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洛肯

(西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系部, 甘肃 兰州 730030)

张强教授是运河学研究的首倡者,21世纪以来产生了一大批优秀成果,历经多年耕耘,其新著《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1](以下简称《运河研究》)终于面世。《运河研究》一书共五卷,洋洋270余万字,集众家之大成,第一次全景式地将中国古代运河史铺展开来,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思想启蒙等角度综论其影响,兼顾大局观瞻与细部雕琢,对新时代运河学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中国运河史是一个大题目,而大题目的展开离不开精妙的设计。张强教授的设计集中体现在对运河史的分期工作上,作者以运河建设的目的和效果为主要标准,对分期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据此形成了五卷本: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是初始期,为一、二卷;隋唐两宋是成熟期,为三、四卷;元明清三代是巩固期,为第五卷。其中对先秦时期是运河雏形期的定位是颇有新意的。作者认为屡见于《尚书》《诗经》等典籍的大禹治水不一定只是传说,史前先民疏浚河流的努力,或许就已有发展水运的目的在其中,正如郑肇经语:“大禹平治洪水,不仅在除害,兼以兴利。”张强教授认为,即便仅视大禹为一个文化符号,但有遂公盨铭文的佐证,也可推定最晚到西周中期,中国人就已认识到了开挖河渠的重要性,这是顺理成章的。更进一步,春秋时期大量涌现的区域性运河工程正是以西周开渠治水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分期工作是宏观上的历史把握,此外张强教授还尤其注意到运河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价值。其在《运河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2]一文中曾提出了“运河文化”的概念,认为运河具有独特的文化形态,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面影”,并串联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兴衰发展史,这一观点在本书中得以充分展开。

具体而言,在政治上,张强教授认为运河既在大一统时期保障着京师皇城的钱粮用度,又在战乱年代承载起军事活动的粮饷后勤,还深刻影响着区域政治的地缘格局,并在王朝的兴替盛衰进程中负有特殊使命。在经济上,从农业灌溉到商业航运,沿着运河,我们既可以把握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脉络,又可以看清沿线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文化方面,隋唐以后的运河流域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的核心地带,同时文化精英也汇集于此,并通过运河将其思想播撒四方,促进了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最后作者指出,民俗的发展同样着落在运河于时空两个维度编制的温床,从黄河之滨到大江两岸,各地民俗在时间的河流里不断交融、沉淀。在运河的时空里追溯,可以纵览婚丧嫁娶、饮食起居、风俗节令的历史足迹。从人工河流纵观历史变迁,除中国外,世界范围内再难寻第二例,可见作者眼光之独到。作者紧紧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性,将运河视角提升到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运河文化的融涵属性,认为正是运河将多姿多彩的各民族文化汇聚于中华文化的大熔炉中,最终形成了今天百花齐放的多民族文化景观。

其中,张强教授尤其对运河的经济地位给予了高度关注。得益于隋代大运河的建成,作为运河终端的杭州在两宋时期拥有了领先全国的经济总量,在这中间,张强教授挖掘出许多新的经济因素。如运河对城市化的大力促动,运河沿线广泛兴修的码头塌房(货物仓库)拉近了城市与商业的距离,商贸范围显著扩大,并进一步催生了卫星城镇的兴起。又如运河对海外贸易的支持,宋初于杭州、广州等地设置的市舶司将内河航运与海运连接起来,为运河经济开拓出新的增长点。到明代时,运河不仅加速了沿岸工商城市的生产方式革新与人口增长,还推动形成了以全国性市场为特点的经济格局。作者认为,不同于西方国家充满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借助大一统王朝形成的全国市场,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在较为平和的状态下进行的,而庞大全国市场的形成正有赖于如同经济血管的运河。在资本的迅速发展中,生产不断扩大,生产作坊发展为劳动密集为主的工场,实现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过渡——作为商品流通与资本流动的载体,运河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跳出运河文化本身,张强教授还颇有创见地指出,明代中期的思想启蒙与运河经济带的促动有着密切关系。随着运河经济的发展,朱明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与运河城市工商业的繁荣状况产生了严重脱节,商人实际地位与传统观念的冲突引起了思想家的关注。作者认为,正是在这种关注下,时代提出了寻求社会伦理与个体欲求统一的思想命题,随后便有王阳明的“致良知”,有王艮创立“泰州学派”,有何心隐、李贽的“革故鼎新”,开启了思想启蒙的先河。这样的论述脱胎于对历史整体把握的工夫,有助于人们深化对思想史的认识。

不仅在思想启蒙中扮演着诱因的角色,运河经济也为文化启蒙提供了动力。作者指出,关注市井小民的思潮为小说创作揳入了世情主题,促进了通俗小说的繁荣。作者还点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通俗小说家在叙述故事时,大都以经济繁荣的运河城市为背景,这种有意无意的选择正反映了运河带给商业城市无与伦比的经济价值。通俗小说一面以歌颂的口吻肯定商人的价值和地位,正面冲击“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一面也以对商人腐败、官商勾结现象的揭露,揭开了黑暗封建政治的一角,呼唤社会的良知,加速了思想启蒙的进程。与此同时,作者强调,在运河沟通全国市场的促动和市场需要的刺激下,刻书业蓬勃发展,为通俗小说及启蒙思想的社会传播创造了条件,推动了明清的文化启蒙。这种贯穿经济现象与思想文化的视角,是运河研究的方法论突破。

无愧于运河课题研究的巨擘,张强教授在方法态度上体现出高度的敏锐。本书的书写特点首先是能认清运河发展的多元影响力。与以往的研究方式不同,张强教授在通史式地把握运河本身发展变迁的基础上,还着意于发掘运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对于明中期新思想的解读,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展开分析,将运河与思想启蒙联系起来,极有创见。这为我们重新梳理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切入点。此外,作者借助丰富的文献资料,灵活运用“四重证据法”,对运河史作出了综合全面的解读,为新时代运河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国自古就是运河大国,作为中华文明的特殊载体,运河不仅在古代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且其本身就是珍贵的文化瑰宝。就科技史而言,每一条运河都是工程技术的最高体现;就文物史而言,运河河床同时也是历史遗迹着落的温床;就制度史而言,历代王朝围绕运河制定的经营策略和管理制度同样不无启示意义。从这些视角出发,古代运河更具有难以估量的现实价值。对于当代中国的运河与航运事业来说,单纯参照西方近代以来的建设运营模式已不是上策。作为最早认识到运河价值的民族,我们应该充分研究并吸收历史留下的丰富运河文化遗产——不仅在工程建设与规划上妥善利用古老的航道航线,更应在制度建设上学习和借鉴古人的经验,并积极保护古运河沿线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古代运河留给我们的财富服务于今天的国计民生。这是张强教授新著留给我们的珍贵启示。

《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是张强教授多年研究的最新成果,全面梳理了中国古代运河与漕运的发展史,全景式地再现了历史进程中的运河面貌,对运河学研究的历史成果进行了高度总结,同时也为这一课题开辟了进路。尤其是“运河文化”,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提法,张强教授打破了以往对运河的一元认识,将运河从单纯的历史维度中解放出来,汇入传统文化的大格局中。正是鉴于传统农耕经济的封闭属性,中国形成了多元的地域文化圈,而恰是运河担当了破局的重任,如丝带般串联起这些文化的珍珠,形成了活的运河文化带。张强教授以“运河文化”为核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文化学视角,为本国乃至世界的运河学研究提供了成熟的借鉴,也将为后来的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民俗学、文学的学人,乃至作家、艺术家等带来激发灵感的能量和理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