具体历史的辩证方法。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大写的历史观,既对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进行规律性的认识又在规律的追寻中强调不同国家的特殊性。列宁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符合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又显示出了其在自身发展的阶段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从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生产关系的发展一定会促进国家之间的交往,民族史一定会向世界史转变。“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种民族史向世界史发展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最后要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其次,客观全面的辩证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人类社会问题时采用了客观全面的辩证方法,确证了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大历史观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党的百年发展的长时段发展证明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虽然有过沟沟坎坎、起起伏伏,但清晰可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强劲的生命力及其展示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党在工作中遇到过问题、遭遇过困难、经受过挫折,但从党的百年发展的视角来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的,我们实现了全面小康,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先是打败了西方列强,扭转了历史发展的车轮使之跨越资本主义道路朝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之后更是承受住了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军事打压,始终在实践中沿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前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中,我们不断地迎接世界经济、科技的挑战,在艰难探索中迈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最后,联系发展的辩证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要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而且要把握社会各领域之间的联系。历史唯物主义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出发点,明确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物质生产是基础,生产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故而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之间总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对待任何历史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既不能割裂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之间的连续性,也不能割裂同一历史阶段各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也就是说,人们的历史活动是受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客观条件影响的,人的历史就是处于这种相互关联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面临着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变的和需要坚守的东西,同时也要在不变的基础上求变,也就是要围绕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新的创造和探索。

归结起来,习近平大历史观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历史、客观全面、联系发展的辩证方法,这种辩证的方法不仅蕴含于其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的分析中,更蕴含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正是由于传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百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享誉世界的成就。同时,这种方法也需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的发展中不断传承下去。

二、习近平大历史观与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的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优秀的文化思想,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凝聚为中国传统思维方法,重视历史文化的思维方法便蕴含其中。《旧唐书·魏征传》中就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记载,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延续着在历史中寻找理解社会现象的思维方式,“以史明鉴,以史明理,以史明己”成为人们通过历史把握现实的思维方法。习近平大历史观也强调在历史中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6]。同时,中国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丰富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中包含着大量的经世致用之学,即在国家治理、民族发展、道德提升方面的丰富思想文化资源,回顾历史就是回顾文化。具体而言,习近平大历史观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和合共生”“世界大同”“美美与共”中蕴含的文化交流与文化互鉴、社会整体性发展的思维方法,这些思维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处理本国内部问题以及处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谋定作出了贡献。

(一)文化交流与文化互鉴的思维方法

中国文化以儒家为核心,儒家文化又以“礼”为核心,形成了一套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孔子以“君子和而不同”标注了一种高尚的价值情操,这一价值情操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凝聚为“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互鉴的思维方法。中国社会的发展本身是文化交流与文化互鉴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盛景,如以“仁政”为核心的儒家,崇尚“无为而治”的道家,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以及法家、阴阳家等等,这些文化分支在发展中逐渐走向合流,在文化对话和交织中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蕴。在秦汉统治时期,由于王朝统一,各项政策也逐渐统一,其中文化也趋于统一,尽管仍然存在分封制,但是客观上各民族在文化上持续交流、认同并趋于融合。在东汉末年的动乱时期,文化再次呈现多元化倾向,儒、玄、佛、道相互冲突,但也在冲突中不断地融合和发展。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开创了中国文化的盛世,在对当时世界许多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从未排斥过其他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特色,即并不是以一种文化为主导,虽然儒家文化影响较大,但是它一直在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可以说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在各家思想的相互融合中形成了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底蕴,其文化内涵与治国方式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尽管到了清朝,中华文明在现代科学和经济的冲击下曾一度失利,遭遇了被否定和批判的危机,但文化交流与文化互鉴的理念和方法是非常先进的,其不仅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发展,而且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性的基础。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资本逻辑的罪恶性凸显的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理念和方法显得弥足珍贵,方法的优越性也得以显现。虽然在短时段的历史发展中这一理念和方法并不能促进经济的进步,但是这种长时段的发展理念和方法却被历史证明了极具优越性。同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当面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时,中华文化中的一些传统观点可能会逐渐淡化,但是其中深层的思维方法却从未消失,“和而不同”“和合共生”已经内蕴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当中,在人们处理社会关系和进行行为选择时这些传统思维方法必将涌现出来。

文化交流与互鉴内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中,成为处理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思维理念和思维方法,特别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和而不同、兼容并蓄、和合共生、世界大同的思维理念在当代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影响了世界人民对于共同家园的认识和理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我们始终以和平为核心要义,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既积极吸收其他文化中的有益部分,同时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传播自己的文化理念。可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新性发展,延续了中华传统文化并开拓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发展的新空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习近平大历史观深受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的影响。中国从未将自己看作独立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外的个体,而是始终将自己作为世界的一员,世界文明的一种,同时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理念,力图发掘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跳出民族和地区并自诩为现代普世文明价值所引发的愈演愈烈的世界文明冲突,习近平大历史观以全球的大历史格局强调所有文化都应彼此尊重、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取长补短,从而逐渐走向融合。

(二)社会整体性发展的思维方法

《礼记·礼运》中记录了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礼记·大同》表达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费孝通以“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标注了人的审美理想,这样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逐渐凝聚了“大同”的文化理念,这一理念下蕴含着社会整体性发展的思维方法,这一思维方法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被进一步提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展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7]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必须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赢得发展并应为世界发展作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始终秉持了这一理念,力图做时代发展的推动者和维护者而不是阻碍者。同时,这种价值理念目前已逐渐被世界人民所接受。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推行逆全球化,成了全球化的阻碍力量。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干预他国内政,为他国发展制造麻烦,不是历史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而是历史发展的阻滞力。大历史观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社会整体性发展的思维方法的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在共时性上体现了对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整体性联系的认识,正是由于理念的优越性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体会该理念下的和平与发展理念,体会到了中国发展过程中不搞霸权、不搞扩张的理念,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以这一理念作为自我发展的指导思想,希冀于中国这一理念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在大历史观的推动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进一步引申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强调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思维方法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进步。

习近平大历史观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凝聚起来的历时性的文化交流与文化互鉴的思维方法、共时性的社会整体性发展的思维方法,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传统思维方法进行转化和发展,融入了大历史观当中,以期为世界的发展、人类的解放作出贡献。

三、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拓展

习近平大历史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进一步拓展。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守正与创新相结合,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雏形。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每逢重大历史关头,都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每次党内集中教育也都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为全党团结统一奠定坚实思想基础。”[8]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有方法论的核心线索,如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矛盾论方法、实践论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事求是的方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中的新时代主体思维方法、两个结合的方法等,这些思维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凝聚为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9]。习近平大历史观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因,将其运用于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分析上,展现出了其在方法论层面的传承性与创新性。

首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发展的,针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促进历史与现实的不断融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针对中国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我们党也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探索得出新的答案。黄炎培于延安的窑洞中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同志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答案。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预期上,大历史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并融入了在变动中审视社会问题的方法,在新时代再次思考了中国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方法和途径,提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10]14

其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从长时段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探索和开拓的,而其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与先进的理论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社会的实践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一直秉持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中国的革命探索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就是根据理论分析与革命实践得出的,二战后各社会主义国家在按照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中国独辟蹊径地开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改革开放同样是理论与现实思索中的正确选择。大历史观发展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明确了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依然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因为从长时段看人类社会依然处于马克思所指明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实践没有变,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永远不会过时。

其三,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方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世界视野,始终将中国的发展放在世界发展的视域内思考,改革开放时期,我们抓住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主题,提出中国的发展必须与这两大主题相契合;在新世纪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积极加入世贸组织,推进全球化进程,顺应历史潮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先机。同时,我们也并没有一味追随西方的步伐,而是在发展中始终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各方面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积累自己的经验,构建自己的特色,在与世界的交融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世界舞台中发挥中国的作用。大历史观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视野进一步提炼为大视野,秉持着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思考方法,看到了当下社会处于不确定性的历史年代,世界处于大变局之中,和平发展的主题进一步上升为以安全发展保证和平发展的环境。和平发展既需要确保中国国内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也需要和平安全的世界大环境。习近平强调:“无论是处理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还是处理对外开放中的问题,我们都应该放眼世界,具有宽阔的眼光。”[11]

最后,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守正与创新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守正与创新的结果,社会主义是守正,中国特色是创新。习近平大历史观以长时段大视野看问题,进一步拓展了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得到了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在新时代对这两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守正与创新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中国特色的原因,也是其具体体现。“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说明其有自己的立场和文化特色,不会被西方现代化所同化;“创新”创的是其新时代的特色,说明其不是故步自封,而是不断前进,不会走苏东现代化探索因教条而灭亡的老路。

四、新时代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启示

习近平大历史观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结合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并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凝聚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大历史观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历史、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8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在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同时,习近平大历史观也可以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论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被传承和发展,因为“国家要发展、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就是运用大历史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运用大历史观观之,既能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能把握在这个过程中党的作用,党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党深刻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进步,为人民谋幸福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支持,为民族谋复兴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大历史观传承了历史并在新时代启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选择,中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密不可分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前进。中国的革命过程是悲壮的,在山河破碎、物质极其匮乏的条件下,中国革命面临的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但同时也正是在革命过程中我们形成了高贵精神品格,以富足的精神打败了物质匮乏。物质的匮乏并不可怕,精神的颓废才是国家衰败的重要原因,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在精神上形成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品格,今天在我们参观中国革命的历史遗址、伟人故居、革命纪念馆等地时仍能立刻感受到这种精神上的富足。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理论的指引。令中国人民打败物质匮乏取得民族独立的精神是非物质文化形态的东西,非物质文化形态的东西指代精神、观念、理论等不以物质形态存在的事物,但其恰恰能对社会的物质进步产生重大影响。这种非物质形态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只靠物质的援助不能够成功,物质的援助不能帮助中国亿万劳苦大众走向幸福的生活,只有科学的真理和文化的精神传承才能带领人民真正走向独立自主与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正是发挥了文化精神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将这种精神称为“理想信念”,认为这种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正是在理想信念的支撑下,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革命的胜利,取得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的伟大成绩。

其次,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可知,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来都强调文化的交融与文化的交汇,中国自身是多种文化交融的产物,以汉文化为主体,各民族文化在中华大地上不断交融、碰撞,形成了传承至今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一直都能在与其他文化的交融和交汇中保存自身,不同时期都在分裂中不断实现统一,西周统一、秦汉统一、隋唐统一、明清统一,总是在战而治、分而合,在统一中既能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又能考虑到各个少数民族的利益,在求同存异中不断发展进步。中国的文化也是如此,中国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理论纷争,形成了各家理论,逐渐汇聚于儒家文化中。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底,融汇了各家文化长处并传承至今。在文化交融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强劲的生命力。在近代,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也能在吸收借鉴交融中保持自身的特色。中国文化在秉持自身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因子,因而是一种文化交融的产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强大、一种文化的发展不能封闭进行,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发展都必须进行交流和合作,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样必须进行文化交融,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文化中找寻有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因子和因素,在交融中发展,在交融中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设想就立基于对社会主义文化是文化交融的产物的理解,在交融中创新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是交融和碰撞的产物,我们不搞文化中心论、不搞文化霸权正体现了对于文化兼容并蓄的理解。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历史长期积淀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想发展必须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在文化交融和合作中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融和交流中形成的,这种历史凝结成的文化潜移默化地、持久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也必须在文化交流和交融中才能进步。

最后,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可见,新时代只有胸怀天下,中华文明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三种文明已经在文化冲击中泯灭,而中华文明虽然也遭受了其他文化的冲击,但是能够发展至今的关键就在于其具有胸怀天下的文化格局。在文化冲突下,中华民族将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中固守个体利益,这是其成功的关键。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以和平发展为主题,尊重其他文化,即便是在文化最发达时期也没有推行霸权主义,始终从整体利益出发维护世界和平。这种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也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逻辑内涵,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一直被传承。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的最后一个坚持即是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而胸怀天下就是要以大历史观面向自身的发展和世界的进步。“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10]21这种胸怀天下的格局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文化基因。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从不是以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人民的幸福、世界的发展为前进动力。

习近平大历史观涉及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理解问题的长时段与大视野,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中思索过去、探索未来,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指引下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着眼于世界史的发展探索中华民族史发展能够作出的贡献,在长时段与大视野中探索、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以期为世界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从习近平大历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不仅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古今中外的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艰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来之不易,而且可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阶段性地实现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坚定了信心。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受世界大环境、时代大变局的深刻影响。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是中国的世界,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民族国家的发展对于整个人类世界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特别是中国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对于世界具有重要的影响,不仅引发了发达国家对于自己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的反思,而且也会对发展中国家选择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具有启发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习近平大历史观延续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结合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并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同时肩负着文化传承的历史重任。无论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都需要在科学的思维方法的指引下进行,习近平大历史观既延续并融合着三种方法的基因,同时也构成了影响未来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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