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雯，姚冠新，戴盼倩

（扬州大学 商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0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其中要求完善农村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农村物流的发展对乡村建设具有支撑作用，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农村物流的发展要依靠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物流需求，要依靠农村现代化来提供基础的交通设施。然而，农村物流基础设施薄弱、网点覆盖率低、信息化程度低等问题导致农村物流发展严重滞后，进而制约乡村建设的发展进程。因此，如何实现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在保障农村物流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发挥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未来的研究趋势。

目前学者对于乡村建设耦合协调情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1-3]；对于农村物流耦合协调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农村物流与城市物流的耦合协调关系[4-5]，以及农村物流与农村经济的协同发展情况[6-7]。然而，前人的研究也表明农业现代化、互联网推广、教育等乡村建设过程中的具体措施有助于农村物流末端配送体系的迅速发展[8]，农村物流向专业化、精细化、多元化、集约化转型升级[9]，有利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建设[10]，以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11]。

综上，目前学界大多从定性角度阐述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且大多以全国为视角开展研究。因此，本文通过搜集长三角地区的相关指标数据，借助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耦合协调发展的现状，探究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从而促进二者的良性耦合协调发展。

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从投入水平、产出水平和发展潜力三个角度，构建如下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 所示）。

表1 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评价指标体系

1.2 研究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江浙皖三省的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部分指标数据运用公式换算。其中，由于我国尚未单独对物流行业进行数据统计，指标Y6与Y7根据地区数据和“地区农业生产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调整而来[21]。

1.3 研究方法

1.3.1 熵值法

熵值法根据各项指标提供信息的大小来确定指标的权重，假设有m 年、n 个评价指标：

（1）数据标准化

其中：xij为第i 个年份的第j 个指标的数值，i=1,2,…,n,j=1,2,…,m。

（2）计算熵值

其中：pij为第i 个年份关于第j 个指标的比重。

（3）计算熵权

（4）计算综合得分

1.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用来反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彼此影响的程度，当子系统个数为2 时，公式为：

其中：C 为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的耦合度，C∈(0,1]，U1和U2分别为乡村建设和农村物流的综合得分。当C 越接近1 时，表明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和农村物流子系统互动情况越良好。

在耦合度的基础上构造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和农村物流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为：

其中：D 表示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的耦合协调度，D∈(0,1]，当D 越接近1 时，表明两个系统的融合程度越高。T 为综合协调指数，α 与β 为待估参数，一般两者之和为1，此处认为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故设定α=β=0.5。

1.3.3 灰色关联度模型

灰色关联度能够基于系统中各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异同程度来衡量系统各因素间的关联程度，考虑到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耦合作用的复杂交错性，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两个子系统间各指标要素相互作用的重要关联点，步骤如下：

（1）计算关联系数

其中：k 表示不同年份，xi（k）与yj（k）分别表示该年度第i 个乡村建设指标与第j 个农村物流指标的标准化值，ρ 为分辨系数，通常取0.5。

（2）计算关联度

其中：rij∈(0,1]，越接近1 表明关联性越强，该指标对另一系统的影响也越大。

2 实证分析

2.1 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2.1.1 乡村建设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如图1 所示，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具体而言，2015—2021 年间江苏持续保持增长态势，而浙江除了2017 年和2019 年均持续增长，安徽则在前三年间下降后一改前态，从2018 年开始以21.4%的平均增长率迅速增加。在2018 年这个关键节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为期5 年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其中对农村产业、农村人居环境等乡村建设方面提出了发展目标，这也使得各省加大了对农村农业的投入力度。2018 年，浙江累计投入16.66 亿元支持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垦造耕地等，11.50 亿元用于美丽乡村建设，以及6.31 亿元致力于农村综合改革，促使浙江农村农业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同时，安徽累计投入35.9 亿元用于429.2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30.2 亿元支持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奖补政策的实施，以及7 亿元推进农村环境“三大革命”，极大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使得安徽农村农业现代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此外，江苏也于2018 年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为江苏农村农业发展提供重要财务保障。

图1 2015—2021 年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综合发展水平趋势

2.1.2 农村物流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如图2 所示，长三角地区农村物流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具体而言，2016 年江浙皖三省中唯独江苏以近30%的负增长率快速降低，这是由于2016 年江苏受到地质灾害、台风、冰雹等自然灾害的侵袭，种植业产品产量下降，进而影响到农村物流业务量的增长；再加上公路货运市场疲软、高速公路超载罚金上涨、铁路货运价格上调，江苏农村物流的发展受到重大阻碍。2018 年浙江农村物流综合发展水平从0.277 5 上升至0.708 8，实现了155.4%的暴增，这主要归功于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2018 年，浙江举办青蟹、猕猴桃、茶叶等7 场农产品资源对接会，借助阿里、邮政、云集等平台推广农产品电商地方特色品牌，实现农产品上行渠道的畅通，有效提高农产品的流通效率，进而带动农村物流的飞速发展。同样在农村电商的正向推动下，江苏和安徽的农村物流综合发展水平也迅速上升。但自2020 年起，受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农村地区的物流发展遭受冲击。然而2020 年，安徽贯彻建设“四好农村路”的指示，统筹优化农村物流网络节点布局并加速其建设，构建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农村物流服务体系，提高农村物流站点的信息化水平，使得安徽农村物流发展更加系统化、规范化。

图2 2015—2021 年长三角地区农村物流综合发展水平趋势

2.2 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分析

根据公式（4）计算出两个系统的综合得分，再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的相关计算公式对2015—2021 年江苏省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的耦合协调性进行测定，并参考学者的研究[23]，划分耦合度阶段与耦合协调等级（如表2 所示）。

表2 2015—2021 年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和农村物流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变动趋势

由表2 和图3 可知，2015—2021 年江浙皖三省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的耦合度均较为稳定且始终高于0.8，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表明在此期间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之间的关联度强，相互影响程度高。具体而言，江皖二省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的耦合度较为稳定，始终在0.99 小幅度波动，且最高值都出现在2019 年，分别为0.999 6 与0.999 4。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不断提高的农村农业现代化水平在增加农作物产量的同时带动了农村地区物流业务量的增长，以及农村电商的发展使得农作物生产与运输的衔接逐渐成熟。相比之下，浙江省的耦合度波动幅度较大，最低值为2015 年的0.813 0，最高则为2021 年的1.000 0。变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农村物流相关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农村电商的日渐兴盛。2021 年，浙江省共下达8 亿元用于高水平建设“四好农村路”，截止年底，农村投递路线也创历史新高，为255 806 公里。此外，浙江拥有全国最大的淘宝村集群，且2021 年新增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县12 个，数量位列全国第二。

图3 2015—2021 年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和农村物流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变动趋势

从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的耦合协调度出发，长三角地区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在整体上波动增加，但不同地区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异（如图3 所示）。具体而言，江苏和安徽的增长变化较为平缓，由勉强协调过渡到初级协调，再向中级协调演化。“十三五”期间，江皖二省推进农业技术装备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全面改进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同时改造与完善农村公路、宽带、配送网络等基础设施，鼓励发展农村电商，使得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协同并进。而安徽因2020 年农村公路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耦合协调度上升至0.804 3，达到了良好协调的水平，但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又退回至中级协调水平。相较而言，浙江的耦合协调度起点最低，为0.468 8，处于濒临失调的状态。但在中央的政策指导以及政府相关措施的落实下，在2019 年后耦合协调度水平的变化逐渐与江皖二省同步。

2.3 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通过公式（7）和公式（8）计算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各具体指标间的灰色关联度，并以对各行各列取均值的方法求得各系统整体与另一系统中各指标的相对关联度，具体计算结果见表3。除了Y10，其余指标的关联度均大于0.91，且所有指标关联度的均值为0.920 3，表明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极强。乡村建设系统中平均关联度最高的四个指标是X11、X8、X3、X5，且相互差距不大，表明农村地区水土的保持不仅有助于农业生产，还为农村物流提供道路保障；农村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产品产量的增加，进而为农村物流的发展提供货源保障。农村物流系统中平均关联度最高的四个指标是Y6、Y7、Y4、Y2，且均来自农村物流的投入和产出水平，表明农村物流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以及物流效率的提高为农产品上行提供流通保障，反向推动了农村农业的生产与发展。

表3 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和农村物流评价指标的灰色关联度

3 结论

本文构建了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对2015—2021 年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及重要关联因素进行探究，研究表明：（1）长三角地区的乡村建设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农村物流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的耦合度始终高于0.8，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江皖二省的耦合度始终在0.99 小幅度波动，但浙江省的耦合度波动幅度较大，从2015 年的最低值0.813 0 上升至2021 年的最高值1.000 0；（3）从耦合协调度出发，长三角地区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波动增加，但存在地区差异：江苏和安徽由勉强协调过渡为初级协调，最终发展至中级协调，增长变化较为平缓，而浙江从濒临失调开始波动上升，在2019 年后变化逐渐与江皖二省同步；（4）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各项指标之间存在极强的相互影响作用，关联度的均值为0.920 3，乡村建设指标中的“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谷物单位面积产量”、“农村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农业总产值”，农村物流指标中的“农村货运量”、“农村物流货物周转量”、“农村居民移动电话拥有量”和“农村投递路线”为影响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与农村物流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