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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斯:笑,很重要

2024-05-01玉晴

党员文摘 2024年9期
关键词:陈强陈佩斯喜剧

玉晴

2024年1月初,陈佩斯创办的文化公司宣布戏台三部曲之《惊梦》拉开新的全国巡演篇章,首场北京站开票短短7小时,票房就突破了135万元。从电视荧幕到话剧舞台,年逾古稀的陈佩斯仍在研究怎么逗乐,“喜剧就等于是一种承诺”,时代变了,笑声变了,但陈佩斯没有变。

天生笑匠

20世纪50年代,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随团出访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演出《白毛女》,远方传来妻子产子的消息,看着眼前的美丽城市,陈强为大儿子取名“布达”。几年后,二儿子“佩斯”也出生了。

“陈佩斯一讲起笑话,无论语言还是动作,总是比别人可乐,有把人逗笑的天赋。”有人说,他的喜剧基因,从这幽默的名字得见端倪。

经过父亲的指导,陈佩斯以反派演员的身份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恰逢当时改革开放,百废待兴,陈强给这个自小调皮捣蛋的孩子指了另一条路——喜剧。“你把喜剧演下去,给大家带去欢乐吧。”

什么是喜剧?“老百姓看着乐儿的话剧,就叫喜剧。”这就是陈佩斯对于喜剧的定义。

他的作品永远从基层起步,立足小人物,讲述最平凡的喜怒哀乐,演绎这个宏大时代的普通人。

于是,喜剧电影《父与子》里的“二子”出现了,吊儿郎当,不着四六,也曾迷茫,也曾幻想。

小品《吃面条》首登春晚,陈佩斯抱着大海碗狼狈地吃了一碗又一碗的面,诙谐的表演让台下的老百姓彻彻底底、痛痛快快地笑了出来。

从1984年开始,陈佩斯和搭档朱时茂连续11次登上春晚舞台,为观众奉上了《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羊肉串》等经典小品。

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欲演年代大戏,不依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话剧院这类老招牌,陈佩斯当文化个体户的想法非常冒险。刚开始转战话剧时,很多朋友都劝他放弃,连一向支持他的老搭档朱时茂也因为跟不上演出的强度而选择退出。

团队刚起步时的训练环境十分艰苦,租的训练室旁边就是简易厕所,后台一股尿骚味。明明自己一个人的出场费比带的话剧班子整体还高,为什么这把岁数还要干这吃力不讨好的活?“钱挣完了干嘛呀?多贵的车不也是四个轱辘,再大的屋子只能睡一张床。”

“我有义务去告诫年轻的喜剧人,如何看待艺术,如何回归艺术本身。”陈佩斯如是说。

不同于经常扮演的不着调的小混混,多次合作的编剧兼好友毓钺说:“他底子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老派的、认真的知识分子。”创作喜剧,陈佩斯强调“技巧”,他坚信只有完整的戏剧结构、纯熟的喜剧技巧、精细的故事逻辑才能带来好的艺术效果。

于是他一遍遍地排演,一遍遍地打磨,反复思索驱动剧情的核心是什么。2001年,首部话剧《托儿》在北京上演,累计票房4000多万元,他向众人证明了坚持的意义。

喜剧的内核是悲剧,但有了更优秀的表现技巧,乐曲唱哀情绝不会落俗。

小品《主角与配角》里因为长得丑就不能站在舞台中央的小演员,《托儿》里流血流汗却被逼上绝路的劳动人民。欢笑之后,我们总能看见陈佩斯作为艺术家的人文关怀,他没有忘记入行的初心,作为一个面向大众的艺术,喜剧让不同身份的人相聚一堂。笑起来的瞬间,这些身份的杂念就都放下了。

紧跟时代脉搏

登过巅峰,拂袖离去,其中似乎有许多英雄的悲壮与凛然。陈佩斯本人对这些报道一笑置之,“我现在终于可以静下心来研究作品,感觉特别自由,特别干净”。

一梦悠悠,何曾睡熟。

2021年秋,话剧《惊梦》问世,讲述了一个戏班在民国乱世中挣扎求存的故事。

乍一看,这还是一个关于变革中新旧观念冲突的戏,但陈佩斯不这么觉得。他认为这部戏的主要矛盾在于“活着”而非“求新”,戏班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时代变了,人都有基本的生存需求,想养活整个戏班子,只能去摸索怎样唱好没见过的新戏。

因特殊原因无法登台时,无戏可演的陈佩斯父子入驻短视频平台,仅凭两条视频就获得近百万的粉丝关注。他与儿子在短视频里“逗闷子”“耍贫嘴”,尚能看出他的表演功底,但总守着类似的冲突结构,看多了难免无聊,至于怎么剪辑,怎么引流,他更是摸不透。网络平台的戏究竟要怎么唱,陈佩斯像《惊梦》中饰演的班主童孝璋一样,在旧规矩中寻找新风向。

“现在是喜剧最好的时代”,那些不知道的、陌生的事物,仍推动着古稀之年的陈佩斯迈向自己的黄金时代。

陈佩斯很幸运,遇到的演员与编剧都实力斐然,前有父亲陈强领路,后有儿子陈大愚共同进步,陈佩斯给儿子取名大愚即大智若愚。三代人不仅共用一张相似的脸,还走上了相似的戏剧之路。

与这群理想一致的同路人相伴,促成了陳佩斯从幽暗小径一路演透,直抵光明大道的信心,让他的作品无论是十年前还是十年后,思想不落伍,叫好又叫座。

“因为我看过好的。这么多年苦难的生活历练之后,当我们都成了一群很好的人,我发现那种善良的东西,是最有力量的。”陈佩斯说。

(摘自《青年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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