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奇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一、引言

健康是人民福祉之本、强国建设之基。[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此前，学者们已从概念界定、健康现状、影响因素[2-4]等多方位、多层面对个体的健康表现展开系统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经验观察。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持续推动人民健康水平上升新要求正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趋势形成新一轮交汇。预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老年抚养比和社会抚养比将相继达到峰值。[5]老年人口规模扩增的同时，也意味着数量庞大的失能失智、半失能失智老人将增加照料需求，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和随后的封控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这种照料趋势。[6]而中国照料服务市场化的发展长期滞后，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由家庭负担较多。

践行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长期战略，对弱势群体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与养老质量展开深度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但如何确保这种照护理念可持续，则需因势利导统筹谋划。首先考虑三种常见照料场景：第一，家庭老年群体可以拥有自我照料能力以及配偶照料支持，包括生理与心理自立等，子女无需付出照料成本；第二，家庭老人虽然丧失了部分以及全部自我照料能力，但是可以凭借较强的议价能力，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照料服务模式的供给，收获较高的照料服务质量；第三，以家庭作为决策主体，以家庭资源禀赋为基础进行经济抉择，利用代际间共同生活的时间延长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照料与支持关系延长，从而为分担家庭照料成本上升、减缓养老负担，提升老人群体的需求提供更多可能性。第七次中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2.64亿，占总人口18.7%，且这一状况呈现出上升趋势。面对人口老龄化以及“未富先老”“长寿而不健康”的真实写照，在中国社会化照料模式以及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得性与可及性亟须深度加强、“伴生性”养老为主流模式的现实情况下，将关注主体定位于老人照料的重要提供者成年子女，探讨老人照料对其健康情况的演变趋势，[7]这对后续践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健康中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具有稀缺性，家庭老年照料作为一种时间密集型家务劳动，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在照料初期，家庭老年照料一方面会增加家庭的整体费用支出，加重养老和医疗负担；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未来的劳动供求结构失衡，[8]降低家中成年子女的劳动参与率，减少其劳动时间，[9]加剧其“角色压力”（role stress），从而影响子代照料者的身心健康。但随着照料时间的延长，照料者的照料压力有可能借助家庭资源整合，实现照料决策调整，通过强度、模式等改善方式，激发“二重反馈机制”，[10]最终使得老人照料由负担转为福利，对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产生新的冲击。而回归现实，国内的研究仅停留在一种分离检验，单独检验家庭老年照料对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影响，就是直接考察家庭老年照料对成年子女健康的影响机理，却均未能有效结合中国已将健康老龄化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战略新阶段，从长短期照料变化趋势出发，深度研讨老年照料对子代身心健康的经济影响，以及进一步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是否改变了相应趋势提供实质性回答。由此，本研究尝试从家庭老年照料的广度与强度两个层面入手，探索性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2020两期数据，以公共卫生事件爆发为时点，对家庭老年照料与子代照料者的长短期健康变化展开新一轮考察。

二、文献回顾

关于老年照料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老年照料的可及性，主要以老年人的视角切入，探讨老年人的照料需求与照料成本等。[11-13]此后，学界注意到老年人之间享受的照护质量高低不一，由此围绕着照料者（caregiver）的福利问题展开新的探讨，以期缓解因老年照料引起的“照料者压力”和“照料者负担”，从而在提升照料者的自身福利中，化解老年照料危机。

“健康资本模型”指出，健康作为照料者最为重要的福利，提高健康可以获得更多的货币收益和效用。[14]在20世纪60年代，Grad和Sainsbury[15]将目光聚焦于承担照料特定病种患者的家庭照料人员。随着全球老龄化的发展，学术界陆续转向直接研讨老年照料这一特定形态，成年子女照料者的身心健康得到更多关注。关于身体健康层面，有研究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认为老年照料不仅会降低子女的身体健康，[16]且会增加子代照料者的医疗开支，降低劳动者的劳动市场参与率。照料活动的强度增加、持续时间的延长会让女性负担加重，从而提升其身体疼痛的发生率和自评健康较差的概率。[17]但也有研究认为老年照料非但没有降低子女的健康水平，反而因子女锻炼活动等健康行为的增加改善了照料者的健康水平。[18]李青原[19]则指出，为城市失能老人提供家庭照料的照料者身体健康并无影响。关于心理健康层面，徐勤[20]指出，家庭老年照料对中青年子女心理压力很大。但同时也会使其获得欣慰、满足等积极性体验。[21]这种正负向交织的心理体验会因照料期间、资源投入、照料转变等行为产生明显波动，[22]子代照料者福利最终是否受到损失仍需进一步检验。

国内外研究已经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家庭老年照料对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影响，但研究结论仍存分歧，且研究主体比较分散，研究视角比较单一。未能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人口发展转型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时代背景下，构建更加适宜的研究框架，对老年照料与子代健康的关系展开动态调查。

本研究认为，照料者的福利探讨可以归于三个维度：第一，角色介入；第二，介入程度；第三，照料福利。对于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的角色介入问题，多数研究均表示照料老人的赡养载体仍以成年子女为主，[23-24]其他家庭成员与社会照料仍是辅助的支持来源。而在子女提供照料的过程中，从长度上，可以分成广度（短期照料）与强度（长期照料）两个层面；从形式上，则可囊括为经济上的转移支付与生活中的照料时间投入两部分。[25]在照料活动中，长度与形式相互交织，并非始终不变，存在异质性，不同社会地位的子女会因老人的多层次照料需求进行相应调整。一般来说，家庭老年照料初期，子代照料者会因时间分配的调整，选择增加老年人照料以及家务劳动的时间，或者通过非正式照料服务的引入改变照料供给主体。但不论哪种照料模式，其本质都是在“成本—收益”约束下表现出的照料选择，均会加剧子代照料者提供照料的紧张感，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心理健康状况均会呈现下降趋势，[26]进而影响老年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在疫情冲击的情形之下，劳动者不仅要缓解防范病毒和维持生计之间的矛盾，也要考虑如何平衡“工作—家庭”间的关系，心理负担和压力明显提升。[27]如果在短期照料过渡到长期照料的过程中，照料提供者并未得到更多的照料支持，那么他们将陷入痛苦以及受到心理疾病的困扰，[28]加剧累积劣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负向影响是建立在家庭子女长期照料且未得到实际支持的基础上。Chiappori[29]指出子女照料的供给越多、质量越高，也更容易得到老人对子女的经济赠与以及提供隔代照料等代际互助行为，从而弥补子女因老年照料所产生的经济补偿与主观幸福感，[30]进而改善照料者的身心状态。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使得居民日常活动系统进行调整、活动的时空制约发生变化，虽然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家庭的照料危机，[31]但同时也提升了个体的生活韧性。由此，立足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本研究将利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前后这一准自然实验场景，从老年照料广度以及强度双重视角出发，关注家庭老年照料对子代照料者的健康福利的长短期影响以及理论机制，进而为政府精准施策提供较为鲜明的政策建议。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该数据为追踪调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别追踪对象的连续性，强化不同时点的可比性。基于此次研究目标，选取了CFPS2018、2020年两期数据展开分析。CFPS数据的调查会分多个月进行，CFPS2018的数据收集于2018年6月开始，2019年3月结束；2020年的调查，就分布在7月到12月之间，也是疫情发生后，这也为后续研究构建准自然实验场景提供了重要条件。

（二）变量设置及释义

第一，子代健康。本文以CFPS数据中自评健康、主观幸福感、未来信心分别衡量身体健康、当下感受、未来感受。其中，自评健康是个人对自身健康情况进行的综合评价，其与慢性病发病、卫生服务利用、死亡率等客观疾病指标存在密切联系，是目前国际上用于评价子代身体健康最为常用的指标。[32]CFPS中自评健康具有5个等级（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非常健康），本文分别赋值1至5。心理健康本文选用当下感受以及未来感受两种指标，既可以反映子代当下的心理状况，也可以更好地探寻子代未来的心理变化。其中，主观幸福感从低到高，赋值为0至10；未来信心从低到高，赋值为0至5。

第二，家庭老年照料。本文通过使用CFPS问卷中“是否料理家务或照顾父亲”和“是否料理家务或照顾母亲”两个问题来构建初步家庭老年照料指标，其中两个问题有一个回答“是”的则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此外，考虑到这一测量方式不能有效剥离家务劳动与老人照料的差异性弱势，故选择使用“老人是否需要照料”这一指标与前述家庭老年照料指标进一步对接，从而创建出最终的家庭老年照料指标。另外，本文也考虑到仅检验家庭是否照顾老人，只停留于一种广度初期状态，无法探究照顾时长的影响，即考察家庭老年照料持续期与子代健康的长期关系。由此，利用“照料父母频率”的问题，将“每天照顾”“一周3～4天”“一周1～2天”的子代定义为承受三等至一等的家庭老年照料强度。[33]此外，本文认为照料强度也仅着重反映当期照料者的一种照料付出表现，并未筛选出“持续照料者”的强度变化趋势。故在照料广度的基础上，筛选出调查年份连续两期回答“照料”的“持续照料者”，[34]进一步考察照料强度相同的情况下家庭老年照料对持续照料者的健康影响。

（三）研究方法

第一，老人子代照料变动趋势分析。为丰富老人照料与子女健康的研究成果，本文分别从纵向与横向角度对两者的关系展开分析。其中，纵向角度是指对追踪调查中同一批子代家庭老年照料趋势进行分析，在照料广度的基础上筛选出照料强度大于0的研究样本，以期发现照料持续期内家庭老年照料与子代健康的长期影响；而横向角度的分析是指对历年调查样本中，家庭老年照料广度对子女健康的一种短期影响，以期对总体样本中家庭短期照料对子女状况及不同年份的特征进行识别。

第二，子代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本研究选取了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等个体特征，又引入同期的宏观数据（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作为控制变量。经过严格的筛选与整理，最终得到6842份成年子女（18～65周岁）的微观样本。其中，照料者2301份，持续照料者1644份。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观察上述因素对子代健康的整体影响。具体描述统计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

四、描述分析

（一）老年照料与子代照料者身体健康

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现子女在照料老人过程中的健康变动情况，研究从纵向和横向交叉结合的角度对此展开分析。其中，家庭老年照料广度与子代健康是使用全样本进行分析，家庭老人持续照料是使用2018—2020年CFPS调查所追踪的同一批子代照料群体，且为了保证分析合理，仅保留照料强度大于0的研究样本。

根据表2的统计结果，整体而言，照料老人的活动出现，使得子代的身体健康水平呈现下降趋势。进一步对比2018年与2020年的分析数据，可以发现，从广度而言，老年照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子代的身体健康。子代身体保持非常健康的比例已经下降了9.94%。这意味着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后很可能对养老产业产生巨大冲击，家庭老年照料活动对子代的身体健康承载造成较大压力。但由于家庭老年照料作为一项长期的不间断工作，子代将依照不同的照料强度调整其经济决策。因此，研判家庭老年照料与子代健康的关系，不仅需要考虑是否照料这一特征，还需引入家庭照料的长期表现照料强度展开后续分析。表3显示，对连续照料的子代而言，其身体健康水平在不同的照料强度区间出现波动状况。

表2 家庭老年照料广度与子代身体健康

表3 家庭老人持续照料与子代身体健康

（二）老年照料与子代照料者心理健康

根据表4的统计结果可知，相比于未承担家庭老年照料的子代，承担家庭老年照料的责任付出对子代主观幸福感具有明显的促进功能。这一研究结论不仅适用于家庭老年照料与子代主观幸福感的整体分析，也适用于疫情发生前后的对比检验。结合2018与2020年的数据发现，随着家庭老年照料强度的提升，持续照料者的主观幸福感呈现上升趋势。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在照料前的感情基础是促使成年子女承担照料责任的重要驱力之一，也为成年子女克服照料困难和压力提供了动力。[35]子代对父母的爱不仅仅是一种促使成年子女承担责任的力量，它也可以反过来帮助子代照料者克服种种照料困难和压力，让成年子女感受到被需要的快乐。在疫情发生后，被照料者——老人将会传递出更强的依恋感的态度信号，会让照料者强化角色意识和责任感，让此类群体因照料老人产生的自我价值实现感得到提升。此外，根据表5的描述分析结果可知，相比于家庭老年照料广度而言，家庭老人持续照料与子代未来信心的相关性更加明显。依照时间维度进行对比可知，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照料老人的子代未来信心明显上升。在疫情发生初期，子代可能由于害怕接触病毒、担心家人或其他亲近的人感染病毒，其正念水平会下降。但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更多的子代减少了外出行为，提高了与家庭老人的相处时间与频率，使得家庭关系更为紧密，更好地领悟社会支持的重要性。进而有效降低其焦虑、抑郁、压力及睡眠障碍，对未来保持相对乐观的积极情绪。

表4 家庭老年照料广度与子代心理健康

表5 家庭老人持续照料与子代心理健康

（三）照料对象的内部差异与子代健康

根据表6的分析结果可知，受公共卫生事件和人口老龄化的交汇影响，子代照料父亲、母亲的人数显著增加。照料父亲的人数增加明显高于照料母亲的人数。照料父亲的子代平均身体健康指数略高于照料母亲的平均身体健康指数。从时间维度出发，可以发现：第一，疫情爆发后，照料父亲的子代健康水平有所降低，照料母亲的子代仅主观幸福感出现低落。第二，对比不同的照料对象，照料母亲的子代心理健康水平更高，照料父亲的身体健康水平更高。第三，考虑到同时照料父母的双重压力，子代的整体健康虽然相比疫情前呈现下降态势，但是相比于单一的家庭老年照料，承担双重照料的子代健康福利并未呈现明显降低。很大可能是因配偶照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子女的照料负担所发挥的经济作用。

表6 照料不同对象与子代健康

（四）照料中间活动与子代健康

家庭老年照料作为一种劳动和时间密集型活动，[33]子代照料者在照料过程中既需付出时间、精力等隐性成本，又需提供医疗费、营养费等显性支持。而在这种功能性支持的长期过程中，必须要结合子代与父母关系、联系频率、经济交换展开拓展分析。根据表7的描述分析结果可知，子代与父代之间的关系融洽、联系较多的子代健康程度更高。同时，子代与父代间的双向经济支持，可以进一步增强亲子间情感紧密度，从而在实现资源整合的过程中使得子代健康水平得到极大提升。这也意味着，在人口老龄化危机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政府除了考虑如何直接降低家庭老年照料的负向影响，也需强化代际间的情感互动，维持、提升家庭关系的和谐程度。

表7 照料中间活动与子代健康

五、实证检验

（一）基准分析

前述描述分析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家庭老年照料与子代照料者健康之间的相关性，但仍需通过实证检验才能够进一步佐证两者之间的关系。根据表8模型1的分析结果可知，家庭老年照料初始活动的投入，使得子代的身体健康水平明显下降。模型2与模型3的分析结果显示，家庭老年照料广度不仅降低了子代的主观幸福感，也降低了子代的未来信心。但在考虑是否照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照料强度指标后，却发现持续照料者的身心健康发生显著改变。家庭老年照料强度对身体健康的经济意义不再明显，对当下幸福以及未来信心显著提升。这意味着家庭老年照料的初期虽会降低子代照料者的自评健康状况，但随着照料活动的增加，自身的锻炼意识与能力将得到提升，且兼顾高强度照料与工作的概率显著下降，由此可能削弱持续照料行为对子代照料者健康不利影响。家庭老年照料初期会提升子代照料者的心理压力，加剧“角色压力”，从而造成子代照料者的主观幸福感与未来信心有所降低。但随着照料频率以及强度的适应，代际互动将会得到强化，子代照料者更能在家庭老年照料中感受到亲密关系和生命活力。

表8 基准分析

（二）公共卫生事件冲击检验

前述分析已经检验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子代健康的长短期影响，但并未结合疫情爆发到蔓延期间，进一步考察长期照料者的身心健康是否受到显著影响。2020年1月，爆发了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从国内来看，除少数人口流动性较大的中心城市外，大部分城市均实现了对疫情的有效控制。因此，为识别公共卫生事件对子代健康的影响，将2020年作为时间节点，将疫情视为一次完全的外部冲击，可以选用政策效应评估中常用的双重差分（DID）进行实证分析。根据DID模型设定方法，需首先设置实验组与对照组。结合国内疫情发展情况，选择事态较为严重的武汉、上海、北京、重庆、深圳和广州6个城市所在省份作为实验组，将其余事态较轻的省份作为对照组，从而构建出准自然实验场景。[36]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发现可以采用DID模型展开分析。

根据表9的结果可知，疫情作为一种重大的公共卫生外生冲击事件，虽然其本身对照料者的身体健康与未来信心造成负向作用已被验证。[36]但疫情冲击并未明显改变家庭老年照料强度对持续照料者身体健康的影响，长期照料者的身体健康下降是因疫情防控中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由于无法获得关于相关信息，进而实现有效防护，提高了其身体健康下降的风险。另外，疫情也改变了人们的健康认知，为提升国民健康综合素养提供了发展契机，增强了持续照料者的心理韧性（resilience）。长期照料者与家庭成员的情感互动整体提升，大幅抵消了疫情对其丧失工作与信心的不利影响。不过，如果考虑到男女性别差异，女性就业多集中在非正规领域，疫情发生让她们更易陷入贫困且得不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和救济的困境中，而这将加重女性的照料负担，最终不利于女性长期照料者的身心健康。

表9 公共卫生事件冲击检验（持续照料）

（三）影响机制

上述研究已经着重回答了在人口老龄化危机正在凸显的的现实环境下，老年照料长短期对子代健康的影响方向与实际趋势。但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家庭老年照料长短期发生变化的实质原因。因而对家庭老年照料与子代健康的影响机制展开深度挖掘十分必要。根据Donni[37]的“家庭集体模型”（collective models of household behaviour），家庭老年照料活动涉及家庭资源分配。在子代承担照料责任的过程中，不仅是一种单向付出的经济行为，也会因照料模式的改变（例如利用社会照料投入）与照料质量的提高，得到老年人的经济反馈与实际支持，减轻子代照料负担。由此，尽管子代照料者会因占用劳动时间和损失的收入增加机会成本，[38]提高“时间贫困”与“隐性贫困”的可能性，[39]但随着时间延长，老年照料增加的经济负担将会因家庭照料资源的整合而有所削弱，这对提升子女的照料积极性具有重要的作用。[40]

表10的回归结果显示，家庭老年照料广度显著降低了子代的劳动供给与实际收入。但相比于持续期照料，劳动供给与实际收入系数均显著上升，尽管实际收入的经济意义仍然为负。这说明，家庭老年照料从短期到长期，会因机会成本与时间成本的降低，让子代的身心健康可以适应恢复。老人的照料需求会因家庭资源的整合而减轻子代照料者的自身照料资源投入。但仅回归结果而言，家庭老年照料对子代照料者的实际收入的不利效果依然值得关注。此外，成年子女工作时间增加是否与个人照料收入投入下降存在关联也需要进一步厘清。现实来看，照料者的健康转变很大概率是照料者基于前期的自我对比下，产生的一种自我效能感，而不是依靠代际关系产生的“反转”趋势，成年子女依然是老人日常照料的主要提供者。

表10 影响机制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CFPS2018、2020年两期调查数据，检验了疫情爆发前后，家庭老年照料对子代照料者健康的长短期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子代照料者的身心健康会在老年照料初期明显下降，但是随着照料者的强度适应以及家庭资源整合，子代照料者的身心健康会得到部分恢复。第二，疫情的冲击增强了持续照料者的心理感受。面对疫情冲击，长期照料者与家庭成员的情感互动整体提升，明显降低了疫情对其心理健康的负面作用。第三，进一步分析显示，家庭老年照料初期会降低子代照料者的工作时间与实际收入，从而影响其健康变动。不过，随着时间延长，这种负向作用会有所消退。但这种趋势转变更多源于子代照料者基于前期的自我对比下，产生的一种自我效能感，而不是依靠代际关系产生的“反转”趋势。因此，为子代照料者提供更加切合的关怀政策例如“喘息服务”十分必要。

依托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在中国面临经济转型与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过程中，“多重疾病负担”“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发生将迅速打破家庭整体平衡。如何增强子代照料的健康水平，对协同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在家庭老年照料仍占基础性地位的现阶段，政府需要制定适宜家庭老年照料的支持政策，来减缓子女提供照料服务中的健康资本损失。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降低老年日间照料的服务成本，对因照顾年迈父母而减少工作时间甚至退出劳动市场的子女引入“时间银行”以及提供购房置换津贴等实质补偿，鼓励企业为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的员工设置灵活就业、异地就业等，化解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

第二，提高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强化正式照料的支撑性作用，通过提高照料部门劳动生产率来提升正式照料服务质量和效率。此外，也应健全覆盖全国的健康素养和生活方式监测体系，尤其是疫情发生后，更应加大对子代照料者的心理干预与家庭治疗援助，有效降低其照料初期的负性生活应激，改善机体的免疫功能。

第三，针对不同的照料群体以及照料特征，应该实行差异化的制度安排。针对男女之间的体力差异，应该着重考虑女性工作—家庭的紧张关系，为有老年照料需求的女性子代照料者提供更多的包容政策，包括降低信息门槛、设置弹性工作时间以及赋权男性，改善男性的自觉内化的性别规范意识，从而削弱女性在家庭分工中的相对劣势地位。

第四，从提高老年人照料保障入手，也需针对不同健康、失能、半失能的老年群体提供不同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另外，即便相同条件下，子代需要承担的老年照料压力也具有显著差异，由此应对承担持续照料的家庭优先提供现金给付、智慧养老等帮助，在减轻子代老年照料负担的同时也利于老年人的社会角色转变。最终以政府牵头、家庭合力、社会辅助等多方参与形成新供给模式，有效促进子代照料者的健康提升和福利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