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婷婷

美国音乐学学会成立于1934年，由来自世界四十多个国家三千六百余名会员与1100个机构联合签署组成，旨在对音乐各个领域进行研究。美国音乐理论学会于1977年从音乐学协会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会，研究囊括从音乐概念到实践的所有方法与观点。2023年第46届美国音乐理论年会（SMT）和美国音乐学年会（AMS）于11月9—12日在美国科罗纳多州丹佛市联合召开。本次联合会议意义在于汇集全球学者、探讨前沿话题、审视学科边界、促进学科创新。议题包罗万象，跨学科交叉促进着新的思考方式与理念；流行文化的研究体现了学科的全面性与拓展性；音乐学学科内部的思维突破带来了更多的方法论创新；中国议题的热切讨论推动着音乐学研究的全球性发展，这些话题都对音乐学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未来音乐学理论发展开拓了新视野。

本次会议汇集了全球各地的专家学者：美国音乐学协会会长乔治亚·科沃特（Georgia6Cowart）、音樂理论协会会长迈克尔·布克勒（Michael6Buchler）、剑桥大学音乐系教授大卫·崔沛德（David6Trippett）、牛津大学音乐系教授菲利普·布洛克（Philip6Bullock）、墨尔本大学博物馆与收藏系研究员莎拉·柯比（Sarah6Kirby）、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教授露丝·哈克恩（Ruth6HaCohen）、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钱茸、苏州大学音乐学院作曲与理论系副主任吴翊丞、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助理教授李嘉熙等。会议共设94个专题，480篇主旨发言，除此之外还有32个兴趣小组讨论会以及音乐表演、圆桌会议、著作发布会、颁奖典礼等活动。美国音乐理论联合年会是全球音乐理论领域最具前瞻性、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学术会议，不仅汇集了各领域各专家学者不同的音乐论点，更是展现了音乐理论当下的研究趋势及前沿理论话题。本届年会涉及议题众多，笔者就精选部分议题进行详细论述。

跨学科视域下的前沿话题

跨学科研究如今已成为国内外学术会议中不可或缺的议题，旨在进一步促进多个学科之间的融合与交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各种文化持续融合，而音乐作为一种超越种族、文化和性别的全球性语言，也亟须打破壁垒。在本次大会中，讨论范围涵盖了音乐与性别理论、舞蹈等多个学科的交叉研究，相较以往，呈现出更为全面、多元、广泛的发展趋势。其中，对于性别研究（GenderQStudies）、种族研究（Ethnic6Studies）、残疾研究（Disability6Studies）的议题无疑引起了最为广泛的讨论。性别研究是在女权主义音乐学与音乐中的女性研究之后出现的，虽然两者经常合并研究，但所属的维度并不相同。性别研究将女权主义方法论扩展到女性主题之外，将男性、男性气质、跨性别、非固定性别等身份纳入研究范畴，更具包容性与细节性。来自匹兹堡大学的巴蒂拉（Miranda6Bartira）和索萨（Tagliari6Sousa）以《没有女士就没有观众：19世纪里约热内卢音乐会文化中的性别参与（1860—1900）》为题做汇报，他们以里约热内卢的音乐文化场所为据点，调查其中的女性地位与参与音乐会的情况，通过这些不被纳入“官方”历史的女性境遇揭示了19世纪末里约社会性别角色的结构。另有以俄罗斯性别研究为专题的三份汇报中，分别注重研究在歌曲和表演传统中听不见的女性声音；以男性为中心的音乐成就和地位叙事的特权；在歌剧舞台上的女性能动性和权力。这些研究并不寻求创造性地重新定义或集中讨论所谓的“女性”特征或角色，而是关注如何打破以男性主导的视角呈现女性的方式。

不仅如此，性别研究并不仅仅关注到舞台表演，更是延伸到了幕后。维也纳大学的基希多弗（Mary'Kirchdorfer）关注到了1800年左右的维也纳音乐生活，其中女性参与度之高非常惊人。她探索女性如何以表演者、组织者、主持人、赞助人，甚至是诗人参与音乐活动中，而这一现象一直被学界所忽视。

音乐与种族研究同性别研究受到同等重视，牵涉到不同种族和阶级的广泛议题。专题涵盖了诸如“美国白人音乐”“音乐与中产阶级”“构建犹太现代性”“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种族与身份”“东亚、作曲和跨国主义”“电影中种族和性别的建构”等话题。这些议题常常与性别研究和音乐人类学研究方法相互交叉，呈现出当前跨学科研究的主要趋势。

音乐与残疾的交叉研究中，特别关注于音乐如何描述残疾，以及作品中如何运用和声、节奏等手法来隐喻性地表达残疾议题。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的哈德曼（Kristi'Hardman）在《1965年至今流行歌曲中口吃的表现及其节奏含义》中探讨了自1965年以来流行歌曲中关于口吃的描绘，以及口吃对声乐中节奏的影响。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勒（Anabel=Maler）分享了手语音乐，挑战了现有的分析听觉音乐的方法，由于不涉及声音，因此促使她考虑旋律、节奏等参数如何在视觉、动觉音乐媒介中的表现。

音乐与科技发展问题。科学技术的发达给音乐生存环境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萨利纳斯（Edgardo=Raul=Salinas）在汇报《媒介、信息、表演：伊戈尔·莱维特“家庭音乐会”中的技术缺陷》中，从钢琴家伊戈尔·莱维特在柏林公寓直播的52场“家庭音乐会”出发，肯定了特定的媒体方式使得传统音乐会成为一种即时性的公共模式，将物理缺席与听觉在场相互结合。这种现代愿望同时引导和超越新媒体技术的做法，在虚拟网络空间中开创了新的音乐体验模式。会议同时探讨了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的议题。来自耶鲁大学的德伦鲍（GingerDellenbaugh）通过知识产权法的历史视角，探讨了对作者身份和创造力的当前争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作者”身份的挑战引发了对人文学科的挑战。当人工智能能够创造出令人信服的人类创意仿制品时，作者身份将何去何从的问题；进而，在后作者和知识产权环境下音乐学可能会有何变化等问题，均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思考。

与大众文化的碰撞交流

流行音乐研究在当今音乐理论中是一个相当热门的领域。随着流行音乐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人们对这种音乐形式的理解和分析也变得越来越深入。这种对大众文化的推崇与研究，反映了音乐理论对不同类型音乐和文化表达的包容性。

容性。历史语境下的流行音乐发展对社会层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体现了目前音乐学更加开放的研究范畴。有两份汇报重点关注到了流行音乐的和声进行关系。安德森大学的比利克（Matthew=Allan=Bilik）的《将声音标记作为流行和摇滚中低音和弦分离的枢轴》讨论了在流行音乐中的“枢纽和弦”。作者通过研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歌曲，结合相关音乐理论和文献，说明了“枢纽和弦”如何在不同结构之间实现调性的平滑过渡。堪萨斯大学的奥斯本（Brad=Osborn）在《解释流行和弦循环中的半音阶》中分析了流行音乐中的色彩性和弦，指出了两种最近理论化的色彩和弦循环类型：双主音循环（DLTL）和三重主音循环（TTL）。

流行音乐也将与其他学科语言相互结合构成跨学科分析。如休斯敦大学库津（TimothyPKoozin）的《嘻哈灵魂乐中的节奏和声音表达》中，研究了女性嘻哈音乐，并探讨了其对种族和性别主体性的表现。

在流行音乐研究日趋流行的推动下，电子舞蹈音乐、电子游戏音乐、嘻哈音乐等也被纳入研究的范畴。例如电子舞蹈音乐版块中，路易斯维尔大学的奥斯本（Tyler&Osborne）在《后人类之声：2010/年代〈女巫屋〉中的声音美学与身份》中，通过结合后人类主义和赛博女性主义，探讨了性别声音和后人类思想，研究电子音乐如何模糊人类声音和合成声音之间的界限。研究发现，《女巫屋》音乐通过特定的制作技术模糊了声音性别，拓展了声音在音乐中的身份和表达。

音乐学门类下的思维突破

本次年会明显将一部分会议重点分配给了传统的音乐学子学科的研究新视角，一方面有利于在跨学科盛行的发展趋势下保持音乐学子学科的研究热度，另一方面也能够激发学者在传统议题下寻求新的突破。

传记与断代史研究。传记研究是西方音乐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有助于揭示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中的历史语境，能够透过作曲家个人生活展现其在社会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本次会议中，对鲜有闻说与大众熟知作曲家都有相关专题。例如会议特设对澳大利亚裔美国作曲家珀西·格兰杰（Percy/Grainger，1882-1961）、美国作曲家兼乐队指挥杜克·艾灵顿（Duke/Ellington，1899-1974）、女性作曲家艾米·比奇（Amy/Beach，1867-1944）的传记研究，一方面关注了作曲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另一方面挖掘鲜有人知的信息和作品，以便于后人研究，有助于填补西方音乐研究的空白。

大众熟知的领域有更进一步的新视角。例如“19世纪传记”专题中，三份汇报分别对门德尔松、舒曼、李斯特进行了探讨。研究者不仅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做出了重新审视和解答，也在其中提出了可供进一步研究的要点：重视门德尔松姐姐范尼为例的女性作曲家在历史创作中的影响；关注舒曼与克拉拉不同阶层的婚姻问题；李斯特与方济各会的关系等视角，既弥补了西方音乐史学的学术空白，也在传统研究视角下不断寻求突破，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思路和全新的理论基础。

西方音樂断代史研究也是年会中的重头戏，今年讨论最为突出的是中世纪、文艺复兴等“前调性时期”。专题“13世纪的音乐创作和收集：新视角与史学挑战”中，三篇汇报重新评估了13世纪歌曲和复调音乐的来源，揭示了既定的史学类别如何混淆了流派、曲目和记谱技术之间的基本联系。它重新划分了人们所认为的历史分水岭，并定位了13世纪音乐与其前后几个世纪的关系。其次是早期音乐中的核心技术———复调音乐的研究新视角，耶鲁大学的科尔泽涅夫斯基（Emily/Korzeniewski）的《抄写员手中的马肖》汇报中，以马肖的维勒莱手稿中休止符抄写作为切入点，重新审视乐曲中存在的模糊之处，并提出隐性抄写如何增强显性理论的问题。再次是对早期音乐体裁的进一步探讨，科隆大学的卡茨（Daniel/Seth/Katz）《格里高利圣歌，西奈山的旋律启示以及烈士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圣歌和阿莱努的传说和假定关系》中发现了犹太赞美诗与最早的基督教圣歌之间的关系。论文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空白，对这两者进行了系统比较。通过对这一早期宗教音乐之谜的重新评估，提升了我们对格里高利圣咏历史内涵的理解。

音乐分析学研究。音乐构成的各项要素研究能够深化作品意义，对音乐分析学研究发展有着正向意义，例如在“节奏节拍研究”专题中，通过对不同音乐类型的节奏节拍进行分析，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昆士兰音乐学院的斯托弗（Chris/Stover）在《“相互作用力网”：节奏、非洲哲学和音乐理论》结合非洲哲学家的桑戈尔的“节奏”理念，阐述了节奏在非洲传统巴塔鼓表演中的体现。纽约市立研究生中心的斯特劳斯（Joseph/Straus）、莫拉尼斯（Rebecca&Moranis）在《诗意韵律：音乐理论的视角》中以音乐理论为基础，重新审视了英语诗歌（尤其是韵律诗）的格律，并对多种表演进行了格律分析，探讨了格律与表演之间的关联。再例如“调性研究”专题下，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的文图里诺（Stephanie&Venturino）在《20世纪法国的和声二元论》中，首次研究了20世纪法国的双调性理论方法。不同于德语区的双调性研究，她着重探讨了丹第的方法在法国音乐理论话语中的重要性。通过扩展对不同双调理论的探究，深化了对法国音乐理论和双调性本身的理解。可见，当前的音乐分析也不再仅仅关注乐谱，而且是有了更多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来支撑。同时，对新理论、新视野以及新作品的探索步伐仍在持续，这些崭新的研究方向将深刻影响音乐分析理论的多个层面。

音乐戏剧理论。舞台研究探索着舞台艺术如何与音乐、戏剧融合以及如何通过视觉元素增强剧情和观众体验，例如中国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李峰树的汇报《寻找幽灵般的音调：瓦格纳在〈飞翔的荷兰人〉中对幻影船员的视听结构》，探讨了瓦格纳歌剧《飞翔的荷兰人》中幽灵元素的创作。瓦格纳在音乐剧情营造中，通过视听效果追求幽灵般的音色，挑战19世纪音乐与视觉文化的对应关系，对当时幽灵展览传统有所启发，展现了音乐美学中的“空灵技术”。作曲家以声音与视觉互动创新幻影角色，颠覆了传统对幽灵表现的认知。

歌剧院承载着歌剧作品的呈现与传承，通过歌剧院研究能够有助于理解歌剧的演出条件与环境，对研究歌剧传播、表现和接受都有着积极影响。墨尔本大学的罗伊克罗夫特（Madeline*Beth*Roycroft）在《从地方到首都：在20世纪的法国上演肖斯塔科维奇的〈麦克白夫人〉》中探讨了《麦克白夫人》不同地区的演出情况，尤其是在1992年巴黎首演之前的情况。作者通过分析导致每个地区安排和演出苏联歌剧的地方动态，指出了歌剧院在推动法国艺术发展方面是卓越的，为研究苏联音乐在法国境外复杂历史提供了新视角。由此可见，歌剧研究不再仅限于对歌剧音乐的探讨，而是可扩展至歌剧演出、舞台设计等方面，这使得歌剧研究呈现出更为全面而多元的面貌。

民族音乐学。声音景观是民族音乐学的一个重要话题，通常包含特定地理位置或环境中的不同的声景，涵盖了自然之声、人为之声和其他各种元素的声音，这些可以作为特定地区或社会环境的声音特征，同时也对当地文化和身份产生影响。辛辛那提大学的格雷特豪斯（Ashley;Greathouse）的《逃离“灰尘和噪音”到“吟游诗人的翠绿居所”：伦敦18世纪游乐园的声音政策》中探索了18世纪伦敦的游乐园，揭示了这些地方在社会学和生态政策方面的重要性。汇报认为，游乐园不仅位于城市与乡村、室内与室外、正式与非正式、封闭与开放、高贵与平民等多重边界之间，还利用了噪音和音乐之间模糊的界限，将大自然声音、音乐家的表演声和游客自身的声音结合，构筑了独特的声音环境。

中国音乐的国际互动

本届年会鼓励全世界的音乐爱好者参与，成员并不仅局限于美国，而是扩展到了美洲、欧洲和亚洲，逐渐拓展扩张形成强有力的国际性交流活动。因此，年会开启了多个世界音乐专题，用更加包容开放的态度研究全球音乐文化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年会专门开设了中国音乐研究专题，近十位中国学者登上年会舞台分享关于中国音乐的分析、演奏以及学科方法论等论题，突显了中国学者在国际音乐学界中所具有的显著影响力。

“中国音乐”专题中的《理解中国传统唱腔的韵律灵活性与演奏实践》对中国传统唱腔的韵律灵活性与演奏实践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总结了感知韵律和多样化聆听的新方式。俄勒冈大学的陈思彤在《罗忠镕三重奏〈同均三宫〉与中西理论体系的交融》的汇报中分析了作品如何将中国传统元素与十二音体系有机融合。苏州大学音乐学院作曲与理论系的吴翊丞在《拓展音乐素养：中国昆曲舞台———姚晨〈琵琶弹戏〉中的声调轮廓变换（2013）》中，展示了如何欣赏作品中的旋律语言，理解声调轮廓如何渐变并推动叙事发展。

“中国音乐的理论与实践”中对明代朱载堉有着集中的探讨，卡特（Stewart;Arlen;Carter）探讨了明代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如何影响了翻译版手稿《论中国音乐》和《中国古今音乐备忘录》中对乐器的插图和描述，他通过比较朱载堉的著作与翻译版手稿，来讨论从明末清初的宫廷音乐乐器变化。另一篇对朱载堉进行分析的文章，着重探讨了多才多艺的朱载堉在舞蹈方面的创新性，为舞蹈学者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中央音乐学院钱茸教授以《21世纪中国音乐分析的语言学方法》为题分享了中国五个主要语系的特征，包括主流语言声调、当地方言之间存在的极端区别以及不同语种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她以具体实例和解剖图的方式分析了口鼻唱词在中国传统声乐领域之地域风格构建中的作用。同时分享了中国音乐研究语言学方法的萌芽、成长和体系构建等内容，丰富了西方学者对中国音乐多样性的认识。钱茸教授陈述的方法论问题为西方学者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和方法，并为他们研究本国音乐带来启示。

结论与启示

综上，这场跨界盛宴勾勒出了一幅充满活力与创新的学术画卷，四天的交流不仅是学术资源的互通，更为音乐学学科未来搭建学术平台带来启示。

整合学术资源。此次联合会议旨在汇聚并整合多元学术资源，尤其是开启了线上线下双轨联动模式，为与会者和全世界的音乐研究者搭建一个分享、交流研究成果的新平台。由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汇报发言，并开设自由提问、讨论实践，致力于促进学术知识的互通与合作，激发创新思维，推动音乐学前沿研究的拓展。

扩展学科边界。此次会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与会学者们极大地探索了跨学科的新思路。音乐与科技、音乐与残疾、音乐与性别、音乐与舞蹈等跨学科研究正在不断打破学科间的壁垒，探索学科之间相互碰撞的交叉点。四天的联合会议充斥着密集而精深的跨学科融合，挑战着对研究思路的颠覆与重构，不仅拓宽了学科边界，还激发了新的研究思路。

传统学科注入新思维。此次会议加大了对传统学科的创新性研究。与会学者的创新思维和对传统方法论的挑战展现了学术新思维，不仅弥补研究空白，而且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這些新的思维方式将成为音乐学学科未来发展的新基石，激发出更多的、全新的研究方向带来更加开放与多元的研究视角。

没有国际标签。此次会议最大的特色在于它抛弃了国际标签，吸引着全球各地的学者，打破白人至上原则，致力于为全球学者提供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分享研究成果和学术经验。这种开放的态度促进了学术公平化、多元化，这种学术无国界的理念，为全球学术合作树立了榜样。会议吸收了北美、欧洲、大洋洲、亚洲等地的话题，其中中国音乐专题研讨，显示了中国学者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进一步促进全球性学术平台的建设和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