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慈

1933年，正是我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10月中秋，塞外已是寒风习习，落叶纷纷。在察哈尔北部白河畔，有一支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队伍正向独石口方向疾进。他们是因为抗日而“获罪”，受蒋军重兵“讨伐”而转进此地的。这时，天空机声轰鸣，飞来一队日机，奇怪的是它们并不投弹扫射，而是投下了一捆糕点、肉食和水果，还附有一封函件，上面写道：你们抗日为名，反蒋为实，我们充分理解，希望你们接受皇军改编，粮糈、弹药、装备即日送到。率领这支队伍的一位将军读完信后，怒发冲冠，咬牙切齿地说：我们讨蒋就因为他不抗日，讨蒋正是为了抗日，这帮强盗竟要我们去当卖国贼，真是瞎了眼。说完把信撕得粉碎，命令副官把那些食物全部投入白河。他集合队伍，大声疾呼：我们要坚决抗日到底，保住祖宗遗留下来的大好山河，一息尚存，奋斗不止！民族正气，凛然不可侵犯。这位将领就是同冯玉祥、吉鸿昌将军一起领导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方振武将军。

方振武

赤子胸怀，驰骋沙场

方振武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萌发。他于1885年出生于安徽省寿州(今寿县)瓦埠镇一个有爱国传统的家庭。他的曾叔祖方觉生曾参加太平天国的抗清斗争，因屡立战功而被授予王爵；他的父亲是一位学识渊博、为人正直的塾师，经常向子侄讲述苏武、岳飞、文天祥等爱国者的故事。辛亥革命前，他读了许多革命书刊，更使这个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的青年热血沸腾。他为祖国的落后而深感忧虑，愿为中华的振兴而英勇奋斗。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冒着杀头的危险奋勇参加了1908年熊成基在安庆领导的马炮营起义。这次起义虽然被清军残酷地镇压下去，方振武也被捕下狱，但却震撼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反动统治。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方振武在光复南京的激战中，同清军浴血奋战；1913年讨袁战役中，他在徐州率一营兵力同数倍于己的敌军激战7昼夜，身中数弹，血染疆场，仍坚持指挥战斗，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气概。讨袁失败后，他东渡日本，入尚武学校学习军事，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在广东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海军陆战队任司令。

20年代，方振武戎马倥偬，东征西讨；同新老军阀进行顽强的斗争。他曾一度在张宗昌部队任职，目睹军阀部队军纪败坏，祸国殃民，痛感铲除军阀的必要。1926年1月，他毅然率部反正，加入了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国民军，担任第5军军长。1926年秋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著名的五原誓师，出兵潼关，与广州的国民党军队联合进行北伐。他竭诚拥护国共合作，同派到国民第5军的共产党干部和苏联顾问真诚合作，倚为部队支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5军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兵锋所指，军阀部队望风披靡。曾于猴儿寨大败吴佩孚所部刘镇华的镇嵩军，解除了国民军杨虎城部在西安的8个月之围，立下显赫战功。

1927年以后，方振武所部接受武汉政府改编，先后任第9方面军总司令、第1集团军第4军团总指挥等职。这时他逐步认清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独裁专制的面目，积极联络各派势力进行反蒋活动。1929年5月，方振武出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他正想革除积弊，把家乡建设好，但他的反蒋活动为蒋党所侦知，因而任职4个月就被蒋诱至南京加以软禁，后又投入汤山陆军监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方始获释。他在狱中被加以手铐脚镣，受尽折磨，几遭杀害。但他毫不动摇，坚持斗争，义无反顾。

毁家纾难，起兵晋南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日趋深入，民族危机愈益加重。方振武获释以后，到处奔走呼号，宣传抗日。1933年初，日军侵入热河，强占长城各口，华北门户洞开，平津危在旦夕。他写信给他的旧部毅然表示：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本人“决心毁家纾难，抗日救国”。他卖去自己的房屋和财产，集资10万元，充作军费，表现了这位爱国将领毁家报国的高尚情怀。他剃去蓄须，换上便装，偕同心腹部属，秘密来到山西介休。这里有他的旧部鲍刚、张人杰两个师。他到后就召集鲍、张开会，商定成立抗日救国军。

方振武参加抗日同盟军大会

3月1日，在介休城南举行了誓师大会。这天大雪纷飞，寒风凛冽，参加大会的除部队外还有当地工农商学各界人士。方振武将军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会议宣布成立抗日救国军，方将军出任总指挥。大会发出的通电中说：“振武半生戎马，醉心革命，生死久置于度外，权利更何究于心”，“受命之日，即以身许国之时”，“以驱除暴日为目的，以收复国土为职志”，“碎骨粉身，义无反顾，成败利钝，在所不计”。这天天气虽冷，但这些充满爱国热情的铿锵词语，使到会人员心中热血沸腾，会场上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口号声。

誓师大会之后，方振武即率队北上抗日。蒋介石、何应钦获悉后，千方百计加以阻拦。部队到达定县时，当时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派高参思宗来求见，说了一番“抗日之事中央自有筹划，不可操之过急”之类的废话之后，亮出了何应钦邀方振武到北平去接任军长职务的底牌。方振武越听越气，满脸通红，他霍地站起身来断然地说：“请回复何主任，说我方振武领情。但北上抗日的决心我已下定，我方振武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遂继续率部北上。何应钦图穷匕首见，调集重兵进行堵截，但被方部打得落花流水。方振武5月10日在行军途中发出通电，再次坚决表示“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耿耿愚忱，可质天日”。为了摆脱蒋军阻拦，方振武率部走在长城古道上，一路翻山越岭，相当艰苦，还经过一些历史上著名险地如乌风洞、倒马关等。这些地方道路崎岖，人马难行，粮械运输尤其艰难。但方部士气高涨，行军迅速。各地民众主动设立支应局，烧茶煮饭；安排宿营，还有不少贫苦农民和青年学生踊跃参加部队，反映了这支抗日队伍深受人民的拥戴。当部队行过涞源河谷，渡过天险倒马关、飞孤口，到达平原地带时，视野开阔，欢声雷动。方部盂醒仁曾作诗记述：“倒马关中马易倒，飞孤口内孤难飞，义师脱险海天阔，喜报频传万众归。”5月下旬，方部到达察省宣化地区。

1933年5月，方振武将军（照片最中间者）与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部下合影

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察绥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明确表示：“非抗日不能图存，非铁血不能收复失地。”“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方振武迅即通电响应：“振武不敏，实率数万健儿，竭诚拥护，修我刀剑，歼彼凶残；胜利为少康之一旅，败则为田横之五百。”慷慨陈词，爱国热情溢于言表。他在宣化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演说后，激动地咬破中指，在一块白布上写下“有我无敌，有敌无我”八个血字，有力地激励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大好河山”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气壮山河。

鏖战塞外，重创敌寇

方振武率领抗日救国军于1933年5月底来到张家口，冯玉祥亲自率领一批军政要员，如佟麟阁、吉鸿昌、宣侠父、张允荣等步出郊外迎接。张家口城楼上，高高飘扬着民众抗日同盟军和抗日救国军大旗，各地抗日将士及知识分子，纷至沓来，阵容一天天扩大，真是盛极一时。当时，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除抗日救国军外，还有东北、热河等地将领邓文、李忠义、刘震东等，及由热河退入察省的部队、察省地方武警等，同盟军迅速发展到八万多人。在那春风未息，夏雨早来的日子里，每次阅兵，冯玉祥带头呼喊口号，方振武和他的部下一致响应。“外御凶倭，内除国贼”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士气极为高涨。

6月中旬，在张家口召开的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军事委员会，选举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孙良诚、宣侠父等11人为常委。6月20日吉鸿昌任北路前敌总指挥，6月22日方振武任北路前敌总司令。

这时，日本侵略者正在加紧进攻察北地区，日机轰炸了独石口，日军先后攻陷宝昌、康保，妄图经张北进逼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决定迎头痛击日寇。6月20日，方振武、吉鸿昌等将领率部挥戈北进。在武器简陋，给养不足的条件下，同盟军于22日收复康保，7月1日再克宝昌、沽源，连下三城，声威大振。7月7日至12日，方振武、吉鸿昌将军指挥的同盟军先头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经过浴血奋战，收复了察北重镇多伦，将日伪军全部逐出察省境外，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一惊天动地的捷报，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念。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上海、北平、天津和许多省份的团体、个人函电交驰，交口称誉，争相捐献财物，表示愿为同盟军的坚强后盾。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极力阻挠和破坏抗日同盟军的活动。他们以“妨碍中央政令统一”“破坏整个国策”为罪名，调集16个师的兵力，对抗日阿盟军全面封锁，并和日军商订协同盟军的计划，同时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收买同盟军中不坚定分子。在日蒋夹击下，同盟军处境维艰。在此形势下，冯玉祥于8月5日被迫下野，离开张垣，息影泰山。

义旗不倒，坚持苦斗

冯玉祥被迫离开张垣晓后，方振武、吉鸿昌和一些爱国将领坚决不撤盟、不倒旗，表示要誓死抗战到底。他们接受中共察哈尔前委的建议，把方、吉所部和愿意继续抗日的队伍转移到张北，8月16日方振武通电代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早在冯玉祥离开张垣前，一次讨论决定和战去留问题的会议上，方振武就旗帜鲜明地坚持继续抗日反蒋的主张，他说：“我们要抗日反蒋，日军来，我们就抗日，蒋来，我们就打蒋，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会后，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将领又发出通电。慷慨陈词：“振武等四省沦亡之日，无复偷生之念。正义所在，不辞汤火，光荣之死，甘于鼎镬”，“仅余最后之一弹，亦必为抗日而牺牲”，“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凡我袍泽，危舟共济，认清敌友，判明是非，为国家雪奇耻，为民族争生存”。这些掷地有声，发自抗日爱国将领肺腑的誓言，反映了他们誓死抗战到底的高尚爱国情操，有力地振奋了民族正气。

方、吉所部转移张北不久，就东进至独石口，奔向抗日第一线。在这里，他们痛感一直尾追在后的蒋军已成为他们抗日的主要障碍，因此决定把“抗日同盟军”易帜为“抗日讨贼军”，方振武任总司令，分兵三路，南指北平，打击蒋军凶焰，同时计划袭取北平作为抗日根据地。8月底，他们收复了丰宁。9月初，出马兰峪口，向南疾进，奇袭北平。行军三四天在昌平县工布厂、东山口击溃抵抗之敌以后，继续星夜南进，在沙河镇遇到蒋军重兵拦截，抗日讨贼军遂向东转进，占领了北平以北的大小汤山。稍事休整后，继续南进至潮河东岸牛栏山一带，蒋军也大批开抵潮河西岸布防，双方隔河对峙。这时，抗日讨贼军已逐渐陷于四面被围的状态：东、西、南三面是蒋军，北面是日军。日军飞机不断地对他们狂轰滥炸，蒋军也不停地攻击，抗日军伤亡很大。一次，蒋军25师集中优势兵力突入抗日军阵地，在万分危急之中，方、吉将军亲率警卫连投入战斗，身先士卒，带头冲杀，抗日军士气大振，给敌人以很大杀伤。这时，抗日讨贼军虽然在敌巢附近四面被围，仍坚持斗争近一月之久，并不断派出小分队对敌作袭扰性的攻击。这就是当时国民党报纸所说的北平地区“方吉之乱”。

爱国将领吉鸿昌

1938年，方振武（右三）与冯玉祥在河南潢川

在抗日讨贼军被围困的日子里，有一天侵占我古北口的日军派了一个大佐来到司令部求见总司令。方振武将军身着上将军服，昂首端坐于大堂之上。那个大佐态度极为傲慢，方将军双目炯炯，厉声问道：“你是不是军人？日本军队是讲阶级服从的。我是上将，你是大佐，见了我为什么不行礼？”那个大佐听后连忙举手行礼。方将军询其来意，他说：“你们攻击蒋军干得很好，我们愿意接济你们，只要继续打下去，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可以供给什么。”方振武一听，怒火中烧，大声说：“老实告诉你们，我们抗日讨贼军首先是抗日，讨蒋正是为了抗日，要你们的什么救济？你们准备着挨打吧！”这个大佐抱头鼠窜而去。

由于四面被围，抗日讨贼军的处境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方、吉将军经常同部下谈话，表示坚决抗日的决心：“我们为抗日而生，也决心为抗日而死……我们多年抗日救国的主张，决不因任何困难而改变，以致有玷民族传统和个人品格。”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最后，抗日军队弹尽粮绝，日、蒋围攻的部队逐渐逼进山谷。方、吉将军不忍抗日将士遭受无谓牺牲，决定接受北平八大团体倡议，同蒋军进行和平谈判。当时蒋方应允保证方、吉生命安全，军队由蒋军改编。但实际上是一个骗局。当抗日讨贼军放下武器，方、吉到达牛栏山蒋军驻地后，即被扣留，并用汽车把他们押送北平，准备加以杀害。

虎口脱险，抗日到底

当押解“要犯”的车队从牛栏山蒋军驻地驰赴北平的途中，由于国民党32军军长商震的暗中帮助，方、吉将军乘天色昏暗之机以“解小便”为由，从汽车上下来，钻进荞麦地逃脱，押解士兵亦佯作不知。方振武逃离虎口之后，急急南行，晚上8时许，到了通州东北一个村庄，见有一家还有灯火，敲门进去，开门的是一位老人，方向他如实说明自己是抗日同盟军的方振武，因为抗战犯了“罪”，蒋介石要抓他，希望老人能救他一救，并帮助他到达天津。老人听后满口答应，忙叫家人生火做饭，他对方将军说：“你们抗日老百姓都赞成，我们村也有青年参加同盟军的，我一定要保护你，送你到天津。”正在这时，村边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原来是何应钦知道方、吉逃脱，大为震怒，下令封锁各通道，并派出一个旅在这一地区逐村逐户地搜查。当老人刚刚把方将军藏进柴草堆下面的地窖，搜查的士兵就闯进门来，大声嚷着有没有看见方、吉的逃兵，并威胁说“窝藏溃兵是犯法的，是要杀头的”。老人不动声色地应付过去。等搜查士兵走远后，才请方出来吃完晚饭，安排住宿。第二天清晨，老人装了一车菜，叫方化装成农民的模样，一起坐车，循小路绕过通州，一直把方送到天津。这位老人拼着身家性命来搭救方将军，反映了抗日同盟军深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方到天津后在徐谦的住处呆了3天，然后由徐买票让方乘意大利皇后号轮船出走香港，接着流亡英国伦敦、意大利威尼斯等地。

方振武流亡海外期间，继续进行抗日救亡的活动。例如：1936年他在法国巴黎发起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同盟”的抗日救亡团体，参加的有旅法华侨和留学生三百多人，并创办了《国民公认》刊物，宣传抗日救国，方振武在第1期上亲撰论文，题为《解决当前危局的枢纽》副题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旗帜鲜明地阐明“非抗日不足以图存，非合作则无以抗日”的正确主张。他还运用其影响，在海外开展募捐，资助祖国的抗日救亡活动。

这一期间，他还利用在国外接触甚广的机会，对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进行认真地考察，并联系我国的情况，撰写多部著述，探求救国救民之道。现在已发现的书目有《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与建设》《余之中国观》《战后中国》《职业民主政治之方案》《振武言论集》等。其中有些观点非常明确，如他认为：“我国今除内有封建残余势力与买办阶级的剥削，外有资本帝国主义的榨取，国民经济在此双重压迫之下，乃不能不沦为次殖民地”，“而中国脱离了次殖民地的枷锁以后，必能逐步走向繁荣的境地”。他还认为“中国本为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对于经济基础的农业，自当不容忽视”，要“以此基点做出发，进而推进工业，使中国的农村工业化，把工业建设，依经济的分化，布散在中国广大的农村”，“这样建设的工作，乃可以有美满的成果”。这些主张早在30年代就能鲜明提出，证明了方将军的远见卓识。

方振武在武当山题诗明志

七七事变后，方振武回到祖国，冀图重返抗日战场，但英雄竟无用武之地，并为当局所不容。他目睹烽烟遍地，神州大地被敌寇铁蹄践踏，内心充满了焦虑和痛苦。在参加抗日无望的情况下，他怀着悲痛的心情离开大陆，再次出走香港，继续不遗余力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前夕，他还在九龙塘俱乐部约请留港的海外侨胞和本港名流集会放映有孙中山任大元帅和策动北伐内容的电影，方振武作了振奋民族精神的讲演。9日，日军侵占香港，方准备重返大陆，奔赴抗日战场，但刚刚进入广东省中山境内，就被人暗杀，这位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民族英杰遂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