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黎

（厦门市博物馆 福建厦门 361000）

明末清初，厦门是明郑政权的重要基地和军政中枢，郑成功据此反清复明、收复台湾，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厦门影响深远，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

一、郑成功在厦门的主要活动

自永历四年（1650）郑成功夺取厦门至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东征台湾，厦门一直是明郑政权的军政中心。为与清朝抗衡，郑成功在这里开展一系列重要活动。

（一）设立六官，改中左所为思明州

据志书记载，厦门自宋以上无可考，宋为嘉禾屿，属泉州府同安县。元立千户所，至明初，江夏侯周德兴建厦门城，移永宁卫中、左两所兵戍守，称中左所。厦门为海防要地，故自明初即在这里设军事性的驻兵卫所并实行军事化管理。

永历四年（1650）郑成功计取厦门后，将此作为重要基地，同时开启对厦门的地方治理。郑成功重要幕僚王忠孝在其《邓啸庵思明治绩记》中提到“思明，旧中左地也……其设民牧，则永历辛卯始。”永历辛卯即1651 年，郑成功已设立专管民事的官员。

永历七年（1653）郑、清双方开始谈判后，郑成功借和谈之机向福、漳、泉等地征派兵饷，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经过一年多的交涉谈判最终未成，郑成功认为“和议不就，必东征西讨，事务繁多”，须设官“分隶庶事”。永历九年（1655）二月，郑成功承制在厦门设立六官，分管吏、户、礼、兵、刑、工事务。三月，“六察官周素、叶茂时等条陈：中左兴王之地，不宜因循旧址，顾名思义，请改中左为思明州，亦如新丰故事也。”郑成功从而改之。此后郑成功设知州一职专管地方事。

六官的设立是明郑政权发展壮大的必然趋势，而思明州则是郑成功加强地方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厦门的行政级别首次提升为行政建制上的“州”，其政治影响力和辐射力进一步增强，成为厦门建制沿革的重要转折点。

（二）以商养战，开展海上贸易

厦门地处九龙江入海口，漳、泉二府之间，月港时期便已成为其海洋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为外围辅助港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末以郑芝龙为首的海商集团据福建交通海外，郑成功出生于海商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对于海外贸易自有思考。隆武二年（1646），郑成功向隆武帝条陈“据险控扼，捡将进去，航船合攻，通洋裕国”，其中“通洋裕国”一条，是郑成功首次表明他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战略思考和思想态度。

郑成功在厦门开展贸易活动，以海之利作为维系明郑政权的重要经济来源，这里也成为中国与东西洋贸易航线上的重要港口。明郑的贸易机构是五商组织，分山路和海路，其中山路为金、木、水、火、土五行，设在杭州及其附近，负责出口物资的采购工作。海路为仁、义、礼、智、信五行，设在厦门及其附近，负责出口物资的派运事宜。郑成功命心腹郑泰管理五商组织，同时命监察官员对五商出入银两、东西洋船本息利润进行察算。如永历十一年（1657）二月，郑成功曾令六察官常寿宁对居守户官郑泰察算，“裕国库张恢、利民库林义等稽算东西二洋船本息，并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各行出入银两。”

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路线，据学者分析，大体可分为“直线贸易”和“三角贸易”两种，直线贸易即商船直接往来于中国和海外某地，而三角贸易则是商船途经两地或多地再返回中国。不论哪种贸易航线，自中国出发的郑氏贸易商船，有很多从厦门港出发。海外贸易的利润收入，有效解决了明郑政权的大部分支出，“通洋之利”的优势尽显，郑成功与父书信中就提到：“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粮饷，我所自生自殖也；进去退守，绰绰余裕。”清代学者也提到：“成功以海外弹丸之地，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这一时期的厦门，客商云集，商贸繁荣。一位外国传教士的记录中提到，“（厦门）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然良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来来往往数不清的远洋商船带来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货物。”郑成功时期，厦门进一步走进大航海时代的西方视野，在中西方航海贸易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三）强军备战，建立根据地

厦门为海防要地，明中叶后海防地位和海防力量不断提升和增强，成为闽南海防线上的重要据点。郑成功占据厦门后，以此东南屏障为军事基地和决策中心。

郑成功沿袭明制建设军队，分陆军、水师、亲军和特殊兵种等，并于厦门督兵操练。为便于练兵，郑成功命工官冯澄世建造演武亭，“先时，藩以日夜出督操练，往还殊难，命冯工官就澳仔操场筑演武亭楼台，以便驻宿，教练观兵。”永历九年（1655）演武亭建成后，郑成功“日亲临督操，步伐止齐，逐队指示。”陆师操练以“五梅花操阵法”为主，并设水师水操法。操练之法为使将士熟悉，均刻板通行。在训练中，遇不足之处及时调整，必使将士掌握阵法之精妙，以致“凡进、退、分、合，步伐止（整）齐，则兵知将意，将识士情，兵将相翼，情意相通，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而节制之师成矣。”

郑成功选将练兵，强调“胆勇为上，束兵次之”，战场上将士作战英勇，不畏强敌，不惧牺牲。为与清军对抗，郑成功组建了一支虎卫亲军，又称铁人军，凡选入此军者，皆力大可举巨石，身着铁制盔甲，包括铁盔、铁铠、贴面等，箭簇不入，战力极强。

在与清军的数年对抗中，郑成功凭借海战优势，多次打败、打退清朝水师。永历十三年（1659）郑成功兵败南京返回厦门后，周密部署、合理安排，空思明州迎战，打退了清将军达素率领的水师大军。此后厦门成为收复台湾的决策中心。

（四）人文荟萃，开展文化建设

明郑政权吸进了大批奉明朝为正朔的文人雅士，这些人以徐孚远、卢若腾、陈士京等“海外几社”成员为代表，他们与叶后诏、纪许国为代表的厦门本地文人，一时齐聚鹭岛。他们中许多人并没有直接参与抗清斗争，常常怡情山水，以作诗唱和为乐，却留下许多著作，如厦门名士纪许国，著有《广史》《焦书》《浯浩》《弗尘》等，黄道周称其：“合眼相君得仙骨，餐服备非人间物。”徐孚远称其文“已出入于唐宋大家，皆理要之词也。”这些著作，成为宝贵的文化资源，为厦门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郑成功重视文教事业，他曾命思明知州邓会劝学取士，培养人才，“得黄带臣、洪初辟等四十人，次第转六官之内办事；或外为监纪，或为推官、通判不等。”设育胄馆和储贤馆，命阵亡忠臣后代和成绩优异的士子分别进入，培养储备人才。后来两馆诸生，被授予监纪一职，随军出征记录功罪。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参与开发建设台湾的官员中，不乏出自两馆的生员。

二、郑成功爱国主义精神与厦门特区建设

郑成功在厦门的主要活动，体现了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集中到一点就是爱国主义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爱国忠君思想

郑成功深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一生遥奉明朔、矢志抗清。他把原来的中左所改为思明州，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即与他的爱国忠君思想有关。这一决策极大促进了厦门地方社会的发展，是厦门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客观上改写了厦门的历史。自郑成功进入厦门后，这个东南地区的海岛及其周边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开始出现管理民政的地方官员，而且岛内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全面推进，出现了“衣冠济济”，人文荟萃，“犹有升平迹象”的景象。厦门不仅成为抗清基地，也成为对抗荷兰人、最终收复台湾的决策中心和前进基地。

（二）拼搏进取精神

郑成功在抗清和复台过程中，虽经历千难万险，却不畏强敌，敢于拼搏。郑成功在厦门特别注重练兵备战。建造演武亭，亲自训练军队。他建立的铁人军能攻善战，在收复台湾战斗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荷兰驻台湾最后一任长官弗里德里克•揆一在其《被忽视的福摩萨》一书中这样描写郑军的藤牌兵，“这些士兵低头弯腰，躲在盾牌后面，不顾死活地冲入敌阵，十分凶猛而大胆，仿佛每个人家里还另外存放着一个身体似的。”正是这种勇敢拼搏的精神，为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就是在郑成功拼搏进取的精神鼓舞下锤炼出来的。郑成功刚起兵时，人员不过数百，如果没有拼搏进取的精神，就不可能建立起这样一支勇敢善战的队伍。如果没有勇往直前的精神意志，就不可能在巨大困难面前，建设厦门，保卫厦门，并最终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建立不朽的功勋。

（三）开拓创新意识

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是郑成功思想文化遗产的又一重要方面。郑成功领导的明郑政权，立足于海洋，发展于海上。他重视海外贸易，设有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航船北上日本，南至东南亚，交通海外，贸易利润成为明郑重要的军费来源之一。他身处大航海时代，敢于冲破前人的思想禁锢，提出“通洋裕国”的主张，把海洋贸易与政权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厦门成为当年中国海外贸易的核心区，每年贸易额多达数以百万计。各种货物汇聚厦门，无数闽南人从厦门及其周边移往海内外，各种思想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厦门在明末清初的中国历史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改革开放后，厦门凭借独特的历史和地理优势，成为我国首批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四十多年来，一代代特区人接续奋斗，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使厦门从一个滨海小城发展成今天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

在特区建设初期，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厦门解放思想，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吸引外资；利用外国贷款建设厦门高崎机场、东渡港区、厦门大桥等；建立全国第一批地方职业大学培养人才。敢于打破常规，勇于创新突破，扎扎实实搞建设。四十多年的建设历程，厦门谱写出一部艰苦奋斗、拼搏创新的建设史。

回顾厦门的特区建设历程，不难发现，特区精神中突出的“敢”“闯”“创”“干”与郑成功爱国主义精神所表现出的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等内涵是相通相连、一脉相承的。郑成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已经融入厦门人“敢拼会赢、开拓创新”的精神气质中，成为厦门独特的文化底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厦门的城市发展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郑成功的爱国主义精神，更需要总结和提炼郑成功在厦门留下的宝贵思想文化遗产，与厦门经济特区的实际相结合，把它传承好，让郑成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新时代厦门城市发展的历程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