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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必要性、问题及实践路径*

2024-04-10文丰安罗雅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文丰安,罗雅洁

(1.重庆社会科学院 改革杂志社,重庆 400020;2.重庆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67)

一、导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在追求现代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础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并探讨其特殊境遇时始终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建设“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绘制蓝图,为乡村振兴指明方向。但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治理也提出了更高的时代要求,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关键环节。党的二十大不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进行了深刻阐释,还揭示了未来五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要目标任务。因此,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提升乡村地区治理水平,加快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党中央依据我国新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做出的必然选择,也是顺应时代发展和国家战略部署的必然取向,更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夯实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因此,破解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诸多难题和现实短板,加快解决乡村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矛盾是中国式现代化治理道路上亟须突破的难点。基于此,笔者通过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基本内涵和思想发展历程,深入剖析我国现阶段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及其现实问题,以期为中国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二、相关研究进展

乡村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孕育出许多优秀文化,但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的不断演进,我国乡村地区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这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笔者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将学界有关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治理的研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研究

首先,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张艳涛、王婧薇(2021)[2]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突破了传统苏联现代化模式,初步超越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张占斌、王学凯(2022)[3]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的一般特点,又具特殊之处,是具有世界性、主动性、全面性、协调性等特征的现代化。

其次,学界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逻辑展开。从整体逻辑上,王治东(2021)[4]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积累了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创立了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理论,确立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方向,把握了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体现了历史演进逻辑、理论发展逻辑和实践推进逻辑的统一。臧峰宇(2022)[5]则从实践逻辑上认为,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场域呈现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中国化的实践逻辑。宋文元(2022)[6]从现实逻辑出发认为,从党的十八大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此外,学界还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展开论述。鲁明川(2021)[7]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为全球发展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王艺苑、蒋明敏(2022)[8]认为在新的历史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提升马克思主义全球意识形态话语权、重塑现代化的路径、创造人类文明形态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新的时代贡献。姚洋(2022)[9]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四个层面的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社会中坚力量的重要体现,是以较短的时间跨越传统到现代的“峡谷”的深刻体现,是将人的全面发展纳入社会建设之中的重要表现,是将务实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的哲学。

(二)学界关于我国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

首先,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乡村地区各方面发展已取得显著进步,但现阶段乡村治理领域仍存在诸多短板,因此学界对我国乡村治理中的现存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刘奕衡(2021)[10]从乡村治理转型视角,认为治理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成为新农村社区治理转型的制约性因素。赵成伟、许竹青(2021)[11]从数字化建设角度出发,认为农村地区在推动乡村产业、公共服务、乡村治理数字化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短板。

其次,随着“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出现,学界将“数字化”考量到乡村治理实际工作中,并针对其意义进行深入探讨,指出实现数字化乡村将是未来乡村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曾亿武、宋逸香、林夏珍等(2021)[12]从数字化发展战略意义角度,认为充分认识和深刻把握数字乡村发展策略实施,有助于明确历史使命,坚定发展方向,增强奋斗决心,提高执行标准,统一行动意志。江维国、胡敏、李立清(2021)[13]从数字化平台赋能乡村治理的意义上,认为数字化平台整合多类治理力量能促成多主体共治局面,有利于乡村治理决策的智能化转型,农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夯实乡村治理物质基础,教育资源数字化能加快乡风文明建设,为乡村治理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文丰安(2022)[14]从数字化引领乡村实现现代化的意义上,认为加快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现代化不仅有利于筑牢数字乡村的发展基础,而且通过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数字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此外,为破解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中的难题,学界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究。郭栋(2019)[15]认为突破乡村治理的困境可从乡村治理主体、治理政策入手,重视发挥德育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实现乡村“三治”融合发展新局面,促进乡村治理新格局。秦中春(2020)[16]认为历史新方位上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工作要实行问题导向,在政策目标上提高认识、有所聚焦并逐步拓展,在政策措施上改革完善管理体制,加强党的领导和政府组织协调,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夯实政治建设,以法治立秩序,从而使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健全,治理效果大大提升。李小伟(2021)[17]则强调大数据的重要性,认为将大数据技术更加深入地应用于乡村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建设逻辑和意义,我国乡村治理中的问题,数字化建设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推进乡村治理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来源和经验总结。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成为目前我国推进现代化道路中亟须关注和重点突破的领域。虽在党的二十大成功召开后,学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治理研究愈发关注和深入,但就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关乡村治理方面的研究还不够细化和完善,因此,本文通过梳理历届中国共产党人的乡村治理思想,揭示现阶段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提供更加完善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支撑,同时通过对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的现存问题进行分析,为其提供相关路径建议,对进一步推进我国乡村治理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理论及其必要性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指,基于中国现有乡土现状及特色,运用现代化治理模式,实现中国乡村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其生态五个方面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最终实现乡村地区经济快速提升、政治制度更加完善、乡村文化得以传承和创新,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升,乡村生态得以改善,乡村地区物质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乡村建设新风貌。深入剖析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牢固把握历届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进行乡村治理的脉络,对于聚焦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的建设指引,对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历史进程

探索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乡村治理历程,可以发现既不是简单的“国家中心论”,也不是简单的“社会中心论”,而是不同时期物质生产力和意识能动性辩证统一的逻辑结果,具有阶段性、规律性和能动性[18]。因此,探寻历届中国共产党人的乡村治理历程是我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脉络。

1.新中国成立前后乡村治理的起步与探索

第一,重视发挥农民主体性力量。在革命早期,毛泽东同志调研发现了农民阶级在社会革命和建设中的不可替代性,并在1925年《论中国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指出,要充分重视农民的力量,要重视中国农村所蕴藏的潜力。而后在1927年,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积极发挥农民阶级主力军的作用,并带领广大农民为实现国家独立而顽强斗争,让农民真正拥有社会主人翁精神。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旧高度重视农民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重要力量,始终将农民阶级的力量放在国家治理和建设的重要位置上。第二,提出农业现代化目标。1945年,在提交《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在之后的若干年时间里,逐步实现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此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要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同志还十分重视“科学技术”这一重要生产力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这和我国现阶段要推动数字化在乡村治理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谋而合。第三,重视乡村的全面发展。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实现国家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需注重农民主体的素质提升,好的教育对于农民和农村地区治理具有关键性意义,强调农村领导干部还应要亲自加入农村治理工作实践中,在实践中不断了解真实治理进程,并在实践中提升自我治理业务水平。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乡村治理历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视农业发展和农村地区的稳定。邓小平同志从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80%的大国经济基础和农民人口数占据全国总人口数的80%的人口国情出发,指出要以农业为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解决农民现实所需,社会才会稳定和谐。第二,提出“先富带后富”理论。所谓先富带后富,就是指让那些拥有沿海地域优势的地方先富裕起来,再让先富地区带动贫困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第三,重视乡村社会领域治理建设。针对当时我国乡村发展现状,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乡村地区社会领域建设。乡村治理制度建设方面,邓小平同志认为,要想推动乡村发展,不可仅靠单一主体力量,还需制度建设加以辅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到有关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以及给乡村地区放宽一定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最终推动了我国乡村地区包干到组、包产到户取得良好进展,实现了乡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乡村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第四,重视教育、科技在推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为提升生产水平,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在提高农村地区发展和效率中的重要性,强调要提升科学技术能力,需大力培养科技人才,以此作出教育“三个面向”的新思想和“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的论述,这些论述的提出也为我国后续社会发展及建设奠定了广泛的人才基础和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初步成就,以及人们思想在对外开放中受西方观念的影响,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的重要代表性。这一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乡村治理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党在乡村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江泽民同志指出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引,保障农民自主权利,充分发挥乡村活力,扫除落后生产力,促进乡村地区治理建设工作顺利开展。第二,重视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状况。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肯定农业在乡村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指出要更多地关注乡村和村民,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放在乡村治理和建设上。此外,针对我国乡村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指出应把乡村生态建设作为治理的中心环节,强调完善乡村地区水利设施、防洪设施建设,以此改善我国乡村地区落后面貌等问题。第三,重视乡村治理中法制和德治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江泽民同志指出既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来规范多样化的经济活动,也要加强人民的思想品德教育,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统一治理。

21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强调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指出物质财富得到一定积累,需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对农村地区的生态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谋划。第一,注重统筹城乡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针对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将城乡统筹放居“五个统筹”中的任务之首,要求依据五大统筹相关性工作指示,通过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实现城市与乡村两者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协调发展。第二,重视民生建设。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应对“五个统筹”之中统筹之首的有力举措,也是通过长效机制积极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的有效途径。第三,提出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改革开放进入发展关键期,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我国新环境中多发的社会矛盾强调,要继续推进改革,创新农村体制机制。这一时期中最值一提是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它标志着我国从以农促工发展的时代步入以工哺农发展的时代。此外,在这一时期,为了更加全面地促进新农村体制改革,国家还稳步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初步形成了四方协作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为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提供了制度和多方人员支持。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农民在农村现代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科技、体制在农村发展和治理中的重要性,这些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智慧。

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成效

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尤其注重党的建设,将乡村党建作为乡村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乡村党建建设好不好直接影响乡村地区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也影响着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第二,重视带领乡村地区实现真实性、精准性脱贫。事实证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已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摆脱了绝对贫困,现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奋力前行。第三,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乡村地区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为实现历代中华儿女共同富裕的夙愿,破解乡村地区的发展短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乡村振兴就是要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指出要以村民自治,法制和德相融合的方式来达到乡村的有效治理。强调科技在推动乡村治理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要求运用互联网、云链接等数字技术为复杂的乡村治理工作带来高效化、智能化和便捷化的服务,推进乡村治理工作的有效实施,加快提升我国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水平。

总之,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时代更替和社会变迁中,针对乡村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时代性的战略,体现出党中央对我国乡村发展和治理的高度重视,也深刻体现出我国党中央的乡村治理既有一脉相承性,也有时代创新性,并以此共同汇聚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的理论根脉,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和乡村现代化的发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乡村治理的必要性

我国已开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继续推动乡村治理既是对国家顶层现代化治理的有力回应,也是持续推动乡村地区朝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也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实践的必然走向。

1.国家顶层现代化治理规定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取向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顶层设计和法治实践相结合,提升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19]。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并将其乡村治理现代化纳入国家整体发展布局当中,为加快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出该治理体系最大效能,不仅提供了相关法律制度保障,还为其提供了现实途径指引。而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战略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地区必然要紧随国家现代化治理的时代脉搏,依照中央指示,积极开展相关治理工作。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乡村作为国家现代化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这也规定着接下来乡村地区的治理方向和目标取向。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顶层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我国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2.乡村发展的实践逻辑驱动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取向

中国的现代化治理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治理有所不同,表现为国家领导下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而进行乡村治理的主要原因更多是国家整体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亟须解决乡村发展中的内生问题和现实需求,以此促进国家现代化整体性发展,这就使乡村治理现代化呈现出国家整体性社会发展动力与乡村内在性治理需求动力有机融合的特点。此外,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嵌入在乡村社会结构与变迁之中的政治社会过程[21]。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以及历届中共主要领导人乡村治理实践,我国现阶段乡村治理现代化主要呈现以下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乡村社会结构逐渐转向现代化。城镇化的长期发展使乡村地区的人口素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也深受城市现代化发展影响,使其社会结构、人口思想等多方面逐渐向现代化方向发生转移。二是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体系面临新挑战。城乡关系愈发紧密,却让乡村地区治理体系弊端日益凸显,“熟人社会”下的众多乡村问题频发,这些问题的出现对传统乡村治理体系发起挑战,乡村地区亟须不断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实现向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转向,才能更高效地进行乡村建设。因此,国家现代化发展需要和乡村社会内在发展的实践证明,实现乡村现代化是乡村治理的必然趋向。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存在问题

(一)乡村治理主体:村干部、村民现代化治理认知和能力不足

乡村自治是焕发基层治理生命力和活力的重要表征,村干部、村民作为乡村治理主体中的重要成员,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也是乡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中坚力量,但现阶段乡村治理主体(村干部、村民)自身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就治理主体村干部而言:第一,村干部治理观念“陈旧”且存在权力异化问题。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如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中表述出的最大特性就是长老治村,但“家长式管理方式”的长老治村,让乡村其他多元治理主体难以获得乡村治理主动权和相关村务治理的参与感。此外,乡村治理权力的集中也成为某些村干部为自身和亲属谋私利的诱因,乡村治理过程中难以真正实现平等参与和凝聚起各方力量。第二,村干部治理人均“老龄化”且数字化意识淡薄。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乡村治理村干部提出更高要求,然而传统经验主义思想却让我国乡村地区普遍盛行“年长者,经验足”的固化思维,以至面临新智媒时代背景下的“数字福利”,年长村干部们难以快速掌握及运用各项数字化治理技能,其在乡村治理中创新思维差、治理统筹能力有限、工作方式陈旧,无法快速为所在乡村地区谋取数字时代的最大效益。而村民在面对现阶段复杂化乡村治理问题时,也不再选择依靠村干部解决,最终让村干部的领头羊功能逐渐弱化,乡村治理工作难以有效推进。就村民这一乡村治理主体的绝大多数而言:第一,村民乡村治理现代化“当家人”意识不强。城市“虹吸效应”导致留守乡村大多数是因年龄或能力无法在城市谋生的人,人口大量流失使乡村成为村干部权力的独家治理场域,而选择通过基层治理发挥治理主人翁的村民意愿逐步降低,从而致使乡村治理主体的“当家人”意识薄弱。第二,村民运用数字化能力弱。截至2022年底,国家统计局给出全国网络零售总额为13.97万亿元,而全国农村地区网络零售额仅为2.17万亿元,仅约占全国网络零售总额的0.16倍。由此可知,村民在数字时代下的市场敏锐度和嗅觉不强,难以运用数字平台实现线上交易,因此也难以实现现阶段下国家提倡以“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引领乡民生活方式转变和治理方式多元性社会发展的要求,更加难以推动形成数据信息环境下多主体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新格局。

(二)乡村治理机制:基层选举、治理监督体制作用发挥不足

农村地区要实现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向,提升乡村治理机制建设始终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点。但就目前来看,基层选举制度和乡村治理监督体制内在作用发挥不足。就基层选举制度发挥来看:首先,基层选举参选意愿低,选举制度无法体现其真正价值。目前乡村地区劳动力和青年大都选择进城务工、求学,乡村选举时没时间或不愿回乡参与选举,大城市“虹吸效应”使大量老年人留守乡村,但因年龄等多重因素使他们在面对乡村基层选举时多表现为不够积极。其次,乡村基层选举轻程序化现象严重。一些乡县在选举前已事先将候选人名单列出,选民参选时只需针对名单上“指定”候选人进行选举即可,这让大部分乡县村民权利落实不充分。第三,乡村选举中存在漏洞。候选人“以钱买票”和“请饭拉票”现象时有上演。以上问题损害乡村基层选举制度,无法充分展现乡村治理现代化中人民当家作主的意义。就乡村治理监督体制来看:首先,乡级政府权力过于集中,乡村治理多元治理主体并未形成有效统一。政府、村民和乡村社会组织作为共同获乡村治理“入场券”的主体,但却一直处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政府负责传达上级乡村治理建设工作指令,村民和乡村社会组织负责实施和听从上级安排。一些乡镇地区为追求乡村现代化发展,组织修建具有现代化风格的形象工程,实用性极差,仅为美观,完全是为应付上级下发的任务指令。这种上级权力集中化下级监督不到位的现象,无形中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工作开展的有效性。其次,村民法律意识淡薄。村民大多法律认识浅显且运用不多,村民难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或是利用法律对上级干部形成有效监督。乡村治理监督机制作用缺失,影响乡村治理工作合法有序开展。

(三)乡村治理所需要素:治理所需人才、资金、资源要素不足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人才、资金、资源三大要素支持,但现阶段乡村在这三大治理方面却呈现所需要素不足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虹吸效应”造成乡村地区人才流失严重。人才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但受长期“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影响,城乡发展差距愈发明显,新智媒时代下城市率先掌握智能化社会的发展红利,大城市充分彰显出对大多农民和青年人才的“虹吸效应”,以致乡村地区人口长期呈现“出大于留”的情况。城乡长期人口流动不平衡造成乡村自治所需人才严重缺失,而留乡老龄人口难以激发其治理热情及活力,缺少人才作支撑也不能培育治理新乡贤,因而乡村治理现代化工作难以实现重大突破。第二,单一化小农经济难以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资金支持。一方面,乡村薄弱的金融体系和资金流动性的不足难以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城乡人口流动不平衡也造成乡村出现“人走钱走”的情况,基础单一化金融体系和资金来源的减少,使乡村地区难以有多余资金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小农经济仍是现今乡村现代化发展的主体,亟须另寻新路为乡村高水平生活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此外,乡村在生态治理方面需花费大笔资金进行治理,而大多乡村仅依靠国家财政资金补贴进行乡村生态环保工作,资金不足导致治理效果有限。第三,乡村文化资源未得到有效保护,文化基因弱化。乡村中孕育出的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时代更替、社会变迁的发展印记,并体现在我国现今众多传统节日和传统习俗中,但受西方思想冲击严重,特别是青年一代在面对我国乡村文化表现出一定的疏离感和冷漠感,流传千古的乡土文化后继乏力。

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

(一)实行双主体合作共治,提高村民、村干部现代化治理能力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要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强化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功能。”[22]这为我国现阶段乡村治理现代化如何提升治理主体建设指明了方向。因此要想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需从发挥村干部、村民乡村治理主人翁作用出发,实行双主体合作共治,破除传统“长老制”单一化治理弊端。

一方面,针对治理领头羊的村干部而言。首先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强化自身党性修养和理论知识学习。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引领力,就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统一思想、指导实践,这是实现乡村治理的关键[23]。依据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要求,基层村干部亟须重塑思想意识观念,强化自我党性修养和党员作风建设。在实际工作中,要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思想引领,坚持公正执法,杜绝“人情”社会下的一切腐败行为,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切实维护好广大村民的根本利益。其次要增强治理责任,强化自身数字化治理能力。新智媒时代下,数字化建设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治理建设中的关键一环。因此,基层村干部需强化自身信息化基础知识和能力培养,提升数字化管理、运用、操作水平。最后要敢于选贤任能,激励新乡贤展现新风采。要敢于任用以大学生为主要代表的年轻村干部,通过“选优培强”提升乡村治理队伍质量,夯实治理人才队伍建设,运用数字化治理手段,促进基层治理由“减负”向“增能”转变,筑牢驻村建设工作队,以此带领乡村地区走上现代化建设新道路。

另一方面,针对村民而言。首先要强化村民治理的“当家人”意识,提升乡村治理热情。通过开通村民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增强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沟通,村民获得更多治理工作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增强村民对村干部治理工作的监督力度,激活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为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要培育村民数字化意识,提高数字化使用能力。增强智能媒介在乡村地区的辐射作用,多渠道为乡村经济发展增添动力,打破传统乡村小农经济效益低下现象,加快推进乡村发展现代化步伐,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村干部应积极开展数字化专项培训课,让村民快速掌握数字化软件的操作熟练度,通过数字媒介及时了解外部信息。村民需自觉加强数字化意识养成,积极参与数字专项课程培训,减少因文化背景、年龄差距等问题带来的“数字鸿沟”弊端,不断满足自我多样的现代化生活需求,善用基于“互联网+”战略建立的“互联网+党建”“互联网+政务”等新模式,实现乡村服务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政府建立政务公开平台[24],以正规化渠道维护自我利益诉求和自身合法权益,使自身参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二)建立“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因此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种治理方式组合起来,能够发挥各种治理方式的优势,弥补其他治理方式的短处”[25],以此凝聚乡村治理合力,有效促进乡村治理工作顺利开展。

1.以“自治”为基础,提高乡村多主体主人翁自治意识。依据现阶段城市“虹吸效应”造成乡村地区“空心化”严重的现状,治理关键需提升村民参与意识,并将村组织、乡镇企业等多个治理力量投入到乡村治理现代化任务之中。一方面,培育新型农民主体,提高乡村治理的主体素质及能力,搭建起便捷有效的自治平台;另一方面,培育新型乡村社会组织,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互助会等具有公益性、互助性特点的社会组织,凝结起乡村治理的组织合力,形成不同层次的乡村治理主体共识。此外,不断完善乡村基层自治制度,以健全的制度赋能乡村多主体治理权利,激发起乡村地区自治的内生动力。

2.以“德智”为补充,发挥优秀道德观对乡村治理的重要指引作用。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德治的关键在于提升乡村治理主体的思想道德意识。以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德治引领,用正面积极的现代文化指引村民,破除乡村地区封建迷信之风,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及行为规范。此外,要继续培育和传承优秀村礼文化。村礼文化在代代相传中对村民价值观的形成和塑造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继续深化村礼文化与现代化乡村德治之间的联系,运用村礼文化推动乡村德治建设,使乡村德治在各地优秀村礼文化中得到支撑。

3.以“法治”为保障,推动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化开展。“法治”是推动乡村“自治”和“德治”现代化的利器。首先,完善乡村治理法律规范体系,确保乡村选举过程有法可依。避免乡村选举过程流于形式和村干部“以钱谋权”现象,完善乡村选举制度,扩大候选人选举差额,增加选举透明度。此外,中央及地方法治政策需进行细微化区别设计,以现阶段城市与乡村不同的发展现状制定不同的治理顶层设计,赋予乡村各个治理主体清晰化职能与责任,推动乡村治理依法高效运行。其次,加大乡村法治宣传,提升和强化村民法治化责任和意识。在乡村治理工作实施过程中应做到普法内容生活化、普法形式多样化。通过相关普法活动,对村民进行针对性、简单化、现实性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其法律意识建设。同时,积极引导村民守法用法,使村民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利相统一,以此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中民主化相关法治工作的开展,推动法制乡村目标的实现。

(三)消除城乡差距,吸引人才、资源、资金“逆流”乡村

1.优化乡村治理人才引进体制机制建设。一方面,乡村政府需畅通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渠道,施行更加详尽的就业扶持政策,优化下乡就业、创业环境及待遇,提升众多城市英才向乡村地区发展意愿;另一方面,还需优化人才培养方案。需制定针对性培养计划,逐渐完善乡村治理人才培养制度建设,“建立新乡贤自治组织,制定组织章程,完善组织决策和管理程序”[26],使新乡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促进乡村治理工作有效开展。

2.加快完善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一方面,党中央需加大对乡村地区基础社会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完备的基础设施是乡村治理各项工作开展的基础。基础设施健全方可吸引众多城市产业向乡村地区投资建厂、城市社会资源才肯向乡村地区流入,才能充分唤醒乡村地区土地这一“沉睡资本”宝藏价值,以此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添砖加瓦。另一方面,城乡社会领域差距明显是造成乡村“空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党中央需统筹城乡社保一体化建设,从更加细致的社会保险体系上减少城乡社保差异,以此增强乡村居民留乡意愿。

3.以传统文化之基,推动乡村文化业发展。坚持以传统文化之基,作乡村发展及治理的“软实力”,大力弘扬优秀乡土文化,保护乡村地区文明古建筑,是乡村治理过程中需紧紧把握的文化发展脉搏。依据五十六个民族的多元民族特点,发挥各地区民族特色和文化资源,开发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并通过影视传媒和数字化平台等众多现代化高新技术媒介,焕发沉睡乡土资源魅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乡村文化价值观的重塑[27],吸引更多游客体味乡土文蕴,为乡村治理现代化任务增添文化情愫和人文情怀,让中国千年乡村文化重获新生,以此探寻现代文明与乡土文明共生共存的现代化发展新模式,为乡村地区发展引资,提升乡村地区经济、文化协同发展效益。

六、结语

乡村是中国的根。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依据本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形成和发展的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之道。现阶段将乡村作为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亟须重点突破的领域,亟须推动乡村治理工作,破除乡村现代化发展中的难题,才能使我国现代化事业持续向前推进,才能充分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紧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同时也可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新思路和中国式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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