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江, 席志奇

(河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0)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不仅引领了经济模式的变革,也预示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篇章——“数字资本主义时代”[1]的到来。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数字资本凭借其无形性、复制性和扩展性,已经逐渐成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推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探讨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核心作用,以及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及资本积累,为当代的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解读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数字资本的互动,对现有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价值创造和分配机制产生了深刻影响。本研究旨在透过政治经济学的镜头,审视技术进步如何与经济理论相互作用,并探究这一互动如何影响价值创造和分配,旨在为理解和应对数字经济及其带来的社会变革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策略。

一、技术与资本的共生逻辑

作为计算机科学的前沿领域,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通过其智能化系统和算法模仿人类智能行为,标志着机器劳动的进一步复杂化和高级化。数字资本是基于数据的新型资产,在数字经济中扮演类似于传统经济中货币和物理资本的角色。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即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趋势,重塑着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关系。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不应仅限于表层的应用和影响,而需深入其概念核心,解析其本质特征及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从而探讨它们如何在各自的轨迹上展现力量、形成联结,并对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产生根本性影响。

1.人工智能:理论界定与实践特性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致力于创造能够模拟人类智能行为的系统和算法。人工智能的目标是使机器能够执行通常需要人类智能的任务,如视觉感知、语言理解、决策制定等。近年来,得益于计算能力的提升和海量数据的可用性,人工智能技术取得显著进展并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正如卡鲁姆·蔡斯(Calum Chace)所言:“人工智能已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2]。人工智能的核心特性在于其学习和适应环境的能力,这主要通过模仿人脑的结构和功能,以及模拟其生物进化过程来实现。深度学习、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等技术是人工智能的关键组成部分,目标是让机器从数据中学习并做出决策。这些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了医疗、金融、制造等多个行业,极大地提高了“操作效率和决策质量”[3]。

2.数字资本:构成、特征与价值动力

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资本通过数字技术找到了完美的增殖方式”[4],“网络信息技术成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5]。数字资本是一个新兴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指的是通过数字技术产生、存储和交换的资产,这些资产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创造价值的潜力,且“处于当代政治经济学结构的顶层”[6]。数字资本的独特性在于其无形性和可复制性,与传统的有形资本相比,数字资本不会因使用而消耗,且可以在微乎其微的成本下进行复制。这种特性赋予了数字资本高度的扩展性和灵活性,为各类经济实体提供了无限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如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在互动”[7],共同创造新的价值。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年)》数据显示,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这表明数字产业的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3.技术与资本的协同革命:人工智能在数字经济社会中的作用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资本的发展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二者的互动为人类社会的沟通方式、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

(1)行业变革与效率提升 人工智能通过其先进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在各行各业引发革命性的变革。在医疗、金融、制造等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操作效率,还优化了决策过程。例如,“5G消息技术已经被应用于能源效率计费系统”[8],解决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数据交互和多样性问题。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在这些领域发挥巨大作用,归功于其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方面的应用。这些技术能够处理海量数据,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进而支持更加精准和智能的决策制定。

(2)数据交互与多样性问题的解决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人工智能解决了数据交互和多样性问题。新的技术如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也正在被应用于文化展览,如敦煌壁画的展示[9]。随着5G和未来移动网络的发展,“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AR/MR)技术有望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10],这些技术通过结合虚拟和真实环境来增强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和沉浸式技术(如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正在改变教育策略。例如,欧洲的一些国家正将机器人与增强现实(AR)及虚拟现实(VR)系统相结合,用作教学辅助工具,并集成了混合现实(MR)技术,统称为沉浸式技术[11]。这一系列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学习者的终身学习能力,激发了他们主动学习、合作解决问题以及参与创新的积极性。这些沉浸式技术让学习过程变得更为生动、真实,仿佛学习者置身于知识的海洋中,从每个教育视角中获得与真实生活紧密相关的体验。

(3)数字金融的促进 数字金融技术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和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它提供了低成本和实用的金融服务,为更多的经济实体提供支持。在人工智能时代,数字金融如何释放其对国家持续经济增长的动力,已成为热门话题。数字金融技术为更多的经济实体提供了比传统金融模式更低的资金成本和更实际的金融服务技能。以中国为例,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已进入新增长阶段,传统的依赖劳动力、土地和矿产资源的增长模式已不再适用,且边际效益日趋下降,“应高度重视并抓住数字产业所释放的巨大经济推动力”[12]。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如何合理地释放数字金融对中国持续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成为当前阶段的热门讨论话题。

(4)公共管理的现代化 数字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公共管理的现代发展”[13]。通过使用数字化技术,特别是应用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公共管理的内容、管理周期的各个程序和阶段以及国家职能都在发生变化。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赋予了政府机构提升工作效率、更紧密地关注民众需求、拓展国家社会职能范围、增强决策过程透明度以及提高公众对管理活动监督的能力。智慧城市项目是人工智能在公共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应用实例。以新加坡的智慧城市计划为例,该计划通过集成各种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工具来提高城市管理效率。新加坡政府部署了智能交通系统来优化交通流量,减少拥堵,提高公共交通效率。此外,智能传感器和数据分析被用来监测环境质量和城市资源的使用,以更好地规划城市发展和服务。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城市运行的效率,也提升了市民的生活质量,并增强了政府对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管理能力。

(5)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现代居民的生活方式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在提高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从物理治疗康复到城市规划和环境管理,人工智能正在帮助我们以更智能、更高效的方式生活和工作。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在物理治疗康复中的应用为患者提供了更加灵活和稳健的解决方案。传统的物理治疗方法可能需要患者长时间地进行恢复训练,而现代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模式识别,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康复方案,从而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诊断疾病,预测疾病的发展趋势,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加精确和及时的治疗建议。另外,“人工智能在可持续城市发展中的应用也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14]。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城市更加高效地利用资源,减少能源消耗,提高生活质量。例如,通过AI技术,日常出行中可以更加精确地预测交通流量,从而优化交通路线,减少交通拥堵;通过智能家居技术,居民可以更加节能地使用家用电器,从而减少能源消耗。

(6)文化层面上的变革 在文化层面上,新媒体的发展正在改变人们对艺术和文化的认知和体验方式。传统上,艺术和文化的创作者是信息的输出者,而观众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但在新媒体时代,这种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数字图像的创作者不再只是艺术和文化的输出者,而是逐渐将权力委派给观众。观众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更多地参与到视听作品的互动体验中。例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艺术作品,与作品中的角色进行互动;通过增强现实技术,观众可以在现实世界中与虚拟物体进行互动,从而获得全新的艺术体验。

二、技术与资本的互动逻辑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时代,人工智能(AI)与数字资本之间的密切关联不仅仅体现为独立的技术和经济现象。它们的互动正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和生产模式,AI通过提升信息处理速度、决策效率以及价值链优化等方式增强了数字资本的功能。反过来,数字资本通过对AI技术的投资和应用,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增长与扩张。AI和数字资本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

1.人工智能的价值创造机制

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即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平均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与其物质属性或使用价值无关,物质属性或使用价值只是商品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商品的本质。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15]8。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的价值形式是最基本的单位,它反映了劳动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进一步解释道:“最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15]62。此处,马克思突出了为理解单一商品的价值,需将其与其他商品的价值进行比较。这种相对价值关系揭示了劳动如何为商品创造价值。结合这些观点可知,劳动不仅是商品生产的基础,而且是商品价值形成的关键。在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价值主要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15]51,价值量的真实变化并不总是在其相对表达中清晰地反映出来:“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就是它能与另一个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15]70。结合这些核心观点,可以明确地认识到,“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15]52。通过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分析,不难看出人工智能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是由人类劳动创造出来的,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人工智能的使用价值在于它可以提高数字资本的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其价值则在于它所包含的抽象劳动量,这是由人工智能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社会需求等因素决定的。

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崛起,传统的价值链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在市场主导模式下,互联网平台的盈利模式多元而隐蔽[16],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2019数字经济报告》(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19)中所指出的,“全球市值最大的20家公司,其中有40%拥有基于平台的商业模式”[17]。以平台经济中的电子商务为例,人工智能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最新研究提出了一个详细的矩阵,根据它们执行的任务和分析的信息的复杂性,将人工智能分类为“自动智能、辅助智能和增强智能”[17],这种分类不仅为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和评估提供了指导,而且增强了对其功能动态的理解。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也为公司创造了价值。这些价值包括个性化、产品推荐、供应链效率等。“这种价值创造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价值与劳动的探讨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展示了技术如何影响价值的形成和传递。”[19]

2.资本积累新篇章:数字资本的扩张

资本积累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既包括资本量的增长,也涉及资本质量的转变和结构的调整。资本积累的第一步是“在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15]651,通过流通将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随后,在生产过程中,这些生产资料被转化为其价值超出其组成部分的商品,即“原预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15]651为了资本的积累,资本家必须成功地出售其商品,并将所得货币的大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这样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15]651。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核心,推动了技术革新和生产力的提升,改变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并影响了商品的价值形成。结合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分析,可知数字资本的实质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它是由货币转化而来的,同样具有自我增殖的能力,其增殖过程是通过购买人工智能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组织生产和销售数字产品或服务,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

作为现代经济中新兴的资本形式,数字资本主要涉及信息技术、软件、数据库等与数字技术相关的资产。与传统的物质资本不同,数字资本与信息和通信技术(通信技术(ICT))紧密相连,为现代经济带来了独特的价值。经济学家Adarov 和 Stehrer 的研究指出,“尤其是软件和数据库中的无形通信技术(ICT)资本,已成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关键驱动力”[20]。这种增长动力不仅体现在单一经济实体中,而且在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有所体现。数字资本的广泛应用和扩展,特别是在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中,使其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之前讨论的资本积累过程相呼应,其中资本的增长和扩展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数字资本与现代通信技术(ICT)技术的结合为其赋予了独特的价值,而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应用则是其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数字资本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作用将更加明显,数字资本在Web 2.0时代的在线生产和消费活动中的价值创造和利润来源问题,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视为“非物质劳动”“观众劳动”和“生产者劳动”的核心类别。通过分析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他们得出结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呈现出一个总体上的“新颖”特点[21],且数字资本的辉煌成果最好被理解为剩余价值占有或分配的创新模式的结果,而不是剩余价值创造的新方法。资本积累尽管最初只表现为其数量上的扩展,但在其不断地发展进程中,它实际上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技术组成下进行的,其中变量成分相对于常量成分不断减少。这种积累导致了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即超出资本自我扩张的平均需求的劳动力规模,因此产生“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15]726。

3.从劳动者到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力转型

在数字时代,由于数字技术和数据的发展,数字资本不断增殖并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数字资本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数据积累和网络效应。技术进步使得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分析变得更加容易和便宜;数据积累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创新空间;网络效应则意味着数字资本的价值会随着其使用者的增加而增加。然而,这种数字资本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显著变化。正如《资本论》所指出的,“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15]483。这意味着,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许多传统的工作岗位将被机器取代,但同时也会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数字资本的崛起正在重塑资本积累的过程和经济结构,同时也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在数字经济时代,由“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智能机器人制造等则在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22],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引领社会生产力的转型和全球价值链(GVC)的重构。当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正在国家层面上战略性地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也已经成为主要国家之间的“新竞争焦点”[23]。“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15]483这意味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许多传统的劳动技能正在被机器取代,从而改变了劳动价值的结构。以文化产业为例,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崛起,人工智能的发展已进入新阶段,正在引领许多领域的文化产业转型。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文化产业正处于一个转型与升级的关键时期。这一过程中,引入新技术、改良现有产品与服务模式,以及采用创新的管理策略,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促进了文化产品的创新创作,提高了开发与生产的效率和质量,还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模式和营销渠道得以革新,进一步整合了智能化与个性化元素。这些变革体现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推动文化产业结构和组织方式变革方面的重要作用,深刻影响着行业的价值创造和分配机制。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促进文化产品的内容创作,提高文化产品开发和生产的质量和效率,转变文化产品生产线上的生产模式,扩大营销渠道和模式,并整合智能和个性。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不仅在技术上改变了劳动的价值,还在结构和组织上改变了文化产业,从而影响了劳动价值。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改变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格局和特点。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一些传统工作的消失,引发了对失业问题的担忧。正如《资本论》中描述的大工业时代下机器和工人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15]487,以及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被资本当作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15]485。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一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正在替代一些需要人类劳动的工作,特别是那些重复性高、技能要求低的工作。然而,人工智能也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他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15]485,“一种新工人随机器出现了,这就是机器的生产者”[15]510。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新的行业和职业正在出现。例如,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工程师和人工智能策略师等职位在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这些工作通常要求较高的技能水平和专业知识,表明人工智能也在推动劳动力市场向更高技能的方向发展。此外,人工智能还在改变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特点。它促使企业重新评估其劳动力配置,推动了远程工作和灵活工作时间的普及。这些变化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总的来说,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复杂且多面的。它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会。为应对这些变化,政府、企业和个人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促进就业,确保所有人都能从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中获益。

4.生产关系再演绎:数字时代的社会结构

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为生产关系,即“一定历史发展形态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24]。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关系主要通过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体现。“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15]90生产关系还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有关。根据不同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奴隶社会中,生产资料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在封建社会中,生产资料是封建领主的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些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形式决定了不同的生产关系。

数字资本时代,生产关系正经历着根本性的转变,尤其体现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新形态上。在马克思所描绘的大工业时代,随着机器不断占领新的生产领域,劳动产品与工人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15]497。诚如马克思所言:“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15]508。在数字智能化时代,“数字资本化和资本数字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并随着“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15]559,大部分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垄断状况的这个过渡时期……而资本家也就企图尽量延长工作日来利用这个‘初恋时期’”[15]468。

首先,技术的改良和新型技术的出现,必然导致原有生产方式的变革。以《资本论》中所提到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棉纺织业的机械改良为例,1861年至1868年,棉纺织厂、蒸汽织机和就业人数大幅减少,但生产原料纱锭却随之增加,英国棉纺织业通过机械化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当今时代,随着新型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自动化生产线应运而生,其中机器人和智能算法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改变了生产过程,同时减少了对传统工人的依赖。

其次,人工智能不仅在生产方式上造成影响,而且在国际层面上也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包括通过自动化资本主义改变全球政治格局、在某些行业增加失业率以及加剧社会的极化。例如,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自动化和数据驱动的决策已经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25],影响了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这意味着,随着技术的进步,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也将发生变化。此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正在改变生产关系中的权力结构。过去,资本家通过控制生产资料来支配劳动力。但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和算法成为新的、重要的生产资源,这些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公司手中。这一现象导致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同时削弱了工人的地位和影响力。然而,人工智能也为生产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机遇,例如通过智能化生产和分配系统来实现更高效、更公平和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总之,人工智能对生产模式和生产关系的影响不仅深远而且多面,它不仅改变了生产的方式,还改变了权力结构和分配方式,预示着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多变化和挑战。

三、互动机制与社会影响

在现代经济的舞台上,人工智能与数字资本的互动正重塑着产业边界、市场格局以及劳动与资本的相互关系,这一互动不单是技术演变的结果,更是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从微观的企业运作到宏观的经济结构,从个体的就业机会到整体的社会福祉,人工智能与数字资本的互动在不同层面上产生作用,并带来深刻的经济社会变化。人工智能借助其先进的数据处理和自学能力,促进了数字资本的增值和快速积累,并引发新的矛盾和挑战;数字资本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催生了一种创新的资本积累和扩展模式,对传统劳动力市场和全球经济秩序产生影响。

1.人工智能在数字价值链中的转化作用

马克思指出:“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15]61,“即货币形式”[15]62。在数字化时代,数字资本的价值链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化,核心在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价值的形成和实现过程。

首先,数字资本的价值形成过程与传统的物质资本有所不同。数字资本的价值主要来源于数据、算法和网络效应,而不是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和资本。这意味着数字资本的价值形成更加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即“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加强创新能力来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发展”[26]。其次,数字资本的价值实现过程也与传统的物质资本有所不同。在数字经济中,价值的实现过程主要依赖于数字平台的运作和网络效应的放大,而不是传统的市场交易。经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在增值链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设计过程和执行过程,尤其是在过程监控和缺陷检测方面”[27],这意味着数字资本的价值实现更加依赖于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用户的参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机器与人的关系的描述是,工具在机器形式下变得自动化,“劳动资料的运动和活动离开工人而独立了”[15]464,这些机器,如果不受到人的自然障碍的限制,“它就会不停顿地进行生产”[15]464,这种自动化的机器,“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15]464。这段描述同样可以揭示在数字资本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改变了价值链的形成和实现过程,使其更加自动化和独立于人的参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得数字资本在价值链的形成和实现过程中实现了优化和自动化,这种优化既体现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也体现在价值的实现过程。在数字经济中,技术进步和创新,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成为数字资本价值链优化的关键因素。

商品如何从其原始的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机制,涉及价值的实现和资本的积累。如马克思所述:“简单的商品形式是货币形式的胚胎”[15]87,商品首先进入交换过程,正如它们本来的样子,然后“交换过程造成了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15]125,该过程将它们区分为商品和货币,“即造成了商品得以表现自己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的一种外部对立”[15]125。在数字资本的背景下,这一转化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数字资本从商品到货币的转化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例如,通过使用先进的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定价和销售其数字商品和服务,从而实现更高的利润和更快的资本回报。根据最近的研究,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特别是在银行业,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银行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提高其操作的效率,减少人为错误,并对潜在的风险进行更好的管理[28]。另外,人工智能也为数字资本提供了新的增值动力,使其能够更快地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相互排斥的关系。”[15]125这一观点在数字资本的背景下仍然适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商品和服务可以更快地转化为货币,从而实现其价值。

2.剩余价值的新源泉:人工智能技术的经济贡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探讨了生产效率和剩余价值的概念。他指出,提高生产效率意味着减少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通过优化生产过程来实现,“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15]366,而正如资本家所唯一关心的——剩余价值,正是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15]125,即“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15]372来增加的。

现代社会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已经对生产效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项研究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提升决策效率,大幅优化生产过程,从而提高工业技术基础设施的功能[29]。此外,另一项研究也同样指出,在家具生产行业中,应用人工智能管理系统,通过数据驱动和智能分析,为家具制造提供了技术解决方案,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31]。这与《资本论》中描述的“对象化在机器本身中的劳动,总是比它所代替的活劳动少得多”[15]451,即“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15]451这一观点相呼应。此外,人工智能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为资本家创造了更多的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可以无偿地为资本家工作,就“像自然力那样无偿地发生作用”[15]445。这意味着,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资本家可以减少对人力的依赖,改变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15]821,且其转化的条件只有在“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占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15]821时才会发生。数字资本的兴起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商品从原始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转化提供了新机遇,并带来新挑战。在数字经济中,数据和算法成为新的生产资料,而人工智能技术则为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提供了强大的工具[31]。这使得数字资本不仅可以作为货币存在,还可以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形式存在,从而更容易地转化为真正的资本。例如,一个电商平台可能开始时只是一个简单的在线市场,提供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交易服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台可能会开始收集和分析用户数据,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购物推荐,从而增加交易量和利润[32]。这样,平台不仅将其现有的货币资本转化为更有价值的资本,还通过数据和算法创造了新的资本,并逐渐转变成一个更高价值的资本形式。此外,人工智能通过先进的预测模型和自动化工具,帮助企业进行更精准的市场预测和资源分配,从而优化资本利用。总之,人工智能为数字资本从货币形式转化为资本形式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它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本,还可以为资本的创造和增殖提供新的机会。

3.社会结构的数字重构: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力

从《资本论》的角度来看,生产关系的变化与资本的自动化有关。马克思描述了一个由机器组成的系统,无论它是基于类似机器的合作,如织造;还是基于不同机器的组合,如纺纱,只要它由自主的主要动力驱动,“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大自动机”[15]438,这些机器在一个自动化的过程中协同工作,形成一个巨大的自动机器。这种自动化的趋势与现代的人工智能和数字资本的发展相吻合。在数字资本的影响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引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从而影响权力结构和经济不平等,这种自动化系统已经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生产和消费网络。

随着数字资本的崛起,当今社会正在经历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变。数字资本结合了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产(如数据和算法),极大地扩展了组织和员工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然而,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新资源的可获得性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加剧了社会不平等[33]。此外,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结构展现出比20世纪更加集中和垄断的特点。数字垄断正在成为政府的真正竞争对手,很有可能在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最终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版本的形成。在数字资本时代,生产关系的变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它也影响到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经济不平等。例如,数字资本的兴起可能导致权力和资源的更大集中,数据和技术成为新的权力源泉。同时,由于技术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经济不平等在数字资本时代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此外,社会流动性也可能受到影响,因为技术和数据的掌握成为向上流动的关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演变及其特点。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将生产和消费与资本的积累和扩张紧密结合起来。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和消费的目的不再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而是为了实现资本的自我扩张和增殖,“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15]582,且生产模式的变革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数字资本的兴起,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变。尤其是那些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数字资本,它们正在逐步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和消费习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数字资本主义展现出与传统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不同的特质,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探索数字资本本质及其在人工智能时代所呈现的独特资本主义形态的机会。在现代工业生产中,机器和技术逐渐成为支配工人的主体。信息技术实际上是大规模机器生产的数字化体现。正是通过通信技术(ICT)和数字技术,数字资本主义实现了资本主义存在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和数字资本的增殖。人工智能和数字资本对社会权力结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也间接地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变革,使得生产模式也发生了相应地调整,更加注重技术和创新。总的来说,人工智能和数字资本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产和消费模式。它们不仅改变了生产的方式,还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和满足需求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生产资本转变为数字资本,进一步加强了资本对生产和消费的控制,从而参与到对社会权力结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的变革中。

4.未来轨迹:人工智能与数字资本的发展动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探讨了机器和大工业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强调了机械化生产如何改变了生产关系和劳动过程。他指出:“机器生产是在与它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兴起的”[15]439,且“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推翻这个……基础本身,建立起与它自身相适应的新基础”[15]439。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而且是社会和经济上的,它影响了生产方式、劳动关系和资本积累,在数字资本的背景下,这种转变变得更加明显。

数字化和技术转型的加速正在重塑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注和理解。研究表明,数字和技术进步对可持续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E-government Development Index (EGDI)、互联网用户增长和信息通信技术出口等因素对可持续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正面影响[3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探讨了机器和大工业的影响,指出现代工业在某一发展阶段变得与手工业和制造业技术上不兼容。例如,在《资本论》的分析框架下,机械纺纱的发展不仅使得机械织造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一项必需,同时也催化了漂白和印染等相关行业的机械化与化学技术的革新。这种进步不仅仅是单一产业的技术升级,而是整个生产体系向机械化、自动化转变的象征,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技术和组织层面的深刻变革。数字资本的投资趋势和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随着数字资本的发展,投资于新技术和创新的趋势也在增加,这为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也为数字资本的增长提供了支持,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的需求。

数字资本的发展趋势表明,它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资本形式,成为主导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也在不断地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尤尔的描述——“在这些大工场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无数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15]483来表现工厂制度的特征。通过这种表述,不难预见在现代工厂系统中的自动化生产,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正在逐渐替代传统的劳动力,这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一个明显趋势。同时“数字技术在国际商业、经济和金融资本流通中的广泛应用,为21世纪的全球化定义了特征”[35]。这种趋势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呼应,即机械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数字资本的发展趋势表明,人工智能和数字资本正在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对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回到《资本论》,马克思详细描述了机械化生产如何根本改变生产过程和劳动方式,他强调“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15]441,这种观点与数字资本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即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之间的紧密关系。总的来说,技术、经济和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从社会形式到历史形式的持续转变。人工智能和数字资本的长期发展趋势和历史演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而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更是社会和经济上的。

四、结 语

本研究融合《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见解,系统探讨了人工智能与数字资本在当代社会构架中的关键角色,深入分析了它们在马克思理论框架下对生产效率与剩余价值概念的现代诠释及其对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重塑。研究揭示,人工智能与数字资本不仅加速了生产流程与价值链的转型,而且在深化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方面扮演了决定性作用,呼应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演进的透彻分析,并预示技术进步正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纪元。

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与当前技术与经济发展趋势,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审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复杂性,特别是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文章进一步探索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代社会的适用性及其发展路径。由于侧重于理论分析,本研究在实证数据支持方面较为不足;对数字资本主义未来趋势的预测持谨慎态度,且对潜在变革与发展的探讨也未尽充分。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会优先考虑实证数据的搜集、整理与思考,以期验证并深化本文的理论分析。未来研究还需更深入地考察人工智能和数字资本在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中的作用与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影响。进一步地,将研究数字资本主义的潜在变革途径及其对全球经济政治结构的作用,以期能对理解和塑造未来经济社会结构的新理论框架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