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佳

(湖北大学 师范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校长与社会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社会为校长办学提供了现实土壤,只有立足时代要求,顺应社会发展,校长才能实现自己的办学理想,成为功成身就的著名校长。另一方面,社会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革新、教育的革新,终究离不开人才培养。校长通过治校办学,以教育之力推动社会的发展。近百年来我国著名大学校长经历的时代,其社会变化是显著的,有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由专制到共和”的变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由旧到新”的变化,亦有经历“文化大革命”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由乱到治”的变化。时代变迁对教育发展尤其是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著名大学校长很好地把握了时代社会发展提出的新问题,从办学治校的思想认识上、实际举措上探索回应了这些新要求。本文聚焦中国社会近百年变迁中的著名大学校长,从教育目的、办学目标与价值旨归三方面探究著名大学校长在重大历史节点时期的办学实践,总结著名大学校长的共性特征,既具有展现中国社会近百年变迁中著名大学校长办学思想与治校实践的史学价值,又有为当今大学校长治校办学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由专制到共和”变迁中的著名大学校长

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经历“由专制到共和”的转变。如何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破除专制时代封建教育的顽疾?如何培养符合五四时代特点的新青年?如何将旧时官僚式的学校系统改革成适应共和大势的民主学校?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以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代表的著名大学校长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答。

(一)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共和精神、广博知识的人

区别于封建教育对人性的束缚、对个人发展的钳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名大学校长认为,共和时代的教育要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共和精神与广博知识的人。

健全人格与共和精神最先由蔡元培提出。1912年5月,蔡元培在参议院发表演说时谈到,“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1](P12);1920年12月他再次提出,普通教育的宗旨应定为“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1](P330)。“健全的人格”意味着体育、智育、德育、美育的全面发展。“共和的精神”意味着“发挥平民主义,俾人人知民治为立国之本;养成公民自治之习惯,俾人人能负国家社会之责任”[2](P220)。蒋梦麟和梅贻琦在人才培养目标上的见解与蔡元培相通,认为健全人格与共和精神是人才培养之本。蒋梦麟在《世界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中提出,“发展个性以养成健全之人格,注重美感教育、体育以养成健全之个人……注重公民训练以养成平民政治精神”[3](P62)。张伯苓也提出,“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4](P8),强调“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4](P154),将共和精神凝练为“公”,并作为学校校训之一。

健全人格与共和精神是对学生情感意志层面的要求,在能力层面则要培养具有广博知识的人。蔡元培认为,学科之间是互相渗透、彼此联系的,“文科的哲学,必值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之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1](P665),大学生要兼习文理,具有广博学识。梅贻琦提出通才教育思想,他认为通识教育不足是大学教育的一大通病,“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5](P56),并要求清华大学工学院“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5](P64)。

(二)办学术为先、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民主大学

不同于专制时代官僚养成所的学校系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名大学校长提出了符合学校本质的大学观。蔡元培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P75),“‘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1](P179)。梅贻琦道,“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5](P7)。这一时期著名大学校长都强调办学术为先、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民主大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思潮交汇,中西学说碰撞,以蔡元培为代表的著名大学校长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将学术为先作为学校发展的首要指南。蔡元培提出,“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1](P663),让各家学说在北京大学自由发展,为师生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蒋梦麟主校北大时坚持学术为先的治校之策。他在《北大之精神》中谈到,北大具有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的精神,“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3](P260)。

教授治校与学生自治是在遵循学术规律基础上,办民主大学的重要举措。蔡元培认为,过去只依靠校长和少数管理人员的办学方式已不适应共和时代的学校发展需要,他倡导教授治校,汲取教授的力量推动学校的发展,使学校走上制度化的发展轨道,亦使“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1](P224)。蔡元培和蒋梦麟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自治的价值,多次论及学生自治的精神、责任与问题, “学生自治,是养成青年各个的能力,来改良学校社会。他们是以社会分子的资格,来改良社会,大家互助,来求社会的进化。不是治人,不是做主人翁;是自治,是服务”[3](P153)。

(三)发展尊重个人、改良社会、挽救国家的教育

意识到封建时代“政治牧民之教育”“养成科名仕宦之材”的本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名大学校长强调教育尊重个人、发扬个性的价值。蔡元培提出君主时代的教育和民国教育的不同点在于“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1](P16),认为教育者要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特点。蒋梦麟批判封建主义的“牧民教育”,提出“新教育之效力,即在尊重个人之价值”[3](P38),“个人之天性愈发展,则其价值愈高。一社会之中,各个人之价值愈高,则文明之进步愈速”[3](P39)。

救亡图存、振兴民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时代旋律。在尊重个人价值,发挥个人天性的基础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名大学校长强调教育必须发挥改良社会,挽救国家的作用。张伯苓在办学中着重强调教育的社会本位,认为“教育为改造中国之根本办法”[4](P138),“教育着重个人的长进,更须着重社会的进步”[4](P71)。他在《办大学之目的》中提到,“夫教育目的,不能仅在个人。当日多在造成个人为圣为贤,而今教育之最要目的,在谋全社会的进步”,并强调“中国教育应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4](P69)。梅贻琦也谈到,“诸君到学校来正是为从学问里研求拯救国家的方法”[5](P10),要求学生“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5](P8)。

二、“由旧到新”变迁中的著名大学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经历“由旧到新”的转变。如何建设与旧时代不同的高等教育体系?如何将旧中国延续而来的大学建设成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工农大众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主义大学?如何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劳动者与接班人?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都是亟待探索的新课题。马寅初、李达、吴玉章、潘菽等著名大学校长在治校办学的实践中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回答。

(一)培养具有坚定立场与过硬本领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1950年6月,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高等学校要“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6]。培养具有坚定立场与过硬本领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著名大学校长的共识。

坚定立场是把握学生基本政治素养与思想觉悟的要求,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有着根本的战略意义。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明确提出,要“在高等学校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民族气节的教育,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教育,培养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沦”[7]。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在《人民大学》校刊发刊词中指出,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是培养新中国的建设干部[8](P120),要求师生成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掌握最新科学成就的专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集中优势力量培养高精尖专门人才,满足新中国建设对人才的需要,全国高校于1952年进行了院系调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出北京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为新中国培养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从事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北大的毕业生应该是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广泛的科学基础,能解决国家建设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并且忠实于祖国和共产主义的人。潘菽主政南京大学时,也将学生培养目标确定为“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9](P25),要求教学工作要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培养通晓基本理论并能实际运用的工程师、农业技师,教师、政法财经干部,以及语文艺术和科学工作者。虽然此时重点强调学生专门能力的培养,但著名大学校长也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例如,马寅初多次要求学生应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但要掌握丰富、先进的科学知识,更要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强健的体魄和独立工作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和民族发展贡献力量。

(二)办目标引领下组织制度健全的社会主义人民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百废待兴,高等学校急需从旧教育系统转变成适应新中国的学校体系。以李达、潘菽为代表的著名大学校长志在办目标引领下组织制度健全的社会主义人民大学。

著名大学校长结合高等教育形势与学校发展基础,确定了学校发展的目标。吴玉章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与它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伊始,吴玉章就强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办学,努力把中国人民大学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学和研究的坚强阵地。王亚南就任厦门大学校长后,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团结全校师生员工,为把厦大建设成为人民的新大学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也提出要把山东大学办成有自己重点、有自己个性的学校,他为山东大学设计了“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的发展方针,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规划,使山东大学的理科继续保持优势,文史哲研究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海洋研究特色也独树一帜。健全学校组织制度也是这一时期著名大学校长的重要追求。例如,潘菽就任南京大学校长后,首抓学校组织与制度建设,于1951年10月颁布了《南京大学暂行组织规程》,明确规定学校管理的各项事务,使学校管理有章可循。

(三)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教育

社会“由旧到新”的变迁,必然要求教育事业“由旧到新”的转变。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0](P37)。秉承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精神要义,著名大学校长志在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教育,此时教育之“新”体现在著名大学校长办学中的“三大坚持”。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办学之路。这一时期的著名大学校长深刻体悟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人才培养、对高等学校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价值。陈道望在主持复旦大学期间,始终和党组织保持着融洽的关系,自觉坚持党的领导,保证复旦大学不偏向、不离心。戴伯行见证过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艰苦历程,他在担任四川大学校长时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依靠党组织的支持,以自己的言行影响了广大师生员工,坚决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引导全体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是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保证青年学生的政治方向。刘伯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工作期间,把办校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他要求“不管是军事、政治、行政、技术等任何一个干部,都应强调政治学习,确立为人民工作与学习的态度”[11](P656)。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伊始,着重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端正学风,改进教学,加强政治学习,整顿解放初期学校秩序的混乱状态,引导学生和青年教师们努力学习业务,坚持正确的方向。

三是坚持办属于人民的教育,实行学校向工农大众开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提高群众素质,为新中国建设培养更多类型的建设人才,著名大学校长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和发展老解放区教育的革命传统,执行中央关于“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吴玉章根据国家建设需要,从建校之初就建立多种学制、多种规格、多种形式的办学体制,既有本科、专修科、研究生班,又有夜大、函授部和文化补习班,除了招收一部分青年学生之外,还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正如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所说:“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一个大学的发展前途,就是取决于它能否为人民为工人大众服务。”[12]

三、“由乱到治”变迁中的著名大学校长

经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经历了“由乱到治”的转变。如何尽快恢复大学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如何使大学尽快回归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正轨?如何发挥大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这些是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以苏步青、周培源、严济慈为代表的著名大学校长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答。

(一)培养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建设高级人才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建设高级人才是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所言,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客观需要,“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实现不了”[13](P119)。

为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建设高级人才的目标,著名大学校长采取多种方式选拔人才,尽力为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条件。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他认为选才、育才的标准应是德才兼备,即同时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他提出要为科技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可以将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培养跨世纪科技人才的基地,赋予他们选择工作助手的权利、选择课题人选的权利[1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创办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1978年3月8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经过考试选拔智力超常的少年进入学校学习,少年班以“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高质量人才”为办学宗旨,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寄托着时代和国家对人才的渴求,开启了我国超常教育的先河[15]。

(二)办综合型、研究型、开放型的现代化大学

改革开放后,吸取20世纪50年代全国院系调整的经验,我国著名大学校长察觉到单一学科发展的大学已不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综合化的发展方向,建设综合型、研究型与开放型的现代化大学成为著名大学校长办学的重要追求。20世纪70年代末,朱九思在主持华中工学院①学科结构改革时,提出“走综合化的道路”,通过大规模引进人才,实施“科研走在教学的前面”等发展战略,先后建立了理科的数学系、物理系和化学系,文科的中文系、新闻系、社会学系、外语系等,开始了学校办学历史上的三个转变:由单一的工科教育向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型大学转变;由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向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转变;由主要从事本科教育向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重的多层次办学转变。1978年李国豪主政同济大学时,也助推同济大学从以理工为主的办学方式向综合性学科育人模式转变,使同济大学走上了特色化、国际化、综合化的发展道路。吴咏诗担任天津大学校长时,感到单纯办工科不利于学校的发展,也不利于人才全面成长,提出要将天津大学办成综合化、研究型、开放式的现代化大学。1986年,母国光在担任南开大学校长后也提出建设综合型、研究型、现代化的大学。

(三)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一流教育

改革开放后,为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影响力,著名大学校长高瞻远瞩,提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一流大学。早在1977年暑假,朱九思就曾带领华中工学院领导班子,组织700余名教师和管理干部,对世界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调查,通过对比分析华中工学院的特点,提出“要把华中工学院办成中国的麻省”,确立了华中工学院赶超世界一流的对标高校。苏步青在主持复旦大学行政工作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国家重点大学在国家改革发展中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要为国家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担纲,要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领衔。为此,苏步青在学校发展规划中提出学校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复旦大学办成能反映我们科学文化最先进水平的国内第一流大学,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专门人才”[16]。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我国著名大学校长开始了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探索。1979年12月,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与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主权[17]。周培源也主张通过高等教育改革,实行“民主办校”,明确以教师为主体并严选良师,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建立学术委员会,以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18](P169)。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四、中国社会近百年变迁中著名大学校长的共性特征

在“由专制到共和”“由旧到新”“由乱到治”的社会变迁背景下,我国著名大学校长提出的办学主张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兼具科学性与发展性,展现出著名大学校长所具有的共性特征。

(一)具有思想先进、敢为人先的精神气概

中国社会近百年变迁中的著名大学校长之所以能顺应引领时代发展,正是因为他们具有思想先进、敢为人先的精神气概。这种精神气概不仅体现在著名大学校长能在其所处时代提出极具规律性与创造性的办学思想,更体现在著名大学校长能在有限条件下排除万难将其付诸实践。

聚焦到不同社会背景下著名大学校长的办学实践。就办学目标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名大学校长提出办学术为先、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民主大学,是对封建时代专制教育的颠覆与革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名大学校长坚持办目标引领下组织制度健全的社会主义人民大学,是在承袭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大学校长先进的办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中国建设的实际需要而提出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面临着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更高目标,要求中国高等教育树立更高的发展目标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著名大学校长提出办综合型、研究型、开放型的现代化大学,使中国高等教育走向更有广度、深度与融合度的发展道路。在中国社会近百年的变迁中,每一时期著名大学校长所提出的治校理念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甚至在今天看来,仍然极具先进性与创造性。正是由于著名大学校长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沿,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气概践行着先进的办学思想,才能使中国高等教育紧握时代发展脉搏,在社会变迁的浪潮中得以迅速转换与跨越发展。

(二)具有遵循规律、果敢决判的战略眼光

遵循规律、果敢决判的战略眼光既体现在著名大学校长在日常治校办学中始终遵循并坚持教育教学与学校管理规律,也体现在学校发展受到外部影响的关键时期,著名大学校长依旧能在坚持办学规律的基础上准确决断,最大程度消解外部因素对学校发展的影响。

遵循教育规律进行办学是著名大学校长取得成绩的基石。在中国社会近百年变迁中,虽然不同时代的著名大学校长面临着不同的办学背景,但他们坚持着相似的办学规律,即坚持学术为先、民主治校的办学方向,重视延聘师资、关爱学生的办学基础,注重教研并进、学风建设的办学要求。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关头,在学校发展的关键时期,著名大学校长的果敢决判是学校有序发展的关键。著名大学校长始终坚持学生的基本任务在于学习,学术批判的尺度在于客观真理,努力为学生创造正常的学习交流环境与学术研讨氛围。在学习国外先进办学经验的问题上,吴玉章、蒋南翔等著名大学校长也很好地把握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学习国外先进办学经验。正是在著名大学校长遵循规律、果敢决判的战略眼光的指导下,中国大学才能在社会变迁中始终把握学校发展的主要矛盾,没有因外界环境影响到学校的正常发展。

(三)具有渊博学识、追求卓越的业务能力

著名大学校长能担当重任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个人具有渊博学识、追求卓越的业务能力。他们的业务能力赢得了师生的敬佩,为实现办学理想塑造了良好的环境,也为学校发展营造出和谐的氛围。

著名大学校长的业务能力主要体现在其政治素养与学术修为两方面。政治素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与改革开放后这两个时期的著名大学校长群体中更为突出。著名大学校长深厚的政治素养使中国大学在社会变迁中始终保持着坚定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以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为例,他陆续以“共同纲领”“社会发展史”为主题多次为师生讲授政治课,政治课规模宏大、活泼深刻、影响广泛,极大提高了全校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解。另外,著名大学校长扎实的学术修养使中国大学在专业发展、学科建设上取得显著成绩。著名大学校长多是学识渊博、文理兼通的学术精英,他们较好地协调了“学科型”大学校长和“学校型”大学校长的辩证关系[19],不仅基于个人对本学科专业的理解为学校优势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更站在全局高度对学校发展全盘谋划,使学校在综合化发展的道路上不失特色。正是由于著名大学校长所具有的渊博学识与追求卓越的业务能力,才能使我国高校在落后的起点上奋起直追,以后来之姿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四)具有严慈相济、松弛有度的管理智慧

无论是“由专制到共和”背景下以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为代表的著名大学校长,或“由旧到新”背景下以马寅初、李达、吴玉章、潘菽为代表的著名大学校长,亦或“由乱到治”背景下以苏步青、周培源、严济慈为代表的著名大学校长,他们在管理学校的过程中都做到了严慈相济、松弛有度。一方面,他们对教师育人、学生治学有着严格要求,对学校学风建设极为看重。另一方面,他们都尽力为师生创造良好的生活与学习环境,平日里尊重关怀,处处宽容。严慈相济、松弛有度的管理智慧是著名大学校长治校办学得以成功的基础。

总的来说,著名大学校长作为经过时代检验的教育家型校长,是“识时务”之教育家的典型代表。正如中国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在《教育家言》中论及的“教育家之资格”,“教育家而不识时务也,则不知国家之所需者何,而其结果也,则有骨骸而无精气”[20](P95)。著名大学校长正是准确地把握了国家、民族、世界的发展趋势,将思想先进、敢为人先的精神气概,遵循规律、果敢决判的战略眼光,渊博学识、追求卓越的业务能力,严慈相济、松弛有度的管理智慧融入个人成长与治校办学的实践过程中,为实现中国社会“由专制到共和”“由旧到新”“由乱到治”的转变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正是他们准确判断了社会发展趋势,适应了时代转换,以此成为著名大学校长。

注释：

① 华中工学院即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