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寿

2023年是中共三大召开100周年。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以外的城市召开，也是首次公开召开的党代会，因而成为前三次乃至前四次党代会中代表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就组织建设而言，党的三大不仅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党中央领导人，而且是迄今确切可知具体票数的首次党代会，在党代会历史乃至党的历史上都占据了重要地位。

一次按章召开、使命重大的党代会

首先，党的三大是依据二大党章的规定召开的。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章第十一条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进入1923年，尽快召开党的三大、讨论通过西湖特别会议确定的国共党内合作方针，就提到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日程。尤其是“二七惨案”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单纯依靠工人阶级难以实现革命目标，于是，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开展国共合作的步伐加快。

其次，党的三大首次离开党的诞生地上海在广州召开。

1921年10月和1922年8月陈独秀在法租界两次被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在1922年7月被法租界当局查封，上海显然不是合适的地点；由于“二七惨案”后吴佩孚对陈独秀、马林等人实施通缉，北京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在北京召开风险也很高。

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策划和推动，为进一步推进国共合作，加强与国民党的联系，中共中央决定将驻地迁往国民党的权力中心广州，并在广州召开党的三大。

梳理马林从1923年3月至5月间发出的信件，尤其是5月31日给布哈林的信中，就多次谈到了党的三大放在广州而不是他处召开的主要原因，不仅因为广州“是中央委员会可以合法存在的唯一城市”，而且因为共产党人“在广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只能在这里公开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对于在上海和北京等地尝遍了通缉和逮捕之苦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合法性和公开性是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的最主要的因素，也是最大的好处。

最后，党的三大代表人数也创了新的历史记录。

大致在1923年4月底，中共中央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开始筹备召开党的三大。据1923年3月27日维经斯基给马林的信，党的三大原计划5月在广州召开，后延期至6月10日召开，但最终却因各地代表难以按时抵达广州而再次延期至6月12日召开，20日闭幕。会期9天，与党的一大、二大会期接近。据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蓉研究证实，党的三大有40名正式代表，另有3名候补代表、2名共产国际代表，共45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汉口、长沙、萍乡、广州、杭州、济南、哈尔滨、浦口、长辛店、铜山以及苏联莫斯科等地。

党的三大代表人数远远超出党的一大的13名和党的二大的12名，也超出了一年半后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四大的20名。

会议本身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由于党的三大将在孙中山国民党控制的广州公开召开，又将讨论通过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杭州西湖特别会议确定的国共党内合作的重要方针，“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党的政治主张“重大的改变”“参加现实的运动”。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把党的三大作为一次统一全党思想、制定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方针而召开的重要会议。

首先，开展了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

党的三大首先听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工作报告。报告在简要总结党的二大以来的工作成绩后，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不仅批评了上海、北京、汉口、广州等地党的工作，批评了张国焘、邓中夏，陈独秀也作了自我批评，但唯独表扬了湖南，“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报告还指出，党在组织上存在的问题是“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和“党内同志的关系很不密切”，在组织建设方面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由原来的5名增加到9名，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常务机构中央局。

其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中央领导集体。

党的三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投票情况是：陈独秀40票，蔡和森37票，李大钊37票，王荷波（工人）34票，毛泽东34票，朱少连（工人）32票，谭平山30票，项德隆（工人）27票，罗章龙25票”。毛泽东不仅以34票当选上述9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而且与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共5人组成中央局，并任“中央局秘书”一职。《瞿秋白日记》也证实了这一得票情况。

最后，党的三大突出了中央局秘书的权力和地位。

中央局秘书一职为党的三大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权力不小。一是可與委员长共同召集“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特别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的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这既说明了作为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也体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尝试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制约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二是与委员长共同签署一切公文函件。《组织法》还规定：“秘书员〔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

可见，党的三大设置的“中央局秘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秘书，也不是党中央秘书长，而相当于党的八大后党的总书记。彭述之晚年在《彭述之回忆录——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中称毛泽东为“我党〔中央〕第四号人物”。

毛泽东首次进入到中央领导层

在党的三大上，青年毛泽东不仅首次成功进入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进入到其常设机构中央局，并担任十分重要的“中央局秘书”一职，后来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长。这无疑是毛泽东个人艰苦努力、不懈奋斗的结果，创造了突出业绩并为党内所公认。这些业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卓有成效地发展壮大了党团组织。

党的一大后，中央局注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1921年11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发关于建立和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央局指导下，各地党组织加快发展。其中长沙支部发展最好。据统计，党的三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比二大召开时增加了225名，其中长沙支部就增加了76人，超过三分之一，成绩斐然。张国焘三大会后在给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的信中，也不得不称赞长沙支部“是我党最好的支部之一”。

其次，成功组织安源路矿大罢工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中共成立后，就将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上，相继发动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但是，只有长沙支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发动、领导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所以，陈独秀在党的三大的报告中指出：“湖南几乎所有3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而党的三大闭幕当天，马林就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的信中汇报各地工会组织时说：“湖南就有一个最好的组织。我们的工人在那里用现代的方式组织了3万人”，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再次，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确立的国共党内合作方针。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全程指导并参加了党的三大。在《斯内夫利特笔记》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讨论》中，马林详细记载了三大多位代表的发言内容及三大最终表决的具体情况，记录了毛泽东大会发言的7个要点。与陈独秀在党的三大报告一致，马林不仅批评了张国焘，也批评了蔡和森，但很赞赏毛泽东对工人运动问题的意见。三大闭幕的当天，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马林以如释重负的心情报告了三大议决案通过的情况，“作出决议时，陈独秀的意见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获得通过。有10票是湖南的”。湖南代表发挥了关键作用。稍后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等机构的报告中，马林详细报告了三大“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投票情况，称赞毛泽东‘无疑是优秀的工作者”。

能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这些重要领导干部的高度评价和一致认可，毛泽东在党内的升迁自然顺理成章，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在无记名投票中首次进入中央领导层，也就水到渠成了。从党的三大开始，经过此后10多年的沉浮，毛泽东最终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到党中央领导核心，开始确立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促成了百年党史第一次伟大转折。

（摘自《南风窗》2023年第18期。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 本栏编辑 朱湘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