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梦环，贾祥龙

（宝鸡文理学院 政法学院，陕西宝鸡 721013）

中国古代哲学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一颗明珠，以其独特的思辨方式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支重要思想流派，从本质上关注人类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对人们的生活与价值观提出了独特的见解。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陷入社会各个纬度之中而与本真自然的联系越来越少，致使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深受功利主义的过度熏染而心灵憔悴和内在荒芜。因此，在今天追溯和正视庄子的隐逸思想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自身的原初状态以重现内在之生机盎然。

1 庄子隐逸思想的基础

1.1 “道通天地有形外”

“道” 是庄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庄子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体本源，是事物运行流变的根本规律。虽然在有限的认知中万物各有分别，可是在无限的道域下万物都是通而为一的。《庄子·齐物论》说道：“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现象界中的分别成毁难以否定其恢恑憰怪，但是在本质上是统一于道的。之所以存在现象界的多怪难辨，是由于道本身是可被认识的，但却是难以完全被认识的，因为 “夫道未始有封”，道原本是没有分别的，认知的局限导致了分别的产生，导致了 “道” 全貌的隐藏。庄子说 “夫大道不称”“道昭而不道”，在有限的认知维度中是难以言道的。例如，庄子试图论述万物的开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 论述的结果却是难以表明到底有没有一个开始。又如，在现象界中，时间的长短是衡量万物生灭寿命的标准。《庄子·逍遥游》中指出，以 “年”为单位固然可以区别朝菌的寿命不及大椿，然而大椿之外还有更长寿的生命，所以很难说清楚寿命的极限。庄子还列举汤之问棘的例子来论述空间的无限。《逍遥游》中曰：“汤之问棘也是已。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 ’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1]上下四方之外仍然有上下四方，难以找到边界。无论是时间的无限还是空间的无限，都说明以有限的界限来认识现象界是难以认识其全貌的，但是通过对有限的超越，作为万物之中的一物仍然可以实现万物与我为一而接近 “道”。

1.2 无为自处常然间

“无为” 是庄子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实际上，“无为” 发展到庄子这里，已经变化为一种隐逸思想，其关注和服务的对象是自然的个体[2]。庄子在论道之后证明了本体之道的神秘不可言说，同时也以道的根本性作为依据提出了人之行为处世的要求。庄子在《骈拇》中指出了何种状态是合乎道之本然的状态：“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 曲、直、圆、方是其本然的样子，不需要钩、绳、规、矩来修正，否则就违背了它的本性，这种本然的样子被庄子称为 “至正”。这种违背本性的刻意修正则完全是多余的做法。庄子又说：“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 而侈于性。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 而非道德之正也。” 像骈生的手指、附加的肉瘤、造作的仁义则是不符合 “至正” 本性的。但是骈指和肉瘤显然不是人为的违背本性，而是本性自身之异者，倘若断其一指、切其肉瘤，就会导致悲伤的结局。其实在庄子看来，多余的手指和肉瘤并没有违背事物的常然之性，反倒是切掉它们属于多余的举动。南郭子綦见大木 “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又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大木正因为其不材而得以长生，那么骈指又岂违背这番道理。所以，世间万物看似多余却未必多余，看似无用却未必无用，其本身自有相应的道理，不需要人为加以干涉，否则只是在徒增困惑。这就启示我们为人处世之道同样如此，本然之道要求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顺道而行，去及时纠正自己偏离道的行为，但并不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争名逐利，做多余的事。

1.3 无待、自化然后逍遥

“逍遥” 是庄子思想中关于生存的理想境界，是真正实现万物与我为一，接近道的状态。在 “无为”中，庄子从 “道” 出发，进一步揭示了人之为人在社会之中的常然状态，辩证分析了无为之为与无用之用的道理，为人生实现对世俗的超越从而达到逍遥状态指明了前途。庄子认为，阻碍人们通往逍遥之途的原因，主要是凡人之数，皆有所待。宋荣子已经能对表面的现象进行本质的了解，庄子认为宋荣子还不是完善的，“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列子已经胜过宋荣子，“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但是在庄子看来，列子仍然有所凭借，还是不能达到真正的逍遥。那么怎样的状态在庄子看来是逍遥的？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如果能够顺着自然的规律，掌握六气的变化，在无限的境界里面傲游，就不需要凭借什么了。这就是逍遥的状态，也被称为 “至人、神人、圣人”。只有达到至人、神人、圣人的境界，才能与万事万物的本源本体通达为一，而道本身是没有分界、不可言说的，所以也就无己、无功、无名了。从境界来看，逍遥的境界确实胜过宋荣子和列子的境界，但是从道本身来说，达到逍遥的境界又与宋荣子和列子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万物本来一体，而逍遥的关键在于精神能够实现超越和跳脱，超脱物的层面，也即自化，这本质上是对道的复归。

2 《庄子》隐逸思想的三重境界

“道” 作为整个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庄子隐逸思想的基石。在本体论上，庄子与老子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有学者认为：“庄子的‘道’无不指向自然、无心、无为的精神修养或生存境界，而这也是他所要彰显的心中之主。”[3]庄子将“道” 转化为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修养，给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法。也就是说，庄子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境界哲学，即人的内在修养所达到的一种水平，而隐逸思想是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4]这正是庄子与其他隐者精神传统的区别之处，也更凸显了庄子超迈的境界和生活姿态。

2.1 游物的自然心境

庄子认为，当我们的心灵不被名利等外物与喜怒等情绪摇荡时，我们便能达到游物的自然心境。《庄子·缮性》篇中说道：“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 这反映出古代所谓隐士，并非自己刻意隐匿，而是德行不化而困厄天下，就深藏自然本性，保持极为宁静的心态，以待时运的到来，这是保全自身的方法。这也启示着我们，当面对各种嘈杂与诱惑时，保持一个清静内心的状态，才是对于内心最好的修行。隐士从产生之时起就有一个精神的家园，那就是他最初生活并且始终向往的那个自然社会，庄子将之称为 “至德之世”。在庄子看来，一切遵照本性自然，就是最自然的事。因此，回归无知无欲的自然社会，按照固有的天性生存，才能享受心灵的超脱和自由。

庄子的自然观除了表现在对自然淳朴的原始社会的回归意识，还表现在对人自己内在自然本性的体认[5]。《庄子·马蹄》说道：“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 而一切多余的改变都是对马之自然本性的破坏。同样，庄子认为人性也是如此，“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也就是说，黎民百姓有他们固有的本能和天性，因此，庄子呼吁恢复人们的淳朴天性[6]。“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所以庄子主张回归内在的精神状态和真实本性。这种真实的心灵状态意味着解放自己，摆脱束缚和限制，重新获得自由的心灵。而要达到游物的自然心境，庄子认为就要做到 “虚静无为”“顺应自然”。无论面对任何情形，心灵都能够与道为一，保持宁静平和。同时按照事物的规律来行事，摆正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而不 “与物相刃相靡”，如此便会乐在其中。

所以庄子主张从人性本身来实现人生的圆满自足，他提出，回归人的自然本性，做到 “虚静无为”“顺应自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让人们从权力和语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换句话说，人们应该摆脱已经被社会化的心理状态，重新回归自然的状态，以实现人类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自由享受[7]，由此达到一种游物的自然心境。

2.2 游世的处世态度

面对乱世，庄子并不认同传统隐者的隐逸方式，而是提出 “游世” 理论来取代传统的避世理论。追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 和 “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 的理想状态，即《庄子·天地》中所说的 “游世俗之间”，也就是 “游世”。

在养生保身的方法中，庄子的独特之处在于提出 “无用”。所谓 “无用之用”，就是讲人生在世，不要追求有用，不要使自己显得有某种才能。在《庄子·人间世》中以树木为喻，借木匠与栎树的关系，去象征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指出个人不能成为任何意义上有用的人，一旦有用，就无法自保。庄子认为 “无用”并不容易，是一种境界，如栎树 “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而庄子的 “无用” 并不是主张完全躲起来，而是主张 “游” 于世上，如在《庄子·养生主》篇中说道：“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即遵循适度的原则，谨慎地避免矛盾，在夹缝中游。又如著名寓言 “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的方式，自由自在地行动。庄子以 “无用” 来保全自己，也是对自我保全方式的一种发展。庄子的 “游世”思想还表现为劝人安顺换取内心平静，即 “顺人而不失己”“外化而内不化”，既顺应这个社会，又不丧失自我追求的处世理念。一方面，通过 “顺人” 与 “外化”来适应变化，保全生命，做到 “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为精神自由提供外在现实层面的保障；另一方面，通过 “不失己” 与 “内不化” 来保持内心本真、虚静安宁，保证精神上的独立人格，从而为精神自由提供内在心理维度的保障。

在庄子看来，隐逸的首要目的是自我保全，以“游世” 的态度安于处境、顺其自然，消除对生死的恐惧、贫富的忧与喜、得与失的纠结等，从而获得精神的解脱，重新找到个人生命的意义。庄子摆脱了最初“身隐” 的避世方式，重新寻找人与世界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将隐逸哲学通过 “游世” 升华到新的境界。

2.3 逍遥的存心方式

庄子意识到命运和现实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因而只能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并试图寻求精神上的超脱和自由。因此主张把自己的心隐逸起来，摆脱心为物役的束缚，达到真正 “隐” 的状态。这正是庄子之隐的新境界：“隐遁，并不在于身形隐藏，而在于心灵放逸，即超越世俗的价值观念。”[8]也就是在 “身隐” 的基础上实现 “心隐”。因此，在确保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庄子关注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实现“心隐”，即精神的自由。这也是庄子隐逸思想中最核心、最独特的部分。

庄子认为，要达到精神自由的 “心隐” 之境，就要做到 “心斋”。心斋的 “斋” 不同于祭祀的 “斋”，“斋” 的原有词义为：古人在祭祀前忌荤酒、忌沐浴，以表虔诚。而庄子的心斋意味着消除所有世俗观念和情感束缚，使内心达到纯净的境地。这与老子所说的 “致虚极，守静笃”[9]的境界是相通的。心斋需要关闭所有感官的通道，不用耳朵去听，不用心去感受，而是用气去感应，使心灵达到虚空的状态。同时，庄子在提出 “心斋” 这一修养方法时，也提出了 “坐忘”。“心斋”着重在描述培养一个最具灵妙作用的心之机能，“坐忘” 则更进一步地提示空明灵觉之心所展现的境界[10]。坐忘就是端坐在那里，使自己内心平静，忘却自己，忘却一切外物，与自然保持一致，达到与道合一的精神境界。坐忘需要做到两个方面：一是形体上的不动，二是思想上的不动。坐忘首先要忘掉自身的形体，不被肢体所束缚，然后抛弃自己的心智，从形体的欲望中解脱出来，与大道融通为一，这就达到了由表及里的修养过程。坐忘不仅要忘却自己的肉体，还要不断去除身体器官所追求的各种欲望，从而实现对肉体的超越，消除各种偏见。换句话说，坐忘就是使自己内心不断净化的过程，挣脱肉体和心灵的束缚，使自己内心空荡荡，进到与大道同一的意境，从而实现个体的自我超越，与自然融为一体。

同时，庄子还指出 “无待” 乃真正精神自由的状态，如果 “有待”，对世俗事物有所期待，则心灵必为外物所困所扰，所役所累，因而无法自适自在，惟有“无待”“物物而不物于物”，才能达到超脱无累的境界。通过 “无己”“无功”“无名”，超越一切现实和生死的人生态度，最终实现 “心隐” 的逍遥状态，从而摒弃各种欲念，达到与道合一的状态。心灵和身体都彻底脱离了尘俗，吸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超然物外，遨游于天地之间，乃庄子心中最为理想的隐士状态。

3 《庄子》隐逸思想的现代价值

庄子的隐逸思想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宝贵财富，同时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在现代社会，重审庄子隐逸思想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现代社会中许多问题的症结，从而指导人们更好地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挑战，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达到身心的平衡与内在的和谐。

3.1 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庄子 “游物” 的自然心境，能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工业时代之初，人类以为自然的资源取用不尽，无限地向自然索取，给自然造成的破坏已经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面对这种威胁，人类更应该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推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反思应该如何对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人和自然这两者之间，人们把自我的主体性价值放在首要的位置，凌驾于自然之上，使自然服务于人类的各种需求。与此相反，庄子把自然的地位看作是与人类同等重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平等和谐的。庄子认为，道是宇宙之根源、万物之本原，道生灭万物，人类和自然一样，都从属于道。而当人类沉迷于物质欲望无法自拔时，为了追求感官享乐，会不惜用任何手段满足感官需求，结果会使自己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中丧失本真的自我。因此，游物的自然心境是对过度享乐、沉迷欲望的最好克制和救赎，要求人们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反思，及时纠正人类自身位置在人与自然关系之中的失衡。

3.2 有利于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

庄子 “游世” 的处世态度，能更好地缓解当今社会日益疏离、冷漠的人际关系压力。人们今天所处的异化生存状态限制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使人之本性走向侏儒症和巨人症的极端。隐逸思想提醒人们在面对社会的复杂多变所带来的身心压力时，要时刻保持精神的独立与清醒，避免内在精神世界被社会泥潭污染和裹挟，从而在对社会困境的旁观中解构社会困境以实现精神的解放。当人们置身于有如大海一般的庞然社会之中，最困难的便是在社会的无限中占据相对有限，为自身的生存占据一席之地，而当自身能够在与社会相处中达到和谐，也就增加了其他个体在社会中的生存空间，所以游世的态度不仅是人自身在社会关系中的解放，还是与其他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一同解放。

3.3 有利于促进人与自身的和谐

庄子 “逍遥” 的存心方式，能更好地促进人与自身的和谐。庄子的隐逸思想提醒我们，在面对社会的压力和竞争以及价值评判和价值期望时，要保持内在精神的冷静和独立，一些看似是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实则最终以人与自身矛盾的形式造作。之所以人们会在社会的大海中迷失自己的价值家园，根本上还是由于自身处于价值评价的自我中心困境之中，而要克服这一困境首先要解决人与自身的矛盾，实现自我身心平衡。庄子分析，导致这一困境的原因在于“道隐而真伪生”，所以只有复归于道，才能走出价值评价的自我中心主义困境，才能实现自我的身心平衡，而逍遥是庄子认为最能体践道的路径。强调通过“心斋”“坐忘” 等修养方法，即摒除杂念、内心虚静纯一的状态和忘掉形与知的内在清静实现自我超越。

4 结束语

《庄子》中的隐逸思想，虽不积极，却是乐观的。从源头来看，庄子隐逸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原因，又有个人经历的主观因素。然而庄子看清时局，选择在世而隐，把生命在乱世中的安顿作为其主要的思考内容。其隐逸思想中 “游物” 的自然心境，“游世” 的处世态度，“逍遥” 的存心方式这三重境界，对于现代社会中人们压力的舒解、内心的自由和幸福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庄子的隐逸思想不像法家和墨家那样现实和激进，也不像儒家那样强调自律，但它并非毫不关心实用。相反，庄子的隐逸思想强调以自然思辨的态度去面对事物，以冷静、独立的精神去处理问题，进而探寻生存的最佳境况。总之，庄子的隐逸思想在今天仍能为人们克服现实生活困境提供重要的参考，帮助人们构建美好、稳固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