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方银

【关键词】周边安全  周边命运共同体  地缘政治  地区冲突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多个地区出现较高烈度的冲突，对国际局势的演化产生颇为深远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周边地区受到多方面冲击，周边安全形势正经历复杂变化，也难免影响到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

中国周边安全态势的新变化

2020年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激烈，世界面临多重安全冲击。其中，新冠疫情是近百年来全球面临的最大非传统安全冲击；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后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并对国际社会形成广泛的地缘政治冲击；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在中东地区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并影响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以及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在这些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复杂影响下，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新变化。

首先，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领域广泛并呈长期化态势，对国际和地区秩序产生系统性影响。美国视中国为唯一有能力在经济、安全、技术等领域挑战其全球主导地位的国家，[1]即使在乌克兰危机延宕并对美国对外政策构成重要现实挑战的背景下，美国依然没有减轻对中国的关注与施压，继续视中国为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2]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长期化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出现一些新变化。一是中国表现出抵御美国战略压力的较强韧性，美国的反华战略难以在短时期内产生决定性结果，这促使美国对华战略作出策略性调整，以寻求对美国社会经济伤害更小、从而更具可持续性的做法。二是美国仍在加强对盟友和伙伴关系体系的整合，试图在已有“印太战略”基础上，谋求反华力量的增强。比较突出的是，在打造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基础上，试图吸引新西兰等参加“奥库斯”合作，同时强化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和美菲同盟，增强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的行动能力。美国积极寻找一切机会加强“小多边”安全合作的机制化，试图把盟国更紧密地绑定在反华的战车上。三是中美博弈虽然激烈，但也有一些因素在起作用，使双边关系没有脱轨。比如，中美复杂的相互依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客观现实，难以被打破；快速而粗暴的“脱钩断链”会对美国经济造成直接冲击，这是美国难以承受的；中美都是军事大国且都是核大国，大规模军事冲突的代价对任何一方都十分巨大，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无意在短期内与中国兵戎相见；即使面临美国的高强度围堵与无理打压，中国依然认为中美之间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竞争，在利益上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关系，仍努力谋求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没有放弃在一些重要领域与美国开展合作的努力。2023年11月，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举行会晤，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没有超越或者取代美国的规划”，“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3]此外，中美两军的交流在逐步恢复，中美高层会晤也较为密集，双方的沟通管道基本通畅，这些都有助于维护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

其次，世界其他地区爆发的武装冲突对中国周边地区产生一定外溢性影响。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已经持续两年，短期内还看不到获得根本性解决的前景。围绕乌克兰危机展开的地缘政治博弈产生广泛的国际冲击，并波及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东亚峰会、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在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仍然持续之际，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并演变为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持续军事行动，之后也门、黎巴嫩、叙利亚、伊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土耳其和美国等以不同方式介入或被卷入。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的相继爆发，不仅冲击欧洲和中东地区的稳定，其影响还外溢到其他地区。美欧等国对俄罗斯实施的极其严厉的经济制裁影响了国际能源市场和粮食供应链的稳定性，俄罗斯与美欧等国在各领域的博弈对主要国家的战略关系以及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形成冲击。巴以冲突影响了伊斯兰世界与以色列以及美西方国家的关系。国际冲突频发削弱了中国周边国家对世界和平的信心，影响了其对世界各国行为方式的认知。周边国家关于国际合作的预期不如以前稳定，对世界未来发展的信心也有所下降。暴力在国际社会的泛滥以及权力政治的横行，会导致零和思维滋长，降低人们对于通过国际制度、国际规范解决问题的信心，弱化其对国际规则的尊重。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都表现出某种长期化态势，其走向也出乎主要参与方最初的预计，这向世界各国清晰地显示了武装冲突的残酷性，以及战争过程中存在的高度不确定性。它们在恶化国际安全形势的同时，也推动中国周边国家对使用武力的后果进行反思。

再次，在动荡不安的国际背景下，中小国家的安全心态正发生微妙变化。大规模武装冲突连续爆发恶化了国际安全形势，显示了世界整体安全环境的脆弱性。与大国相比，中小国家由于自身军事实力、塑造安全环境的能力存在较大局限，对此往往有更强烈的感受。仅仅几年之前，大多数中小国家还认为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是稳定的，其主权和安全总体上是有保障的。国际冲突的连续发生，使不少中小国家进一步认识到自身安全自主能力的脆弱性，以及在约束大国行为方面存在的能力不足，认识到仅仅依靠联合国、地区组织等难以有效维护和保障自身安全。由此，中小国家联合自强、抱团取暖的意识明显增强。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日本、欧盟、新西兰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好感度上升，对美国、俄罗斯等国的信任度下降。新加坡优素福·伊萨东南亚研究所2022年2月发布的关于东南亚国家的民调显示，对于谁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支持国际法方面最有全球影响力，选择美国的为36.6%，其次是东盟的16.8%和欧盟的16.6%。而在2023年2月的民调中，选择美国的比例下降为27.1%，选择欧盟和東盟的比例分别上升到23.0%和21.0%。[4]全球南方的国际影响力显著上升，也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上谋求团结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表现。只要大国竞争未能缓解、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没有减轻，中小国家安全心态的这一变化就会持续，并可能产生严重国际后果。

2024年1月15—17日，美日韩三方在韩国济州岛南部公海举行海上联合训练。

最后，周边地区不稳定因素增多，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周边地区热点问题有效管控的难度增大。百年变局的影响、地缘政治冲突的外溢、世界经济不稳定性的冲击等，对周边国家产生多方面影响，不同国家面临不同挑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出现复杂重组。美国出于对华战略竞争的考虑，不断炒作周边热点问题，导致地区局势更不稳定。受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际社会中权力政治思维与机会主义心理蔓延、民粹主义与部分国家排外情绪滋长等因素影响，周边热点问题的管控难度增大，曾经在一个时期得到相对有效管控的热点问题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在南海地区，菲律宾在仁爱礁、黄岩岛问题上小动作不断，挑衅行为升级，其背后既有美国的挑动，也牵涉菲律宾复杂的国内政治因素。朝鲜半岛虽然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但也暗流涌动，不排除对抗升级的可能。缅甸国内的局势变化，包括缅北发生的小规模军事冲突，虽属缅甸内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牵动中南半岛的局势以及中缅关系的发展。马尔代夫要求印度限期撤出部署在马尔代夫的所有军事人员，显示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也在出现变化。

总体上看，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既在经历大国关系与地区秩序方面的结构性变化，又面临多个短期因素的冲击，一些局部性问题还可能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这使周边安全形势更显复杂，并影响到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与效果。

安全环境变化对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影响

在周边安全形势出现复杂变化的情况下，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仍然取得许多成果。2020年以来，中国在此前与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分别构建三个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又与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周边国家明确宣示积极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意愿，彰显了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命力。同时，面对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也面临双边命运共同体如何进一步深入发展、如何把双边命运共同体转化为区域命运共同体的问题。

一是安全矛盾的存在和安全形势的紧张对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产生明显损害，这种损害往往是长期的。安全问题由于经常与国家主权、国家核心利益联系在一起，容易牵动社会与公众神经，迅速引起极大关注。在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下，安全矛盾即使不涉及生死存亡问题，也往往具有很强的你输我赢的零和性质，安全矛盾的升级很多时候伴随国家间社会情绪的高度对立，并损害国与国之间的好感与信任。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需要以相互之间良好的情感为基础，没有高水平的相互信任，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就会失去重要的情感基础。

二是安全问题的负面影响很容易外溢到其他领域并干扰合作进程，甚至导致已经取得的合作成果出现逆转。当前，周边地区安全关系的变化已经对本地区的经济合作态势产生影响。美国打造反华小圈子的努力方向之一，是把其所主导的盟友和伙伴关系体系转化为在国际上排斥中国、孤立中国的经济阵营，使安全伙伴转变为反华的经济伙伴。例如，随着日本、韩国更紧密地被绑定在美国的反华战车上，两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受到一定消极影响。根据韩国政府统计，2023年韩国对华贸易出现180亿美元的逆差，这是中韩建交30多年来韩国首次出现对华贸易逆差。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美国对华科技打压下，韩国配合美国的“小院高墙”政策，其对华芯片出口出现连续14个月的下降，2023年的出口额比2022年下降23.7%。[5]

三是随着安全形势的恶化，你死我活的对抗、你输我赢的竞争、集团阵营的对立等消极安全思维会在国际社会拥有更大市场。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紧张容易导致对抗性思维在国际社会蔓延，以及民族主义的上升和排外情绪的滋长。消极安全思维的蔓延会不断强化对“对手”的负面认知，对安全纷争进行有偏向性的解读，进而对紧张局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消极安全思维与命运共同体理念背道而驰，不利于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周边地区传播及在周边国家政策实践中落地。鉴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与敏感性，其一旦出现，在许多国家的对外政策排序中往往有很高的优先级，容易成为一个时期对外政策中的焦点，导致与他国构建命运共同体无法成为一些周边国家对外政策的首要选项。因此，如何减轻安全问题的消极影响，成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课题。

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主要路径

面对动荡变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开展“小而美”项目推进合作进程、积累相互信任，同时面向周边国家释放政策红利，扩大中国国内市场，并在塑造地区安全秩序上发挥更大引领作用。

2023年9月9日，来自中亚五国的青年代表走进重庆荣昌万灵古镇，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图为万灵古镇上的陶笛表演。

2023年8月29日，以“教育合作新愿景·‘一带一路共繁荣”为主题的2023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州省贵安新区开幕。图为“理解中国：东盟青年领袖访华研修团”授旗仪式。

第一，通过稳定的合作增加国与国关系的确定性，提振周边国家与中国合作的信心，使双方之间的关系得到鞏固和加强。当今世界处于一个确定性相对稀缺的时代，这对很多周边国家形成不小的困扰，使其更加短视，更在意获取切实可见的具体利益，对于长期合作目标信心不足。在此背景下，一些周边国家难以把命运共同体建设确定为其重要的外交目标。为了稳定周边国家的合作预期，中国外交需要以更大的耐心保持自身行为方式的一致性。特别是在美国推行遏制围堵、阵营对抗、“脱钩断链”政策的情况下，中国继续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使自身始终成为地区合作中的建设性力量，表现出行为方式的高度稳定性，使周边国家对中国外交的特质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外交行为的连贯性可稳定周边国家与中国合作的预期，从而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良性互动提供确定性。

第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可循序渐进、积少成多，逐步建立和累积信心，强化合作路径的稳定性。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国与国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信任赤字，中小国家对大国的戒备心理普遍有所上升，推进大规模、长时段、高水平的深度合作与过去相比面临更大困难，也容易遭到美西方的抹黑与阻扰。为此，可以把宏大的规划进行分解，把大的长期目标进行细化。在2023年10月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积极推进一大批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6] “小而美”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把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普通民众，进一步夯实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民心基础与社会根基。由于这些项目更直接契合周边国家底层民众的切身利益，能够较少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冲击与零和博弈思维的干扰，从而能够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推进。

第三，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向周边国家展示自身坚持对外开放、推进国际合作、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坚定态度。当前国际合作不易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对于长期合作缺乏稳定的预期，某些合作即使能给相关国家带来较大利益，其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去加以推动和落实。在此情况下，可以通过主动释放政策红利提升周边国家与中国开展和深化合作的信心。如2023年11月24日，中国宣布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马来西亚6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两天后，马来西亚宣布从12月1日开始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30天内免签证的便利措施。之后，新加坡也对中國公民实施入境30天内免签证的便利措施，泰国宣布自2024年3月1日起对中国公民实施永久免签政策。2024年1月11日，中国宣布实施便利外籍人员来华5项措施；2月9日，宣布扩大59个国家人员免签入境海南事由。这些免签政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展现了相关国家进一步扩大相互开放的意愿与决心，有助于提升各方加强合作的信心。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大国战略竞争消极影响在周边扩散的背景下，中国主动采取一些能够在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的行为，对于提振周边国家的合作信心、避免负面竞争在周边蔓延具有重要意义。与单方面免签证相似的一些具体政策的中长期影响不容低估。

2024年1月20日，由中资企业发起的柬埔寨壹路公益基金会来到柬埔寨磅士卑省维尔庞小学，向当地的孩子们捐赠教学物资。

第四，处理好地区发展与地区安全的关系，继续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倡议向周边地区提供公共产品，通过本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相互联系的增强、共同利益的分享缓解地区安全形势，避免安全问题对本地区发展产生过大干扰。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都试图加强与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关系，但双方目的不同。美国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打压中国，在周边地区围堵和孤立中国。而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是为了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使周边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助力，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区与试验田。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目标、方向和节奏不能被美国的反华政策以及大国在周边地区的博弈所左右。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美欧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有所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可依靠“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经贸、投资及发展合作，进一步面向周边国家开放国内市场，拉紧同周边国家的利益纽带，进而维护周边和平发展环境的稳定。

2022年11月10日，执行“和谐使命-2022”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丹绒不碌港展开友好访问。

第五，通过强化军事安全能力建设、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提升引领和塑造周边安全秩序的能力。中国与周边国家可以在安全理念共识的达成与包容性地区安全架构的构建方面深化合作，同时探索应对外部势力挑动、加强地区热点问题管控的方式与路径。在地区安全理念方面，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认为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主张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7]中国明确表示支持和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和架构，秉持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等“东盟方式”，把自身的安全理念与周边国家的安全观念、安全关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在涉及自身热点问题上表现出很强的战略克制，积极与周边国家进行沟通、对话与协商；在其他问题上积极劝和促谈，推动问题的政治解决，而不是激化安全矛盾。虽然中国周边存在多个复杂难解的热点问题，但在动荡变革的国际背景下，面对美国的频繁挑动，这些热点问题总体上得到较为有效的管控，没有演变为直接的武装冲突。这与世界有些地区热点问题升级的态势形成明显反差。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中国作出的努力密不可分，也使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有了一个基本可靠和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地区秩序转型背景下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A1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1]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ctober 27， 2022，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Oct/27/2003103845/-1/-1/1/2022-NATIONAL-DEFENSE-STRATEGY-NPR-MDR.PDF.

[3] 《習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新华网，2023年11月16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11/16/c_1129977979.htm。

[4] Sharon Seah， Joanne Lin and etc.，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2 Survey Report， Feburary 16， 2022， p.26; Sharon Seah， Joanne Lin and etc.，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3 Survey Report， Feburary 9， 2023， p. 30， https：//www.iseas.edu.sg/category/articles-commentaries/state-of-southeast-asia-survey/.

[5] Kim Hoe-seung， “Korea Records First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since 1992，” Hankyoreh， January 3， 2024， https：//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business/1122834; “Changing Trade Dynamics，” The Korea Herald， January 5， 2024， https：//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240105000008.

[6] 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9日，第2版。

[7]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中国外交部网站，2023年2月21日，https：//www.mfa.gov.cn/wjbxw_new/202302/t20230221_1102832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