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健 姚润秋

摘要：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的疾病书写有着独特的视角与精神旨趣，其笔墨倾注着对人世间生命的恒久悲悯之情。辗转曲折的人生经历、时代对同志社会的污名及书写“边缘人”的文学创作理念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促使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的疾病书写昭示出自己独有的风格特质。白先勇以疾病的多种形态彰显平凡个体的生存困境，思考个体与现实世界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彰显出其疾病书写与文学疾病隐喻传统之间的既疏离又承续之复杂关系。白先勇笔下的疾病书写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着力对生命状态和生命悲剧真相的体认。进而言之，白先勇痛心于异性恋社会对第三性世界的文化欺凌，并指出这是对同性恋者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毁害，更是对人类自然本性的戕害。

关键词：白先勇；疾病书写；同性恋小说；精神旨趣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4）02-0132-13

自第一部同性题材小说《月梦》（1960）伊始，到最新的短篇小说Silent Night（2016），白先勇对同性恋小说中的疾病书写可谓念兹在兹。他借此向读者呈现丰富的疾病形态，形塑独特的精神空间，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疾病书写的美学空间。白先勇以其亲身经历与生命体验，以疾病作为入思路口，在同性恋小说中独特地展现以同志群体为主的生命个体之生存世相，揭开生命真相，传达人性呼喊。学界对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的叙事模式、主题特征、情感流变、情欲书写等的论述所在多有，但鲜见从疾病书写与疾病隐喻视角对其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成果。鉴于此，我们试图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白先勇同性恋小说中疾病书写的深层动因，归纳其疾病形态，探索其疾病书写的美学质素，进而挖掘疾病背后的隐喻内涵，借此揭橥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疾病书写脉络中的独特价值及意义。进而言之，对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疾病书写展开综合研究，可深化对白先勇小说尤其是同性恋小说的整体认识，冀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疾病书写的研究提供某种可能性向度。

一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疾病书写的生成语境

综观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历程，生命体验始终是其作品中亮眼的存在。疾病也恰恰是他探求生命本相的重要方式之一。白先勇对疾病书写的重视与他自身的生命经验之探勘相互纠缠在一起。然而，要研讨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疾病书写的生成语境，就有必要深入了解白先勇的人生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互动影响关系。

（一）辗转曲折的人生经历

白先勇1937年出生于广西桂林，其父是属国民党桂系势力的抗日上将白崇禧。在硝烟四起的战争时代，白家流转重庆、上海等地。1944年，仅七岁的白先勇在重庆感染了肺结核，也因此被迫隔离了四年之久。“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起窗帘，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一霎时，一阵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白先勇：《第六只手指》，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4页。从众人爱护的富家少爷一落千丈成为被身边人疏离的病秧子，身份落差之大，加上病魔带来的痛苦，使白先勇在童年就感受到了一份无法向他人言说的孤寂。之后虽病愈，但从前那个喜热闹、爱顽皮的白家五公子，从此变得内向敏感。

1948年白先勇随家人移居香港，后又于1952年迁居台湾。受蒋介石邀请赴台的白崇禧被剥夺了政治实权，又受到蒋介石的密切监视。至此，曾风光无限的白崇禧从权力高处狠狠跌落，再无复出之望。白家的名誉地位也随之衰微，只得流寓台湾，遥望祖国大陆。跨海来台湾的第十年，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因高血压症辞世。白先勇第一次感受到死亡那无法抗拒的破坏力，对生命有了深切的无常感。在母亲丧事过后，白先勇只身赴美留学。语言表达的差异、陌生文化的隔断、社会对同性恋的偏见以及自身善感敏锐的气质，在加深白先勇的孤独感和对其自身边缘身份的认同。1966年，父亲白崇禧也因心脏病遽然去世。“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白先勇：《第六只手指》，第7页。双亲相继去世，无疑对白先勇的生死观产生冲击。

白先勇在忧患重重的时代历经了许多社会和人事变故，而在青春期的成长中向内面对自己时，他也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自己同性的性取向。对于察觉时的心境，白先勇曾进行真切描述：“那一刻你可能会感到你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那突如其来的彷徨无主，那莫名的恐惧与忧伤，恐怕不是你那青涩敏感的十七八岁年纪所能负荷及理解的。”白先勇：《第六只手指》，第56页。白先勇始终将这不敢宣之于口的爱埋藏心底，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接受杂志采访时，他才初次向大众公开自己的性取向。从刚觉察时难以平复的恐惧，到独自面对隐痛的孤寂，再到敢于将难言之痛坦诚公开，白先勇将这份隐秘默默咀嚼消化，逐渐建构起对自己性取向的身份认同，实现了与自己的和解。可人事终不如人愿。1992年，与白先勇相惜38年的至友王国祥因再生不良性贫血离开人世。“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于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白先勇：《第六只手指》，第108页。死生契阔，病魔的突然苏醒，打破了他们执手偕老的约定，这也成为白先勇心中永远无法补救的裂痕。

进而言之，白先勇常被生而为人却无法以个人意愿走完生命全程的无解命题困扰着，他虽眷念人间，但也已晓人生如戏如梦，天命不可强求。而在其生命中，疾病既讓儿时的自己被迫加入残酷晦暗的“独角戏”，也让坚韧的慈母严父、对自己疼爱有加的三姐和执手相伴的爱人均与白先勇阴阳两隔。白先勇痛感疾病之无情，对疾病和死亡有着若非本人岂能感同身受的深刻体验，形塑着身体上独特的创伤记忆。这一切具体转化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议题也不在话下。

（二）被污名化的同志社会

作为一种性取向，同性恋指人类爱慕与自己同性别的个体，建立起亲密关系。同性恋的历史“与人类出现的历史一样长”谈大正：《同性恋的历史及其伦理法律嬗变》，《中国性科学》2011年第4期，第51页。历史地看，此种现象在古希腊时期便盛行并备受尊崇。中世纪以来，宗教神学反对所有与人类生殖无关的性爱行为，同性恋沦为一种社会罪恶。至19世纪，同性恋更是被归属至精神疾病行列。20世纪上半叶以前，欧洲多国也一直以法律形式严防严惩同性恋。自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疾病名册除名之后，陆续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承认同性恋婚姻的合法性。尽管如此，也饱受社会的冷眼，其他国家、地区可想而知。

白先勇认为：“同性恋一向是社会上的少数派，社会的道德习俗都不是为他们而设的，有时甚至是反对他们的。”蔡克健：《访问白先勇》，载白先勇《第六只手指》，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年，第357页。数千年来，异性恋是东西方社会性文化的主流，同性恋一直被污名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针对同性恋现象，意欲整顿社会风俗的台湾当局实行了严密的管制措施，加之常将同性恋定义为“性变态”的新闻舆论导向，致使同性恋恐惧症一时充斥台湾社会。在这种歧视打压同性恋的文化政治中，异性恋所谓的自我正确性是以同性恋畸形为前提来建立的。尤有进者，艾滋病也是同性恋群体被污名化的重要原因。这种疾病的出现和流行，均最早见于同性恋人群，因此社会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艾滋病进行道德化解读。藏于身体疾病之后的道德隐喻使“艾滋病毒的携带者”成为同性恋者甩不掉的身份标签，患艾滋的同性恋者在忍受病痛的同时也无法躲避道德评判带来的重压。虽然当今社会对待同性恋者的态度日渐宽容，但主流社会仍然对这隐秘世界有着种种好奇，甚至是以鄙视的目光加以窥伺，以至于同性恋者所要承受的舆论道德压力仍在不断加码。这些想当然的粗暴化处理方式，使同志社会与主流社会之间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高墙，同性恋者被迫困于封闭的区域中，在这区域中只有浓得化不开的黑夜，未曾有和煦的阳光。

诚然，作为同性恋作家，白先勇一直站在社会与历史的高度，以文学的形式掀去同志世界的神秘面纱，用有关疾病的书写揭示同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病痛，向世人真实再现同性恋者的彷徨、伤痛与欢喜，推动同志社会去污名化的进程。

（三）书写“边缘人”的文学观

从《寂寞的十七岁》里被情与梦抛弃的世间痴者，到《台北人》中沦落台湾、遥望故土的异乡人，到《纽约客》中无处皈依的文化夹缝者和受艾滋侵袭的同志群体，再到《孽子》里被迫放逐的叛逆“异类”，他们或执迷于过往的情感与理想，或沉迷于昔日的风光而无法适应新生活，或在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中游荡挣扎，或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话语压制。他们只能隐遁于黑暗之中、游走于社会角落，成为所处社会与时代的“边缘人”。对此，白先勇曾这样表示：“我就是觉得Marginal Man（边缘人）最有意思。我最不会写中产阶级、‘典型夫妇的生活，可能我不擅于描写‘大多数。”蔡克健：《访问白先勇》，载白先勇《第六只手指》，第357页。

白先勇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和书写，与其自身边缘化的生命体验有着重要关联，形成所谓“苦闷的象征”宫爱玲：《审美的救赎——现代中国文学疾病叙事诗学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参见其第一章第一节“苦闷的象征：病患作者叙事创作动因分析”。首先，白先勇儿时的情感体验对其气质与精神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我讲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住在上海的虹桥……有一年秋天，大概是我住过去的第二年吧，我看到黄的梧桐叶都落了，我那時那么小，就有一种悲秋的感觉，没有任何原因的感到哀伤。所以我在想，我那时才十岁，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感觉到被世界遗弃，然后自己伤感。”刘俊、白先勇：《文学创作：个人·家庭·历史·传统——访白先勇》，《情与美：白先勇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259页。童年的曲折流徙生活，尤其是疾病的长期侵扰，让本来活泼的白先勇心生感伤，能敏锐捕捉周遭人事的微妙变化。从此，拥有边缘体验和边缘心态的他就逐渐确立起“边缘人”的自我身份定位。这种边缘是多重的：家庭变故导致的政治边缘人，在美国文化身份的错位导致的文化边缘人，同志身份导致的东西方主流社会之道德边缘人。也正是因为背负着与平常人相异的边缘人生，白先勇才将目光投向了社会的边缘人，并怀抱悲悯之心去关注他们，塑造他们，刻画其复杂人性，书写他们缺少心安之所的失落、漂泊放逐的无奈和疾病入侵的痛楚。

“医学、文学本质上都是起自‘人是什么这一发问。”邓寒梅：《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疾病叙事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页。白先勇在谈及作家使命时认为：“我们作家的职责，是要写出人的困境，人的苦处。”白先勇：《一个人的“文艺复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7页。他在文学作品中对疾病的书写，正是对人本身的探索，也是对边缘人困中之困、苦中之苦的同情。对于边缘人来说，疾病几乎是生命终结的提前预告。他们本就已承受着来自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心理压力，无论是在身体层面还是心理层面，疾病的到来对他们而言都是雪上加霜的巨大侵袭。同时，一些疾病携带着社会强加的象征隐喻，这更会让这些可怜人旧伤未愈，又添新伤，被主流社会踢出“边缘”，成为人间弃儿。对白先勇而言，书写个体边缘人生的疾苦，从中探索生命真相与人性本质，是义不容辞的文学使命。这其中包含着对生命的体恤、对人性的浓厚兴趣和对人世间的眷恋，让其作品往往弥漫着挽歌式的悲凉，令人不禁悲由心生。

在白先勇的艺术世界里，乱世颠簸的经历让他感到浮生若梦的苍凉；自己所属的同性恋群体被污名化的现实赋予了他用文学为同志辩解的使命；其书写“边缘人”的文学观念使他的作品充溢悲悯之情，也具有思索生命的深度。而当这些映射至其同志小说的疾病叙事时，作品中对同性恋者灵肉激烈撕扯的书写、对社会之“理”拒绝同志之“情”的展示，以及对生命中令人留恋但无法长存的美好的诉说，便有了最好的缘由。

二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疾病书写的身体形态

疾病既包括显露的外在生理症状，也包括肉眼无法直观的内在精神困境。约翰·奥尼尔曾经对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疗身体等五种现代社会里的身体形态作了详细的文化分析。他认为，最基本的身体形态实际上可归结为两种：生理身体和社会交往身体［加拿大］约翰·奥尼尔：《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导论。纵观白先勇同性恋小说（包括带有同性恋色彩的小说），其中穿插的疾病书写展现了生命个体的身体之脆弱和生存之艰难，病人身份主要是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生命中某位重要的人。其疾病书写的身体形态至少表现在生理和心理（也即奥尼尔所谓的社会交往身体）两个方面。

（一）生理疾病：身体之脆弱

生理疾病指“生物机体的生命活动和各个器官的功能紊乱、丧失直至生命的消亡等”涂通今主编：《现代医学百科辞典》，北京：万国学术出版社，1992年，第705页。如幽灵般紧缚人类身体的生理疾病，给作品角色那本就艰难的生存增添了一层苦痛的底色。

在《月梦》中，静思是白先勇第一位细致刻写的因病离世的人物形象。年轻的静思不幸死于肺炎，这是他的伴侣吴医生一直不愿接受的现实。而后来在工作中，吴医生遇到了和静思一样同患肺炎的清秀少年。看着这个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少年，吴医生既有像看到静思病危时可怜样儿的忧戚，又有对这个美少年本能性的青睐和兴奋。虽然吴医生拼劲全身医术，但平静地死去或许是他能向死神申请的最大权限。他到太平間向少年告别时，在床头下跪并靠在少年的胸口，温热的泪水滴滴点在冰冷的尸体上。吴医生的泪水中既包含着对这个美少年早逝的失落和爱莫能助的无奈，也有对静思的缅怀，但更多的是美好生命在自己眼前一次次消亡的痛苦。他所求的是不能复生的美丽恋人和不能回流的青春岁月，因此他的梦终会脆弱得如泡沫一般，在现实的倾轧之下转瞬即破，这也注定他在余生里只能陷入找寻与失望的漩涡中。

在容哥儿模模糊糊喜欢庆生的《玉卿嫂》中，与具有强劲生命力的玉卿嫂相比，眉清目秀又瘦弱易损的庆生则是相对意义的弱势人物。庆生患有痨病，这为小说情节的推进衔接和合理化起了关键作用。正因为庆生患有痨病，所以才被远房舅舅逼出家门，进而有了与玉卿嫂见面的机会，有了后续两人的相生相克；也因此才有了玉卿嫂不让他出门工作的理由，以此为容哥儿了解庆生、对庆生产生朦胧情愫创造时空，同时也彰显玉卿嫂对庆生的压制和强烈占有欲，为最终的爱情惨剧作铺垫。在《玉卿嫂》中，爱与恨宛如一对双生花，原本美好的爱情以背叛、怨恨和死亡收尾，原本势不两立的恨又含太多的不忍与情，而本应共浴爱河的玉卿嫂和庆生最终也只收获了寒心彻骨的折磨。

作为聚焦父权制家庭下同性恋群体的作品，《孽子》中的李青、小玉、王夔龙、傅卫，还有许多和他们一样只能藏匿于黑夜下的“孽子”都是黑暗王国的“乌合之众”，他们是违背父权社会的“不肖之子”，也是偏离传统道德的边缘人。作品中的各式人物都面临着疾病与死亡的痛苦挣扎，这其中有同性恋阵营的“青春鸟”：阿雄仔有羊癫疯的毛病；老龟头长期遭受牛皮癣的困扰；盛公脊背处有严重的风湿病；吴敏想通过自杀了结自己“罪孽”的一生；王夔龙因在纽约街头用刀片自虐，被警察送进疯人院；郭老的小麻雀脸上满是毒疮；桃太郎因伴侣结婚而选择参加婚礼后跳河自尽，尸骨无存；哥乐士患有二期梅毒，而像哥乐士这样流浪又染病的孩子，纽约的大街小巷里还有许多；小金宝天生残废，需用脚背走路；走投无路的傅卫最终饮弹自尽。这些疾病书写在作品中虽属细枝末节，但“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第47页。作品中的疾病是同性恋者身心痛苦的戏剧性表达，恰恰是这些细节显露了这些社会中下层的边缘人物，在生存空间狭小、生存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依旧甘于承受病痛之苦，依旧保持着隐忍缄默的状态。这让他们被放逐、被边缘的形象更加饱满，也让读者更加心生怜惜。

此外，作品也有对非同性恋者的疾病描写：李青的母亲染了一身的毒，只能卧病在床；弟娃生了肺炎，病情延误使他死得十分痛苦；傅崇山因儿子自杀而心脏病猝发，后来由于心肌梗塞亡故；吴敏父亲的手腕上长有金钱癣；张先生中风，致使半身不遂。这些亲友的患病和离世都对“孽子”们的生活和心境产生着重要影响。例如，弟娃病死便是李青成为“孽子”的契机。父母亲在家庭中的身份缺失使李青承担起照顾弟娃的责任，这种责任填充了他的生活意义。弟娃的离开摧毁了他原本的生活，在失控的情绪下，他与赵武胜发生关系，并被学校发现，进而遭到父亲驱逐。也是因为弟娃，李青收留并照顾智力有缺陷的小弟，以此来填补心中弟娃位置的空缺。《孽子》没有重点描述同志爱情的曲折，而是将着力点放在了表现同志的亲情与友情上，指认疾病是全人类共同恐惧的敌人。因此，《孽子》是从人类普遍情感出发来观照同性恋群体的。白先勇从此角度给予了这群在黑夜中摸索的孩子最真切的疼怜，期望人们能够对同性恋群体多一些包容，小说也由此充满人性的光辉。

艾滋病是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的疾病景观里不可忽视的存在。艾滋病（AIDS）在1981年被最初发现于美国的同性恋群体。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同性恋者因罹患艾滋病而死亡的现象屡见不鲜。面对这一与同性恋相关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白先勇以小说的形式将同性恋者置于崭新且严酷的艾滋威胁中进行探察。

Danny Boy中，云哥在逃离台北来到美国后，夜间的他如行尸走肉般穿梭于纽约的街道小巷，与其他男同性恋者在中央公园深处的森林完成“集体噬人的仪式”白先勇：《纽约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5页。沉沦浑噩的生活使他患上肢体时常麻木的官能失调症，并染上了艾滋病。被恶疾紧缚的云哥本放弃了生的希望，想以自杀来了结自己“荒芜而又颠倒的一生”白先勇：《纽约客》，第84页。，但幸运地获得了“香提之家”的救助。作为病情尚轻的艾滋病人，云哥需要照顾病情严重的少年丹尼，丹尼的病弱与稚嫩让云哥十分怜惜。他给予了丹尼无微不至的照看，以狂热和渴盼的心情走进这位少年的生命。因为丹尼的出现，渴念了结一生的云哥重拾生的意义，在生命终期度过了人生最充实的两个星期，直至临终前都处于一生都从未有过的安宁之中。“在我生命最后的时刻，那曾经一辈子啮噬着我紧紧不放的孤独感，突然消逝。”白先勇：《纽约客》，第98页。云哥不再孤独，不再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在东西方社会的黑暗地带中游荡的幽灵。此刻，“灵”的满足盖过了“肉”的痛楚，云哥的人生也终得圆满。

与Danny Boy展现灵与肉从撕扯到和解相比，作品Tea for Two则多了几分温存和平静。Fairyland餐厅和Tea for Two酒吧是纽约“欢乐族”可暂时卸下面具、逃避骨感现实、追求自己真爱的欢乐地。罗和安弟便是在这里邂逅并相爱的。可安弟却惨死纽约街头，罗痛不欲生，直接驱车离开了这个至暗之地。五年后，当罗回到纽约时，Fairyland和Tea for Two已销声匿迹，曾经的欢乐地变成了聒噪狂野、乌烟瘴气的夜店，旧友们也都消失不见。而人事全非的罪魁祸首便是AIDS。这场来势汹汹的瘟疫将金诺、米开兰基诺，还有Tea for Two的许多常客都卷去了天堂，而曾经满面笑容的小费、开朗嘴甜的仔仔也都在这场浩劫中红颜不再，变得精神颓丧。感染艾滋的大伟和中风的东尼在完成上海寻根之旅后，在大伟尚未被病痛折磨时，也选择携手体面地走上天堂。生而无憾，死时坦然，他们在生前的寻根旅途中知晓了来处，在生命枯萎时认准了归途。

两部作品均在今昔变幻中凸显艾滋的可怖，展现同志群体在艾滋的阴影下，在为主流社会所遗的境况中，仍然互相救赎的温情和至死不渝的情感。对比白先勇创作前期的疾病叙写，其创作后期，白先勇在阐释被疾病缠绕的生命时，不再着重于展示生命中的惴惴之心和惶惑不安，而是呈现疾病之躯在青春和爱情中的升华。而距离Tea for Tow发表13年后的2016年，白先勇的最新小说Silent Night再次将笔触落在了纽约的同志群体身上，继续书写这群“青春鸟”人生的暗影与光明。作品直接以阿猛的病态开篇，讲述了一间病房里四位失意人的故事。与Danny Boy和Tea for Tow不同，Silent Night将叙述重点由将死之人转向未亡之人。阿猛和保罗神父因艾滋病相继离世，白先勇对此没有过多地展开，而是着重去刻画他们的伴侣——乔舅和余凡在另一半去世前后的故事。在结尾处，乔舅“轻轻搂住了余凡的身子”白先勇：《Silent Night》，《上海文学》2016年第1期，第13页。，两位失意之人又成为了彼此的新港湾，历经摧残的心灵终于在圣诞夜归于平静。当疾病与死亡遇见了生命中不可多得的美好，虽然生命会蒙上哀愁，但疾病与死亡也会随之拥有生命的活力和光彩，成为罗曼蒂克式的疾病与死亡，审美上也从痛惜变为对美之消逝的惋惜。王尔德在其审美救赎理论中指出，只有回避和抚平精神上的痛苦，捕捉一种宁静的快乐，才能获得审美上的“快感”。时局动荡和环境封闭带来的离散与迫害，终由身处其中的人们来消受，可白先勇让它们终化作美好的遗憾与破碎的确幸缱绻而去。云哥、大伟、东尼等角色均收获了身体毁灭但心中安宁的结局，白先勇以此设计成就了一种具有缺憾但令人安心的美。

白先勇对疾病和死亡的悟解，或深或淺地刻写着自己人生的痕迹。除云哥外，其同性恋小说中对生理疾病的书写均指向主人公身边的挚爱、亲人或好友，借此来展示主人公对此噩耗的反应和心路历程，这与白先勇生命中至亲至爱病逝有着牵扯不断的联系。《月梦》中的静思和孤儿病患、《玉卿嫂》中的庆生、《孽子》中的弟娃，这几位重要人物均于年少时患上痨病，这也显露出白先勇因儿时的肺痨经历而在文学创作中所带有的“肺炎情结”。在生命舞台上，疾病时常与死亡联袂登场，白先勇同性恋作品对生理疾病的书写显然没有避开死亡这个残酷命题。其同性恋作品中最主要的疾病，即肺炎和艾滋病，均是在作品所表现的时代里会危及生命的不治之症。因肺炎过世的人物有《月梦》的静思和孤儿，《孽子》的弟娃；因艾滋病死亡的是Danny Boy的云哥和丹尼，Tea for Two的金诺、米开兰基诺、大伟和酒吧的许多常客。他们都为世所遗又失了性命。惟其如此，痛惜之情才更彰显于其中，白先勇对生命如寄虚无的无常感与无力感才更显厚实。

（二）心理疾病：生存之艰难

除生理疾病外，心理（精神）疾病也是白先勇同性恋小说所涉及的疾病类型。心理疾病指“在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涂通今主编：《现代医学百科辞典》，第705页。此一描述与前述约翰·奥尼尔所谓的社会交往身体形态有诸多重合的地方。在此，我们统一以心理疾病称谓。

《孤恋花》是一首女性之恋的悲绝哀歌。“‘我爸用根铁链子套在她的颈脖上，把她锁在猪栏里……常看见附近的小孩子拿石头去砸她，一砸中，她就张起两只手爪，磨着牙齿吼起来……娟娟说着嘿嘿地干笑了几声。”白先勇：《纽约客》，第120页。而当娟娟得知猪栏里的女人是自己阿母时，她便偷偷给母亲送菜饭，却被发疯的母亲啃咬了喉咙。长大后的娟娟在欢场靠出卖皮肉勉强度日，对男人彻底失望的她选择云芳老六作为自己的避风港。之后娟娟遇到了变态嫖客柯老雄，他对娟娟施虐，并用毒品控制娟娟。面对这个禽兽，娟娟选择拼死反抗，可在砸死柯老雄后，自己也陷入了精神上的癫狂，被羁押在疯人院，成为了和母亲一样会咬人的疯子。娟娟虽被关进精神病院，但她的笑容“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白先勇：《纽约客》，第129页。，疯狂的精神状态让她忘记了噩梦般的过往，实现了精神上的逃离和解脱，这也是白先勇对人物娟娟留有的爱怜。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相似的社会背景下，一些人总会面临命运的轮回，即使殊途，也会同归。同为妓女，娟娟和上海万春楼吞鸦片自尽的五宝拥有相似的女性悲剧；而娟娟与其母亲则是一个家庭的两代女性超越时空、异中有同的生命悲剧，她们的生存空间都被男性侵占，她们的肉体和精神都被粗暴的男性所虐待，最终两人都成了会咬人的疯子，这不禁让人感受到个体难逃宿命掌控的无力感。与宏大的历史时空相比，个体生命微若尘埃，会不由自主地受到历史波动的影响，而历史的重复性又决定了人间的悲喜之事必会在个体人生中一次次重新上演，宿命的轮回成为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每个人都逃不开的必然。

涂小福是《孽子》中唯一患精神疾病的人物。涂小福曾与一位来台留学的华侨后裔相知相恋，但在短暂相处后，伴侣飞回美国再也没有回来，涂小福的精神便渐渐失常。“美国来的飞机到了么？”白先勇：《孽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8页。是思念成疾的涂小福每天都会到机场柜台问的问题。住进市立精神疗养院后，他见到来看望自己的郭老也会提上一句。涂小福和《月梦》的吴医生、Tea for Two的罗都是被迫与恋人分别的失意之人，他们的精神都或多或少受到打击，轻则日思夜想、无法安眠，重则患上精神疾病。对比异性恋世界的男女之情，同志世界的爱情更加来之不易，因此同性恋者总会更加珍惜，他们会相互依靠，共同抵抗主流社会异样的眼光，为一段刻苦铭心的爱恋投入一切。而当无法预测的灾祸降临，他们也会承受更加撕心裂肺的悲痛。佳人难再得，涂小福、吴医生和罗只能陷入无边无际的精神荒原。

在白先勇同性恋小说有关生理疾病的书写中，他几乎没有详细交待作品中人物染上疾病的缘由，生理疾病总是出现在小说的情节的叙述过程中，其主要作用在于人物形象的构建，以及情节的推进与合理化。而心理疾病则作为人物经历人生抑遏过程后的命运结局出现。精神病患者常是因受外部刺激和压迫而导致疯傻的结果，这种设置让作品在有关某一人物的情节结束时，人物形象寄托作者思想、反映社会现实的艺术作用最大化，进而引导读者通过深入了解白先勇对人生存境况的拷问，思考命运，反思现实。

三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疾病书写的精神旨趣

在人类社会中，由于器官异常而导致的身体疾病，经常被赋予道德、文化、政治等隐喻。因此，在疾病成为小说、戏剧、电影等文艺作品中刻画人物形象、描摹社会心理的重要媒介。布莱恩·特纳指出，疾病“是一种文化悖论”，具有不止于医学层面的深远社会意义。［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赵新国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30页。苏珊·桑塔格认为，“隐喻和神话能置人于死地”，将疾病“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第90页。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疾病叙写偏向于疾病的隐喻，但白先勇同性恋小说中的疾病书写与传统疾病隐喻谱系呈现既延续又疏离的复杂关系。一方面，白先勇疏离疾病的隐喻，通过疾病陈述身体本体经验，对生命本相进行审视与思考；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又让其疾病书写承袭了“疾病具有隐喻意义”的叙事传统，以疾病来言说现实。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疾病书写对疾病隐喻传统偏离与承续则主要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一）祛除隐喻：生命之本真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疾病叙事体系中，生命本体多受繁复的政治文化隐喻所牵制，疾病是附属于时代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潮的表征之物。而白先勇认为，文学不应承受过多政治、阶级等功利的内容，人性才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从文本层面看，白先勇通过疾病书写，展现了宏大历史背景下个人的生存困境与生命本真，直抵生命本体的价值和意义，这无不显露着白先勇对生命个体的怜爱与尊重。

首先，白先勇关注个体的生命状态。疾病是对人类正常身体机制的侵袭和破坏，对人类来说，患病往往是不堪的。而白先勇的疾病书写没有忽略和回避个体遭受疾病时身体方面的切肤之痛。如Tea for Two中，仔仔原本長相清秀标致，而如今他的脸却变成了一团烂肉；原本身体健硕的小费也掉光了头发，脸色发乌，酒窝凹陷，双目呆滞。这“两张令人触目惊心的怪脸”白先勇：《纽约客》，第142页。都拜艾滋病所赐，并且此种身体上的腐蚀和折磨是罹患艾滋的同性恋者生命之苦难最为直观的外在诠释。同时，在一些疾病书写中，白先勇将疾病作为个体生活的常态来呈现。《孽子》里，盛公的风湿病、老龟头和吴敏父亲的皮肤病、阿雄仔的羊癫疯、小金宝的残废，虽会给病人带来一些生活上的麻烦和身体上的困扰，但他们不会因为这种疾病而感觉命不久矣、无法继续生活。阿雄仔发病时，两颗药丸可及时缓解病情；小金宝畸形的右足通过手术治疗，也有较大希望治愈。还有《玉卿嫂》里得痨病的庆生、Tea for Two里中风的东尼，对他们来说，摆脱不掉的疾病逐渐化为了生活的常态。此外，还值得关注的是《孤恋花》的娟娟精神失常后回归自由纯真的生命状态。相较于之前处于“正常”状态的娟娟，变疯傻后的她则更显轻松，笑容也少了凄凉、多了憨稚。白先勇对精神残缺者仍怀有敬畏，恢复了这个俗世罪恶的受害者天真无邪的生命本真状态，赋予了这个疯癫之人美好的生命姿态和一种悲剧的尊严。

其次，白先勇探索人类生命真相。白先勇以同志不佳的生存体验与生命中突然而至的疾病，展现了人类难逃荒诞命运摆布的生命失控本相。在白先勇的作品中，人物不仅仅是台北之“客”、纽约之“客”，更是命运之“客”。刘俊曾对其中的“命运”做出解释，“它的出现使得人们为自己身不由己、难以把持的生存形态寻找到了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刘俊：《白先勇评传：悲悯情怀》，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24页。换言之，这便透露了白先勇对个体生命处于失控状态的认识，而呈现于其同性恋作品的疾病书写之中。一是体现在同性恋者负面感受远大于正面感受的生存体验上。作品中的同性恋者没有调控自己生活的权利，生存体验多是糟糕的。除《玉卿嫂》里年纪尚小的容哥儿，小说中的同性恋者均在第三性世界中实现了或长期或短暂的性自由，享受了群体内相互照顾的温暖，这是同性恋人物在文本中仅有的积极体验，且只局限于小范围的同志群体中。导致消极体验的原因则来自多个方面：主流社会的偏见与罪恶、自身或亲友身体所要承受的疾病之痛以及其它具有随意性的噩耗。比起积极的一面，它们属于大范围的社会伦理与身体科学层面，此范围的体验足以形成掩埋前一体验的强大力量，进而让同性恋者始终无法掌控自己的生命：他们在追求性爱解放的同时，身心依旧处于漂泊的状态，且似乎永远没有得救的可能性。二是体现为病魔降临是不可预测的偶然性事件中。在白先勇的同志小说中，疾病总是在人物毫无提防的状态下，忽然造访并迅速侵蚀小说人物的身体。如《月梦》里静思那猝不及防的患病与死亡；《孽子》里曾经雄姿勃勃的将军傅老爷子因儿子的自杀猝发心脏病；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中，艾滋病以迅猛的态势席卷同志社会。疾病的突然降临总是让激情变为受挫的激情，希望变成被毁的希望。其实，个体人生的真正面目不无二致，即生存的荒谬与偶然总以势不可挡的威力与意想不到的方式让个体主动性受挫甚至毁灭。

最后，白先勇传达了以满足和安然的精神态度超越常规死亡，但个体的灵与肉永远不能实现大和谐的生命体认。在后期的创作过程中，白先勇更加诗意地、广阔地理解疾病与死亡，以同志群体的温情消解疾病与死亡的阴冷残酷。Danny Boy、Tea for Two和Silent Night均着重描述了同性恋者主动纯真的情感和平淡知足的精神。面对无法逃脱的疾病与死亡，小说中的云哥、丹尼、大伟和东尼都坦然接受，以体面和安宁的方式告别给他们带来累累伤痕的世界，希冀在天堂与爱人继续相依。文本中的死亡成为了可以延续生命美好的方式，以疾病为路径通向死亡的闸门已经不像鬼门关一样可怕，反而散发着独属于这种生命存在方式的温暖与希望。而在Silent Night中，白先勇没有像创作Danny Boy和Tea for Two时一样，以艾滋病人的死亡作为结局，而是以死写生，让未亡之人最终又幸得爱意，给予了生者带有希望的未来。与此同时，这真挚饱满的柔情后仍显露着无尽的苍凉与无奈。白先勇认为，人从出生起就已经开始漂泊。在个体的一生中，灵魂与肉身本应相互依偎，但它们总是与现实相左，现实让它们很难完美相逢、实现真正的和谐。“灵魂与肉身在此相互找寻使生命变得沉重”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93页。，人总是在找寻灵魂与肉体契合点的过程中漂泊一生。白先勇虽对生命怀悲悯之心，但他仍以敏锐、冷静、理智的眼光看待现实对生命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以绝非大圆满式的结局和故事，保有了个体生命中永不缺席的悲剧性——作品中的同性恋者收获灵魂栖息之所的同时，其肉身并没有逃脱苛毒的死神，没有停下走向天堂的步伐。

（二）文化政治：同志身份之隐痛

从文本层面看，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的疾病书写专注于个体生命，没有承载多少宏大主题。但“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8页。当白先勇的同性恋作品亮相于世，它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联系便被激活，而被放入社会文化语境下进行审视和解读的白先勇同志小说也就昭示出独特的社会历史价值。作品中的身体和疾病也从而变为社会化的身体和疾病，“身体符号则往往成为映射社会文化的一个窗口”谭光辉：《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与中国现代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2页。因此，从社会历史语境的层面看，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的疾病书写与传统疾病隐喻系统仍有承接关系。

1道德层面的文化霸凌

同性恋本是个人的性取向问题，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都拥有人类共通的情感和需求。而在性取向上，同性恋也是“与异性恋平行、对等的现象”靳薇：《中国面对艾滋——战略与决策》，华盛顿：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61页。但在社会纷然繁绪的文化政治关系网络中，“任何文化和文化意识……都必须在一个超越了自身抽象的普遍性幻觉的基础上，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关系中，将自己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再一次表述出来。不然的话，这种文化或生活世界最根本的自我期许和自我定义就只能作为一种特殊性和局部的东西，臣属于其他文化或生活世界的更为强大的自我期许、自我认识和自我表述”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正是这种历史中的强势文化不断地在刻意重新制定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的新秩序、新法则，使得文化、价值和生活世界的多样性说到底是普遍性的多样性”郑焕钊：《文化政治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探求》2017年第5期，第97页。据此，在主流性文化里，作为社会爱情领域不可置否的性别前提，异性恋占据着普遍性位置。而同性恋文化在被推入传统伦理根深蒂固的主流社会这一“正常”场域进行审判时，只能居于特殊位置，丧失为自身辩护的权利，成为被异性恋文化话语霸权所掌控的社会领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同性恋文化的社会概念仅能由异性恋文化架构，本来应具合理性的同性恋，在主流社会中被指认为不正当的“勾当”。最终，两种性文化呈现出水火不容的对抗状态，并在社会道德领域建立起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二元对立。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异性恋文化逐渐发展为一种性的专制文化，是性与传统伦理文化僵硬粘附的结果。对于异性恋文化来说，同性恋是对传统性规范的挑衅和反叛，具有重新定义性形式的潜在“危险”，这是异性恋文化所无法容忍的。因此，当作为普遍性话语的异性恋文化与作为特殊性话语的同性恋文化产生交集时，占上风的异性恋文化会以歧视的眼光审视同性恋文化，抢夺本应属同性恋族群的自我解释权，使同性恋者在社会话语系统中处于被压制的无言状态。自古以来，在异性恋的话语权力下，同性恋往往被认定为具有罪恶性的反常行为，同性恋者常常被认为是社会中的洪水猛兽，同性恋文化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也没有得到法律或制度保障。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表明，同性恋群体是不正常的、与社会对峙的群体。因此，异性恋话语下的道德论断实际上缺乏科学客观的依据，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尤为不幸的是，主导话语权的异性恋群体对同性恋群体的文化霸凌，不止存在于传统伦理层面，还延伸至身体疾病层面。艾滋病的出现与肆虐，让本就被社会边缘化的同性恋者，在身体方面饱受艾滋病的摧残，无法拒绝死神的邀约。Danny Boy中，得病的丹尼眼膛发黑，瘀青严重；临终前，呼吸极为困难，双手一直乱抓。熄灭生命里最后一盏残烛的往往是伴随身体的肌肤之痛。同时，同性恋者在精神上也深感被家庭和社会放逐的落寞与无望。丹尼的父母对奄奄一息的丹尼避之唯恐不及，他想回家过圣诞节的请求，也被父母以避免传染为由残忍拒绝。连生命中本应最亲近的父母都避开他们，遑论社会上的陌生人。同性恋者是艾滋病高发群体的事实，使他们在主流大众面前的形象更加负面。由于艾滋病在同志群体的快速蔓延，外加社会媒体的歪曲报道，对艾滋病尚不了解的大众便将艾滋病臆想为是同性恋者“淫乱”后的报应，并进一步将艾滋病完全等同于同性恋。由此，疾病属于医学范畴的同时，也成为了“更麻烦的公民身份”［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第5页。，被进行道德化解读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第7页。这种道德捆绑，使已深陷社会认同泥潭的同志群体不得不面对这复杂且无助的生命残局。而在艾滋病的阴霾下，同性恋群体的精神无望在于，这种疾病道德化的时代悲哀很难因为同性恋者死于艾滋的生命悲剧而动摇，社会对同性恋组织的保守认知也不会就此撼动。苟生于黑暗王国的“孽子”，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权利，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希望。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这样表示，“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第5页。艾滋病从来不是同性恋群体的专属疾病，大众应该从医疗科学的角度理性认识、预防、治疗这一全人类的公敌。

白先勇的作品“选材大胆率性前卫，展现另类情欲，叛逆传统道德，蔑视世俗约束”朱立立：《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一种解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72页。在白先勇进行创作的那个保守年代，其同性恋作品试图打破同志族群的边缘地位，展现同性恋者真实的心境与需求，这实属难能可贵。在具有疾病隐喻的文学中，身体是社会文化所建构的，社会话语对人的影响会反映在身体疾病上。而在白先勇的同性恋小说中，他借疾病书写诉说着第三性世界被抛弃的苍凉与绝望。白先勇曾对同性恋文化与异性恋文化的激烈冲突表示不解：“我觉得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能容忍别人的不同？為什么每个人都要一样呢？”蔡克健：《访问白先勇》，第554页。正是以疾病书写这种感性的表达方式，他控诉主流社会对同性恋群体不存爱怜、尊重与包容的狭隘。白先勇希望人类的性可以从异性恋形式的枷锁中获得解救，但从其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此希望的实现持一定的悲观态度。其作品中以疾病所书写的人生悲凉结局，便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社会文化政治的困境，即难以真正实现破除普遍性的主流文化一元霸权格局、建立两元甚至多元文化融洽并存的文化愿景。

2文化霸凌对人性的戕害

白先勇表示，文学创作“最终的关切还是人性”白先勇：《第六只手指》，第298页。他认为，自古就有的同性恋不是人类情感的骤变，而是一种超过所有人为设置界限的自然情感现象，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其同性恋作品也传达了这一观点，即同志社会被冠以污名不仅是对同性恋者的伤害，更是对全人类的本性的违背。《孽子》中，傅老爷子作为父亲对傅卫的放逐，其实是主流社会因性文化偏见，而对人类自然情感即亲情造成的戕害。傅卫受尽父亲所施加的精神压力，最终开枪自尽；傅老爷子失去了儿子阿卫，突发心脏疾病，余生都活在自责、沉痛和孤独之中，最终他通过对“孽子”的救贖，才实现了从传统道德理性向人类自然本性的回归。在父与子的对抗过程中，双方都吃下了偏见结下的恶果。换言之，主流社会对同性恋的攻击，实际是将矛头对准了人性；在同性恋与异性恋的文化拉锯战中，没有任何一方是最后的赢家。

“人的道德、欲望等自然属性，是无所谓道德不道德的。一般来说，道德不应该无视或鄙弃人的自然属性，而是应该根据一定的现实条件，使它们得到合理的维持和发展。”肖群忠：《道德与人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页。同性恋者实际上是在社会“理性”尚缺乏的状态下，人类没有理性兼顾自己本性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受害者。人各有异，在不伤害社会与他人的情况下，个体都应该拥有真正做自己的自由，其他人不应干涉并以主观道德标准进行指责排斥。而“文学最大的功能，大概就是唤起人类常常处在休眠状态中的恻隐之心吧”白先勇：《第六只手指》，第160页。白先勇一直对同志群体心存“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式的浓重关怀，以真实的文学书写为同性恋正名，期望以文学的形式感染大众，呼吁主流社会回归人性本真，避免传统伦理道德遮蔽人类基本且合理的诉求，对同性恋者多一些包容与同情。饶是如此，但在东西方绵延几千年的传统伦理观念不会轻易更改，并且由于私人化的性与社会化的文化政治牵扯一起，在文化政治“弱肉强食”的残酷法则前，人类本身的欲望和诉求便显得十分卑微，甚至毫无意义。所以同性恋群体想要获得社会的尊重与包容，似乎仍有大段的艰辛之路要走。

结语

当白先勇书写人类基本的身体与永恒的世相，这位“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王晋明、邝白曼：《台湾与海外作家小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6页。便将人在世间的种种苦难都化为文字，将凡人无法逃遁的悲情研磨为金粉。理解阐释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可以有很多的入思视角，但聚焦其同性恋小说中的疾病书写，进而玩味其背后的精神旨趣不失为一条虽幽必显的探察路径。作为20世纪台湾地区的现代派小说作家，深受存在主义思想影响的白先勇，在其同性恋小说的疾病书写中也表现出独特的反叛精神。他主动摆脱文化主流思潮的羁绊，在繁复的文坛中持守自己的文学创作理念和审美情趣，保持自己的创作节奏，以人道主义的视角坦诚面对生命的深渊，将个体的生命体验和存在价值作为书写的首要对象。他深入挖掘复杂的人性，探讨人性与道德的关系，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解构疾病书写传统、建构以疾病书写生命本身的新式规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存在主义强调人的存在与自由、主张恢复人之为人的价值，而白先勇忧虑文化、霸道话语的社会性思考正与此主张相吻合。在同性恋小说中，他通过描写同性恋群体在社会中扭曲的生存姿态，表达了自己对所建制的社会道德体系的质疑，对所谓的“正道”扭曲人性的事实进行了否定，这正凸显了其同性恋小说的社会价值。

一路漂泊惆怅的白先勇通过观照生命的疾病书写，诉说着自己陷入忧悲的人生体悟，但他也仍不缺乏直面生命痛苦的勇气，仍不忘记捕捉世间短暂的温情之光。白先勇对作品中那些可怜灵魂怀有的怜爱，其实也是对现实世界读者的浓浓悲悯，是在告慰我们每一位活在当下的生者——他让人们认清血淋淋的命运悲剧的同时，也激励着人们在现实困境中即使带着镣铐也要去追寻光明，在苦难的土壤中也要继续“野蛮”、自由地生长。白先勇的生命哲学对人们能够于世间向阳而生有重要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白先勇执着于书写生命与人性的文学理念成为其作品独特魅力的同时，也让作品中所揭示的社会政治文化窘境与生命困境具有了深刻性和典型性，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版图中可谓独树一帜。

Disease Writing and Spiritual Intention

in Bai Xian-yongs Homosexual Novels

SU Wen-jian， YAO Run-qiu

Abstract： The disease writing in Bai Xianyongs homosexual novels has a unique perspective and spiritual intention， and his writing is filled with eternal compassion for human life. The combination of his difficult life experiences， the stigmatization of homosexuality in his times， and the literary concept of writing about “marginalized people” has given Bai Xian-yongs homosexual novels a unique style of writing about diseases. Bai uses the many forms of illness to show the plight of ordinary individuals and to reflect on the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real world， and thus reveal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oth detached and inherited， between his disease writing and the literary metaphorical tradition of illness. The depictions of disease in Bais works are all real-life experiences， focusing on recognizing the truth of life tragedy and the state of life. And Bai Xian-yong deplores the cultural bullying of the homosexual world in heterosexual world， and points out that this is a double destruction of the body and spirit of homosexuals， as well as harm to human nature.

Keywords： Bai Xian-yong; disease writing; homosexual novels; spiritual intention

作者简介：苏文健，华侨大学文学院/海外华人文学暨台港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海外华文文学、台港文学、批评理论（E-mail：sobunki006@hqueducn；福建 泉州 362021）。姚润秋，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台港文学、比较文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基于新文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22050120818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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