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文

内容提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和国家未来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把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性转化为本国现代化内生动力，把本国现代化的特殊性转变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的“双重属性说”，是现代化学说发展中一个富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说”，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明确了根本途径。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方向，彰显着鲜明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当今时代变乱交织，出现了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后冷战时代以来未曾有过的新情况：世界政治似乎被越来越难以解决的冲突和武装暴力所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变数与不可预期性与日俱增，此前相对稳定、均衡、确定性较高的有序世界，面临被不稳定、不平衡、充满不确定性的无序世界取代的危险。人类社会何去何从，成为摆在世人面前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

导致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在于西方世界整体走势衰微，日趋封闭、僵化与保守，既难以给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带来新的活力与生机，无法引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之路，又无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壮大的现实，不愿意、也缺乏能力接受新兴力量和新型文明的挑战，一味抱残守缺，全力维护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地位；在于西方世界引以为傲并大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和理论山穷水尽，难以对解决当今时代难题提出新方案、新举措，不仅未能根据中国崛起带来的世界格局新变化进行理论创新，提出富有解释力、说服力的新观点、新学说，而且还不肯退出自西方世界兴起后一直占据的文化思想高地，仍然试图牢固掌控话语权与解释权，造成世界范围内认知逻辑与事实逻辑的严重脱节。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与西方现代化模式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发展注入新动力，展示新图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规律认识的逐渐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以全新的视野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新阐释，为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成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解决时代难题、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双重属性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大突破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1)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第4页。习近平提出的这一“双重属性说”，是世界现代化学说史上的一个富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科学指南。

(一)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以工业化为首要推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无一不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体，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着普遍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无论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层面，都存在可以用统一标准加以衡量的普遍性，以及不能用统一标准加以衡量的特殊性。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物质生产力水平是衡量现代化的首要标准，但物质生产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与精神条件。人类社会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世界各国现代化都具有普遍规律可循，包括以非生物能源高度利用和技术进步推动的工业化，由服务业迅速发展推进的产业化，由“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大带来的市场化，由人口日益以都市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城市化，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不同、文化有别、国情各异，决定了成功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千差万别而非千篇一律，各国现代化又具有鲜明的本国特色。

如果对现代化规律的揭示尤其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解读就此止步，难免落入以静止和片面为特征的形而上学窠臼。人类社会的发展永无止境，现代化常为常新。“百川到海，殊途同归”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其真理的成分只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某一地域，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经过农业革命先后进入农业社会；再如，西欧、北美不同国家效法英国，纷纷通过工业革命，加入西方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行列。但正如农业文明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顶点，后来被西方工业文明所取代一样，以西方世界为代表的工业文明也绝非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

无论人类历史多么漫长，一些普遍性因素始终存在、超越时空，如人类生存须臾不可离开的、与衣食住行直接相关的物质生产。但如何组织生产活动提高生产能力，“现代化”的普遍特征与“本国特色”之间存在相互转换关系。在由栽培与驯养技术推广及深化为特征而开展的农业革命过程中，英国是一个例外，可称之为进入农业社会过程中的“英国式现代化”，但因十足的“英国特色”带来英国工业革命，并因其他西方国家的迅速跟进，产生了特定时间、特定地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英国发展的特殊性转换为一种普遍性，造就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和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都有着“两重属性”。与西方世界较早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比较，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现代化，因自身的特殊性更为突出，对拓展现代化内涵与外延的贡献也更为突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五千年历史与文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地位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然具有不同凡响的世界意义。这种不同凡响，既表现在现代化普遍特征方面，更表现在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方面。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十分重视现代化的各国共有特征一面。如党的八大就提出要使我国“尽快地从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但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7页。，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导致在独立自主打造完整工业体系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物质生产能力一直未能获得显著提升。内生动力不足，严重影响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影响力。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发展大势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认识日益深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得以沿着与西方国家既有共同点、又有所不同的路线和目标加速前行。“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2版。可以预期，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所瞩目，展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新图景，将极大地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方面，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加以展开。在普遍性方面，报告总结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举世公认伟大成就，包括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成倍增长，城镇化率达到64.7%，制造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加强，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78.2岁，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等。报告擘画的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指标，如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且包括社会层面的任务，如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更包括精神层面的追求，如强调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其中许多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城镇化率、人均预期寿命等，都存在世界可以量化的、统一衡量标准。(5)同上。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前所未有地明确肯定中国式现代化在不同层面有着与世界各国相同的目标与追求，其蕴含的重大理论创新价值，将随着时间不断推移而日益获得证明。

在特殊性方面，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以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本国特征，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质要求，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历史使命。这一精辟阐述，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展现出人类社会发展新图景。(6)同上，第2、3版。

(二)“双重属性说”的科学依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取决于对客观规律的把握与揭示程度。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双重属性的阐释，切合中国实际，沿普遍性向特殊性递进，深刻把握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

1.体现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离不开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否则，“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6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恩格斯最早提出“工业革命”这个术语，指称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发生在英国以及后来逐渐在世界各国相继发生的从手工生产转向机器大生产的技术和经济变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业革命因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而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强大动力。工业化带来城市化与公路、铁路的发达，进而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9)同上书，第114页。随着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与工业文明相一致的国际规则随之不断产生与完善。工业化是“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和“非工业国家”必然之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在世界市场形成经济竞争普遍化的情况下，“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论述，充分展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共产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困难最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取得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个世界第一大党对人类发展普遍规律的深刻把握，以及在认识历史发展大势基础上的主动作为。

2.体现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在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拓展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走和平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中国式现代化鲜明地体现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反映出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20世纪90年代初，他更加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同上书，第373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观点，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不懈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4)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4版；习近平：《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23页。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

3.体现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党的领导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近代中国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难以推翻“三座大山”，从被侵略压迫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实现站起来的光荣梦想。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没有像苏联戈尔巴乔夫那样，在所谓的“新思维”指导下，打着改革的旗号实行所谓的“自由”“民主”全面倒向西方，导致亡党亡国，而是日益走向繁荣富强，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四项基本原则”中的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显而易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难以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富起来的美好愿望。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社会转型压力十分巨大，遭遇的矛盾风险分外严峻。面对接踵而至的风险与挑战，“为什么我国能保持长期稳定，没有乱？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15)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67页。。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探索和深化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一心一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能够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愿景激励人、鼓舞人、感召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凝聚磅礴伟力。

(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大理论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双重属性说”终结了将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的“双重使命说”，堪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一项重大理论成果。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国家具有双重历史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8页，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破坏与建设的双重使命，在绝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对立与割裂以及迷茫与彷徨，如罗荣渠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探索过程所总结的那样：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成为殖民化或半殖民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成为自取灭亡的传统。(17)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7页。由于对现代化的双重属性缺乏科学认识，当时中国知识界长期徘徊在鼓吹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崇洋媚外和宣扬狭隘民族主义盲目排外之间。

二战结束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尽管殖民主义思维依旧不同程度存在，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行列，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国家主导、引领非西方国家命运的局面。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增强和相互往来日益增多，共同利益、各方需要共同遵守的规则以及各方认可的共同价值也日益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优等生”，通过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了“双重属性说”，使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其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性问题。由于社会主义是在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历史进步性缺乏充分认识的情况下起步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以苏联为代表，没有充分认识到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存在普遍性的一面、值得相互学习的一面，而是从朴素感情出发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兴无灭资，逢西必反，逢美必反。总之，凡是资本主义的，一概反对，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举步维艰，甚至遭遇巨大挫折与失败。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逐步改变这种片面的、不客观的想法与做法。“双重属性说”则更加明确阐明虽然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但两者在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律方面具有共同性，从而超越了非敌即友的二元对立思维和价值观，为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二，“不破不立”是否是传统与现代化两者间必然归宿问题。对此，“双重属性说”给出的正确答案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而中国特色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历史是现实的源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做不到以彻底否定自己历史为前提的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语境下，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是“破”与“立”的二元对立，而是传承与发展的革故鼎新。正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构建重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中国的现实又是中国历史的有机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才得以打破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成规，能够在西方道路之外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另辟蹊径。

二、“两个结合”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途径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一)“两个结合”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自然、社会与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其本身具有的科学性、先进性离不开社会实践的检验与提升，其新的生命力离不开通过对不同文化的传承获得滋养。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获得对革命事业和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在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后，毛泽东没有照搬只能依靠城市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这一马克思主义信条，而是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贫农这一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以“没有农民，就没有革命，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中心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引领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面对十年动乱后期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现实，邓小平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一所谓的社会主义金科玉律，创造性地提出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内容的邓小平理论，指导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向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从中国迎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新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推进与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离不开对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具体实践新尝试、新经验进行总结后的创新发展，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源头活水，来自中华民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神依凭。“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2版。只有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才能迸发新的生命火焰。

任何国家的传统文化都具有许多普遍性、一般性的因素，这些因素或曾为某一地区和某一时代所特有，但与现代化之间并非截然对立、不可融合。“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新的可能。”(20)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9页。作为对人类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揭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固然是通过对欧洲工业化带来的发展历程加以观察、概括与总结的结果，但欧洲的历史和亚洲的历史、中国的历史都是人类的历史，彼此间存在共同之处。很大程度上由于中国文化的“早熟性”，诞生于工业革命后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启动前的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历史记忆与思想之间，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之间，存在更多的深层次内在联系。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2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1版。这种“高度的契合性”，构成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一个重要原因。姜义华指出，社会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方才传入中国的全新概念，但社会主义所秉持的核心价值和基本诉求，非常契合中国人一贯向往的“天下为公”。(22)参见姜义华：《“天下为公”何以深远影响中华文明发展？》，中国新闻网，2023年2月8日。日本学者沟口熊三也观察到：“正是在中国强有力伸展着的相互扶助的社会网络、社会伦理以及政治理念，才是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就是说，社会主义机制对于中国来说，它不是什么外来的东西，而是土生土长之物；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在使这些土生土长之物得以理论化过程中，或者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进行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刺激作用的媒介而已。”(23)沟口熊三：《中国的冲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24页。

(二)“两个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性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和最重要的实际，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性质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最显著、最根本的社会属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得出的最为重要的结论。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不断变化的国情相结合，我们党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理论上新的突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九大报告则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4)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从本世纪中叶提前至2035年，并提出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5)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2、3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的“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中发挥的作用尤为显著。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2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民本思想。《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27)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36、369页。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至上”理论为指导，习近平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2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按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天下均平”，是中华民族孜孜不倦的追求，如《晏子春秋》主张“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30)汤化译注：《晏子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1页。。《诗经·大雅·民劳》倡导“民亦劳止，汔可小康”(31)高享注：《诗经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22页。。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从传统文化“天下均平”思想获得精神滋养与创新源泉，中国共产党人得出结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3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2版。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非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34)参见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第4页。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和平是符合人类本性的生存状态，实现永久和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既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和平理念，又赓续和发展了自古以来“和为贵”“和而不同”“内圣外王”“睦邻友邦”“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和行为方式，使自身与充满战争、贩奴、殖民、掠夺等血腥罪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近代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人类历史逐渐向世界历史转变。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类历史步入以全球化为标志的历史阶段，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交往和合作日趋紧密。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观察时代、把握时代，以“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为智慧源泉，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体现了一种建设美好世界并为人类谋进步、谋大同的情怀。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长的基础，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与其他自然的关系。”(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等哲学理念，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通过马克思主义重视自然的思想与中国古代重视生态的理念的结合，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特征的重要思想：“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3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4版。

(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本培元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37)《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1版。传统文化不是身外之物，而是渗入我们血液、深入我们骨髓的积液。经过长期的累积后，它并非像沉静的山川那样凝重而缺乏动力，而是真正深入我们生命发生化学作用的一种势能、动力。(38)参见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66页。“两个结合”正本清源，确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于传承和光大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中华文化，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大本大源的不可撼动的地位。

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与发展，日益显现出丰富充沛的当代价值，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力量，也使中国彻底告别了近代以来屡屡出现的“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39)王守仁：《咏良知四首示诸生》，载李庆撰：《王阳明诗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626页。的不正常状态。正如罗荣渠指出：“千年的皇权帝国与儒教文明崩坏之后，病急求医，模仿与抄袭了各种外来的现代化方案，为引进现代文明的创新而丢掉既往文明的更新。实际效果是：百年的变革始终在抄袭外国与回归传统之间摇摆，时断时续，杂乱无章，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找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40)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9页。如今，通过“两个结合”，中国终于在国家层面科学地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即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从此真正扎根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实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从根本上解决了在抄袭外国与回归传统之间摇摆的问题。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近代以来长期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日薄西山、人类社会继续前行迫切需要新的文明引领开辟历史新纪元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应运而生。“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41)《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

(一)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

经历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百年艰难探索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主体意识日益觉醒，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回到了自己历史的延长线，真正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掌握了原来名义上掌握在李德、博古手中，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手中的军事指挥权。从此，我们党逐步形成成熟的、有权威的、有能力的领导集体。新中国成立伊始的抗美援朝战争被史家称为“立国之战”，就在于这场战争彻底结束了中国被世界其他大国压迫、凌辱与指手画脚的历史，中国因此大幅提升了国际地位，赢得世界的普遍尊重，自此开始以独立自主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大体上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我们党以大无畏精神在政治上否定了苏共不可一世的“老子党”地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经济上克服重重阻力，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稳步有序地摆脱来自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了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开始将话语权全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百年大变局历史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深厚、稳固的文明根柢作坚实基础，开始以中国立场为出发点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更加科学地将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与文化的国家放到它本身应有的位置上；开始用中国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衡量是非曲直，用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丰富世界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给过去100多年来一直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被西方世界与西方文化认同、引领和评判的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二)为民族复兴凝聚磅礴伟力

大体说来，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步越晚，越受制于外在因素和力量，越需要提升现代化领导的组织力。“整个世界发展进程的总趋势是沿着自发性—意向性—主体能动性的方向升进”。(4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8页。与早期实现现代化的欧美国家采取自下而上路径、重视市场作用弱化政府功能的情形有所不同，后发国家现代化的特征是自上而下地进行，政府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如前文所述，在日本、韩国与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强势政府起到了不容低估的重要作用。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情况更为深刻复杂，无疑更需要自上而下充分调动发挥主体能动性。正因如此，党的二十大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认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43)《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 2023年2月8日，第1版。。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考察，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更加深远、超乎寻常的特殊意义。

历史上，许多古老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消失、没落。在汤因比笔下，有六大原生态文明，即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米诺斯文明、中国文明、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44)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9页。，但迄今其中五个基本消亡，只留下与这些母体文明具有某种代际亲属关系(或血缘关系)子体与遗址、遗物。但中国文明却表现出强大的韧性与顽强的生命力，从核心观念到语言文字，五千年来绵延不绝，从未中断，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

虽然中华文明传承绵延至今，但有一个难以否认的缺憾：在多数时候政府缺乏足够的组织、动员能力，社会缺乏足够的凝聚力、向心力。即使在政治上实现高度统一的王朝，中央政府也很难将领导力较好地贯彻到社会各个角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更是陷入内忧外患、四分五裂的状态，军阀割据、战争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整个社会“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45)参见《梁启超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9页。。孙中山无奈地说：“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46)《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621页。

但中华民族真的不具备足够的领导、组织力和凝聚力，从而导致中华文明裹足不前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罪恶的对华侵略战争，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同仇敌忾、共御外辱的局面。“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际，针对资产阶级媒体散布“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的悲观论调，鲁迅愤然写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义正词严地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47)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载《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8页。，极大地鼓舞了民族自信心和抗日斗志。毛泽东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给出的评价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48)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4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人民第一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也彻底结束了以往一盘散沙的局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的智慧与潜能得到空前释放。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在党和国家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环节得到进一步贯彻与落实，国家能力建设达到了空前的高度。14亿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古老的中华文明再铸辉煌凝聚起磅礴伟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4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三)改变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通过延续并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为公”，以人民群众共同富裕为初心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无意取代主张“天下为私”、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发展道路，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外为人类社会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天地。

迄今为止，全球约10亿多人生活在以西方为主的发达国家，有10亿多人口生活在最底层，约有50亿多人口生活在两者之间。(50)参见保罗·科利尔：《最底层的10亿人：贫穷国家为何失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将使14亿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将彻底改写经济发展的世界版图与国际权力格局，人类社会将因此进入一个经济发展更为均衡、南北差距大为缩小、国际关系更加和谐、世界和平愈加持久的新阶段。

(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人类社会何去何从？面对这一历史之问、时代之问，2013年3月，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向世界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51)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72页。党的二十大则更加明确地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5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3版。

基于对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进程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刻把握，习近平相继于2021年9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4月提出“全球安全倡议”、2023年3月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倡议是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世界的未来愿景，为全球治理观明晰经济繁荣之本、安全稳定之基、文明交流之根。”(53)参见杨鲁慧：《三大全球倡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球治理观》，《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5期，第32页。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内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超越至今依旧试图以各种形式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西方中心论”。

15世纪大航海以后，彼此间存在巨大差异的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建立起经济联系。在全球互相融合和竞争的背景下，各个地区展开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竞争，并由此产生了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竞争有序的规则与秩序。“尽管近代的经济、文明、制度从欧洲开始，但在近代只能在这个规则下比赛。”(54)《葛兆光：全球史是彼此联系的历史》，《南方人物周刊》2023年4月29日。“西方中心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学术界相应地把区域或国别史“完善”成“世界史”，形成由“中心”和“时代”两个维度构成的历史叙述。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的“世界经济中心”转移说，依旧未能摆脱这种以“中心”和“时代”为维度的窠臼。由于到20世纪末东亚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势头，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因此人们对下世纪东亚的前景洋溢着乐观情绪，甚至预言将是‘亚洲世纪’的到来。真的会出现什么‘亚洲世纪’吗？这是按‘欧洲世纪’翻版而来……如果亚洲真的取代欧洲与北美扮演全球的领导角色，变成新的国际权势支配中心，那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继续沿袭‘中心—边缘’的国际格局，这未必是未来世界之福”(5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45页。。

中国式现代化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引领，对世界历史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在于创生了一种新文明形态，使人类社会能够超越近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霸权—服从”的国际关系格局，进而跳出中心交替、霸权轮换，“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周期律。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相互尊重、和平共处、荣辱与共，展现出新的人类文明与现有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本质区别。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模范践行者和新文明形态的开拓者，中国最希望的是发展好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挑战或取代任何国家的任何世界地位。既不征服也不屈服，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和平自主地融入国际社会发展自己。在人类已有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创造一种不以我强你弱、我高你低、我赢你输作为中心考量，而是以“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为主旋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协和万邦、天下文明的新的世界秩序。中国不输入也不输出现代化模式，而且用“中国式现代化”而非“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提法，表明现代化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人类文明的发展没有终点，只有起点。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突破近代“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框架，是中国式现代化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的有益尝试。与西方中心侵蚀边缘的模式不同，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合作新框架，共建“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精神引领，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共建“一带一路”不是建立军事联盟、建立超级国家、建立帝国，也并非以资本、利益、生产、消费为中心构建经济体系。“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所提供的是‘路(丝绸之路)、带(海上丝绸之路)、廊(中巴经济走廊)、桥(亚欧大陆桥)’的概念，这是联系，也是交互性的概念，是互联互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而不是支配统治，不是单一的个人主体与权力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中心—边缘’关系，而是交错关联中的共生并作的哲学”。(56)陈赟等：《汪晖“齐物平等与跨体系社会”的天下想象》，《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第7页。

四、结 语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断加大对中国的围堵与打压力度，从相反的方面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具有的创新性与影响力。一些西方政客与知识精英用明显带有偏见色彩的历史观与价值观来审视与自己的历史与价值截然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出现巨大的认知落差和知识匮乏在所难免。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不同程度的外界非议，除了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称之为“新马歇尔计划”之外，不少批评也来自一些发展中国家。

而正如朱云汉所指出的：“无论是来自当代西方，还是来自第三世界的批评，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对当今西方文明的沉迷，背后的历史包袱都是对19世纪殖民主义下的帝国主义记忆。西方世界对中国发展的担忧乃至焦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100多年来，他们已经早已习惯了世界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他们习惯了对非西方世界颐指气使，习惯了改变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所改变。”(57)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的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4页。这也从相反的方面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改写了近代以来一直以西方为中心、由西方主导、引领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具有划时代的世界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