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勇 马菁菁

摘 要：1992年，在我国的社会语境和历史进程中，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出场，文化系统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的新的文化格局亦在重组和构建之中。各种文学成分、文学力量的分化、抗衡与重组，文学形态的重建、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空间的扩容与转换，以及文学接受与传播方式发生的整体性、全方位的转型，生成了文学的种种复杂形态。在此当中，作为具有时代标志性质并折射出时代精神走向的重要文化现象——“文学畅销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起来。至2012年短短20年间，围绕着文学畅销书的生产、策划、编辑、出版、传播、消费等环节已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运作规范和机制，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已经进入畅销书时代。

关键词：社会语境;文学畅销书;文化转型;文学出版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674-5450（2024）01-0051-08

1992—2012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建设阶段[1]。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了南方谈话，厘清了一些关系改革开放方向的重大问题，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独特的历史时代背景和经济语境下，文化系统也随之改革和转型，文学的生产主体、创作主体、接受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市场化时代的到来与文学的市场化、出版社从“事业”到“企业”的转轨，以及作家身份和生存方式的转变等，促使文学畅销书历史性出场，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

一、市场化时代的到来与文学的市场化

（一）文化开始走向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渐完善文化艺术管理体制，成立自上而下的以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门共同领导的文化管理机构。在计划经济时代，文化单位被定性为事业单位，由国家财政统一拨款给予支持，文学艺术生产与传播机制被纳入体制当中。在体制下的文化管理体系中，党和国家的事业是这一文化制度的宗旨定位，服务对象是人民群众，文化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事业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因此，文化艺术的政治依附性较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以主导性的力量引领文化艺术的发展。以文学刊物的出版发行为例，“一般说来，‘中央一级的（中国文联、作协的刊物）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次一等的是省和直辖市的刊物，依此类推。后者往往是‘中央一级的回声，做出的回应。重要问题的提出，结论的形成，由前者承担。这些特征，也就是有效地建立了思想、文学领域的秩序得以维护的体制上的保证”[2]208。这种文化格局的建立，一方面保障文化活动顺利实施，另一方面便于党和国家进行统一的领导监督。“如果从文学生产的角度来看，它的特点是，与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严格配套。不但所有期刊的运营范围都基本按照行政级别和地域分界划分，在产品类型上也有明确的分工。”[3]23而国家对于文化工作者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各级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家协会这样的组织。作家协会更为重要，并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会，它对作家的创作活动、文化交流、正当权益等起到协调保障的作用，规范作家的文学活动，保证文学创作的实施。

“转型”是近年来在社会场域和学术研究界被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及分析框架。那么，“文化转型”并不简单意味着文化从一种原有状态、结构转向或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旧有的文化系统分化、变革、重组的同时，也面临新的发展和建设问题。当时的文化制度是建立在“一体化”时代，其运行长期依赖国家财政拨款，对市场缺乏应有的敏感度。1988年，在文化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文化市场”这一表述被官方首次使用，表明文化市场得到了正式认可。着力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完善市场运行机制，规范市场行为，成为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在包括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在内的文化系统开始推广施行，一些文化机构中的服务开始部分转向营利，即所谓的“用文化来支持文化”或者“用文化来培育文化”。其中，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化艺术院团试行了聘任制，民办的文化企业在社会上开始出现，政府对于文化部门的管理开始由单一的绝对政治领导下的事业体制，逐渐将市场行为和产业运作纳入文化管理体制中，使文化管理进入双轨制的阶段。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文化体制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探索和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率先在实践中加大了文化管理部门自身改革的力度，以体制创新为重点，将文化管理的政府职能和文化经营的产业功能分开，深化了文化艺术单位的内部改革，建立起激励竞争机制。同时，结合当地的文化、经济发展实践，相继明确了各自的文化发展目标和任务。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在中央正式文件里首次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建议》要求，要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加强文化市场的建设和监管。产业化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高级运作方式，它有别于手工作坊式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而且也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方式的一种僭越。“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化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4]41。这一具有新意的表述，体现了我们党对文化意识形态规律、对文化艺术现象在认识、理解上的深化和精准把握，凸显出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战略上的远见卓识。结合国内各省市对于发展和实践文化产业的积极反应来看，基本形成了发展文化产业的良好氛围，文化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在产值规模、行业拓展、企业组织等方面，都发生着积极的变化，其中文学出版等行业的产业化进程发展迅速。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主要是指文化生产和建设从按行政方式运作的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下按产业生产方式运作的转轨。在转轨过程中，生产、投资、流通、消费等环节按照商品经济规律、现代产业标准进行，文化产品进一步走向市场化并强调规模化。产业化是文化生产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它预示着政府管理文化、发展文化的新思路、新途径的正式形成。

（二）文学的市场化生存

陈福民在《文学需要市场——但不等同于市场》一文中曾指出，“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文化变迁时代，这导致了文学正在经历着从创作到策划、从作品到商品的变异过程。现在普遍的倾向是强调文学的消费性，强调文学作品作为商品的属性，这一点无疑有它的合理性”[5]。的确，在市场经济语境中，文化艺术交流已越来越依赖并通过市场来进行。市场需求意味着文学作品要以商品形式出现，市场是将文学的艺术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重要场所。文学的市场化生存，首先在于文学的“商品”属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商品是劳动产品在社会一定历史阶段上所采取的社会形式。社会分工、不同职业的细化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换不仅是生产者的生存手段，也是社会发展需要，并同时确证了劳动者个体或集体的生产活动对社会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商品”凝结着人类社会劳动的智慧结晶、体能技能，体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具有鲜明的“人为性”与“为人性”特质，内在地蕴含着利他性的互利原则。商品的上述属性，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我为他人，他人为我”的互利原则的基本范式。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新型的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协作关系，是对消费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劳动产品和活动的交换关系。因此现代社会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生产活动的商品化充分展现，二者相伴向前。曾经有很多学者对文学艺术产品的商品化、文学走向市场不甚理解或深表忧虑，认为文学艺术与商品经济难以相容。其实，“现代性观念中所包含的专业分工和艺术自律等概念，已经为艺术蜕变为商品准备了前提与条件”[6]212，文学生产无论怎样高雅和超脱，它也离不开世俗生活、经济生活。经济学的商品概念不包含任何褒贬的意义。文学艺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属性和审美属性是共存的，其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并没有限制艺术精品产生，市场中的文学尽管以商品化的形态存在，但这并不必然或直接影响文学的艺术精华。这就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实事求是地承认并自觉尊重文学艺术具有商品属性的客观事实，细致剖析文学艺术商品的市场流通过程。

一般来讲，任何凝结着人类抽象劳动的物品都具有交换价值，都可以按一定价格在市场上以商品的形式进行流通、交换。文化产品之所以具有商品属性，在于它是一种劳动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凝结了人类的一般劳动，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英国学者伊格尔顿曾鲜明地指出，在西方社会，文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书籍不只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而销售的商品。戏剧不仅是文学脚本的集成，还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雇佣一些人（作家、导演、演员、舞台设计人员）产生为观众所消费的、能赚钱的商品。批评家不只是分析作品，他们（一般地说）也是国家雇佣的学者，从意识形态方面培养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尽职的学生。作家不只是超个人思想结构的调遣者，也是出版公司雇佣的工人，去生产能卖钱的商品[7]65。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普通商品，其以“物化”的形式存在，使得文学艺术的精神内涵、心灵想象成为交换和流通的可能。附着于一定的物质形态，这是形成商品交换的基础。作家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艺术取向等，无疑是需要借助相关的语言物质媒介表达出来的，并依此物质形式达到交流思想的目的。这种语言物质媒介的体现形式，构成了文学艺术成为商品的基础，由此产生进入市场、进行交换的可能性。

（三）文学生产成为商品生产

既然文学具有商品属性，在市场体制中就必然地要遵循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当市场意识形态、资本逻辑介入文学生产活动，对文学生产的内外结构、运行机制等发生现实的作用，必然导致文学的存在形态发生变化。当然，文学可以坚守其纯洁性并保持独立自由的品格，可以躲进想象中的艺术殿堂。但现实的种种世俗境遇势必会对作家的文学观念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在文学市场化的过程中，一些作家竭尽全力寻找“突围”和自救之路，从社会生活和文化时空的各个向度寻找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机遇。所以，“必须解决可读性问题，只有使读者在对作品产生阅读兴趣并迫使他读完，才可能谈及接受的问题。我当时感到的一个重大压力是，我可以有毅力有耐心写完这部四五十万字的长篇，读者如果没有兴趣也没有耐心读完，这将是我的悲剧”[8]。这是陈忠实在关于《白鹿原》的创作谈中对文学可读性意义的着重强调。

在市场空间中，文学所置身的整个社会的生产机制已发生转轨和裂变。与之相随的是，出版社在文学贸易的三角形架构中的位置已越来越高，文学创作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流和对话的场景日益被挤压。文学出版作为一种生产、传播中介，在1992年以后比任何时候对作家写作的潜在影响都要大，成为文学的重要推动力量。而站在滔滔商海边际的一些作家就越来越依赖于这一中坚力量。也就是说，随着行政调控的削弱和市场调控的强化，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学创作的作家本位转变为市场体制下的读者本位，文学创作和出版、传播、接受的角色正在发生着不对等的变化。传统的文学生产是以作家创作为主导，而当下在文学生产链条中，替而代之的是以“出版主导”或“读者主导”为主。“文化生产的资本化，根据弥也殊的说法，大约有如下迹线：由文化孕思（文学、艺术家的作品）到产品实现为贸易性的商品（报纸、唱片等），到商品变成金钱（发行销售），必须通过制作人（譬如主编）的介入。他们的介入是具有强烈的决定性，也就是把独特的文化价值变为市场交换性的产品。”[9]377在文学进入市场运作之后，检验作家的创作水平、社会影响、绩效和身份认可较之以前有了较大的改变，读者的接受、大众的关注和出版媒体热捧的程度，是检验作家作品的核心和关键因素。文学生产最终成为满足文学市场需要的商品生产。后来经过几次改革调整，我国已形成包括报业、广播、电视、图书出版等在内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的全面与全新发展格局[10]。

二、出版社的转轨与自由作家的浮现

（一）文学出版迎来新生

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出版业受此影响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国家多次出台政策对出版业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和宏观调控，新华书店独家垄断、统购统销的发行模式被彻底打破。在整个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阶段值得关注。首先，突出表现在“二渠道”上。“二渠道”即指民营资本介入图书发行，这打破了新华书店在发行上的垄断地位，为广大书商提供了更多机会，也使得图书的出版发行行业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次，出版行业的生产经营型模式，也促进了出版社由中介地位到主体地位的转型。以往，出版社一直处于作者和读者之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一些集选题策划、组织编写、装帧设计和出版发行为一体的出版工作室的出现，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图书的商品观念深入人心后，出版社的主体性凸显，出现了签约作家、创作团队等现象。出版社与部分作家之间还形成了“雇佣关系”，这进一步深化了图书的商品性质。出版行业由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打破了传统的出版秩序，顺应了市场化的发展，出版社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畅销书生产链条上的经营主体。随着大陆与港台之间沟通和联系的加强，港台的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学广为流传。大陆的通俗文学和人物传记在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流行起来，相继出现了“王朔小说热”“张愛玲作品热”，以及名人传记等一系列畅销文学作品。青春文学、网络文学、魔幻类图书等的大量涌现，进一步推动了畅销书市场的繁荣。

在文化出版日趋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还处于成长阶段的我国出版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1992年以后，我国出版业由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正式转轨，出版社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的转变开始启动。为此，国家采取适当的宏观调控措施，保障其健康有序的发展，随之《出版管理条例》《印刷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相继颁布。1995年，颁布了《新闻出版署关于书号总量宏观调控的通知》，该通知的基本原则是：建立书号发放的激励机制，根据出版社表现情况，将其分为优秀、良好或一般、有问题三档。两年考核一次，决定书号的使用数量。2001年，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着重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等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以进一步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2010年，国家新闻总署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新闻出版法治政府建设，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了第五批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决定废止161件规范性文件。这些重要举措，有力地推进了新一轮的文化体制改革。此外，出版业还在市场主体的打造、书号资源的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市场体系和秩序的规范等方面也需要不断地实践探索。

（二）文学出版的效益兼顾

“自从文学成为商品的合法性在新时期文学运动之中得到确认以来，无论是文学期刊，还是文学出版社，都同样面临着如何实现经济效益的现实选择，而这一现实选择在实际上又成为一个面临市场的两难选择：第一难就是在行政投入的生产资金逐渐断奶之后，如何运用行政赋予的出版权力来实现经济效益;第二难则是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如何满足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出的社会效益要求。”[11]出版社要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稳步生存和发展，就需要在行政认可和市场份额之间求得一种平衡。也就是说，要兼顾图书出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探求文学生产走向雅俗共赏的路径，进而扩大文学的传播空间与社会影响范围。由于行政投资有限，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地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而生产，文学出版社就只能投身于市场求得效益，青睐于有着广阔市场空间的大众文学、通俗文學的生产，这就越来越不利于严肃文学的发展。在这当中，畅销书作为一种具有经济诉求的文化产品，在市场模式中具有强劲竞争力，无疑成为出版社生存和发展的新型出路。

畅销书的发展历程和运作机制是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的，没有成熟的市场体制就产生不了真正意义的畅销书。国外畅销书业发达的国家，其状态与其百年来日趋成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紧密相连。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畅销书业也随之产生和建立，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畅销书的生产既要遵循文学的内部意义的逻辑，又要以商业化的规律运作。“出版社兼具商业性与文化性的双重特性，畅销书成为所有出版社首要的努力方向，没有畅销书带来巨额的经济利益，出版社的生存就会成为问题，而出版社的文化属性也就无法体现。因此，畅销书成为一个出版社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12]

（三）文学出版中的自由作家

人作为一个个体，是不能离开身份而生活的。对于身份的辨识和确认，是人类主体性的重要表现。“作家”的身份和地位作为当代文学内部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转换、变更与确认，彰显着特定历史时期作家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景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家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以及经济条件较之以前都有了大幅度提升。但同时，民族独立的新型国家也需要作家形成新型的思想方式、情感方式与书写方式，进而参与新世界的建构和创造。国家政权的建立，并不必然意味着在精神文化领域也获得了全国性的胜利，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依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除了加强对知识分子作家组织上的管理外，也促使作家在思想意识上向新型意识形态聚拢。

在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作家的“组织化”是整个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文化艺术工作一直被看作和理解为一项集体的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作家在内的文艺工作者遂被纳入整个国家体制之内，各级作协、文化部门与宣传部门等成了他们的组织、单位。作家被划归为国家干部行列，他们多成为有关教育、文化与文学机构组织的干部或成员。由此，在现实政治层面，作家也随之具有了不可违背的组织身份，自由的审美创造者的身份面临解构的可能。作家加入社会组织，作为组织的成员，能享受到很高的社会地位，但他们的个体身份必须符合组织的规约和需要。历史地看，这种组织化的体制运作方式规约着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方式，对作家的文化活动、创作取向、艺术交流等起到了协调和保障作用，有效地保证了文艺作品的书写内容与文艺的诸多实践活动。

自由作家的浮现，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现象，呈现出具有综合和溶解功能的文学场域中政治、经济、技术等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分国有单位市场化，最直接的变化就是从业者身份的改变，由公家人变为社会人。在市场化体制中，每一生命个体都可以依据谋生手段或某种技能进入一种职业生存状态。作为一个普通的生产劳动者，作家和其他人一样，吃饭、生存、劳动和死亡，他需要把自己的精神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在文化市场交换，并从中获取相应的劳务费用，这是正当的，也是极其自然的。文学生产的市场化是从根本上对文学生产力的一种解放，文学生产的繁荣，文学的多姿多样，作家自我选择、决定和网络文学的繁盛等，均与文学市场的快速发展有关。

伴随着文学生产机制的变革和转换，作家也在调整着自身的生存空间及活动规则，做出各自不同的生存想象和文学想象，选择自由的谋生方式，“市场”赋予了当代作家个人权利选择的最大可能性。王朔作为“文学个体户”，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尝试经商，成为以写作为生的体制外作家。20世纪90年代后，许多作家纷纷离职，希望能够按照自由的意愿做一个“自由人”①。虽然当前的稿酬制度不足以让大多数的作家靠写作就可以无忧地维持生计，但大部分辞去公职的作家都表现出了乐观自信的态度，并且比较普遍地认为，以此可以获得充裕的创作时间和思考时间[13]。文学杂志《山花》原主编何锐认为，自由撰稿人将是21世纪的文学主力军。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山花》在1999年曾开辟“自由撰稿人”专栏，每期刊载一个自由撰稿人的小说并附作者就自由撰稿人话题撰写的文章，以期使读者从中看见当代最活跃的一批“自由撰稿人们”的文学成就和生存状态[14]。以往作家是被神秘笼罩的人物，正如我们以敬畏之心去领会其文学作品。当这种面纱被揭开，作家身外的光环不在，他只是作为一位艺术审美的创造者，也是一个在社会分工中从事生产活动的职业劳动者。

市场本身的复杂性又给作家带来新的影响，“一方面艺术家得到了更多的自由，但另一方面，艺术家的生活同时也有了更多的不安全感”[15]55。在市场的诱惑和商业意识的影响下，一些作家逐渐地远离了审美自由，成为商业法则的附庸。文学生产活动沦为了仅仅是作为现实社会个体生命的一种职业生涯活动和谋生方式，文学创作转换为文本写作。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商业手段经常被采用以促进作品的销量。身份本身是一种“被建构”的过程。“作家身份，关系到作家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关系着作家对创作客体的想象方式，甚至影响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创作技法和审美意识。”[16]在市场化时代，作家的精神和身体获得空前舒展的同时，自我权益和自由书写空间被社会场域中的不和谐“音符”所干扰，文学活动的理想化诉求和美好境界有时变成一种奢望。笔者认为，如何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加强文化资助与艺术保护，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三、文学畅销书双重属性与读者二元身份影响下的文学接受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主导下向前推进的。而文学时刻与时代保持互动发展的状态，势必处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变革的同频共振中。作为具有时代标志性质并折射出时代精神走向和价值观念的重要文化现象——文学畅销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起来。文学畅销书是文学市场化运作的产物，没有经过市场化的运作，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的畅销书。在此当中，读者兼具鉴赏与消费双重身份，能否与畅销书双重属性契合，是决定文学畅销书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读者的文学阅读与消费是文学活动的最后环节，这一阅读与消费行为结合市场运作、大众媒介和社会舆论与批评等外力因素，对文学畅销书生产形成制约性力量，同时，对文学市场化的推广也会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1992年以来，相对大众文化蓬勃发展所出现的文学生产繁荣景观，文学接受悄然无声地发生了深刻变化。“不管我们自己是否愿意正视和证实，文学的阅读方式（乃至艺术的阅读方式）在最近的一些年中确实发生了某种并未经过大肆声张的变化。就其历史沿革意義而言，把这一变化称之为‘革命性的，似乎也不为过。”[17]217这种阅读方式的变化，实际上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两端，反映出文学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学整体活动发生了复杂变化。

文学畅销书是文学市场化运作后的精神“消费品”，它除了具备知识属性和审美特征，还同时带有“物”的特性的文化“消费品”;读者既是文学作品的鉴赏者，又是购买“消费品”的消费者。读者的二元身份和文学畅销书的双重属性才得以完全显现。1993年是具有标志性的时间概念，是文学畅销书进入市场化运作的一年。这一年，出现了几件引起文化界轰动的事情：一是王朔率先将版税制度引进来，随后其《王朔文集》等作品的畅销，被称为“中国畅销书作家第一人”，作为“王朔现象”引起广泛讨论;二是以《当代》编辑部周昌义为主的几位作家用笔名“周洪”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签订了三年出版合同，规定必须按照出版社的计划进行创作，此次签约被称为“周洪签约事件”;三是著名作家史铁生、霍达等参加了在深圳举办的“中国文稿拍卖会”，其作品被高价卖出，引起文坛震撼;四是贾平凹《废都》畅销及被禁、陈忠实《白鹿原》受到主流评论家的认可并畅销;五是品牌畅销书“布老虎丛书”成功运作，是我国本土文学畅销生产机制形成的开端。一系列的文化事件使文学界和出版业对畅销书本质有了根本性的认识，文学畅销书审美特征和消费品特性是其本来面目。

文学及文学接受的变化是在人们不经意间发生的。面向读者市场的文学写作，正在显示出强劲的竞争力。但是，这个时代需要理性的思考者，思考者就要面对娱乐化的大众环境，而面对大众环境的思考者就需要智慧，有了智慧就成了理性的接受群体。于是，读者就承担了思考一个民族的性灵、思考这个民族的灵魂的责任。回观时下，娱乐化成了当下的时髦。在大学生群体中，“影视剧取代了小说，卡拉OK取代了抒情诗，网络游戏取代了童话故事，动漫和文字相结合的网络聊天取代了书信，成了人们表达情感、想象自我与世界的主要形式”[18]109。

综上所述，纵观1992—2012年间的文化经济场域，文学类畅销书出版热潮的此起彼伏和畅销书市场的蓬勃活力，无疑构成了一个重要存在。的确，随着经济体制和文化系统的转型，文学的存在方式及其生产、传播方式等较之以往都已发生了诸多改变和深刻变革。在诸多现象当中，最为显见的事实是：文学从单纯的精神文化建构融入整个的社会生产和日常活动之中，具有了明显的商业化倾向，传统的审美倾向出现裂变。而文学畅销书作为具有时代标志性质并折射出时代精神走向的重要文化景观，不仅体现了文学生长和前行中的激情与希望，并且以其多元化的写作取向和广泛的受众，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深入考辨我国当代文化现象的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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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and Reception of Literary Bestsellers（1992—2012）

Li Qingyong， Ma Jingjing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Abstract：The year of 1992， in the social context and historical process of our country， undoubtedly has far-reaching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With the historical appearance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e cultural system is also being reorganized and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cultural pattern of the market economy era. Various literary components， the differentiation， competi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literary forc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forms， the expan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 economy and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overall and all-round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re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modes have generated various complex forms of literature. In this process，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phenomenon with the nature of the times and reflects the trend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literary bestsellers” have sprung up like mushrooms in China. In the short twenty years to 2012， a relatively complete set of operation norms and mechanisms has been formed around the production， planning， editing， publishing， dissemination， consumption and other links of literary bestsellers， and insiders believe that China has entered the era of bestsellers.

Key words：social context; literary bestseller;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literary publishing

【責任编辑：刘北芦    责任校对：赵 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