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川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民族宗教教研室，北京 100081）

本文谈的无神论，主要是指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不认为有任何超自然的所谓实体神、人格神存在；这里所谈的宗教，既包含观念层面的，也包含实体层面的。历史表明，任何宗教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存在，必然以历史的、地域的和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此才能被处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信众所认识和理解，这是宗教跨文化传播的客观规律，也是宗教本土化的必然要求。相反，若违背这一规律，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要么被历史所淘汰，要么走向极端，宗教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就我国而言，无论是外来宗教还是本土宗教，其教理教义都必将以契合每个时代的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语境来不断地进行诠释和表达，使其既能表达各宗教的核心教理教义，同时又能为不同时代的中国信众所理解和接受。在宗教中国化的这一历史进程中，无神论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流，成为中华文化传承不息的重要文化基因。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化本具无神论的思想底色。历史证明，这样的文化底色不仅没有排斥各宗教思想在我国落地生根，反而推动我国历史上各宗教形成了和谐共生、健康传承的格局，并以此文化底色影响、涵养、引领各宗教，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此而言，无神论思想是我国各宗教能够和谐共生的重要思想基础，成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前提和保证。

一、无神论思想是中华文化本有的思想底色

提及无神论，人们往往更容易联想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进而认为无神论属于舶来的思想。事实上，无神论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流且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因此本具无神论的思想底色。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无神论底色，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中国后才能“一见如故”，进而落地生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无神论思想这一中华文化的思想源流便是重要的结合点。

在中华文化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可谓中华文化的重要思想源流，百家争鸣共同描绘了中华文化的底色，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其中儒家思想更是发展成为之后历代的主导性政治意识形态，在思想层面聚焦和引领了包括涉及宗教在内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具体到宗教领域，在治国理政上，儒家宗教观的总纲可以认为是“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强调“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祭祀状态，“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的祭祀效果。这本身彰显出无神论的思想底色，可以认为是包容的无神论宗教观。它将宗教定位于辅政教化的维度上，为我国政主教从的政教关系历史发展定下了基调。各宗教本有的或多或少的排他性在其浸润下进行调整，进而减弱，逐步走向了和谐共生、借鉴交融之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又不失自身特色。与此同时，这一基调将各宗教的发展导向人文与理性的方向，因此极少出现宗教狂热，所以我国并未出现过类似西方那样的宗教战争。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主要学派与此相应，亦同时表现出无神论的思想底色。

道家思想表达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的哲学主题，以本体之“道”的自然无为来破除迷信鬼神之风。这与佛教唯识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所谓“三界唯识”并不是否定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而主要是否定大梵天、遍入天、大自在天之类的造物主〔2〕，主张回到人本有的智慧，由神而回到人。墨家强调宗教对人的警示意义，主张以宗教为“工具”来教化民众，所谓“国家淫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墨子·鲁问》）。认为只有以假设的遍满天地的“鬼神”来警示和监督人们，才能使其遵守道德伦理准则。因此“明鬼”便成为了世俗人间道德伦理的重要保证，以此实现对国家正常管理秩序的维系。法家更显示出较为彻底的无神论，坚决反对和打击各种鬼神迷信，主张以法治国，认为一切都决定于人而非决定于神，即使教化与工具层面的鬼神信仰，亦在其破斥范围之内。如何使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等现实问题成为法家的一贯主题。《史记·滑稽列传》中广为人知的“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则是实践法家宗教观的代表性事件。综上可以看出，以儒、道、墨、法等思想为代表的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其核心重在谈“人事”而非“神事”，即使谈到所谓的“神”，也只是“神道设教”之神，宗教观念更多则是起到辅政教化的工具性作用，正如《荀子·天论》中所总结的：“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也即是说，以宗教的教化功能来弥补人们道德自律的不足，从而聚焦于辅助政权治理的方向上来，也成为我国政教关系历史发展一以贯之的主旋律。

不止于此，中华文化中无神论的思想源流可以进一步追溯到春秋战国以前的更早期。据史料记载，在距今四千多年我国便发生了以“政教分离”为主题的“绝地天通”的历史事件。《国语·楚语》中记载，面对当时“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的家家户户皆可以大量贡品祭天，并皆可传达神意的意识形态极其混乱的社会现象，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将每家每户都能祭祀的权利统一收归国有，由臣子南正重负责此项事务，服从于颛顼的领导。由此实现了以政治权力为核心与主导的政教分离并进而政主教辅。时至西周时则终于发展出“以德配天”的观念，天意由统治者的德行高低来体现，其实质即统治者的政权合法性来源，由天而回到了统治者本身的德行。如此便进一步架空了凌驾于生活世界之上的“神”的观念，明确突出“人治”而淡化“神意”。统治者的德行又进一步具体表现为是否能重视民意，即《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所载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敬德保民”的思想。于是，是否顺应民意就成为衡量统治者德行是否合格的标准。由此又出现了神由人来创造和主导的先进性思想，即《左传·桓公六年》所载“夫民，神之主也”。

由此可见，从中华文化的思想源头来看，无论是政治文化层面还是社会文化层面，无神论思想都是底色和主流，引领了中华文化的总体发展方向，表现出中华文化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华文化相融合，二者之间在无神论思想层面的融通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华文化的无神论思想底色源远流长且一以贯之，无论是外来宗教还是本土自生宗教无不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上而发展至今。历史上广大宗教教职人员与信教群众亦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上而世代生活，其中的外来者也因此而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以中华文化为视角来审视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因此，中华文化成为引领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灯塔，中华文化无神论的思想底色恰恰是我国各宗教和谐共生的思想基础，给各宗教思想以落地生根、健康发展的空间。各宗教教职人员与信教群众在此思想的浸润下也表现得更加宽容，辅助政权，更加专注于自身精神境界的提升，这本身也是中华文化的内在要求。

二、无神论思想底色使我国各宗教得以和谐共生、多元通和

我国历史上各宗教之间的关系特点是和谐共生、多元通和，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关系模式，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是因为中华文化所具备的无神论的思想底色。这一思想底色反而使中华文化具有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特点，给了各宗教与中华文化相融合以理论与实践的空间。各宗教都能因此而各得其所，共同聚焦于中华文化所引领的宗教中国化方向上。各宗教教理教义无不是通过人来发现或创造的，不管各宗教在终极意义上主张有神还是无神，其教理教义终究还是要服务于人，并要指导人的现实生活。因此各宗教教理教义中也必然或多或少会有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成分以及注重伦理性等特点。

首先，宗教根源于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归根结底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以佛道教来说，佛教思想在创立之初便是针对当时古印度社会普遍崇尚的“大自在天”“神我”等超越现实世界的实体神而进行批判，主张人们应从思想上的幻觉走出来，回到现实，回到人本身。佛教认为，“缘起性空”的教理否定了一切独立、静止、不观待他的实体性观念，称之为“自性空”。其所否定的范围已经包括了当时的诸种有神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佛教在其根本教理层面本身就是无神论的。认为除了主观精神世界与客观物质世界以外并无什么实体性的第三者存在。佛教之所以能与中华文化走向深度融合，双方无神论的思想内核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道教的修行虽为求“长生”，但其亦是基于人本身的身体结构与思想结构去进行修证。在终极追求上并非依赖所谓神鬼，同样离不开对主、客观世界这两方面的观察分析。而且《黄帝内经》、老庄思想等这些道教哲学的思想源流，本身讲求的是道法自然、顺应生机，同样不讲，甚至要破除神鬼迷信。因此道教的教理教义也表现出了无神论的思想特点。

以西方传统一神宗教来说，虽然其在终极意义上是肯定实体神的存在，但也扎根于现实、反映现实。基督宗教《圣经》（创2：7）中提出：“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说明耶和华造人并不是凭空变出，而是以土为必不可少的元素来造人。必须要用土，土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即是对一神教所认为的神的“绝对全能性”的打破。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有密切关联，学界多有探讨。《古兰经》中也强调“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39：9）。穆罕默德也强调过“学者比修士优越，犹如月亮较繁星光明……谁求得了学问，就已获得了很多的财富”“一个孜孜不倦的礼拜的愚人，由于他的无知而遭到的不幸远比一个无耻之徒的放肆还要严重”〔3〕。这里突出理智、强调求知的重要性。《真理的入门》可以说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上的维吾尔先民文化对于伊斯兰教哲学、伦理思想的诠释与解读，其中仍然不乏无神论的思想元素，如“如果有人炫耀自己，人民和真主对他都不爱怜”〔4〕，神意在此与民意密切相关，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体现于民意，可以说与前述中华文化无神论思想源流中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一脉相承。

其次，无神论思想底色的另一面就是表现为“人本”特色，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以忠、孝等观念为主的中华文化世俗伦理体系。各宗教既然为人所发现或创造，其中也必有共通的伦理要素。各宗教在这一方面亦与中华文化相融合而为中华文化所引领，这一融合本身就使各宗教彰显出了更多的“人本”特色。

在我国，宗教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在这一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一方面，外来宗教在传入我国后，从内在层面上来说，其在终极追求上渐渐转向到以中华文化所阐述之“心性”的修养与体悟为主。伊斯兰教在传入我国后主动寻求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发起的“以儒诠经”学术运动，不仅将伊斯兰教功修导向对中华文化“心性”的领悟，而且同时寻求儒伊之间伦理层面的会通。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刘智所著《天方性理》与《天方典礼》便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前者重心性的相通，后者重伦理的相合。在对“心性”的诠释与领悟上，中国伊斯兰教学者还将阿拉伯语“伊玛尼”（信仰）翻译为“真赐”，并将儒家的“明德之源”与佛教的“佛性”都纳入其中〔5〕。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论述道，“此乃真主之动静，赐之于人者，所以人遂以此所赐，方认得真主确当，故谓之真赐，非受造之有也”〔6〕。可以认为，此处“真赐”吸收融合了中华文化“格物致知”的修养境界，因此中国伊斯兰教学者所强调的“知”，在于认主，以便达到敬主、畏主、顺主的目的。其中这里的“顺主”，也包括了要顺从真主的意图去顺从统治者的含义〔7〕。

另一方面，从各宗教外在层面上来说，则导向与中华文化伦理观的融合。如景教在传入之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记载了其定位，即“道常无名，圣本无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①转引自张践《儒道互补建构了中国人传统的信仰世界》，《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第74-81页。。明代则一脉相承，出现了以中华文化为引领的“利玛窦规矩”，利玛窦用儒学的“仁”诠释基督教的“爱”，并提出以儒家之孝来诠释基督教“三位一体”的理论，即“凡人在宇内有三父：一谓天主，二为国君，三为家君也。逆三父之旨者，为不孝子矣”〔8〕。即认为基督徒要向天父尽孝，向国君尽孝，向生父尽孝。开封犹太人则以中华文化伦理观来诠释犹太教的理念，“正德碑”中记载：“然教是经文字，虽与儒书字异，而揆厥其理，亦有常行之道，以其同也。是故道行於父子，父慈子孝；道行於君臣，君仁臣敬；道行於兄弟，兄友弟恭；道行於夫妇，夫和妇顺；道行於朋友，友益有信。”②转引自张倩红《从犹太教到儒教：开封犹太人同化的内在因素之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第109-124页。中国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等人用中华文化的“五常”来阐释伊斯兰教的“五功”。王岱舆提出“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顺主，顺君、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9〕。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在唐代形成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代表性经典《坛经》中以精炼的语言概括了这一融合的特点，如所谓“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皈依也”③转引自顾心怡《以〈坛经〉为例谈禅宗的境界工夫论》，《2019第二届中国哲学真理观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内在转向心性，外在转向伦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表现出各宗教在传入中国后融入到了中华文化的无神论思想底色之中，并且为中华文化所引领。

三、无神论思想的底色是当前我国宗教中国化健康传承的理论保证

一个时期以来，在宗教研究领域中有种舆论，力图将科学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剔除出去，这是极其危险的。这不仅从根本上违背了中华文化无神论的思想传统，无疑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基本原理。弱化无神论思想，不利于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健康传承，也是造成宗教领域种种问题的重要原因。这看似只发生在宗教研究领域，实则关乎我国整体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信仰缺失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为噱头；有的精神空虚，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气功大师’；有的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有的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①转引自朱佳木《深刻认识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时代特色》，《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第23-35页。弱化无神论，已经导致了一些党员干部步入歧途，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以宗教领域来说，弱化无神论思想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以佛道教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宗教的庸俗化”现象。因此弱化无神论思想会间接将佛道教导向迷信化、商业化、偶像化等方向，这不仅扰乱了社会风气，浑浊了意识形态，同时更是阻碍了佛道教本身沿着中国化方向的健康发展。其二是“分裂势力通过宗教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这一方面则以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等为主要媒介，分裂势力的意识形态争夺民心于无形。人的思想不可能是空白，总要被一种思想占领，这就使意识形态阵地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增强阵地意识。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10〕30弱化无神论思想，就会给其他不良思想的渗透以契机，长此以往，若思想领域的意识形态阵地难以守住，后果不堪设想。

无论是宗教的商业化，还是分裂势力通过宗教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都严重阻碍了正信宗教沿着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健康传承，同时对我意识形态阵地构成严重挑战。之所以发生诸如此类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神论思想的弱化。弱化无神论思想，既是直接弱化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也是切断了中华文化本有的无神论的思想源流。如此则意识形态的阵地受到挑战，长期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以至于很长时期以来，研究无神论甚至成为了一件不自信、不时尚的羞羞答答的事情。针对这些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统筹推进相关工作，要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要切实解决影响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突出问题〔11〕。可见，我国宗教中国化是否健康发展关乎国家安全，而无神论思想则是理论根基，是中华文化根脉源流的一脉相承，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航标灯塔，更是保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武器，也是实行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推动多元通和、宗教和睦的保证。

综上所述，无神论思想是中华文化本具的文化基因与思想底色，从古至今不断引领着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方向，保证其不会偏离轨道而健康发展；是我国各宗教和谐共生、借鉴交融的理论基础；是新时代我国宗教中国化健康发展的理论保证；与此同时，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在中华文化沃土之上落地生根、水乳交融而发扬光大的思想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12〕，“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0〕21。无神论思想即是这道思想防线，不仅关乎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健康发展，还关乎中华文化的根脉传承，更关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