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次炤

潘澜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专著《席曼诺夫斯基音乐风格的演变轨迹研究》即将出版，作者希望我为这本著作的出版写序言。鉴于我对她的了解和对这本专著学术规格的认可，很乐意写这个序。我和潘澜曾经是邻居，她的父亲潘一飞老师是钢琴教授，是我刚入学时的第一位钢琴老师，后来担任了学校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是一位受人敬重的领导，也是引导我步入领导岗位的前辈之一。她的母亲泰尔老师也是一位钢琴教授，在钢琴必修课的教学和少年儿童钢琴教学方面成绩卓著，也是我女儿的钢琴老师。我们同在中央音乐学院三号筒子楼二层生活多年，可以说，我是看着她成长起来的。

潘澜从小学习音乐，完成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五个学习阶段的全过程；同时，她又有访美的学习经历，毫无疑问有着很扎实的音乐功底和深厚的音乐文化理论积累。她曾教授过多种表演和理论课程，也从事过艺术教育普及工作和社会文化工作，具有丰富的音乐和艺术教育的实践经验。潘澜是在一个循序渐进的音乐道路上走到音乐学术研究的高点，她在西方音乐史、20世纪西方音乐、西方音乐研究方法等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她开设的慕课课程西方音乐史，曾荣获2020年教育部“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她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席曼诺夫斯基音乐创作的晚期风格》被评为2014年“卡罗尔·席曼诺夫斯基和20世纪波兰音乐研讨会”优秀论文。潘澜还把音乐学用于表演专业的普及教育，为钢琴音乐基础教育融入历史文化意蕴。她参与主编的《名师教名曲———钢琴作品分级教程》，突破了传统钢琴教程单纯编制乐谱和技术训练的思路，赋予其中每首乐曲的作品价值、音乐史背景、音乐分析等音乐学内涵，极大地提高了钢琴教材的学术含量。与此相关的是，潘澜于2018年开始研究音乐学与音乐表演的相互关系，以“音乐学与音乐演奏的对话”为题，获得了学院重点科研项目的立项。出于对音乐学学科未来发展的思考，潘澜作为时任音乐学系副主任，投入到“未来音乐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中，该研究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科研资助计划”的“重大招标项目”，已于2022年4月结项。这份报告对新时期中国音乐学人才培养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12月潘澜作为音乐学系的负责人和于润洋音乐美学史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组织、策划了“纪念于润洋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西方音乐和音乐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和中青年学者近八十人参加。由于疫情，会议采取线上研讨和网络直播的方式召开，会议取得空前成功。鉴于潘澜在音乐学教学、科研和学术活动组织等方面的突出贡献，在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同时，还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副会长，肩负起引导全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学术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重任。以上这段文字，看起来似乎与《席曼诺夫斯基音乐风格的演变轨迹研究》这本专著无关；其实，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必然有它的学术渊源。假如没有潘澜多年的音乐实践和学术积累，这部著作也是不可能诞生的。

记得2000年初，于润洋老师和我探讨过波兰作曲家席曼诺夫斯基，他认为对波兰音乐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肖邦，至少席曼诺夫斯基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具有国际影响的波兰音乐家。尽管于老师一生致力于肖邦研究，2009年出版的《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和他临终前一刻还在思考并已完成了第一章的《肖邦传》足以说明这一点，但他对波兰音乐的研究视野不仅仅停留在肖邦。他认为，虽然席曼诺夫斯基早期的钢琴作品深受斯克里亚宾的影响，管弦乐作品也带有瓦格纳和理查·斯特劳斯的风格印记，后来的作品又融入印象主义的风格特征；但他最终依然回到波兰民族音乐的道路上，特别在他的晚期作品中体现出鲜明的波兰民族音乐的特色。我很同意于老师的观点。也赞同罗伯特·摩根在《二十世纪音乐———现代欧美音乐风格史》中对席曼诺夫斯基的评价：“他对20世纪波兰音乐的重要性，唯有肖邦在上一世纪对波兰音乐史的重要性堪比。”譹訛在讨论席曼诺夫斯基的研究问题时，于润洋说他发现了一个人才，也许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个人就是潘澜。20世纪90年代后期，于老师为了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已经停止了教学工作。但此时，他却对我说：潘澜正在准备考研，我愿意带她。于老师和潘澜都如愿以偿，他们终究成为师生，并且在硕士和博士两个阶段的研究中，都把席曼诺夫斯基作为研究对象。可喜的是，潘澜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又完成了一篇高质量的博士论文《席曼诺夫斯基音乐风格的演变轨迹研究》。在这篇论文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之际，我要向潘澜表示祝贺，也为于润洋老师感到欣慰，我深信于老师在天之灵一定能感应到自己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发扬。

回到《席曼诺夫斯基音乐风格的演变轨迹研究》的评价上。在欧洲20世纪音乐中，波兰音乐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席曼诺夫斯基是继20世纪肖邦以来，20世纪波兰最为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对卢托斯拉夫斯基等后辈波兰作曲家以及整个波兰音乐的发展都有较大影响。但是，关于席曼诺夫斯基的研究，在国内仅有一部相关的译著和一本论文集。因此，本专著是目前唯一的一部由中国音乐学者撰写的著作。这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来说，无疑是填补了空白。这部著作的出版，对我国深入研究席曼诺夫斯基的创作以及对波兰音乐和20世纪欧洲音乐的研究，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該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西方音乐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作者从文献着手，参阅大量国内外相关著述，收集了丰富的史料。同时，也对席曼诺夫斯基的10部（套）重要作品进行了翔实的音乐学分析。这正是承袭了于润洋教授开创的音乐学分析的研究方法，既从技法上分析这10部作品音乐特征，又把作曲家三个不同风格时期的创作，放置于社会历史、文艺环境和人生经历之中进行解读，以此赋予音乐作品以深厚的文化内涵。长期以来，音乐作品与作曲家的人生经历、创作环境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西方音乐史学理论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说，作曲家的生平及其时代环境，被某些音乐史学家看作与音乐作品无关的话，那么，对于席曼诺夫斯基来说，生平与环境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是直接的，并有着密切的关联。本著作的研究核心是风格演变轨迹，全书的历史线索无疑表明了它是一部史书；但作者在阐述风格演变的过程中，又对风格理论做了探究与思考，因而，它又是一部论著。显然，作者是运用历史与逻辑的方法，对席曼诺夫斯基音乐风格演变轨迹做双向研究，以风格观念的阐释为理论基础，以风格演变的轨迹为历史线索，作者在这两者之间穿针引线，寻求席曼诺夫斯基的音乐风格及其历史意义。读者也一定会注意到，潘澜在这本著作的前言中，对风格观念做了中西文献的历史性梳理，并指出：“西方对风格内涵的理解侧重于技法—形式，中国对风格内涵的理解是通过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思想与气质。”“我们应该结合我国对风格的传统理念，将微观的技法—形式分析与宏观的社会、历史、文化相融合，以探求人的精神、情感世界。本书的风格观念正是这么一个综合体。”譺訛这可以说是本著作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的文化态度。

在《席曼诺夫斯基音乐风格的演变轨迹研究》即将出版之际，我深深赞扬本书作者潘澜的学术眼光和勇气，她不仅为我国西方音乐研究开创了新的领域，也为年轻一代的音乐学子树立了勇于探索的榜样。我衷心希望这本专著能成为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重要文献，在未来的音乐学探索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希望潘澜以及更多的年轻学者年复一年、持之以恒，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