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航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孙犁的创作主要历经解放区时期、1950-1970年代和“新时期”三个主要的文学史阶段，可以说是与当代文学一同成长的作家。作为一个文学史地位较为稳定的经典作家，以往研究涉及范围颇为广泛，对孙犁年谱、传记、佚文、笔名等基础资料的撰写与考索，对孙犁各个时期文学风貌与创作演进的研究，对孙犁生活史实、文学风格以及他与“荷花淀派”的关系的探究，对孙犁文学编辑、批评活动以及孙犁与新时期作家莫言、铁凝等文学互动研究的展开，都说明孙犁研究已较深入。但成熟的研究范围、路径和方式意味着创新的难度，随之而来的往往是研究生命力的萎缩。在较为成熟的研究之后，一方面是新的研究只能遵循已有的研究范围和路径进入，在缺乏新材料和新视野的基础上难出新观点；另一方面则走向对孙犁一些细碎、边缘问题的考察。众所周知，作家的文学生命力在于有持续不断的读者，同样可以说，作家的文学史生命力则在于研究者不断的重读，尤其是提出新的观点，开辟新的研究空间。因此，本文试图在对孙犁以往研究的主潮、重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根据学界近年来有关孙犁研究的新材料、新视野及自我体会，对孙犁研究的可能空间加以展望，以期对孙犁研究的开掘有所助力。

一、时风变化与孙犁研究的阶段性演进

从长时期的研究脉络看，孙犁研究的特点与时代变化关联紧密。在解放区时期，涉及孙犁的文章如刘平为《论通讯员和通讯写作》一书所写前言和对《鲁迅、鲁迅的故事》《少年鲁迅读本》的评论则带有为抗战服务向大众宣传的意味，这些评价较难见出作家的个性气质和文学特质。但也有一些对孙犁本人和作品的直观评价，如潘讷评价孙犁“新鲜、明快、而多少带有点埋在深处的脆弱”[1]67。有关孙犁作品的评价，如对《丈夫》缺乏对敌斗争的“最尖锐的主题”[2]的批评以及对《荷花淀》“充满健康乐观的情绪”和“充满小资产阶级情结”[3]的评价上的矛盾，已显示出评论者对孙犁写作风格与时代主潮裂痕的把握；而对《碑》不够“真实”的批评[4]和《新安游记》“客里空”的批评[5]14-15，则明显带有当时左倾思想的烙印。总体来看，解放区时期的评价较为朴素、零散，且为抗战服务的功能性评价明显，尚未看到对孙犁创作体系化的研究。1950—1970 年代的孙犁研究大多为文学批评性质，其中最多的是对孙犁当时创作、出版作品的及时跟踪，如对《白洋淀纪事》《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的评介。从批评的基调和姿态来看，1949 年后对孙犁评价有两种论调，一种是站在政治立场，以阶级观念对孙犁创作方法、风格的批评。如1951 年《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刊载的《对孙犁创作的意见》《对孙犁〈村歌〉的几点意见》认为，孙犁作品将女性“性格强行分裂，写成了有着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和小资产阶级感情、趣味的人物”[6]，缺乏对党“决定性的领导作用”的描写，“歪曲地塑造了几个新的人物的典型形象”[7]。这种政治化立场在孙犁研究中愈演愈烈，以至于在1967 年孙犁被视为“反党黑作家”，批评《铁木前传》“歪曲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合作化时期的农村现实生活，散布了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情味’，以阶级调和论，代替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8]。另一种是基于孙犁作品特色加以总结的文学评点，主要的评论者如远千里、梁斌、王林、方纪、冉淮舟、冯健男等与孙犁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评论家黄秋耘的文章也值得特别关注。这些评论大都从孙犁的语言、描写方法、风景、人物、结构等层面总结出孙犁作品抒情化、诗化的文学特点以及关注女性的主题内容，在立场上多是对孙犁风格化的褒奖。茅盾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报告，对孙犁风格的评价已成为经典文献：所谓“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象不讲究篇章的结构，然而绝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9]99，指出了孙犁抒情、散文化的特点。黄秋耘点出孙犁《风云初记》是诗的写法，“用做诗的方法来做小说，比较便于发挥作者的抒情能力，比较擅长于描绘生活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时代激流中的一片微澜……”[10]。王林、方纪、冯健男文章也多从孙犁这一抒情、诗意的特点出发加以解读。在对孙犁不足的评价上，这些评论者都看到了孙犁风格与时代主潮的错位之处：“有时回避生活中的尖锐矛盾；有时只表现自己所感受到的一个较小的精神世界。这当然和作者在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锻炼有关，对他的才能也是一种限制。他很想突破这种限制，更有力地表现出我们伟大时代的伟大生活来。”[11]相对而言，黄秋耘更多的是将孙犁这一缺憾视作一种艺术风格，认为孙犁以“斗方白描”的方式书写时代，虽与“高歌猛进、挥斥风雷”的时代不相衬，但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总体来说，对孙犁较为系统、学理性的研究起步于1960 年代，这一阶段对孙犁叙事结构上的“横截面”“片段”和风格上的诗意、抒情的总结成为后来评价孙犁文学风格的基本观点。

1970 年代末到80 年代的孙犁研究开始摆脱1950—1970 年代的政治、阶级立场，转而对作家主体和文学本体进行分析。在此风气影响下，以往对孙犁缺乏时代宏大描写、缺乏故事情节完整呈现的批评几乎不再出现。80 年代的研究者大部分依然从孙犁的文学风格和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两个角度进行论述。而在对孙犁文学风格的解读中，诗意、抒情、白描、意境美等是讨论孙犁文学创作的主要话语。应当说，80 年代对孙犁的这些评价，一方面呼应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变化，另一方面在文坛空气由政治、阶级论转入文学本体论的情况下，发掘孙犁的独特风格，尤其是与1950—1970 年代文学主潮相异的“阴柔之美”成为当时评论家共有的意识。不过，上述那些相似的、有些流于人云亦云的风格阐发虽然在文本梳理上更加细致，总体却没有超出“十七年”文学中黄秋耘、冯健男等人对孙犁的风格定位。①这样的情况其实一直延续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1994 年孙犁在会见“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的负责人时就说：“研究不能老重复过去那些东西，什么孙犁文章行云流水呀，富有诗意呀，还有荷花淀流派等等，要拿出一些新的东西。”参见孙犁《语重心长一席话——孙犁谈文学研究》一文，载《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简报》1994 年第1 期。这一时期对“荷花淀派”的讨论也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症候性，1980 年代初在《河北文学》举办的关于“荷花淀”流派的座谈会上，研究者大多从建构论的视角解读“荷花淀派”的必要性：鲍昌的文章径直以《中国文坛上需要这个流派》为题，认为“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不讲求风格，更不提倡流派，严重地影响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今天的情况不同了。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双百方针可以贯彻了，我们就应当来提倡风格与流派”[12]；阎纲也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对艺术风格、艺术流派感到兴趣？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文学需要发展，需要恢复现实主义，需要姹紫嫣红、争妍斗丽”[13]。这一时期对“荷花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建立此流派有何时代意义以及以孙犁为主体讨论该流派的主要风格上，对流派代表人物刘绍棠、从维熙后期风格的变化有所涉及，但是没有深入讨论。80 年代初期的这次讨论其实是“荷花淀派”研究中热度最高的一次，后来对“荷花淀派”的研究多是零星探讨，且将这一流派作为事实存在，继而讨论一些作家如刘绍棠的文学风格问题，将流派成型过程及其内部差异的“再问题化”的研究很少出现。②近年来，有研究者从孙犁编辑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与“荷花淀派”成长之关系的角度进行了史实展现，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布莉莉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与“荷花淀派”》一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 年第2 期。

不过，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开始在孙犁作品评点和流派讨论之外，开启一些具有整体研究性质的工作，首先是有关孙犁的史料整理，出版了刘金镛等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孙犁专辑》，冉淮舟的《孙犁著作年表》《孙犁作品单行、结集、版本沿革年表》，傅瑛、黄景煜的《孙犁年表》，虽然这些资料汇编如今看来比较薄弱，年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对孙犁的系统性梳理开始使孙犁研究走向深入和学理化，如有研究者提出从孙犁创作运动、发展的过程去看其小说写作的演进情况，考察孙犁如何受文学资源如司马迁、柳宗元、欧阳修、曹雪芹、普希金、契诃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和鲁迅等影响，孙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究竟发生过什么影响”，对孙犁和晋察冀同人梁斌、康濯、方纪、邵子南、秦兆阳文学风格分异的研究等[14]，虽然提出的这些问题许多至今尚未解决，但足以说明当时的研究意识已从单纯的文本分析走向较为深入的层面。其次是对孙犁晚年创作的跟进，出现了《在回忆中发现——论孙犁近年散文》《审美的超越与美的品格——论孙犁新时期的散文》等文章。孙犁在晚年显示出的与之前写作的不同风格，已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在1988 年的孙犁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出了“新”“老”孙犁的说法，认为孙犁晚年从明丽走向沉郁，从小说家走向杂文、散文家，从创作家走向批评家[15]，这一观点成为了后续孙犁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

1990 年代的孙犁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晚年研究成为孙犁研究的重点，如杨劼的《论世、论事和论文——晚年的孙犁》、刘慧英的《“荷花淀”的清香和人生的劫难——“芸斋小说”浅议》、郭志刚的《让我们也“烧进去”的作品——读孙犁近作》、杨鼎川的《由诗意写实到散文写实——孙犁〈芸斋小说〉研究之一》、葛红兵的《孙犁新时期创作情感新探》、郎伟的《老年人的文体——孙犁新时期散文创作散论之一》、学正的《寻觅旧梦——评孙犁晚年的思想与创作》等文章都关注到孙犁晚年写作转向问题，看到孙犁晚年思想偏向沉郁、叙事风格偏向写实、叙事情感偏向回忆等特点。在治学风格上以评述为主，多是针对某一问题的个案研究，缺乏整体性的关照。二是作家、作品之外其他层面的研究开始有所涉及，如对孙犁的编辑活动、孙犁创作中的古典文学传统、孙犁的散文理论等方面的探讨。这一方面说明，孙犁研究走向细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研究者难以在孙犁经典文本解读上有新见的困境。

此外，郭志刚、章无忌的《孙犁传》是这一时期孙犁研究中比较系统的著作，传记对孙犁活动、创作脉络加以梳理与评说，较为可靠地展现了孙犁经历的来龙去脉。发表于1998 年的《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是一篇不能不提及的文章，杨联芬在此文中将孙犁定位为“既属于主流文化，却又始终有些游离于主流文化的话语中心。他由疏远政治进而退隐书斋，晚年沉浸在难以自拔的悲凉与感伤情绪中，不仅疏离了主流文化，也逐渐疏离了整个当代文坛，呈现出一种‘多余人’的孤独和苦闷之状”[16]。首先，此文从“主旋律”边缘的知识分子言说、阶级论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守持、孙犁的“边缘化状态”，身处革命“中间地带”，以及孙犁在五四启蒙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和传统儒家文化精神的道德二元困境中去解释孙犁在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特征以及成因。这一立论从今天来看，有一些问题仍需重新探讨。比如，这篇文章多以孙犁1948 年以后的经历、作品立论，而单单将孙犁参加抗日及这一时期的创作视作偶然，认为孙犁在抗战中也“缺乏政治意识”有些简单化。其次，将孙犁疏远政治进而退隐书斋、晚年沉浸在难以自拔的悲凉与感伤情绪中，视作孙犁与革命文学疏离的表现或深化，也有些牵强和简单。因为孙犁晚年的变化其实主要缘自“十七年”后期，尤其是“文革”中的遭遇。孙犁的这种避退恐怕很难用“多余人”来恰当、圆满地解释，“文革”创伤使诸多艺术家在晚年处于“崩溃”的边缘，孙犁仅是一例而已。不过，这篇文章是对孙犁在革命文学以至当代文学中的定位难题作出的尝试性解答，对孙犁与文学潮流相疏离的基本判断影响深远，形成了孙犁研究的一种对话框架。

二、21 世纪以来孙犁研究的重点和阐释框架

21 世纪以来的孙犁研究在基本方向上大体不出以往研究涉及的范围，围绕孙犁研究中的几个重点问题和主要观点，研究者尝试从新角度进行探讨，形成了几个研究的重点和解读孙犁的框架，呈现出孙犁研究的主要走向。

其一，关于孙犁与革命或革命文学关系的对话。如上文所说，杨联芬的《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将孙犁视作革命中的“多余人”，强调的是孙犁与革命的疏离关系。在“重返历史现场”的“历史化”视野中，这一观点已经被研究者重新审视并提出质疑，认为将孙犁与革命文学相剥离的观点“很大程度仍然只是文学史研究的需要，或者说是研究者为了使现代文学研究获得“新的活力”而不得不采用的立场和研究路径，他们并没有真正‘碰’到历史的关节之处”[17]，认为“有目的地使孙犁与他原有的‘革命文学’的精神谱系相剥离……却明显是当前文化思潮规训现代文学研究的结果，‘娱乐消费文化’的兴起导致了‘革命意识’的衰落，由消费文化所派生的文学意识形态，要求‘重评’革命文学的价值及其问题，这就使许多左翼作家与‘革命文学’基本教义相剥离成为了必然”[17]。这样的提醒至少能够使人们对杨文产生的历史语境有所警醒。其实，鉴于上节笔者提及此文中的一些问题，有研究者就在更加细密的材料和论证基础上对“多余人”的观点进行了对话和反拨。熊权的《“革命人”孙犁：“优美”的历史与意识形态》是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论者以孙犁作品中存在的修改加工现象为依据，认为孙犁“优美”的风格不是个性抒情，而是克服个性、反复调试的产物，包含了曲折的历史过程和丰富的意识形态内容。文章从革命活动之于孙犁的影响入手，认为孙犁是一位投身抗战并积极建构历史的“革命人”。[18]最有意味的是，熊权此文在对“革命人”孙犁分析时，所用的论据、材料基本都是孙犁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作品、经历，这正是杨联芬文中较少提及的部分。周维东的《革命与乡土——晋察冀边区的乡村建设与孙犁的小说创作》则从晋察冀乡村建设的角度出发，探查孙犁所处的革命环境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不同时期乡村政策下革命与乡土之间的关系影响了孙犁小说“和谐”或“紧张”的文本内容和风格呈现。[19]这一从历史、社会学视野对孙犁前期小说的重勘颇具启发性，同时也以扎实的史料与文本的互动分析，指明孙犁身在革命之中进行创作的历史场景。与之相似，马娇娇则从孙犁与晋察冀抗日政策的互动看待孙犁文本、思想的形成，指出孙犁与抗战文艺写作、日常动员间的关系。[20]这些对孙犁创作过程、作品背景的历史化还原，使得孙犁与革命关系的研究走向深入。不过，正如笔者已提及的，这些重勘“多余人”的论断多从孙犁在解放区的文学活动出发，因为抗战时期孙犁的活动与革命的关系最为紧密，这样的论断可以使我们对孙犁是“革命人”还是“多余人”的定位问题有所深化，却不能完全撼动杨文的立论。①其余一些对孙犁、赵树理等解放区文学不同风格的探讨，虽然没有直接回应这种“革命”与孙犁关系的讨论，但其实也是尝试对孙犁在解放区中的位置进行定位，相关文章如：杨劼的《赵树理与孙犁——“延安小说”变革的艺术解读》，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 年第2 期；叶诚生的《“问题叙事”与“诗化抒写”：解放区文学实践中的个性表征——以赵树理、孙犁为中心》，载《东岳论丛》2011 年第11 期；阎浩岗的《解放区中短篇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与赵树理、孙犁的独特性》，载《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4 期。

其二，对新、老孙犁转变的探究。在1980 年代末，“两个孙犁”的说法已经出现，晚年孙犁创作风格的变化让研究者很难在革命文学谱系和当代文学史中以连贯性的视野定位孙犁。21 世纪以来，依然有研究者另取新径，探究孙犁转变的过程与内因。如徐阿兵以鲁迅对孙犁的影响为视角，重新进入孙犁转变的肌理，认为若无鲁迅的影响，孙犁可能会成为小说家，但一定不会成为杂文家。[21]这样的论断有其道理，但鲁迅对孙犁的影响仅是探查孙犁转变的一种视角，却无法从根源处解释孙犁转变的原因。其实孙犁的转变的根源在于自己的内心状态、情感之变，正是孙犁内心的变化，才让他在晚年与鲁迅贴近。黄德海从孙犁阅读史的角度入手，认为其“衰年变法”来自一种知识结构的变化[22]，不过因为作者关注的重点是“衰年变法”中的“知识结构”之变，而以周作人、孙犁、汪曾祺为例加以阐释，使得文章对孙犁转变的解读有“只取一点，不及其余”之憾。孙犁的阅读趣味和知识结构变化只是孙犁晚年转变之一因，同时，这种变化也不是新孙犁得以诞生的根源，对孙犁转变更加完整、深入的解释依然要从作家经历、趣味之变的根源去找寻。阎庆生则从孙犁写作于“文革”中的《书衣文录》入手，探查“文革”中的经验、心理之于孙犁转变的影响，立论虽有些泛泛、不够深入，但已经探查到孙犁转变的根由。[23]

探究孙犁的转变很难不对其晚年生涯进行探讨，在这方面，阎庆生对晚年孙犁的整体性研究值得重视。《美学与心理学视域中的晚年孙犁》将《书衣文录》作为孙犁晚年整体风格的开端，对孙犁晚年的心态、与中国传统美学尤其是道家的关系、美学转型原因、对当代审美文化的批评、散文的美学思想和“耕堂文体”的特点等进行了阐说。[24]总体看来，论著的缺憾在于，过于强调从美学、心理学等角度考察孙犁的晚年活动，有的阐释显得不够平实，立论不够贴近材料，如孙犁晚年崇尚“自然”“平淡”到底在多大意义上是回归“道家”美学，还是一种不得不为、自我收缩的反“自然”的社会行为？而从忧患意识、孤独、恐怖、沉思等角度探查孙犁晚年的心理，以及从“真情实感”“朴实、含蓄、简练”等角度分析孙犁的散文思想则过于直白；将晚年孙犁拔高，认为其晚年作品高于早期作品的文学史判断也有些引人生疑。当然，该论著整体性地对孙犁晚年创作进行了全面考察，对整体把握晚年孙犁的创作实践有开创之功，是孙犁晚年研究绕不过去的重要成果。

除上述三种研究重点外，21 世纪以来孙犁研究还有一些方面值得注意。在整体研究方面，如滕云的《孙犁十四章》，从作家的主体定位、文艺实践的类型、作家创作的阶段性风格作出了整体考察；而苑英科的《崛然独立：孙犁纷争》则从孙犁的文学观念、工作人际、爱情生活等方面产生的笔战、纷争入手，对一些作品背后的实事原型进行爬梳，“揭示孙犁的真实动机和所思所想”[25]235，在资料搜集和事实呈现上对孙犁研究的贡献颇多。此外，还有在新的视野中对孙犁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如《荷花淀》《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的重读、重释①其中值得重视的有：郭宝亮的《孙犁的思想矛盾及其艺术解决——重读〈铁木前传〉》，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1期；贺仲明的《文体·传统·政治——论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载《扬子江评论》2018 年第1 期；熊权的《彷徨“家”“国”：土改与孙犁的“文变”》，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 年第3 期；张莉的《重读〈荷花淀〉：革命抒情美学风格的诞生》，载《小说评论》2021 年第5 期。、对孙犁之于后续作家影响的解读②如：郜元宝的《柔顺之美：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载《南方文坛》2007 年第1 期；张莉的《念念不忘，终有回响——孙犁与贾平凹的文学互动》，载《文艺争鸣》2015 年第1 期；张莉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徐怀中与孙犁的文学渊源》，载《文艺争鸣》2018 年第9 期；张莉的《孙犁、铁凝的文学传承与当代文学的发展》，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11 期。、对孙犁“病”的成因及影响的解读③相关文章有：叶君的《论孙犁的“病”》，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5 期；程桂婷的《也论孙犁的病》，载《文艺争鸣》2009 年第6 期；刘卫东的《再谈“孙犁之病”——以“王林日记”为中心》，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2 期。等，都说明孙犁研究开始向纵深展开。

三、孙犁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通过对既往研究的梳理，可见孙犁研究已较为成熟和丰富，但孙犁研究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具体问题上仍有许多值得重新检视或继续开掘之处。从宏观层面看，孙犁研究仍需以“历史化”的态度重勘。自2008 年程光炜提出“历史化”以来，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共识性的研究方式。虽然其间对当代文学“历史化”有宏观或微观层面的争议，但其提出的方法论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有很大的启示性。“历史化”之于作家研究来说，总体还是指向“回到历史现场”的研究态度，尤其是要对以往研究建立起来的观点、框架、路径及其背后的立场保持警惕，将以往的研究史“语境化”，要剥离以往研究在对象主体上建立的知识地层，将研究对象还原到它所处的历史位置、环境中去。

对于孙犁研究来说，启示性有三：一是以往孙犁研究中批评化态度过于明显，注重对孙犁风格、思想、人格的阐释，而没有对孙犁创作的阶段性、发展性、历史性作出更深入、细致的探查。对于孙犁艺术发展过程的历史性考察，首先要有整体性的视野，而目前对孙犁系统、完整的创作经历的研究依然不足，以研究孙犁的博士论文为例，笔者见到的有李展的《孙犁抗日小说研究》、李华秀的《从群体突围到个体救赎——时空转换与孙犁小说叙事的嬗变》、闫春宇的《人性清流濯心田——孙犁人道主义文学论》、李天程的《革命、历史、人道与文学——孙犁论》、李振刚的《芸斋小说论》五篇。众所周知，博士论文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某一领域的最新成果与研究状态，这五篇论文中，三篇是截取孙犁的阶段性作品加以研究，即李展对孙犁抗日主题小说，李华秀对孙犁抗日小说、土改小说和《芸斋小说》，李振刚对孙犁晚年《芸斋小说》的研究；其余两篇文章的介入角度决定了研究的阐释性比较浓重，但也没有对孙犁整体的创作过程加以梳理。对于孙犁研究而言，如果研究者不纵览、考察孙犁的整体创作过程，就会忽略、丢掉孙犁创作中的一些关键环节，尤其是对孙犁创作阶段间的关联性有所忽视。举例而言，从微观来看，孙犁在晋察冀的抗战生涯直接催生出包括其文学创作、文艺理念、报刊编辑等在内的一系列文艺实践活动，那晋察冀最初的战斗、地理、文艺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形塑了孙犁的文艺风貌，比如，最初参与的记者工作和通讯写作如何影响了他早期小说创作的面貌，仍是值得分析的问题。又如，不仔细分辨孙犁最初在晋察冀（1937—1944 年）的创作，就难以发现他在延安时期（1944—1945 年）的革新，孙犁在延安创作出一批新章回体形式的小说，这种文体尝试对孙犁产生的影响还未有研究者深入考察；从宏观层面看，不把握孙犁在解放区时期的创作，就难以理解和看出孙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学活动中的“解放区经验”，也就容易忽视孙犁在解放区与1949年后文学活动的连带性，比如孙犁在1949 年后主要从事《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编辑工作，而该报的编辑队伍中一部分成员即来自孙犁所在冀中区的《冀中导报》，那么由解放区到天津，孙犁在解放区的编辑经验是否影响了他在《天津日报》的编辑活动？又如，孙犁与晋察冀同人康濯、田间、萧也牧、王林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学创作讨论，尤其是作品的刊载上都有明显的互动关系，这可以视作孙犁承继的解放区人脉资源。就创作而言，孙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写作的大批作品，如写作于1949 年的《蒿儿粱》《嘱咐》《纪念》《村歌》《石猴——平分杂记》《吴召儿》《山地回忆》《采蒲台》，写作于1950 年的《小胜儿》《秋千》《女保管——平分杂记》《正月》，包括写迄于1953 年的代表作《风云初记》，都是解放区时期的生活经历和素材，是其解放区余绪在1949 年后创作上的反映。1978 年孙犁曾回忆说：“全国解放以后，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思想领域的斗争被强调了，文艺作品的倾向，常常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作家在犯错误后，就一蹶不振。在写作上，大家开始执笔踌躇，小心翼翼起来。但在解放初，战争时期的余风犹烈，进城以后，我还是写了不少东西。”[26]66所谓“战争时期的余风犹烈，进城以后，我还是写了不少东西”，这正指明孙犁受到的解放区影响。借由“解放区影响”这一视野，可以对孙犁在1949 年后的文学活动进行新的考察，对其文学创作的分期有新的认识。许多研究者发现，孙犁在“新时期”重返文坛后，多借由“回忆”旧事进行写作，但其实孙犁这种“回忆”式书写至少在其1962年的病中就已开始，“新时期”刊发的许多忆旧文章其实许多作于1960 年代，只不过在新时期才得以发表而已。①如写作于1962 年的《回忆沙可夫同志》《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回忆自己病中休养的“病期琐记”系列，以及计划编辑自己在解放区散落文章的《旧篇新缀》等。如果忽略了孙犁这种情感模式和写作方式的历史性，就难以对孙犁新时期的创作尤其是其文风的转变有纵深的理解。总之，对作家的整体性研究，即对作家创作“来龙去脉”的考察不仅有机会发掘一些作家创作转变的关键环节，而且会让我们对作家某个创作阶段有历史性的定位，从而提升作家研究的品质。如果不注意作家创作上的关联、更新与转变，就难以使作家研究走向学理性，也就使孙犁阐释缺乏说服力。

二是历史化的视野需要挖掘新材料和细读旧材料。21 世纪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孙犁全集》、百花文艺出版社《孙犁文集（补订版）》的出版使孙犁研究有了基本且较完整的文本基础。段华的《孙犁年谱》对孙犁的作品发表时间、交往、生活进行了较为细密的梳理，可以说是孙犁研究的必备文献。此外，有关孙犁的一些新材料如佚文、佚信和日记的发掘、呈现使孙犁研究有了新的开掘之机。这里值得重视的有，王林之子王端阳整理的《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②详见王端阳的《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一至九）》，载《新文学史料》2013 年第（2-4）期、2014 年第（1-4）期、2015 年第（1-2）期。，王林记录下的自己在“十七年”中的文艺活动、文艺处境和对文坛的观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其间王林多次提及孙犁，并有王端阳、冉淮舟整理《王林日记辑录之一：我与孙犁四十年》一书出版。由于孙犁与王林同在天津，遭遇生活、政策相近，所以可以根据王林的记录对孙犁所处文艺环境进行一定程度的还原。此外，刘宗武对孙犁早期在《育德月刊》的中学创作的考索[27]312，张占杰对孙犁在解放区编辑的刊物《平原杂志》内容的考察③详见张占杰的《〈平原杂志〉中的孙犁佚文》，载《新文学史料》2017 年第2 期；张占杰的《〈平原杂志〉第七期及孙犁佚文》，载《新文学史料》2020 年第3 期。，都能帮助研究者更加完整地理解孙犁的活动。除注意这些已爬梳、整理得较为清楚的新材料之外，还有对《晋察冀日报》《冀中导报》《平原杂志》《天津日报》《文艺学习》（天津）《新港》等孙犁直接参与或与之相关报刊资料的考察仍需进行，举例来说，研究者如果不梳理《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就弄不清楚孙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编辑工作的来龙去脉，不对天津知识书店出版的“十月文学丛书”，包括“十月文学社”进行考索，也难以完整理解孙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与晋察冀同人进行的文学团体活动④这一点袁洪权的文章已有所涉及，但尚未具体展开。详见袁洪权的《〈我们夫妇之间〉批判的文史探考——纪念萧也牧诞辰一百周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11 期。，这些资料的梳理工作尚待展开。

同时，孙犁研究更重要的是对已有材料的使用和细读。经典作家研究的学理性品格的建立，更多地是要用作家的自述、评论为证据，而避免单纯以框架、理论、观念进行阐释，也就意味着材料细读的必要性。首先，对一些旧材料的细读可以帮助人们更加细密地理解孙犁的文学活动。比如，孙犁与康濯、田间、王林等的通信特别值得重视，因为是私密书信，所以孙犁在书信中往往心锁大开，透露出自己写作、生活上的困境和对文艺环境的观感，这为人们理解孙犁的遭际提供了许多鲜活材料。像孙犁《风云初记》的写作过程就较为完整地呈现在他与康濯、王林等人的通信中，借由这些书信，可以复原《风云初记》的写作经过与困境，为深入理解《风云初记》的写作提供第一手资料支撑。其次，旧材料的重读与细读仍能发掘出一些重要问题和研究线索，如孙犁在《回忆沙可夫同志》中说：“我记得，有一次是关于民族形式之争。在文联工作的一些同志，倾向于“新酒新瓶”，在另外一处地方，则倾向于“旧瓶旧酒”。我是倾向于“新酒新瓶”的……。”[26]71这一则信息提醒人们在晋察冀边区的民族形式讨论中存在派别分争，那借由此条线索，可以追溯孙犁在晋察冀边区的民族形式论争中的立场、观点以及背后的派别分野，这为研究孙犁与解放区文艺大众化运动之关联提供了一个基本线索。最后，材料细读中新信息的发现会增补甚至改变人们对孙犁观点的既有认识。比如，孙犁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初期评价康濯的《亲家》一文中说：“在日前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有一种是以故事见长，有一种是以生活见长”，以往的研究将它作为孙犁强调创作需要“生活”的例证[27]312，其实如果细读孙犁这篇文章，尤其是联系康濯与孙犁在1949 年前后的通信就会发现，孙犁之所以将“生活”性写法与“故事”性写法并提，其重点是对“故事”性写法的批评，而这种批评又关涉孙犁对《新儿女英雄传》的评价问题。孙犁在评价康濯《亲家》中的观点，其实是当时其整体文艺理念的细部呈现，如果缺乏对材料完整、细致的梳理，就难以对《〈亲家〉》中的观点合理定位，也容易忽略孙犁与《新儿女英雄传》的纠葛问题。

三是孙犁研究的开掘还需要新视野的打开。首先，在以往的孙犁研究中，内部研究较多，外部研究较少。很明显，要透彻、整体性和历史化地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很难回避作家的文坛位置、人际关系，以及作家作品与文学潮流、文学体制、文学政策等互动的关键问题。就前者而言，如果不对解放区以至1949 年后孙犁与周扬的关系进行较系统的梳理，就难以更整全地理解周扬为何在二次文代会报告起草中提及《风云初记》，后在正式报告中又将其删去，以及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报告中对《风云初记》作出批评。如果不理解孙犁与丁玲的密切关系，人们就很难理解孙犁在1957 年“丁、陈反党小集团”被批判时的强烈反应，而这正是孙犁病发的重要起因。此外，如上文提及的，孙犁与晋察冀同人在1949 年后的文学关系问题也值得注意。从研究的难度上看，孙犁与晋察冀文人如康濯、梁斌、田间、王林、方纪、邵子南、鲁藜等人文学风格的联系与区别的探讨较难展开，因为作家性情、趣味有分殊，很难以一个问题集束式地探讨同一文人群体中的风格问题。但孙犁与晋察冀同人的关系、来往的研究却有可以开展的路径，通过孙犁与晋察冀同人在创作上的探讨、作品刊布上的交互性以及生活交往的梳理，可以看出孙犁在1949 年后与晋察冀同人的文学互动。毫无疑问，对孙犁人际关系的梳理，尤其是与文艺政策制定者、关联紧密的作家关系的梳考，可以帮助人们对孙犁1949 年后的文坛位置加以定位，进而理解孙犁所处的文学环境及其文学心态。就后者而言，如《铁木前传》到底对应着当代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哪些具体情景，作品的内容和笔法在当时的农村题材小说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其接受状况如何，需要对孙犁所处的外部环境加以考察。又如，孙犁体现出的“诗化”“抒情”特色的小说及其评价，以及“荷花淀派”的形成、流散与再度提倡，涉及到“风格”在当代文学的命运问题。这样，对“荷花淀派”的考察，就不能不对当代文学在1950—1970 年代对“风格”的筛选，以及在“新时期”对“风格”、流派提倡的成因进行探究，将“荷花淀派”放置于这样的外部环境中考察，可以将文学流派“再问题化”，考察流派的形成以及消散显露出的文学环境变化。总之，将孙犁置于他所处的历史、社会、文坛关系等“外部”环境中考察，一方面可以让人们更加细腻地理解孙犁个人心态、体验与创作过程；另一方面也促使孙犁的文本世界在更宽阔的“社会—历史”视野中敞开，为孙犁研究注入新的阐释活力。

同时，历史化的视野还需要对孙犁研究中产生的一些框架、论断保持必要的警惕，意识到“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孙犁晚年创作高于以往创作”①在孙犁晚年文学评价提升的过程中，作家的评价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因素，知名作家贾平凹、铁凝等对孙犁的推重和评介对孙犁的形象塑造影响甚大。可参见铁凝等的《百年孙犁》，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 年版。等论断有其历史语境，很可能是一种历史场景中的批评化认识，或者说只道明了孙犁某个阶段的特质。因而，一方面对孙犁的研究要尽量回到他生活、交际的历史周边，找寻创作中个人经验脉络中的历史纵深，进行还原式的研究，同时也要以“后见之明”的眼光考察孙犁在当代文学中被分析、评价、塑造、建构的过程，比如孙犁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定位、评价、书写呈现了什么样的样貌与演变，孙犁在“新时期”，尤其是20世纪90 年代以来文学影响力和文学史评价的抬升透露着怎样的文学评价机制的转变，这种有关孙犁接受史、阐释史的研究还需深入展开。

经典作家研究的推进无非依赖于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上述对孙犁研究空间的探讨，更多侧重的是新视野、新观念和材料使用层面。借由历史化的视野，对孙犁进行整体性研究，细读已有文本材料，挖掘新的相关史料，是推进孙犁研究的基本路径。当然，经典作家的研究往往很难全面出新，更多依靠材料的不断累积、重释和视野、角度的不断调整，因此上述这些孙犁研究的可能空间及其例证或许失之细琐，但或有助于孙犁研究的推进，这正是笔者不揣粗陋写作此文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