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宽

世人对罗伯特·瓦尔泽的好奇源自一张拍摄于1956年的照片。照片中，一名老者张开四肢，躺在瑞士东部的一片皑皑白雪之中，散落的帽子、周围深深浅浅的脚印引发了人们无限的浪漫联想。这原本是记录死讯的一张相片，却令这位生前默默无闻的作家在随后的岁月中吸引了众多关注。曾经将他忽视、对他不屑一顾的读者们热切地研究、阅读着关于他的一切，探寻这位谜语般的瑞士作家：他是谁？他从何处出发，又如何走进了森林与雪地？

“来自内心的诗”

1878年春天，瓦尔泽出生在瑞士小城比尔的一户多子家庭。幼年时的瓦尔泽生活优渥，衣食无忧，和兄弟姐妹们在“岩石、洞穴、河岸、草场、低地、峡谷和森林瀑布”中“到处玩耍、发明游戏”（《坦纳兄妹》）。

然而，在瓦尔泽逐渐长大的那些年岁里，父亲的生意却走上了下坡路，家族财富不断缩减，社会地位持续下滑，这令生性敏感好强的母亲患上了忧郁症。雪上加霜的是，最年长的哥哥在瓦尔泽四岁那年病逝，给这个本就不幸的家族带来了更深重的打击。

瓦尔泽14岁那年，被家人送去银行当学徒。在漫长而枯燥的学徒生涯期间，瓦尔泽遇到了可以为之燃烧一切的热爱——他观看了席勒创作的戏剧《强盗》，并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戏剧，梦想成为一名演员。为此，他逃往德国南部大城市斯图加特，并报名参加了一个表演训练班，但这个愿望很快便落空了——生性腼腆的瓦尔泽并不具备演员这一职业所必需的“神圣的火花”（《散步：罗伯特·瓦尔泽中短篇小说集》）。之后他回到瑞士苏黎世，再次成为了一名助理会计师。

1897至1902年是极为动荡的几年，青年瓦尔泽辗转于慕尼黑、柏林、图恩与维尔茨堡，寄住在不同的亲戚与朋友家中。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中，瓦尔泽开始以诗人的身份崭露头角。出版人弗兰茨·布莱对他的诗作评价很高：“这些都是真实且真正来自内心的诗歌。韵律从不主导意义。没有一首诗为了迎合耳朵而调整其旋律。诗歌不为音乐牺牲，语言不为节奏牺牲，词句不为旋律牺牲。”寥寥数语点出了瓦尔泽在文学创作中不拘泥传统形式、突出真诚、注重意义的特质。

成為一名“仆人”

1905年，27岁的瓦尔泽来到柏林，此时，他的第一本书——中短篇小说集《弗里茨·科赫的作文簿》已经出版，并获得了评论界的一些褒奖。这鼓舞了他。他来到柏林投靠自己年长一岁的哥哥卡尔·瓦尔泽——一名事业有成、通晓人情世故的书籍插图师及舞台美术师。卡尔将他引荐给柏林的各色出版商、艺术家和文学家。但是，瓦尔泽并不适应这种光鲜亮丽的生活，这位生性腼腆的年轻作家始终无法真正走进那个由文学明星、戏剧明星和文化商人所组成的文艺圈，他在那个圈子外围打转，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

尽管瓦尔泽承认城市对艺术的促进作用，但在这个文明的中心，出生于瑞士小城的瓦尔泽痛苦地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在后期的短篇小说《猴子》中，瓦尔泽塑造了一只忽然闯进人类咖啡馆蹲坐时光的猴子，这只猴子在衣着方面费尽心思，戴着一顶可笑的高帽，操着一口方言，犹豫着是否要在咖啡馆的中心落座——这是一只未被文明彻底驯化的“牲畜”，精准地再现了内向者在人群中感到的压迫与不适。

之后，瓦尔泽转身背离了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做了一个不被周围人理解的决定——进入一所仆人学校，并试图像他的母亲一样去做一名合格的仆人，做一名无产者：“我不愿身为占有者却只占有一半，我宁愿自己属于彻底的无产者，那么，我的灵魂至少还属于我。”（《坦纳兄妹》）在十年后写作的《托波德》中，瓦尔泽将自己这种“成为一名仆人”的决心描述为一种生活实验，一种“冒险”，并将其与堂吉诃德的疯癫之举作对比，并大胆宣称：“那种既没有独特之处，也没有所谓疯癫之举的生命，算得上是生命吗？”（《散步：罗伯特·瓦尔泽中短篇小说集》）

“自然”是灵感来源

瓦尔泽在柏林沉浮7年，后期愈发深居简出。1913年，他回到故乡比尔，在一间名为“蓝十字”的旅馆住下，在孤独和贫困中继续他的创作。

为了维系自己与外界脆弱的联系，瓦尔泽一次又一次走出房门，进行漫长的散步，瓦尔泽的代表作《散步》便诞生在这一时期。或许用“散步”来形容他的出走也并非如此恰当，准确来说，那是一种漫长的、苦行僧式的徒步，时常长达半日乃至于几日，瓦尔泽会翻山越岭，甚至步行至另一个城市。《散步》所描写的就是这样一种试图用行走与世界接触的体验，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一名穷困潦倒、孤苦伶仃的作家对这个庞大世界的种种看法与回应。

在这段日子里，瓦尔泽的创作主题开始由城市生活、艺术生活转向大自然与田园风光（这本是他擅长的领域）。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的文字，他以最细腻的笔触描画双眼所见之物，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意蕴悠长的散文与短篇故事。他对自然的研究充溢着各种飘浮的想象，同时也包含着谋求自由的政治诉求。在他的笔下，万事万物都有灵魂与生机，因为当他“沉默地、长久地、仔细地注视着大地之时……一切美丽的外界事物都会反过来回望我”（《散步：罗伯特·瓦尔泽中短篇小说集》）。

彻底的“逃逸”

在比尔度过了困顿的7年后，瓦尔泽为了寻找新的灵感，迁居伯尔尼，并谋到了一份在伯尔尼国家档案馆中的工作，但这份雇佣工作却因与上级的矛盾草草收场。自此，瓦尔泽彻底告别了从青少年时期就与他牵扯不断的办公室。

在伯尔尼，瓦尔泽出版了他在世期间的最后一本文集《玫瑰》。这本文集被瓦尔泽称为“我最优雅的作品之一，只有年长的高贵女性才能将它捧在手心，因为它需要得到许多的理解与谅解”。而它在商业上并不成功，这也宣告了瓦尔泽作为职业作家生涯的落幕。自此之后，瓦尔泽的写作彻底脱离了出版与发表，他开始了一种纯粹为了写作乐趣而进行的秘密写作：从1924年起，瓦尔泽开始用铅笔写作，字迹也大大缩小，仅有2毫米高。就是以这种方式，他在24张八开艺术印刷纸上写下了现存于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强盗》。这部小说如今仅以草稿的形式存在，瓦尔泽从未对其进行誊抄，或许他从未想过要出版它。

《强盗》再次动用了少年时期瓦尔泽的热爱——那部由席勒创作、点燃了他文艺梦的同名戏剧《强盗》。与席勒塑造的那名追求真理与自由、曾成功发动了革命的强盗不同，瓦尔泽的强盗仍旧是一个未能成功“适应市民秩序”的“无用之人”。这名强盗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行为，却以自己的存在挑衅着大部分已然顺从了社会秩序的主流大众。

1929年，瓦尔泽入住伯尔尼瓦尔道疗养院，开启了他长达27年的疗养院生活。在随后与世隔绝的疗养院岁月中，瓦尔泽扮演着一位恭敬顺从的病患角色。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彻底放弃了写作，不再发表任何文章，并在唯一陪自己散步的好友卡尔·泽利希面前反复申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他去世后，泽利希却收到了五百二十六张密密麻麻的手稿，那是瓦尔泽在车票、日历、烟卷盒上不断写下的文字，字体甚至比前文提到的《强盗》更小，运用了各种难以破解的缩写，这成为日后所有瓦尔泽研究者的难题。泽利希这才意识到，原来瓦尔泽从未放弃写作。这种秘密的写作生活一直持续至1956年的圣诞节。那一天，78岁的瓦尔泽像往常一样走出疗养院去森林中散步，却倒在了皑皑的白雪地之中，再也没有起来。

纵观瓦尔泽的一生，我们注意到，瓦尔泽的“失败”勾勒出的是一条清晰的逃亡路线：在瓦尔泽的前半生，他试图逃脱办公室的管控，为此，他曾求助于戏剧与文学；而在他的后半生，他又试图从充斥着浮华与伟大的文艺圈逃脱，遁入唯一的、父母般的大自然。

逃亡的背后是瓦尔泽对一切权威与控制的拒绝。在大多数忙于生计的庸碌大众眼中，这种代价显然太高昂了。但瓦尔泽却做到了，他用渺小与贫苦守住了内心的自由，将其献给写作与思索。这是他的宝贵之处。天性的善良与柔弱令他无法像他崇拜的戏剧作品《强盗》中的主人公卡尔一般，以行动向社会公开宣战。然而，每一位心有所感的读者都能在那些状似谦卑与臣服的低语中读到一阵又一阵关乎自由的风暴，它们是如此强大，如此令人热泪盈眶。

（源自“新京报”，有删节）

责编：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