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当烟花“禁燃与否”再次摆上决策的案桌，“解禁”绝非下达一纸文书那么简单。当年的规定如何环环相扣成为一项“强管制”，“解禁”就要如何层层松绑。对于曾经的舆论、安全和环保之忧，社会各界仍然需要建立新的共识。

“禁”与“放”，规定摇摆30年

多年前，大型城市成为烟花“禁放令”的最早发起者。

一篇名为《首都告别烟花爆竹的前前后后》的纪实文章，还原了北京早年的禁放史。1987年，114名人大代表提议，重点限制或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当时，烟花爆竹已名列“危险品”目录，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同一时期，上海也实施了相对宽松的“限放令”。当年上海市公安局在给政协委员的答复中提及，上海只是严禁在公共场所、主要街道、人口密集的棚户区、建筑工地、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场所和粮油棉等重要物资仓库周围燃放。他们顾虑的仍然是安全和环保问题。 但限制燃放的效果不如预期。另有委员建议，参考当时广州、深圳的做法，全面禁燃烟花。

深圳和广州，先后于1990年和1992年发布了严格的“禁放令”，面向所有单位和个人。深圳更是在制造、运输方面加以严禁。在经历了1993年“8·5清水河危险化学品仓库大爆炸”事故之后，深圳的管控更加严厉。

上海没有下定决心，倒是北京把口子收紧了。1993年春节过后，308位代表委员提案，再次要求立法，彻底禁放烟花。当时，北京市人大也很谨慎，第一次将“禁放规定（草案）”向市民征求意见，结果表明，约八成的意见赞成“禁”。

于是，1993年底，北京宣布市内8个城区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