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寡母”文学形象研究综述

2024-04-10尚学摈

南方论刊 2024年2期

尚学摈

（长安大学陕西西安 710061）

“寡母抚孤”是中国从古至今都存在的社会现象，其中“寡母”群体在家庭教育、妇女问题、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等课题中都具有重要地位。文学世界中的“寡母”形象往往是悲剧性的，她们照亮了“寡母”群体在现实社会中面临的诸多困境。目前学界对中国“寡母”形象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寡母”形象的类型研究

基于社会背景、时代文化的发展，以及个体在性格、阶层、命运上的差异，很多学者都在“寡母”研究中进行了类型研究，对不同类型的“寡母”形象进行分类解读。

彭体春、李秀卿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寡母形象》将“寡母”分为“冲突型寡母”与“协从型寡母”两种类型，冲突是指母性权威与儿子日益成长的男性权力的矛盾，同时“冲突型寡母”还可能借婆媳战争来间接打压儿子的男性权力，协从则是指“寡母”将自己的人格命运完全融于子女的生命。[1]与这种“冲突型寡母”相类似，彭体春又在《<原野>中的寡母形象与文学类型》一文中提出了“错位型寡母”的概念，其认为“错位型寡母”将儿媳作为竞争对手，真正的目的是重构“母——子”的特殊关系。[2]彭体春所阐述的“母——子”关系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特征，其本质是畸形的恋子与恋母情结的表现。李萍的文章《困在“铁屋子”里的母亲——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寡母形象》从“寡母”所受的苦难出发，将“寡母”分为传统观念下的幸福寡母、经济枷锁中的寡母、母爱中独立的寡母、革命战火中觉醒的寡母、在情欲中迷失的寡母、恋子的寡母等多种类型。[3]这些寡母的类型既是其时代文化造成的，同时又与“孤儿寡母”家庭的情感危机息息相关。蔡雨齐在《元杂剧中的寡母形象探析》中根据元代的社会阶级与生活环境对元杂剧“寡母”形象进行了分类，主要有封建小农经济下的寡母、士族夫人寡母、风尘女子中的寡母。[4]但其论述的“风尘女子寡母”将老鸨与手下的风尘女子归为“寡母”与女儿的关系较为牵强，二者更多的是工作关系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魏健在文章《清代白话长篇小说中的寡母形象研究》中根据“寡母”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对其进行了归类。例如，圣化的寡母具有博学多才、深明大义的性格特征，道德化的寡母具有仁慈与守节的性格特征，贵族化的寡母具有养尊处优或慈祥可爱的性格特征，世俗化的寡母具有溺爱与处事糊涂的性格特征。[5]以上研究大都以一条线索对“寡母”进行分类，马灵芝的《愚母、恶母、地母——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寡母形象研究》则具有“晚清——现代——新时期”的时间线索，以及这三个时期“寡母”最突出的性格线索两种依据。该文将晚清、现代、新时期小说中的“寡母”形象分别定义为愚母、恶母、地母。[6]这种分类高度概括了不同时期“寡母”书写的特点，其本质是以文学史为主线的类型研究，有序地梳理了“寡母”形象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这种高度概况面临着过于模糊的问题，导致其分类具有漏洞。如文章认为中国现代小说中代表寡母形象的是“恶母”，但本应是晚清民初小说中大量存在的“愚母”形象也是现代小说中的常客，其数量并不弱于“恶母”。鲁迅笔下迷信的祥林嫂、鲁彦《河边》中信神而不信医的明达婆婆、袁昌英《孔雀东南飞》中病态溺爱儿子的焦母等等，如按照文章的分类标准她们都应是“愚母”寡母形象，但她们都属于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而不是文章所界定的晚清民初。

二、关注寡母困境的情感研究

除了最基本的物质困境，诸多研究成果也注意到文学作品中的“寡母”往往在情感中难以自抑，或在传统守节观念与个人情欲中挣扎，或在母性与趋利避害本能之间纠结，或是存在病态的恋子情结而充满控制欲望，亦或是在完成“寡母抚孤”任务后失去生活目标而陷入迷茫。

邓经武的《论何寡母形象及其巴蜀文化意蕴》解析了沙汀长篇小说《淘金记》中的何寡母形象及其蕴含的巴蜀文化特征。文章既揭示了何寡母作为地主狠辣的一面，同时也从沙汀本人的生活经历与巴蜀文化背景出发，剖析何寡母对儿子何人种病态控制欲与溺爱的原因，自觉地关注了“寡母”的情感问题。[7]姚雪峰的《残宵犹得梦依稀──从曹七巧看“寡母情结”》对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寡母曹七巧进行了分析。文章从“寡母”的性欲压抑、情欲压抑、生活境遇等方面阐述了曹七巧为何陷入“恋子情节”与婆媳斗争的缘由。[8]文章并未过多批判曹七巧的极端性格，而是从“寡母情结”视角出发，揭示了曹七巧从少女变成寡母坎坷过程中的悲剧命运。杨爱芹的《母亲形象的错位与异化——焦母与曹七巧合论》也关注到了类似曹七巧这样的寡母群体形象。文章认为像焦母、曹七巧这样的“异化母亲”是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压抑下的牺牲品，她们逐步成为了封建宴席中的吃人者，曾经的少女被封建家长制改造为同质者是一种可悲的现象。[9]杨爱芹的另一篇文章《一个失子寡母的无望“明天”——重读鲁迅的<明天>》也是聚焦于“寡母”的精神困境，深刻解读了寡母单四嫂子在丧子后窒息般的绝望。[10]鲁迅的创作确实存在很多“寡母”形象，孱弱的“寡母”在铜墙铁壁的封建社会中湮灭，她们是鲁迅批判封建社会的文学武器之一。学界也注意到了鲁迅的“寡母”书写，这些研究剖析了鲁迅笔下的“寡母”形象，并与鲁迅自身的“孤儿寡母”经历进行结合研究。另外，也有学者引入了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来阐释鲁迅的寡母书写，肖国栋、刘雨的《鲁迅作品“孤儿寡母”形象群的塑造——论“俄狄浦斯情结”对鲁迅的影响》一文认为鲁迅的寡母书写是他从医学跨越到文学过程中的表现，其部分创作中的父亲与男性缺失是对人类“俄狄浦斯情节（恋母）”原欲的揭示。[11]除此文之外，很多学者都对“孤儿寡母”家庭的恋子、恋母情结进行了研究。王奇生的《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蒋介石的早年成长经历与个性特质》一文通过历史考证与蒋介石的日记解析了蒋介石的“孤儿寡母”经历对其性格的深刻影响，其中就包含着他在成长与家庭生活中的“恋子”与“恋母”情结。[12]李萍的《困在“铁屋子”里的母亲——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寡母形象》归纳了不同种类的“寡母”形象，其中就包含具有“恋子情结”的变形寡母。[13]文章运用了荣格的大母神原型理论，通过母性中的负面因素来揭示寡母恋子的情感现象。张涛的《文化诗学视阈下“恋子情结”的中国变式研究》以文化诗学为理论基础，剖析了中国文艺创作中“寡母”的“恋子”心理，此文将这种创作归纳为“寡母—恋子—欺媳”模式。[14]但这种定义对“寡母”有失偏颇，不管是现实世界还是文学塑造，具有“恋子”心理的“寡母”并非都苛待儿媳（或女婿），如柔石《怪母亲》中的“寡母”虽然痛苦于几个儿子成婚，甚至绝食，但并不迁怒于几位儿媳。除了对“寡母”恋子情结的关切，很多学者也以单独或几部小说作品中的“寡母”形象进行解析，关怀她们的情感问题。刘玉霞的《论当代言情小说中强权的寡母形象—以<我是一片云>为中心》认为言情小说中的“寡母”滥用母权，往往充当子女爱情磨难的制造者，其原因是母亲崇拜与儒家孝文化作祟的结果。[15]传统孝道思想的长者本位立场促成了“寡母”的悲剧性格与病态情感。贾伶俐的《<你是一条河>中的三位女性形象浅析》着重论述了“寡母”身份对辣辣性格的塑造作用。“柔弱与刚强、狠毒与仁慈、狡诈与真诚、丑陋与俊美、卑俗与崇高，”[16]这是其抗争苦难命运过程中不得不形成的“杂色”。侯鹏的《谁怜孤女寡母起彷徨──以<月牙儿>和<三三>为例》从不同文化场域出发关怀底层“孤女寡母”的生存困境与精神需求。[17]胡以存的《孀妻与寡母：李纨命运的双重悲剧——兼论<红楼梦>对女性独立价值的追寻》以李纨的“寡母”身份和“寡母抚孤”生活为中心，阐述了其遵循封建守节命运的悲剧性。[18]总体来说，学界对“寡母”困境的关怀主要集中于其纠结挣扎的精神问题，尤其是“恋子”的寡母情结被诸多学者研究。

三、“寡母”书写中的“男性缺失”研究

在诸多文学作品中，家庭中的男性身亡直接造成了“孤儿寡母”悲剧。同时也有很多男性形象因各种缘由抛弃了家庭（包括外室）便间接促成了“孤儿寡母”家庭的产生，这种情况的“男性缺失”书写在90 年代后女性作家群体的私人化写作中更为常见。戚学英的《张爱玲小说男性主体意识的显性缺席与隐性出席》一文认为旧中国长期的男权社会让女性慢慢认同了男性权威，女性将自己视为客体。[19]五四运动以来，很多作家都开始揭示这种男性主体意识对女性的压迫，张爱玲小说对此多有体现，并且其大量“无父文本”也是对父权的反抗。张磊、唐黎、赵吕生的《男人的缺席——试论<长恨歌>中的男性形象》批判了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男性形象，该文认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男性是被“妖魔化”的，不是正真的男人，所以这部小说存在“男人的缺席”。该文批评了王安忆的女性视角，其认为：“一位女作家，无论她多么优秀、多么伟大，让她来写男人，无不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20]这种评论忽视了《长恨歌》所写的时代背景，以及小说对女性命运的关切。跨性别视角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写作方式，该文具有一定片面性。与上篇研究相比，张岳的《超越性别的女性生命体验——析老舍<月牙儿>的女性意识》则以超越性别的视角解读了男性作家老舍的女性书写，该文认为《月牙儿》女性叙事的突出策略就是男性缺席。[21]这对于关注底层女性命运具有重要意义。关晓瑞的《<海神家族>与<无字>中男性缺席的书写比较》从海峡两岸的文化背景出发，关注到了两岸文学中都存在的“男性缺失”现象，文章将台湾文学的“无父”书写与台湾岛的迫切回归愿望相结合，[22]这种分析具有其辛辣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