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黄雨婷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江门）

［提要］ 人才集聚是一种特殊的人口流动现象，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强劲的推动作用。本文以人才集聚为主题，从国内研究概况、人才集聚水平测度、人才集聚模式机制及影响因素、人才集聚效应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概括，并分析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人才集聚是人口流动的特殊现象，是人才个体在区域地理空间上的聚集行为。人才集聚不仅可以促进人才价值的实现，还会产生集聚效应，如竞争合作效应、学习创新效应、低成本效应、马太效应、示范效应等，能产生1+1＞2 的效果。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不同思想、特长的人才在集聚过程中相互碰撞，产生新观点和新理念，有助于形成协同创新氛围，实现协同创新成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不断积累的知识创新能量将吸引和驱动各类生产要素向人才集聚地汇集，促进产业集聚。各地政府也纷纷印发了各类支持人才集聚特别是青年人才集聚的意见和措施。人才集聚相关研究作为现代人才学、产业经济学等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一、人才集聚研究概况

以“人才集聚”为搜索关键词，中国知网上共有主题或题目包含搜索词的相关研究3，895 篇，其中学术期刊文章2，398 篇，占比61.5%；学位论文413 篇，占比10.6%；会议、报纸、学术辑刊、特色期刊等文章共1，084 篇，占比27.8%。从研究的时间趋势来看，从2020年开始，研究文章数量增长较快。在研究层次上，以政策研究为主，其次是应用研究。与之相关的主要主题有“人才集聚”“高层次人才”“科技人才”“产业集聚”“高质量发展”“人才集聚效应”等。（图1）

图1 “ 人才集聚”发文量年度趋势图

二、人才集聚水平测度

对人才集聚进行实证分析时，构建合理的测度是首要步骤。在计算过程中，人才的数量通常需要参与计算。已有的研究中，人才的衡量标准一般是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从业人员，如果是科技人才则采用R&D 人员或科研、技术服务从业人员进行表征。常见的人才集聚水平指标计算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人才区位商。区位商原本是产业经济学中的概念，通常用来反映一种产业的集聚程度和专业化水平，后被迁移应用到人才学领域。人才区位商指数即该地从业人才人数占该地总从业人数的比重与全国从业人才人数占全国总从业人数的比重之比。这种测度简单直接，是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测度方法。

其中，TLQi为i 地区的人才区位商，ti为i 地区的从业人才人数，pi为i 地区总从业人数，t 为全国从业人才人数，p 为全国总从业人数。

（二）综合评价指标。刘忠艳等（2021）基于价值链视角，构建了涵盖人才资源在区域空间层面集聚生成、地区配置、效能产出3 个维度在内的区域人才集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张同全（2008）以产业集聚区人才的数量来衡量人才集聚规模，并从集聚规模、人才结构、人才流动、人才成长、虚拟人才、人才使用、人才创新、人才联动、人才吸引力、人才满意度等十个方面构建了一套评价人才集聚效应的指标体系。

三、人才集聚模式、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

促进人才集聚必然需要先了解其形成原因与机制，国内很多学者对人才集聚进行了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孙丽丽等（2006）认为高层次人才集聚模式有收益优势依傍型、产业集聚推动型、“领头羊”效应吸引型和政府牵引型四种。张樨樨（2010）总结国外人才集聚模式有市场主导型、政府扶持型及单一计划型三种。朱杏珍（2002）认为影响人才集聚的因素主要包括“收入最大化”的利益因素；文化背景、个人秉性、社会地位等精神因素及制度、劳动力市场等环境因素。此外，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不对称性，人才集聚过程中会产生“羊群行为”。张西奎等（2007）认为人才的生产要素性质是人才集聚的内在原因，也即人力资源作为产业集聚形成的最基本生产要素条件之一，会随着产业集群规模的扩大而随之同步扩大。而包括收入、工作机会、成长性等在内的较高的纯利益是人才集聚的外在原因。张美丽等（2018）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探索出经济基础、政策环境、文化教育和社会环境是人才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崔丹等（2020）通过分析2005～2015年中国人才分布的时空格局特征，发现中国人才集聚主要为经济主导型，薪资待遇是最重要影响因素，社会舒适性也会有一定促进作用。张所地等（201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心城市经济势能、创新投入和不动产结构与人才集聚程度呈现正相关，且不动产结构的影响最大。齐宏纲等（2020）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分析对象，发现服务业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拉动效应强于高学历人才，制造业拉动作用不突出；高等教育、高薪资待遇均有利于促进高学历人才集聚，但对高技能人才集聚促进作用有限。杨胜利等（2021）发现人均GDP、平均工资水平、产业结构和高等教育资源、医疗便捷度以及社会保障水平对科创人才集聚水平有显著的正影响。程铭等（2022）以山东省16 个地市为例，经过实证分析也发现人均GDP、第三产业占全省GDP 比重、R&D 经费内部支出占全省GDP 比重、人均中小学数量、人均绿化面积和人均卫生机构数量对科技人才集聚促进作用明显。张志杰（2023）运用扎根理论，通过对52位受访者的深度访谈发现经济发展、创新环境、制度环境、公共服务是科技人才集聚的四大关键影响因素。

也有一些学者从特定角度对人才集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崔丹等（2020）基于城市适宜性理论，从经济适宜性、社会适宜性、休闲适宜性、自然适宜性四个角度度量城市适宜性，研究发现经济适宜性是影响我国创新型人才集聚最主要的因素。李慷等（2021）分析了省级科技人才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的空间影响机制，发现以人才激励、科研管理、人才服务、自主研发为主的人才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有正向促进作用。谢文栋（2022）研究同样发现科技金融政策通过政府干预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和创新驱动效应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姚凯等（2023）基于中国长三角地区城市分析发现，在非一线城市空气质量与人才集聚显著正相关，一线城市的影响则不显著。

四、人才集聚效应研究

人才集聚的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人才集聚与经济增长。杨芝（2011）认为科技人才集聚会推动经济的发展，较高的科技人才含量总是匹配较高的人均GDP 水平。廖诺等（2016）基于北上广三个城市的数据，则发现人才集聚与人才资本经济贡献率并不完全正相关，人才过度集聚反而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导致人才效能低速增长。刘兵等（2018）实证分析发现京津冀科技创新和创业人才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正相关，前期促进作用明显但后期减弱。贺勇等（2019）也发现人才集聚水平较高的区域，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高，但二者并不严格正相关。

二是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孙健等（2008）实证分析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互动关系，认为产业集聚引致人才集聚，人才集聚可加速人才开发并促进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使人才资本在运动中实现价值增值，进而促进产业集聚。于斌斌（2012）认为产业集群与高端人才集聚具有互动效应，存在磁场效应、根植效应、激励效应、群体效应、自强效应等正效应，同时也可能会因人才集聚未达到规模、环境不理想、流动性弱等产生负效应。曹威麟等（2015）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发现第一产业集聚可引起人才集聚；人才集聚可引起第二产业集聚；人才集聚和第三产业集聚相互影响，互为格兰杰原因。

三是人才集聚与区域创新。唐朝永等（2017）基于太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企业实证发现人才集聚效应显著正向影响创新绩效，在协同创新网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赵青霞等（2019）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得出科技人才集聚对于区域创新能力有正向显著影响。刘晔等（2019）认为等量的科研人才在创新产出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城市里才能发挥对企业R&D 投入、政府R&D 投入以及外商投资三大创新投入的知识吸收能力。孙红军等（2019）认为科技人才集聚对技术创新在区域内和区域间均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综上，本文从人才集聚国内研究概况、测度、模式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效应研究四个方面对国内人才集聚主要研究的问题进行了综述。在已有的研究中，多以实证分析为研究方法，人才集聚是经济发展、产业集聚、社会保障、制度政策、自然环境、薪资待遇等各类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优质人力资源向某一区域流动的结果，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时空对人才集聚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在多数实证研究中，发现人才集聚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通过知识性创造对经济增长、产业集聚、区域创新等具有促进作用和互动关系。但同时也需关注，过度的、无序的人才集聚也会导致恶性竞争，引起人才边际效益递减而产生外部不经济。因此，在现有的人才集聚模式、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及人才集聚效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何控制变量，进而最大化发挥人才集聚的正向效应，提出促进高质量人才集聚的战略对策还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