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小说对于中国文学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鲁迅小说的文本解读作为学术研究和中学语文教学的热点，对读者而言难免存在难以理解的问题，这与未能从叙事角度把握鲁迅小说“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有关。基于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提出的“聚焦”，敘述视角可分为零聚焦、 内聚焦和外聚焦。《故乡》和《社戏》作为鲁迅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独特的叙事艺术，均采用儿童内聚焦叙事与成人内聚焦叙事相结合的双重叙事视角。从叙事视角对其进行文本解读，有利于了解叙事者的形象及立场、多方位审视人物形象、感受作品的深层思想意蕴。

［关  键  词］ 《故乡》；《社戏》；双重叙事；叙事视角

鲁迅从日本近代文学改良中学习“自由”精神并借鉴“自我小说”的写作手法创作出《故乡》这一典型的“自我叙述”小说［1］。《故乡》与《社戏》都运用第一人称“我”内聚焦叙事，二十年前的“我”这一儿童内聚焦叙事视角和二十年后的“我”这一成人内聚焦叙事视角交替转换。

一、儿童内聚焦叙事视角

《故乡》与《社戏》中的儿童内聚焦叙事视角不仅是参与性叙述视角，还是回溯性叙事中的儿童视角，即回顾视角。二十年前的“我 ”不但是一个身为儿童的叙述者，而且是一个以局内人身份直接参与故事，以亲身经历的眼光叙述，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真实的儿童角色。

《故乡》中的“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2］ 通过回忆少年时勇敢机智、朝气蓬勃的玩伴闰土转入身为儿童“我 ”的内聚焦叙事视角。作为十多岁的小少爷，“我 ”是个天真活泼、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儿童，“我”眼中的少年闰土是个见识广的小英雄，他羞涩中透着活泼可爱、勇敢机智。“我 ”与闰土有关雪地捕鸟、月下刺猹、海边奇遇的多处对话都体现出“我”对闰土知道许多新鲜事、身手敏捷的敬佩之情，刻画出“我”与闰土之间的深厚友情以及“自然呈现出一种天性的和谐、自然与游戏玩伴互补关系”［3］。

《社戏》里“我”跟随母亲返乡，在平桥村经历了“盼戏”“夜航”“偷豆”等趣事。“一枝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汽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汽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4］通过描写听觉、视觉、嗅觉等方面，勾勒出清香扑鼻、景色宜人、充满欢声笑语的江南水乡景象。将连山比作铁兽脊，感受到夹杂在水汽中的植物清香都是从儿童角度出发得到的原生态体验和感知，具有明显的儿童思维特征和认知特点，呈现出儿童眼前实景和个人感受的同时将儿童眼中的美好生活和诗意描绘得淋漓尽致。平桥村除了有自然美，还有人情美。作为城里上学的孩子，“我”与家乡农村孩子所处的成长环境不同，彼此间也没有感情基础，但对于“我”这样一位远客，小朋友们主动陪“我”做游戏、掘泥鳅、钓虾，钓到的虾都安排好给“我”吃。“我”与小朋友的开心玩闹、融洽相处体现了儿童的善良纯真以及故乡人的热情好客、淳朴民风。此外，在偷罗汉豆时阿发认为自己家的豆子比别家的长得好，于是主张偷自己家的，没有一点自私吝啬。六一公公发现自己家的豆被偷后也没有斥责我们，反倒因为“我”觉得豆子好吃而感到感激，这种淳朴的人情刻画“把农村的人情的诗意发挥到家了”［5］。

《故乡》与《社戏》都借助儿童叙述者身份展开叙述内容，使读者透过儿童天真纯洁的眼光看待诗意的童趣，刨除成人世界的杂质，切身体会童年的美好。此外，采用儿童内聚焦视角下充满温情、诗意的回溯，为读者营造亲身经历的氛围，勾起读者的联想回忆，引发共鸣。《故乡》细腻地回忆了自己与闰土童年时的真挚友谊，展现出互补圆融的和谐玩伴关系，《社戏》则用单纯、幼稚、清新的叙述口吻展现出儿童视野里的世态人生，以及农村人的诗意人情美。

二、成人内聚焦叙事视角

《故乡》中的成人内聚焦叙事视角属于经验视角，叙述了二十年后的“我 ”返乡后所遭遇的一切。开头采用成人内聚焦叙事视角，如今家境衰败的“我 ”已人到中年，为了卖掉老屋永别故乡而返乡，与儿童内聚焦叙事视角下那充满吸引力、令人惦念的故乡与童年不同，目光所及的故乡遍布阴郁氛围，让人感到没有活气。景由心生，历经生活颠沛的“我”在严寒天气和萧瑟环境的进一步催化下，倍感悲凉。

故乡的乡亲、旧友不再像回忆里那般可爱。原来年轻美丽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经过残酷的现实打磨后变成了“凸颧骨，薄嘴唇”的“细脚伶仃的圆规”，她自私势利、贪婪刻薄，喜欢搬弄是非，总是想方设法地从“我”搬家中捞些东西。童年里与我交好熟络的小英雄闰土长大后被封建礼教所束缚，成了一个身心被吞噬、丧失童真童趣的木偶人，与“我”讲究起了等级差别。在成人闰土看来，“我”是有财富、有地位的人，而自己贫穷困苦，童年玩乐时平等纯粹的友谊已难以维系，封建礼教的烙印刻在闰土的脑子里。闰土在外貌、性格、言行举止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从侧面展现出故乡的封闭、压抑、落后给人造成的影响。杨二嫂和闰土的悲惨处境不是个例，折射出的是那个时代下千万劳动者悲苦的境遇，他们的遭遇使“我”这个民主知识分子感到苦闷、痛心和同情。但“我”与闰土之间的“厚障壁”不是闰土一个人构建起的，从母亲让闰土自己下厨炒饭吃而“我”没有感觉到不妥，并且仍与母亲在堂上聊天可以看出，“我”与母亲无形中也在将闰土当作下人对待，所以“厚障壁”不只意味着闰土阶层意识的建构与显现，“母亲”与“我”对闰土自我意识的建构与影响也是“厚障壁”的形成要素之一［6］。透过成人“我”的眼睛，读者能够细致地观察到底层人民生活的辛酸与痛苦、水深火热的生活境遇，作者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礼教吞噬人性的精神奴化，也表达了对于故乡破败、人心麻木的悲痛、无奈之情。

但荫翳遮蔽下仍有罅隙，闰土的儿子水生虽然腼腆害羞，看到“我”的儿子宏儿招呼时却会“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与宏儿建立起友情，两人之间存在融洽的玩伴互补关系。“我”为自己与闰土的后辈“还是一气”感到欣慰，这种儿童间真挚、纯粹的友谊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使“我”对于“隔膜”的遗憾抱有了希望，仍然向往人与人的平等关系、童年记忆里的精神故乡，并且觉得不仅要有希望，还要在希望中奋斗，才能创造出新的生活。

《社戏》开头从成人内聚焦叙事视角，回忆了已是成年人的“我”身处异乡两次在北京戏园看戏的经历，当时的戏园喧闹、拥挤、秩序混乱，令“我”感到压抑和焦虑，没有看戏的乐趣。“在外面也早听到冬冬地响”“耳朵已经喤喤地响着了”“耳朵只在冬冬喤喤地响”运用拟声词生动地展现出戏园内的嘈杂情况，这样的看戏环境令“我”感到不适。

后来“我”为了给湖北水灾募捐买下戏票，本来没打算去看戏，但在朋友的怂恿下却想去看看叫天的大法。于是，在资本和舆论的驱使下，“我”第二次走进了北京戏园。但这场主办方和名角赚取名声、观众享受名角大法的募捐演出令“我”再次失望，感受不到真正的看戏乐趣。戏园里拥挤嘈杂，感到压抑；名角久不登场，令人失望；胖绅士显摆高傲，给人难堪……两次糟糕的看戏体验让我确信自己“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这样的戏园环境、唱戏人物、人际关系令“我”感到厌恶和不满，并由此和中国戏告别。作者以犀利的笔触刻画出自己的所见之景和内心感受，同时蕴含着无奈之情。

三、双重叙事视角的交替转换

作为内聚焦视角叙事者所讲述的故事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所以在回顾往事的叙述中会有作为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以及作为被追忆的“我 ”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7］。《故乡》和《社戏》既运用了回顾视角，又运用了经验视角。

《故乡》一开始，成人的“我”冒着严寒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母亲在交谈中提到了闰土，将我拉入了童年回忆中，由此转入儿童内聚焦叙事视角并回溯起自己与少年闰土的童年交往以及少年闰土的形象，而后“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8］将“我”拽入现实，以成人“我 ”的身份与五十岁上下的杨二嫂和三十多岁的闰土再次见面，其间还插入当年儿童“我 ”印象里年轻貌美的杨二嫂。成人“我 ”与中年闰土接触后发现彼此的童年友情被等级差别阻隔，由此大失所望，到启程告别故乡一直采用成人内聚焦叙事视角，在最后三段以自我叙述开头的段落尤为明显，每一段都深切地写出了自己对于故乡的人与事的感慨之情。

在儿童内聚焦叙事视角与成人内聚焦叙事视角交替转换中小说叙事逐层推进，内容逐渐深刻，所表达的情感也愈加复杂。儿童“我 ”与成人“我 ”眼中的杨二嫂和闰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童年的真挚友情到成年的等级有别，直观地展现出封建礼教、精神奴化对于人的压迫以及底层民众悲惨困苦的生活，进一步增强了对于美好童年和故乡的眷念，同时也深刻地明白了“ 回不去的故乡 ”，展现出“失乐园的悲凉心境”。此外，《故乡》作为“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相撞击后的产物”［9］，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建立在童年经历的基础上，正因为儿时“我”与闰土亲密无间，而成年后当闰土将“我”视作老爷才会让“我”感到不满和无奈。通过呈现儿童生活原生态的童趣和诗意，反衬出成年人生活的枯燥和乏味，由二重世界差异间产生的不满情绪在深层次上揭示出成人世界的病痛，进而引出对现实社会的反思以及对社会未来改革的思考。视角的转换也能够看出叙事者的矛盾内心，对于现实的巨大变化难以接受，并感到困惑、痛苦。

《社戏》开头从成人叙事视角回忆自己在倒数二十年里两次在北京戲园看戏的经历。第一次看戏因不堪忍受吵闹拥挤的环境而中途离开，第二次看戏时戏园仍嘈杂不堪，“我”苦等名角出场未果，又因被胖绅士看不起感到难堪，于是选择与中国戏告别。回忆两次糟糕的看戏经历后再次以成人内聚焦后叙事视角回忆起一本认为“中国戏不适于剧场，更适于野外远看”的日本文的书，从而引出自己十一二岁时看社戏的回忆。由此转入儿童内聚焦叙事视角，回溯起自己年少时随母亲返乡，与同伴玩耍钓虾、坐船看戏的趣味生活，赵庄唯美夜幕下的精彩社戏，与伙伴们一起“偷”吃美味罗汉豆，秀美景致、纯真友情、淳朴民风共同织就出童年回忆。最后，再次转入成人内聚焦叙事视角，发出对于童年时的那夜好豆、那夜好戏的感慨。

成人内聚焦叙事视角下的两次看戏与在儿童内聚焦叙事视角下的看戏体验不同，两种情况下的环境、氛围、人际关系、情感体会等也相去甚远。城市戏园拥挤喧嚣，野外戏台静美舒展；胖绅士因“我”不熟悉名角感到不屑，并以此彰显自己的身份，而双喜在给“我”讲解“八十四个筋斗”时会进行本真、诚挚地交流；进入北京戏园是“我”或多或少受裹挟做出的选择，但赶去看社戏则是出于自己的好奇心和兴趣；在北京戏园中“我”的每一刻等待都格外难熬，离开时多感到失望，欣赏社戏时自己与同伴能够来去尽兴随性。此外，成人视角下的失望、不满情绪是建立在儿童视角下对童年的趣味本真体验之上的，如果没有儿时的看社戏经验，“没有这样一颗童心做基础”“我”对于“都市戏剧是感受不到不满的”［10］。两种情境、两种感受对比深化了成人“我”对于现实的落差感和憎恶情绪，并借助未经世俗污染的孩童纯真体验来揭示现实世界。随着叙事视角的变化，两种情境、两种感受形成的对比愈加明显，蕴含的思想情感也愈加复杂。这种对比既表达了作者“对成人世界的拷问”［11］——对丑恶压迫的社会景象、冷漠庸俗的人际关系的厌恶，又表达了对于和谐平等的人际关系、温暖质朴的美好人性的向往，同时也反映出对童年美好生活、人性温情的怀念和伤感。而这种对比式怀念更多是回归意义上的，暗示了“我”的孤独焦虑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否定，烘托出知识分子怀乡的精神漂泊感，作者也试图凭借回归故乡或者童年的诗性力量来获得一种新的改造社会的动力［12］。

四、结束语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其小说实现了叙事方式和叙事格局的多样化，《故乡》与《社戏》中的双重叙事视角便是生动体现。通过第一人称“我 ”内聚焦叙事视角观察他人和社会，成人视角下的残酷现实与儿童视角下的自由意趣交织碰撞，折射出对个人成长道路的回溯、对社会现实的剖析，使儿童视角下的“趣味”与成人视角下的“意义”并存，在此过程中既丰富了叙事者的形象，也实现了对于人物形象的多方位审视，借助叙事学理论立足叙事视角进行分析，帮助读者更好地感知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感情，走进作者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破除体悟困难的过程中为小说文本解读发展寻觅可施行之策。

参考文献：

［1］ 陈柳.《故乡》中的“ 自我叙述 ”视角研究［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3（4）： 136-137.

［2］［4］［8］鲁迅.鲁迅全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21.

［3］朱崇科.论鲁迅小说中的儿童话语及其认知转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180-185.

［5］孙绍振.为什么偷来的豆最好吃：读《社戏》［J］.语文建设，2009（6）：22-24.

［6］肖菊.一个被忽视的细节：从创作学视角再探《故乡》“厚障壁”［J］.鲁迅研究月刊，2020（2）：25-31.

［7］李楠.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叙事视角及人称叙述［J］.名作欣赏，2016（27）：65-66，72.

［9］朱自强.儿童文化视角：失乐园的悲凉心境：《故乡》的主题思想新探［J］.语文教学通讯，2006（14）：44-45.

［10］王富仁.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3）：1-36.

［11］陈兰凤.试析鲁迅作品的儿童视角［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8（16）：72-73.

［12］赵建晖.鲁迅在《社戏》中为什么选用儿童视角？［J］.语文建设，2006（11）：49-50.

作者简介：

刘珍妮（2001—），女，汉族，湖南邵东人，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学、语文教学。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