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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传统文化基因探赜

2024-04-06刘晗

关键词:古人万物哲学

刘晗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是生态性要求和现代化建设的辩证统一,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用实践证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大自然是人类的生命之根,人与天地万物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最终必然会危及人类自身,当今“西方式现代化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不可持续,难以为继。只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定不移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才能确保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选择,它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孕育了天人合一、仁爱万物、以时节用等宝贵思想,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文化渊源。

一、天人合一:古典生态存在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始终生存于自然之中,人与自然之间构成最基本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生态问题,始终是人类面临的元问题,“从人类文化史的角度看,生态问题又不是一个现代问题,而是从人类有史以来特别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早就存在的问题”[2]1。人与自然的问题一直是人类面临的元问题,而“在世界古代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这样的亲善关系”[3]193。在人类文明初期,中华民族就发展出了特色鲜明、意义重大、讲究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的自然哲学和生命文化。中国古典自然哲学就是“站在自然的立场,以自然为尺度观察、体验、解释宇宙、社会与人生的哲学或思想”[4]52。这是极其可贵的前现代思想资源,以天人合一思想最具代表性。中国古典哲学视大自然为普遍联系、彼此贯通的有机生命体,注重整个宇宙的有机性、整体性、运动性,追求天、地、人和合共生。这是一种富有生态智慧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说是前现代的生态哲学。

(一)人生天地间

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人与自然”就是“人”与“天”,如“天人之际”“天人合一”。我国古代典籍中有大量关于“天”的描写和阐述,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易·序卦》)。“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董仲舒《春秋繁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将“天”解读为五个层面: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古人以“天”言自然,赋予“天”独特的品格和精神,汤一介在《论天人合一》一文中指出:

“天”不只是指外在于人的自然界,而是一有机的、连续性的、生生不息的、能动的,与“人”相关联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存在。基于此,“天”这一概念在中国是指与“人”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体。[5]

汤一介认为,“天”是有机的、连续性的、生生不息的,是与“人”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生命体。这是典型的东方有机论生成哲学,讲究天人同源、天人合一。方东美曾说道,中国文化是一种“机体主义”思想,“生命大化流行,万物一切,含自然与人,为一大生广生之创造宏力所弥漫贯注,赋予生命,而一以贯之”[6]67。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自然是一个气化流行的生命整体,天地万物都是元气相摩相荡的结果,因此能够相互贯通,彼此交融。朱良志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产生了气生机论。从空间之轴来看,宇宙之中充盈着气,天地万物都源自气,故天地万物一气相连,彼此贯通;从时间之轴来看,天地万物都是气化的产物,其生长过程就是气聚气散的过程,因而天地万物在气的演化过程中萌发、生长、繁盛、凋零,万物都是活的生命[7]91。对于古人而言,弥漫于天地之间的气就是一种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自然就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生命力——连续、神圣和动态的生命力”[8]。这种勃郁的“生命力”化育万物,绵延不绝。

连续而动态的生命力生出天地万物,故气与生紧密相连,气化流行的宇宙精神就体现为生、生生。老子以“道”为最高哲学概念,认为“道”生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生成天地万物。庄子发展了老子道论,认为气充塞天地之间,具有化生万物的生命能量,“道生万物”实乃“气生万物”,气的聚散离合显现为生命的各种样态,气是天地万物生命的根本,故“通天下一气耳”。在古人看来,气与生始终融合在一起,天地万物都是阴阳二气交感的结果。如“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太极图说》),“生物者,气也”(《洪范传》),“天惟运动一气,鼓万物而生,无心以恤物”(《横渠易说》),“阴阳虽是两个字,然却只是一气之消息,一进一退,一消一长,进处便是阳,退处便是阴。只是这一气之消长,故生出古今天地间无限事也”(《朱子语类》)。在古人看来,天地间充盈着气,气运动不止、大化流行,故生出万物。气生万物的思想不仅彰显了气的本原性,更凸显了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

既然大自然为气化流行的生命整体,从生命的意义上讲,生生不息的元气为万物之本,人亦为元气创生之物。庄子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庄子认为,人类与天地万物一样都是气聚气散的产物,气乃生命之本。《管子》亦云:“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气”(《管子·枢言》)。《管子》认为,气是生命个体的根本,有气则生,无气则死。朱熹说得更加形象,云:“天地之间,二气只管运转,不知不觉生出一个人,不知不觉又生出一个物,即他这个斡转,便是生物时节”(《朱子语类》)。天地之间,阴阳二气化合,自然而然生出人来,故“人之气与天之气常相接”。从生命的意义上讲,万物享有相同的根源和共同的依据,人与其他万物一样,都是一气化生的产物,人的肉身、心灵、精神都被安置于浩渺而庞大的气场中。故天地万物因气紧密相连,有着共生共感的密切关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人之蕴,一气而已。”[7]92因此,人与天地万物相合就是合乎自然的存在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气’说又是天人合一论”[7]92。正因为“一气”,天地万物可以彼此流通,相互映照,共同组成一个生机盎然的宇宙,这样的宇宙不是死寂的、机械的、单调的,而是动态的、联系的、和谐的。

(二)人与自然合一

王振复认为,气是中国文化真正的元范畴,是中国文化关于生命的直接发问、思考与表述,从而发展出具有浓郁生命情调和生态情怀的中国哲学、美学精神。中国古典哲学发展出了元气生机论,古人相信天、人始终共处一个动态平衡的有机生命整体中,总是将天与人合在一起来讲,正所谓人立于天地之间,仰观天,俯察地,通神明,类万物,始终使个体生命与自然精神融为一体,从而参天地,赞化育,抵达天人合一的生存境界。从一定意义上讲,“‘天人合一’实际上是说人的一种在世关系,人与包括自然在内的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交融的、相关的、一体的,这就是中国古代东方的存在论生态智慧”[9]192。“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资源。《周易》建构了“天地人三才”的生命模式,将人看作自然万物的一分子,认为天、地、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和谐统一的生命整体,故特别推崇与“天地之德”合一的“大人”: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10]15

这样的“大人”是可以与天、地并为三才的。“大人”之所以为“大”,就在于他们能遵循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使万物各得其宜,充分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蒙培元认为,中国古人“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寻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和责任,做一个与天地并生的“参赞化育者”,主动融入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自然精神中,从而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如此,“天”“人”构成了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生命整体。蒙培元认为,“天人关系”问题在《易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集中呈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有机整体性品格。他在《天·地·人——谈〈易传〉的生态哲学》一文中写道:

人们把这种有机整体观说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这种和谐统一是建立在《易传》的生命哲学之上的,这种生命哲学有其特殊意义,生态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1]

蒙培元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奠基于《易》独特的生命哲学之上的。古人葆有素朴的有机整体观,发展出丰富而深刻的生命哲学,讲究大自然本身的生命性、整体性,注重天地万物之间的协调平衡。《易》建构的生命哲学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方东美常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他认为,在遥远的古代,先民就将整个宇宙看作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生命整体,学会在天地万物之中观照生命的全面,“古代的三大哲学传统,儒、道、墨三家,可说都是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合一”[12]214。方东美认为,中华民族很早就发展出人与自然合一的生命文化。“天人合一”成为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也是古人实现生命价值的原点和终点,他们总是贯通天道与人道、天德与人德、天性与人性,从而真正抵达“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地境界。古人的整体存在观彰显出素朴而深刻的生态智慧。曾繁仁就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古典形态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中国的原生性文化”[13]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其蕴含的生态智慧是一个需要加以关注的精神遗产,它应该是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原点。

二、仁爱万物:古典生态伦理观

“在古人看来,气是生的形质,生是气的状态与功能”[14]33。气作为宇宙的本原,贯注于天地万物之中,构成了生命体的“形”“质”,故万千生命生气充盈;生则是气的存在状态和功能,正是通过“生”,气才能体现为宇宙的本原和万物的根据。气与生一体两面,这是中国文化独特的生命精神。既然大自然为气化流行的有机生命整体,天地万物都充盈着盎然生机,热爱自然、热爱生命就成为古人追求的人生境界,讲究人生的快乐亦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而人生的快乐就来自对于万千生命的尊重和赞颂。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华文化就是以生命为底色,注重在“生”的意义上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一种“亲近自然生命、培育自然生命的文化”[15]7。正因为中华文化是一种亲近生命、敬畏生命的文化,仁民爱物、民胞物与才会成为一种传统伦理原则。

(一)生:天地之大德

大自然是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有机生命整体,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洋溢着天然的生机和意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是非常独特的存在。《说文》曰:“生,进也,象艸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属皆从生。”[16]127卜辞中的“生”形象呈现了草木破土而出的生命景象,后衍生出生命、生长、生动、生机等含义,彰显出生气勃勃的生命情态,以及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易》将“生”视为“天”的状态和功能,认为“天”创生万物、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天地万物都在阴阳二气化生中产生、发展、演化,循环往复,故“天”“生”万物。“天”的状态就是“生”,从而“生”又与“性”相通,万物所禀受的“生”之理就是性,正所谓“生之理谓性”(朱熹)。程朱理学认为“天只以生为道”,将生命精神和生长之道视为天理。“‘生’在此化为一种生之心、生之质、生之理、生之道,是横亘于天地万物之中的生命精神,唯有此精神才可称为宇宙之性”[7]4。宇宙之性就是“生命精神”,也就是说,“天”不仅要创生万物,还要赋予万物以生的本质,从而使万物生长繁育、生生不息。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美学的逻辑起点,是生”[14]32。蒙培元认为,“生”构成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问题,也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精神,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都讲究天地万物的生成、发展、繁盛。因此,中国古典哲学可以说是“生”的哲学。蒙培元认为,“生”至少包含三重意义:它是生成论的,而非西方的本体论哲学;它属于生命哲学,而不是机械论哲学;它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本质上就是生态哲学[2]4-5。这样的“生”是生命的、生成的、生态的,它是圆融的、整体的、运动的、有机的,春秋代序、荣枯盛衰,自然万物皆自生、自化、自得。中国古典哲学属于生命哲学、生成论哲学,讲究从生命的根源处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

王振复在《中国美学范畴史》一书中指出,中国文化在本质上的确是一种东方独特的生命文化,“生”是一个文化主题,一个共名,它是中国文化及其审美的本色[17]5。“生”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同时,“生”又具有某种道德意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大德”就是原德,“天”最高的德行就是生养万物,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系辞》)。对此,二程曾作精彩阐释,认为,善、性都源自道,都体现为天生万物、万物化育的生生不已之意,故“生命是天地自然之本性”[7]2。从“生”的意义上讲,天地万物是同源同根的有机生命整体。天地以生成万物为根本,万物同享生生之道,故“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与“生”同一群落的“生生”,也是先秦典籍中的常用语,含义丰富。朱良志认为,“生生”大概有三种含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易·系辞》之“生生之谓易”,寓化育生命,绵延不绝之意。孔颖达认为,天地万物有生必有死,而《易》以劝谏为主,倡导人人为善,因此讲生、生生,意谓生命不绝。古人讲“生”就意味着善生、护生、全生,如此,“生”不仅有着浓郁的生命情调,还有着可贵的道德精神。

(二)仁:体天下之物

既然“生”乃天之大德,人类作为自然之子,应该自觉效仿天地之德,珍惜天地万物,使其得以生长、繁衍。这是一种素朴的生命关怀和道德诉求。孔子、孟子都高扬对天地万物的仁爱之情。“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更是儒家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孔子曰:“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孔子从“爱人”到惜物,将“仁”扩展至天地万物。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鲜明提出了“仁民爱物”的观点。他认为,人人皆有“四端”,即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其中,“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故“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18]11。对于有气有生有知的动物,人不忍见其死、食其肉。孟子认为,亲亲即仁,敬长即义,仁义是人人具有的良知、良能,人要学会发扬仁义之心,从亲亲之爱扩充至仁爱万民,从仁爱万民再扩充至珍惜天地万物。因此,孟子主张要善养“浩然之气”,葆有“四心”,充分扩展仁义之道,将生命关怀和道德诉求推展至他人、动物、植物等天地万物,从而实现“人”与“天”合一的生存境界。

孟子虽然区分了仁与爱、民与物,但将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至天地万物,充分彰显了古人可贵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关怀,体现了对自然万物的尊重和敬畏。如此,“仁”就具有了坚实的内在基础,“仁民爱物”就成了古人自然而然的情感需要和道德追求。宋代以后更是将“仁”与“生”贯通起来,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宋儒的生命哲学。张载认为,只有对万物抱持一种同情的了解和真切的生命关怀,才能“体天下之物”。程颢也认为,“天”创生万物,“以生为道”,继承者、显现者即为“善”。“‘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19]29。“天”以“生”为道,人继其理为“善”。程颢将天之“生”与人之“仁”融为一体。这是真正的生命关怀和宇宙精神。王阳明认为,常人若看见孩童即将跌入深井,必将施以援手,是因为有怵惕恻隐之心;看见虫鱼鸟兽哀号,也会起不忍之心;看见草木无端遭受摧折,也会起悯恤之心;即使看见瓦石受到破坏,也会有顾惜之心。王阳明从人类、鸟兽,再到草木、瓦石,充分证明了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根本在于心之仁,故曰:

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20]968

王阳明认为,“大人”以仁为本,扩充仁心至天地万物,故能“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即使是凡常之人,也葆有恻隐之心、不忍之心、悯恤之心、顾惜之心,仁爱瓦石、草木、鸟兽、孺子等天地万物,如此就不会主宰天地万物,而是做一个“参赞化育者”,自觉效仿“天地之德”。在儒家思想中,“仁”是生命个体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和终极实现,“仁象征着人性在其最普通的也是最高的完善状态中的整体表现”[21]93。只有真正葆有仁德的人,才能抵达与天合一的生存境界。从生命根源处来说,充盈流溢的宇宙精神创生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而人类就是要继承、发扬天地生物之德,尊重生命,善待万物,这就是“仁”。如此,仁爱万物不仅彰显了人的可贵品德,更高扬了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正如蒙培元所说:“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仁学是一种深层生态学。”[22]“仁”体现了人类关爱万物的生命意识,自觉守护天地万物的生命。大自然只以生为功能,人则具有灵觉,可以承继天生之德,正所谓“人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朱子文集》)。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讲究仁民爱物、民胞物与,道家高扬道法自然、万物齐一,佛家提倡众生平等,儒道佛虽然有着不同的立论根基和思想体系,但都主张将人类的仁爱之心扩展至天地万物。如此,生生就构成了中国古典自然哲学的核心精神,仁则成为古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美好德性。

三、以时节用:古典生态保护观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中国古人始终认为,大自然是一个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有机生命整体,它创生万物、生养万物,而不占有万物、宰制万物。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的“生生之德”。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万物的供养,但天地万物都有自我的生命历程和繁衍规律,人类一切行为必须适时、适度、适量,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进行,最大限度地保持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健康、和谐。在合理开发利用天地万物这方面,中国古人积累了丰富的生存经验,如合四时之序进行农业生产,讲究土地开发与保护并重,注重生物多样性,农林牧渔相结合,等等,这些都体现出古人素朴而深刻的生态智慧。

(一)用之有度

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的、复杂的生命系统,任何微小事物的存亡或者个体事件的发生均极有可能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剧烈震荡,这就是天地万物共生共荣的生存现状。共生并不单纯是物种之间的相互依赖,而是指向一种共同的生命系统。中国古人始终将天地万物看作一个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生命整体,他们总是以系统、整体的眼光看待大自然,尤其是生养万物的大地。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史,先民缘水而居、依地而生,与脚下的这片土地结成了高度融合的生命整体,“农民祖祖辈辈生活、耕作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既是这片土地的所有者,又是这片土地的劳作者,这里是他们的家,是他们生命的根”[23]116。对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先民来说,大地就是他们唯一的家园。只有顺承天时,善待大地,才可以生长出丰茂的稻、黍、稷、粱、麦、菽,从而保证族群的繁衍生息。因此,他们“一方面对自然所蕴涵的天道心怀敬畏,另一方面根据人的需要,对物质自然采取‘用之有度’的实用态度”[24]106。“用之有度”就是“节用”,即利用天地万物时,要充分考虑整个自然系统的生态承载力,不可滥用,更不可妄为。因此,先民不仅很早就学会了辨土、识土,还讲究任土、护土,适时、适度进行耕种。其中,休耕就是古人保护土地肥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即通过休耕、轮换耕作等方式,使土地得以休养生息,从而保证大地生养万物之性。这是农业文明时代极其宝贵的有机生命观,而良好的人地关系也构成了传统中国农耕文明的底色。

大地是生命之源,人与万物共处于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中,万物岂能为人类所占有?人类为满足自身利益产生的欲望是无穷尽的。为了生存,人类需要从天地万物中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难免会伤生、害生,但无论是丰茂的大地,还是大地之上的动植物,都有其生长、发展、延续的内在目的,人类不应当为一己之私而肆意妄为,更不能随意杀生。因此,对于古人而言,大地不仅是生养万物的源泉,农业也不仅是保障族群繁衍的产业,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文化”,即一种与自然万物友好相处的文化。古人素朴而深刻的人地观与当代大地伦理思想相契合。利奥波德就认为,人类要从情感上热爱自己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对土地健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资源保护就是良好人地关系的一种表现。虽然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和中国古人素朴的土地情结有诸般差异,但都彰显了对自然万物的尊重,以及保护人类唯一家园的努力。只有善待大地以及生活在大地之上的动植物,才能建设更加符合生态精神、更加适宜人类诗意栖居的美好家园。

自然价值论者认为,自然具有外在价值,即它有用,它能满足人和其他物种的需求,但自然首先具有内在价值,即它有着自我繁衍生息的内在要求,以及作为整个生态系统有机组成部分的内在属性。天地万物都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历程,正是有了万千生命的生生不息、繁荣茂盛,才形成了生机盎然的大自然,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人类应充分发扬人的本性,尊重万物之性,使天地万物都能休养生息,在生态承载力限度内利用大自然。中国古代有机农业对于土地的合理利用,至今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目前人类对大自然的开发利用,无论从速度还是深度上来看,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如果无视自然规律,任意宰割天地万物,使大自然只满足于人类的贪欲和野心,必然导致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紊乱,在严重伤害大地母亲的同时,也会断送人类自身。因此,人类要葆有谦逊和敬畏之心,始终以自然整体利益为最高利益,学会尊重万物、顺应万物、与天地万物共生共荣,从而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取之有时

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时,中国古人不仅讲究“节用”,还讲究“以时”,顺应动植物的生命过程,在保障生存繁衍的同时兼顾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以时”就是人类在砍伐林木、捕获生物时要充分考虑它们的生长周期,在适当的时节合理利用大自然的各种资源。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有对“以时”的详细规定: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25]19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麓,毋卵。[25]20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25]29

中国古人制定的“生态保护”律令,就是要遵循“以时”原则,不允许随意杀孩虫、胎夭、飞鸟,不可任意砍伐林木等。这些规定虽然有着确保人类生存繁衍的现实考虑,但也充分体现了古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保护意识。孟子在《梁惠王》篇中也谈到“以时”的问题,他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18]4孟子认为,真正的仁政要以民为本,而“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就是为了保证充足的谷物、鱼鳖和林木,从而使天下黎民免于饥寒。孟子的政治主张是为天下生民计,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孟子素朴的生命关怀和生态智慧。孟子清楚地认识到,为了生存,人类需要从自然界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但须讲究以时节用、用之有度,要爱惜天地万物,尊重自然生命法则。荀子虽然认为人“最为天下贵”,可以通过“群”实现对大自然的开发利用,但同时也意识到人类活动必须“适时”而“有节”,不能违背自然万物的生命规律而滥伐、滥捕。他在《王制》篇中写道: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馀食也。[26]128

荀子认为,圣王治理天下遵循自然之道,充分考虑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在草木荣华之时“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在特定时节禁渔、禁猎、禁林,充分尊重天地万物完整的生命周期,从而草木繁茂、五谷不绝。古人素朴的自然保护观虽然基于现实的生存考虑,但最大限度保障了动植物的生存繁衍,维护了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为了满足生存之需,开发利用大地、河流、山脉,甚至砍伐林木、捕获动物,但大自然是生机盎然的有机生命体,虽然天地万物有着潜在而巨大的外在价值,它们首先是作为生命而存在的,有其自身的生命历程和内在价值。人类,作为天地万物中的一员,应懂得人与万物共处于一个生命共同体之中,了悟大自然内在的运行法则,最大限度让万物自循其理,使万物各得其宜。因此,古人始终将大自然(包括人类)视为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有机生命整体,他们在考虑人类自身生存繁衍的同时,充分尊重天地万物内在的生命历程,不任意妄为,而是始终以大自然整体利益为准则,在利用天地万物的同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四、结语

中国古人始终将天、地、人看作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生命整体,讲究以时节用,将爱惜天地万物视为至善,最大程度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追求人与自然合一的生存境界,因此“中国古人对于生态的体悟并不是由于自然的恶化而产生的对应性策略。在对于生态的认识成为‘生态学’以前,与自然亲和的观念就已浸入了中国古人的骨髓之中,这与西方的生态观念有很大的不同。”[27]253中华民族始终把人与天地万物看作有机统一的生命共同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推动天人合一、仁爱万物、以时节用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不断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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