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洋

“怨刺”一词始于汉代班固《汉书·礼乐志》：“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但怨刺诗的理论来源和实际创作应该追溯到先秦时期。《论语·阳货》里记载了孔子的这样一段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便是怨刺诗的理论开端了。而实际创作开端则是《诗经》中的“变风”“变雅”。屈原因为被君王贬谪，也吟咏出了不同于《诗经》风格的另一种怨刺诗。《诗经》和屈原共同达到了怨刺诗的高峰，但后面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怨刺诗的实际创作却处于一种低迷状态。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里只辑录了两汉的九首怨刺诗，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只有阮籍、左思、张华、鲍照等创作了一些比较零星的怨刺诗。到了唐朝安史之乱后，怨刺诗重新焕发生机，达到了继《诗经》和屈原后的另一个高峰。从初唐到唐亡，怨刺诗人名家辈出，陈子昂、李杜、元白、刘柳、小李杜等皆有佳篇，其中李商隐的怨刺诗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兼备，是唐朝怨刺诗的精品。

一、《诗经·国风》中的怨刺诗

在《诗经·国风》中，怨刺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刺统治者之淫乱、残暴。例如，《邶风·新台》刺卫宣公劫夺儿媳；《齐风·南山》刺齐襄公淫乱，与同父异母的妹妹文姜私通；《陈风·株林》刺陈灵公和夏姬淫乱；《秦风·黄鸟》虽是怨天“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实是刺秦穆公以忠良殉葬的残暴。二刺统治阶级不劳而获、残酷剥削、德不配位。《豳风·七月》叙述了当时农民一年到头儿艰苦的劳动过程和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他们缝衣、采桑、狩猎、酿酒，但所收获的成果却被贵族所占有，贵族什么都不用做，理所当然地享受一切。我们可以看到底层百姓和高层贵族生活之悬殊，感受到百姓的不满和哀怨。《鄘风·相鼠》刺统治阶级无礼。统治阶级制定礼仪欺骗、统治百姓，但他们本身的行为是最无耻、最无礼的，以至于百姓发出“不死何为”“不死何俟”“胡不遄死”这样直接大胆的咒骂。三刺乱国奸佞。以《郑风·清人》和《陈风·墓门》为代表。前者刺郑国将领高克抵御敌人的时候消极不抵抗，最后军队溃败，自己也逃亡到其他国家去。诗歌极力渲染战马的雄壮和武器的精美，和最后的结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后者刺陈国乱臣贼子陈佗。陈佗趁君王生病，把太子杀了。君王死后，陈佗自立为王，引起国家大乱。最后，蔡国为陈国平乱，杀了陈佗。

《诗经·国风》的政治怨刺诗，讽刺内容多样，对于国家政治不平之事皆刺于诗中。其中有《鄘风·相鼠》这样直接的咒骂式直讽，也有《魏风·硕鼠》这样一种含而不露，以比兴手法来表达诗人情感的婉讽。

二、李商隐的怨刺诗

李诗充分继承了《诗经·国风》怨刺诗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君主、权臣、奸臣、小人都在其讽刺之列。在李诗中我们还看到了真、善、美的和谐统一。“真”即有的放矢，确有其事才能怨、才能刺，不能无病呻吟。就算有所虚构，也必须在真实的基础上延伸。《诗经·国风》的政治怨刺诗皆是“真”，没有半点儿虚构。而李商隐的部分怨刺诗则是在原有真实的基础上作合理的虚构延伸，虽是虚幻，但让人感覺就是如此，更加富有韵味。“善”是诗人作诗意图的体现。怨刺的目的并不是单纯把那些不好、丑陋的事揭发出来而供大家和自己作乐，而是要“闻之者足以戒”，是要让这些事件的主人公停止并改正这些荒唐、不好的行为，给后来者以警戒作用。这才是怨刺之善。这一点《诗经·国风》和李商隐的怨刺诗皆是如此。《风》的语言具有一种原始、淳朴的自然之美。而李诗的语言经过锤炼，则有一种绮丽、深情、隐秘之美。下面就以李商隐的怨刺诗来作简单的分析。

（一）刺君

我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大多是君主专制制度。在这种政体下，君王的品性对国家兴衰治乱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从玄宗开始，到宣宗结束，李商隐一共讽刺七个唐朝皇帝。玄宗之因色误国，荒淫纵欲；德宗之猜忌之过；宪宗之好神仙；敬宗之骄奢淫逸；文宗之苟且偷生；武宗惑于神仙方术，好女宠和游猎；宣宗穷兵拓土，宠外戚。而求仙和好色几乎是晚唐诸帝的通病。《马嵬二首》其二云：“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杨妃已死的事实和海外招魂的虚幻，太平盛世的鸡人报晓和战乱奔逃的虎旅宵柝，七夕的山盟海誓和现在的六军驻马，到最后君王不能护妃和民间莫愁夫妇白头偕老，每一联都有对照，每一联都有诗人辛辣的讽刺。姜炳璋赞曰：“八句一气捖搏，魄力甚雄，而讽刺悠然，使人微会，仍不失立言之体也。”（《选玉溪生诗补说》）

神仙本是虚妄事，可怜君王不自知。李商隐一生历经宪、穆、敬、文、武、宣六朝，六朝中有三个皇帝皆是服食丹药暴毙。《旧唐书》载：“上（宪宗）自服药不佳，数不视朝，人情忷惧，及悟出道上语，京城稍安……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享年四十三。时以暴崩，皆言内官陈弘志弑逆，史氏讳而不书。”“上（穆宗）饵金石之药……上崩于寝殿，时年三十。”“帝（武宗）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受法篆。至是药躁，喜怒失常，疾既笃，旬日不能言……是日崩，时年三十三。”李商隐少年时也曾学道于玉阳山，但他对神仙之虚妄看得很透彻。例如，《汉宫词》写道：“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青雀是西王母的信使，青雀未回，王母亦不来，而君王仍常守于集灵台。三四句则作一假设。方士云以金茎所承云表之露和玉屑服之可成仙。那么，汉武帝为何不赐一杯给相如治疗消渴疾呢？如不能治愈人间疾病，又怎能成仙呢？求仙无益。《瑶池》有云：“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西王母开绮窗以待穆王，而“黄竹歌声动地哀”则暗示穆王已死，可西王母内心还在疑惑穆王因何事耽搁不来相见。不遇仙不得长生，遇仙亦不得长生，仙之虚妄，可见一斑。

（二）刺权臣

权臣即身居高位，掌握朝廷政治之人。他们手握重权，本该成为朝廷肱股之臣，辅佐君王治理好国家，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发生了著名的大惨剧—甘露之变。文宗与权臣李训、郑注等密谋除去横行朝廷之阉党，但因准备不完全，加上运气欠佳，最终计划失败，参与谋划的李训、郑注等人被杀，未参与谋划的宰相贾餗、王涯等也遭受池鱼之殃，被族灭，是时“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曲江》），史称“甘露之变”。这件事给了李商隐极大的震撼，于是他写下了《有感二首》。其一怨李训无远谋，其二责文宗不能知人善用。在诗中，他把李训比作袁绍，肯定了他诛灭宦官的“素心”，但也指责他投机取巧和缺乏谋划，最后的结果是自己“自取屈氂诛”、君王“因劳下殿趋”、无辜者“鬼箓分朝部”，何其悲也。李商隐在结尾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悲剧之原因“系人不系天”（《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是文宗任人不善，是李训志大谋浅。在《有感二首》之后，李商隐又作了《重有感》。此诗感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多次上疏请王涯等罪名（实是警诫宦官不要再轻举妄动），对从谏予以肯定；但另一方面又怨其不能再进一步，进京勤王，剪除阉竖。诗云：“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从谏镇昭义，一为藩镇之豪强，二则近都城，有“得上游”之便。“须”则云必要性。“宜次”却“未次”，怨也。颈联和尾联即期冀从谏解君王蛟龙失水之困，作鹰隼搏杀奸宦，使京城之哭声消散。情之深，怨之切。

（三）刺奸臣

奸臣者，也是手掌大权之人。与权臣相比，权臣有功有过，李商隐怨其过，而奸臣者无一功而多无益于国家之过。藩镇之臣，如从谏有上疏功者是少数，其多是为私欲而相互争斗的利己主義者。对于他们，李商隐没有丝毫客气，刺之为好斗之鸡。《赋得鸡》云：“稻粱犹足活诸雏，妒敌专场好自娱。可要五更惊晓梦，不辞风雪为阳乌。”藩镇割据世袭，所得财物地盘足以福泽子孙，但仍不止贪婪之心，相互争斗以谋私利。他们不愿为天之阳乌，协天帝使民安居。安史之乱前，唐朝多在边防地区设立军镇，任命节度使指挥军事以备外敌入侵。但安史之乱爆发后，军镇制度被扩展到内地。中央统治力下降，藩镇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政治等方面脱离中央掌控，割据一方，互相争斗，甚至与朝廷分庭抗礼。李商隐感臣之不臣，故作讥刺之言。

奸臣本身也可能是庸臣，他们没有什么治国之道，害怕贤臣取代自己的位置，往往就用尽一切办法来陷害忠良。《潭州》云：“潭州官舍暮楼空，今古无端入望中。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陶公战舰空滩雨，贾傅承尘破庙风。目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楚歌”（屈原）、“陶公”（陶侃）、“贾傅”（贾谊）皆喻李德裕等忠良之臣。“兰丛”，即白敏中、令狐绹等奸庸之辈。“陶公战舰”不存，即李德裕之功绩被掩藏，暗示被冷落。“贾傅”说明会昌良相亦被贬。武宗暴卒，宣宗即位。宣宗受宦官之拥戴而上位，故多从宦官意愿。一方面宦官对李德裕在政期间打压宦官势力有所不满，另一方面宣宗想独揽朝政，便和白敏中、令狐绹之辈一拍即合，对李德裕之党加以排斥贬谪。最后的结果就是李党之人一贬再贬，李德裕死于崖州，郑亚死于循州。忠良遗恨，奸臣得意，何其不公！李商隐有感，作《旧将军》怨宣宗贬谪会昌功臣，亦作此诗刺白、绹排除异己，贬逐良臣。

（四）刺小人

小人相比于前面几类人地位是比较低的，但他们对国家的破坏力有时候并不亚于奸臣。例如，《王昭君》写道：“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为人。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毛延寿者，一画师耳。韩愈《师说》云：“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画师属百工，足见其地位之低；虽地位低下，却能决定他人之命运，何其讽刺。只因昭君不肯施财贿赂，画师便丑其面貌，而令昭君远嫁他乡、埋骨青冢，汉宫徒留其生前春风面。像毛延寿这样的小人，无论朝廷抑或幕府皆有，他们欺君罔上、忌才蔽贤，正如《安定城楼》里所说的“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不满已经不足以表达诗人的情感了。

他们是可恨之人，亦是可怜之人。《梦泽》云：“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墨子》载：“楚灵王好细腰，其臣皆一饭为节。”《韩非子·二柄》亦载：“楚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诗人因楚之景物而想起楚之古事。楚之宫人不去好好练习舞蹈，却为了迎合君王的偏好而节食细腰，最后的结果是“楚王葬尽满城娇”，落得个饿死的下场。李商隐一方面对宫人的迎合邀宠和愚昧表示辛辣的讽刺，但一方面我们又能从中感受到他对她们的同情。在李商隐生活的现实中不乏“减宫厨者”，政局动荡，为了能够活下去，且活得更好，他们便谄媚迎合上位者，但最后的下场都悲凉、凄惨。这是一种“为人戕害而不自知，自我戕害而不自知”的悲剧。

纵观李商隐的政治怨刺诗，我们能看到《诗经·国风》之影，亦能看到独属于他的发展。可以说，李商隐是儒家文化的继承者，他的诗美理想仍然是儒家的“温柔敦厚”。正如高棅在《唐诗品汇》中所说：“今观义山之《隋宫》《马嵬》《筹笔驿》《锦瑟》等篇，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者……亦变风（指《诗经·国风》）之得其正者矣。”另一方面，在怨刺模式上，李商隐的诗中并没有“不死何为”这样直接大胆的直讽，他更喜欢将“直讽”和“婉讽”结合，达到一种词不显刺而刺溢出词的怨刺模式。且相比于《诗经·国风》喜用比兴的手法来表达怨刺，李商隐则善用对比之手法。而如何表现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也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善”是它们共同的，《诗经·国风》是纯“真”，李诗是“真”中有假，虚实结合；《诗经·国风》是自然之美，李诗是“绮密瑰妍”之美。对于《诗经·国风》和李诗，我们不必分个高下，它们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做的是将它们继承、创新，让它们在中国、在世界传播和弘扬，普惠全人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自信，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