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

陈毅是新四军的卓越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他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在敌伪顽夹击下坚持抗战，发展敌后游击战争，辗转大江南北，亲历了新四军挺进敌后英勇奋战、经受考验成长壮大的艰难岁月，有力推动了华中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大发展。在此期间，于行军作战、紧张工作之余，陈毅心有所感、发为歌吟，通过写作诗词反映新四军艰苦卓绝的征战历程。从陈毅的抗战诗词中，可以看出新四军听党指挥、英勇顽强、艰苦奋斗、致力团结的鲜明文化品格。

一、听党指挥的文化内核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从沉沦中奋起，必须要有无数至诚为国、胸有大志的仁人志士为之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新四军全体将士怀抱心忧天下的情怀、救国救民的信仰，在民族危亡之际，用青春和热血共赴国难，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战斗。在发展壮大的历程中，新四军听党指挥，经受住无数次重大事件的考验，在顺境和胜利时不自满、不骄傲，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气馁、不动摇，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因党而生、为党而战、向党而强是新四军文化品格的内核所在。

新四军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继承了红军听党指挥的优良传统。在南方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中，部队依托高山丛林与敌人战斗、周旋，有的部队只剩下二三百人，又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但他们对党的信念、对党的忠诚矢志不渝。在此期间，陈毅写作了不朽的绝命名篇《梅岭三章》，“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等诗句，充盈着危难时刻笑对生死的英雄之气，深刻表达了对敌人的蔑视、对胜利的渴望，以及对党、对中国革命必将取得成功与胜利的坚定信念。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无论是在枪林弹雨中，还是在根据地建设中，忠诚如铁的信念都是指引新四军不断前行的力量源泉。正如陈毅所指出的那样：“党在本军的领导，就是本军特质的表现。”在《闻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一诗中，陈毅表达了闻令而动的饱满激情：“南方豪杰风雷动，团结救亡下山来。”在《保卫郭村》中以白话的方式道出了勝利的真谛：“孤军英勇，领导坚强，是战斗胜利的核心。”皖南事变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幸存的新四军听从党的指挥，为了抗日大局，毅然开赴苏北，继续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避免了国共两党的进一步冲突。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为争取国共和平谈判成功，中共中央作出重大让步，决定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北撤。接到命令后，许多新四军干部和战士尽管深深依恋用鲜血换来的根据地，但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在很短的时间内，7万余名战士胜利完成北撤任务，充分体现了讲政治、顾大局的崇高精神。以黄克诚为师长的新四军第3师坚决听从党的指挥，跋涉千里，奔赴东北战场，抢占了战略上的先机，为解放东北奠定了基础。其余的部队开赴山东战场，为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贡献。随即大军南下，跨过长江，继续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可以说，一部新四军的历史就是一部听党话、跟党走，为党举旗、对党忠诚的历史。

陈毅从红军时代起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南北，深切地感受到党的伟大英明，他对党中央、毛泽东发自肺腑的深情赞颂抒发了新四军将士们的绝对忠诚。在《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一诗中，陈毅表达了即将去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的喜悦心声：“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1944年春，陈毅初到延安，又赋五言诗《延安宝塔山》云：“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红日照白雪，万众齐仰望。塔尖喻领导，备具庄严相。犹如竖战旗，敌军胆气丧。又如过险滩，舵手平风浪。又如指南针，航海必依傍。”这首诗再次表现出新四军官兵对党的无限忠诚，以及百折不挠、坚强不屈的斗争品格。

二、治军理政的文化自信

新四军不畏强敌，深入敌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使新四军有了基本的阵地和可靠的后方，也让敌后人民看到了希望。新四军不同于国民党“凑壮丁”“抓壮丁”，推行“募兵制”，动员青年学生、难民参军；推行“三三制”，保护各阶层利益；熟练掌握游击战，不断胜利；发扬红军精神，与群众鱼水情深，深得民望。中国共产党治军理政成效显著。

陈毅有不少诗作反映敌后根据地斗争生活，如“旧歌不厌人含笑，抗战新声更展眉”，“唯有真民主，权利两相忘”，“澄清局势今可见，群彦相看笑冁然”，“碧血前驱流万斛，新坟后继起千堆，飘摇专制霸图尽，茁壮新生民主来”，“五年碧血翻沧海，一片丹心照汉旗”，“何处光明留净土？还看敌后万军屯”，“九仞为山争一篑，同仇敢与亿民期”，等等。事实正如诗中所言，在伟大的抗战中，新四军依靠群众，粉碎日伪“扫荡”“清乡”；军民一体，构筑坚强堡垒；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发展各项文化事业，“创造光明幸福的新苏北”，使根据地呈现出民主、进步、团结的新气象，为整个民族振兴的伟业带来胜利的希望。对革命的文化自信，是我党我军重要的制胜力量。

三、英勇顽强的文化担当

陈毅起草的《新四军军歌》初稿（原名《十年》）激情奔放、气势恢宏：“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由此折射出新四军荡气回肠的历史和艰苦奋战的传奇经历。《新四军军歌》后来经集体修改定稿，由何士德谱成斗志昂扬的进行曲，随着新四军部队在华中的战略展开，传遍吴头楚尾、大江南北。

新四军进入敌后战场，就处于日伪顽夹击的艰难复杂的环境之中。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不屈，充分运用大规模游击战的经验指挥战斗，克服一切困难，对敌作战2.46万次，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对顽作战3200余次，歼灭顽军14.3万余人，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书写了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1938年为执行中共中央开辟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新四军决定组建先遣支队开赴江南敌后，于6月17日在镇江城郊的韦岗设伏成功，歼灭日军20余名，毁军车4辆，缴获大批战利品，首战告捷。陈毅闻讯后，大赞“江南处女战打得好”，并欣然即兴挥笔写下了七言绝句《卫岗初战》，“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表现了新四军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生动体现了新四军的战斗品格。韦岗战斗是新四军挺进苏南后的第一战，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和新四军的胜利，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江南民众抗日的热情，赢得了人们对新四军的信任和赞誉。

在陈毅所写作的大量有关战斗生活的诗词中，这类作品有许多。1940年，新四军不失战机地渡江北上，消灭了大批江北敌伪部队，又与南下的八路军胜利会师，开辟了苏中、苏北根据地。在《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一诗中，陈毅写道：“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这是新四军战略行动赢得巨大成功之后，与八路军兄弟部队会师时胜利豪情的精彩释放。

在皖南事变之后，陈毅被党中央任命为新四军代军长。他写下《皖南事变书愤》：“赢秦无道即今同，血债千重又万重。倒海翻江人呐喊，立将莫邪斩苍龙”，代表新四军将士发布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谴责和义愤，同时表达了与日本侵略者继续奋战的摧不垮的坚定决心。

1941年10月，陈毅亲任“前指”总指挥，打响了程道口战役。程道口位于泗阳县三庄乡，是淮海、淮北两大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也是淮南、淮北、淮海、盐阜四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往来联系的咽喉，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为韩德勤所属的王光夏旅强行侵占。陈毅调兵遣将，20日下午5点开始总攻，至21日下午8点半，攻占了“固若金汤”的程道口。此次战役共毙、伤、俘国民党军1400余人，粉碎了韩德勤扼杀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实现了淮南、淮北、淮海、盐阜四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它是自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取得的第一次反顽斗争的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官兵的士气，打击了顽固派嚣张气焰。陈毅为之赋诗一首：“道口破重围，曾经弹雨飞。战场遗迹在，捷报迭来归。”

要革命总会有牺牲，全民族抗战八年，新四军牺牲战士8万余人，团以上干部350余名。陈毅为不幸牺牲的英雄志士写下许多感人至深的悼诗。在东进途中他写有《记遗言》，赞美战地服务团的英雄女兵李岷：“革命流血不流泪，生死寻常无怨尤。碧血长江流不尽，一言九鼎重千秋”；在敌后坚持的岁月，他献诗挽著名的爱国士绅韩紫石：“坚持晚节昭千古，誓挽狂澜励后生”，“海陵胜地多人杰，信国南归又见君”；1943年3月，为掩护党政军机关和群众转移，新四军第3师7旅19团2营4连82名官兵在刘老庄与3000敌寇展开殊死搏斗，战斗从早晨打到黄昏，打退敌人一次次冲锋，陈毅誉之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壮举”；反攻阶段，他为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不幸牺牲写下沉痛而壮烈的悼诗：“吾人事革命，生死本寻常”，“新生千百万，浩荡慰忠魂”。I946年4月叶挺军长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两个月后又传来罗炳辉副军长病故的消息，陈毅写了两篇长诗，赞颂他们“矢志不转移，雪里傲青松”，“自有擎天手，伏虎复降龙”。

以上这些诗，集中表现了新四军将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是对新四军英勇无畏文化担当的深情赞颂。

四、团结一致的文化追求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陈毅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谈判。作为一个经过斗争考验的革命家，他清醒地看到了国民党的两面性，联想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教训，唤起了他深刻的警觉。在紧张繁重的工作中，他写了题为《生查子·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的词：“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潸然泪沾袖。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坚定勉吾侪，莫作陈独秀。”词的前半部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发生十年争战的历史教训，后半部提出第二次合作必须民主，切不可重蹈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覆辙，敲响了时代转折关头的历史警钟，意义深远。1939年，陈毅赴溧阳参加国民党军校阅兵典礼后作诗曰：“山河破碎思前事，抗日合作看精诚”，对国共合作抗日寄予了深切期待。

陈毅深刻领悟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的战略策略。华中敌后坚持战斗期间，他写了很多诗作，揭露日伪顽勾结起来对付新四军的罪行，重点在于对顽固派发出仁至义尽的警告：“御侮力排朋党论，同仇谋止阋墙争”，“胡马窥江贼投敌，汉奸误国我深忧”，“国中忍见儿皇立，朝内唯谋萁豆炊”，“痛心姬汉运，摩擦鬼凄凉”，“当今抗倭日，独夫犹阋墙。文恬而武嬉，甘心事虎狼”等等。他还写了《读史四首》，联系古代历史教训，对现实生活中的国民党专制统治进行批判：“乃知专制国，大位踞虎狼，唯有真民主，权利两相忘……外举不避仇，灭亲见大义，今当抗敌日，何不识此意？”

新四军善待善用知识分子青史留名。新四军和各根据地初创时期，知识分子异常缺乏，文化队伍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能满足文化发展的需求。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对于知识分子，不管是从外地来的，还是本乡本土的，新四军都注意做到团结他们，尊重他们，支持他们的工作，对有突出贡献的及时予以表彰。各根据地在物質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生活上尽可能地给知识分子以照顾，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同时组织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社会实践。大批知识分子通过政治学习和社会实践提高了政治觉悟，转变了自己的立场，积极投身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事业。在盐城，陈毅倡议成立湖海艺文社，建立文化村，吸引了许多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活跃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在1942年11月撰写的《湖海诗社开征引》中，陈毅较为详细地述说了他对诗歌文艺时代作用的见解。他批评“一生营营者，个人利禄累。艺文官僚化，雕虫尽可废”，呼吁战争年代的诗人要“应知时势变，新局启圣智”，“斗争在前茅，屈伸本正义”，为“万古千秋业，天下为公器”的光辉理想奋斗。新四军拥有一大批像任光、赖少其、阿英这样的文化大家，还有许多作家、画家、戏剧家、音乐家、新闻记者和医生，这固然是由于地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华中，知识分子较多而且多数有爱国抗日之心，但也与陈毅等同志的重视分不开。他们不畏艰险投身抗战，在艰苦的环境下培育了大量的文艺之花，用文化的力量凝聚人心，团结人民，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陈毅博学多才，雄辩健谈，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时，往往一席交谈，就使对方引为知己，由钦佩陈司令员进而信任新四军。他和民主人士的诗文交往，如《次韵答阜东庞、杨二先生》《答庞友兰先生》《赠张云川先生四首》等，声讨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的罪行，歌颂了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正确路线，肯定了正义风雷必定取得最后胜利。发表以后，广为传诵，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促进了他们对共产党、新四军的信赖。在那时的苏北，有影响的士绅形成了“一边倒”的政治倾向。他们积极参加盐阜区参议会和县参议会的工作，为建设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文化是国家、民族、党和军队的灵魂所在，“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从陈毅抗战诗词中，可以看出新四军始终把塑造“党军”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品格列在重要议程上，形成了既蕴含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又具有鲜明新四军特色及独特魅力的文化品格，使其成为“文化水平最高和最有力的部队”及“最有效、最文明的军事力量”。

（责任编辑：时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