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宗平

从外公怀里到布口袋：在满满爱意中长大

100年前的10月31日，一个女婴在北京一家教会医院呱呱落地，成为日后鼎鼎大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按照李家的族谱，李四光给女儿起名李熙芝。她，就是我的母亲李林。

我外公34岁得女，自然是宝贝得不得了，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女儿抱在怀里暖起来，然后拿出一个特制的小木板放在腿上写文章。大概是在外公宽阔温暖的怀里觉得很安全，所以熙芝不哭不闹，乖乖地躺在他的怀里。因为外婆生产后身体一直不好，吃不到母乳的熙芝只好喝牛奶。为了让外婆能好好休息，外公每天早上都是自己起来，生火、热奶，等女儿醒了就可以喂了。母亲小时候，我外公又要教书，又要做科学研究，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但他总是尽量抽出一些时间来陪伴女儿，给女儿读书、讲故事。我母亲喜欢小动物，特别喜欢鸟，外公就到市场上给她买鸽子，和她一起喂鸽子。

自我母亲出生后，外公外婆就再没有其他的孩子了。太祖母觉得，这样的话李家这一支不就绝了后吗，所以她瞒着我外婆和我外公讲，希望他为了子嗣再娶一房姨太太。外公很耐心地劝太祖母，说娶姨太太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而且文明社会，生男生女没有区别，女儿同样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经过外公这一番劝说，太祖母终于接受了外公的新思想。

我一直开玩笑说，母亲是我家唯一的一个正儿八经的“北京人”，因为她出生在北京。那时我家住在景山东街5号的一个小四合院里，这个四合院是我母亲出生前，外婆用她几年教书节省下来的250块大洋买下的。四合院离北京大学很近，外公每天骑车上下班，教书空余时就到他的办公室摆弄从野外带回来的标本或整理野外笔记，常常沉浸在工作中忘了时间，很多次都要外婆去叫他，才想起来该回家吃晚饭了。有一次外婆正忙，就让我母亲去叫外公回家吃饭，母亲到了外公的办公室，看他正在忙，调皮心起，于是一声不吭地站在门边，想看看什么时候外公才会注意到她。站了好一会儿，外公才看到门边好像有个小孩，也没抬头就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呀？天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家大人会着急的，赶快回家吧。”母亲听了大笑起来，外公才看到门边的小孩原来是自己的女儿。

外婆那时是京师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老师，同时在京师女子师范大学附中教英文和法文。受外婆影响，母親小时候特别喜欢弹钢琴，想着长大了要做一个钢琴演奏家。可惜的是，8岁那年，她的右手食指上长了一个疔，因为没有特效药，反复化脓，持续了好长时间，痊愈之后右手食指短了一截。钢琴演奏家是当不成了，母亲伤心地哭了好几天。伤心之后她想，既然钢琴演奏家当不成了，那她将来要去学医，当一个可以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医生。

1935年，外公到英国去作一年的学术交流，带着外婆和我母亲一起去。到英国后，外公就开始了他繁忙的讲学和科研活动，先后到伦敦、剑桥、伯明翰等地的八所大学演讲《中国地质学》。母亲被送到住处附近的一所公立小学去读书，那时在学校读书的中国孩子非常少，因此她一入学就成了学校里被关注的东方人。再加上她刚到英国，英文很差，所以老被同学欺负，每天都有小孩跟在她后面喊“chink chink Chinese”。 我母亲虽然不懂他们在喊什么，但是猜到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回家就跟我外婆抱怨说学校里的其他孩子排挤她。我外婆听了很生气，带着我母亲去找校长理论，说女儿在学校公然被侮辱，是学校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学生，应当道歉并保证此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学校只好照做。回家后，外婆又告诉我母亲，遇到这种情况不能认，一定要反击回去，不然老会有人欺负她。这件事之后，我母亲这个原本处处都要父母保护的独生女儿，慢慢地学会了遇事不能示弱，懂得了如何保护自己。

在英国的一年学习和之后随我外公外婆横跨美国的旅行，不仅奠定了母亲的英文基础，还开阔了她的眼界。回国以后，外公为了让女儿不要忘记英文，给她买了许多英文小说。又因为我母亲喜欢看侦探小说，所以特别给她买了很多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在她看小说着迷的同时，英文也有了进步。小时候打下的英文基础，对她日后的学习起了很大的帮助。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外公带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员工和家属搬到了广西的首府桂林，我母亲在桂林度过了7年的时光。刚到桂林时生活很艰苦，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常常要搬家，加上日本飞机老来轰炸，他们每天还要跑几次防空警报。到桂林不久我母亲就得了伤寒，那年她14岁。因为药品奇缺，唯一养病的办法就是卧床休息，可是日本人老来轰炸怎么办呢？外公就让外婆缝了一个大布口袋，听见警报，把我母亲往口袋里一装，背上就跑。后来我母亲常跟我说，她之所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没有死于伤寒，完全都是因为我外公外婆的爱。

度过了最初的一两年，大家对战时的生活也慢慢习惯了起来，虽然还是异常艰苦，但是大家该上学的上学、该工作的工作，就是日本人的轰炸让人非常头痛。有一次跑防空警报，外公和我母亲跑到半山的一个山坳前，看到里面的人很多，外公就对她说：“这里人太多，我看日本飞机大概还要有一会儿才到，不如我们往前走走，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山洞。”我母亲也表示赞成，于是他们继续向前走。等到警报解除，他们在往回走的路上看到那个山坳前落了一个大炸弹，里面很多人都不幸被炸死了。后来我母亲老跟我说，那天要不是他们往前走，没躲在山坳里，就不会再有她，也不会有我了。

从跳级到留学：成为1946年伯明翰大学物理系唯一的女生

因为小时候老要随着我外公搬家，我母亲一共换过五所小学，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所以虽然我外公是教授、外婆是老师，我母亲的小学教育仍是不完全的。母亲的初一、初二是在桂林的一个中学上的，初三学年按广西政府的要求，学生都要去劳军，不上课。母亲和很多学生一样，看到国民党的军队不上前线抗日，在后方吃喝玩乐，即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所以对军队非常反感，一点都不想去劳军，于是她决定跳级直接上高中。她很顺利地考上了高中，但是学校说她在学校是有学籍的，不能跳级。母亲想，既然“李熙芝”有学籍，那就改个名字呗，改什么呢？我外婆的表字是“许麟”，她想：“那我就改成‘李麟。”可这个“麟”字太难写了，她就挑了一个最简单的双木“林”，于是“李熙芝”就成了“李林”。

母亲只上了两年高中就跳级考上了贵阳医学院，想要去实现她小时候当医生的梦想。可是当我外婆知道宝贝女儿要离家去贵阳，无论如何也不同意，生怕打仗一个炮弹下来从此天人两隔，再也见不着了。母亲只好听话地改报了广西大学的机械系，成了机械系唯一的女生。

在大学里，母亲是一个特别活跃的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文艺活动，是学校长跑队的队员、话剧团的演员。她曾经出演过英文《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话剧在桂林演出的时候，我外婆还特别买了票送给朋友，去给我母亲捧场。

1944年，母亲从广西大学毕业了，那时她已经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申请到了英国金属学会的奖学金，准备到英国去留学，学习弹性力学（ELASTICITY）。不料伯明翰物理系的秘书打字的时候打错了一个字母，母亲收到录取通知書时，发现弹性力学变成了塑性力学（PLASTICITY），真让人哭笑不得。看到我母亲不知所措的样子，外公就劝她，不要急着改回弹性力学，其实塑性力学也很有意思，不如试试看，也许会喜欢。于是，1946年母亲到了伯明翰大学物理系，又成了物理系唯一的女生。

从小学到大学，母亲虽然频繁地转学跳级，但总算是一路顺风顺水地完成了学业，而且成绩还不错。但是在伯明翰大学开始硕士学习的时候，母亲过去基础知识不扎实的弊病全部显露了出来。两年的学习，我母亲感到十分吃力，不仅要学习新的知识，还要补习在中学、大学里没有学到的东西，每天都有不同的难题要解决，所有时间都用来去图书馆查资料、看文章，下课以后还要借同学的笔记与自己的笔记核对，看看漏掉了什么。除此以外，其他一切都顾不上。她到英国的时候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国的物质供应非常紧张，每天忙于学习，营养又跟不上，6个月的时间她瘦了10磅，从出国时的“小胖子”变成了苗条淑女，从此就再也没有胖起来。

母亲从小受我外公的影响，学习非常刻苦。在勤奋努力下，两年后，她终于完成了学业，拿到了硕士学位。此时，她已经对塑性力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心选择科学研究作为终生职业。可是要想做科学研究就需要完成博士学位，于是她去找导师，表示还想读博士。她的导师看了看她说：“你现在的教育程度去找个丈夫生几个孩子已经绰绰有余了，不必去读博士。”当时英国也是一个很封建的国家，女性读书多是为了提高身价找个好丈夫。母亲听了这话当然非常郁闷，可是奖学金用完了，没有钱不可能在伯明翰大学继续读下去，只好作罢。但是她又不甘心，就四处想办法，最后终于在剑桥大学物理系的一个实验室里找了一个实验员的工作，可以养活自己，以便日后再找机会。

实验员的工作是磨金相，就是把工厂送来的像一块钱硬币大小的金属片用金刚砂抛光，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后出一个报告。工作其实挺枯燥的，可是母亲做起来非常认真。大概是继承了我外公的基因，她的动手能力很强，这样的工作难不倒她。可是有一天出了个意外，磨的时候手没有按紧，金属片由于离心力的作用一下子就飞了出去，掉在地上找不到了。母亲正着急不知怎么办，她的同事看到后就过来安慰她说：“没关系，我们也掉过，我来帮你找。”于是拿来一个大磁铁，在地上一吸，没想到吸上来好多片。这可怎么办，哪片是母亲掉的呢？同事说：“没关系，你就拿一片，教授哪里会知道这片不是他给你的？”母亲想了想，在里面挑了一片比较干净的，然后抛光分析，写好报告去交给教授。但是从小家里的教育就是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不能投机取巧，所以母亲在交报告的时候告诉了教授事情的原委，并且说她不能保证这一片就是教授给她的，如果不对，就请工厂再送一片来，她重新做。教授收了报告，也没说什么。几天后，系里的秘书找我母亲，说教授叫她去一下办公室。母亲心想坏了，这是要丢饭碗呀，只好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教授的办公室。出乎意料的是，教授先询问了母亲的工作情况，然后问她想不想继续读博士。母亲听了喜出望外，说当然想啊，可是没有钱。教授告诉我母亲，钱的事由他来解决，她现在就可以到自己名下读博士。这个故事，认识我母亲的人基本都听过。母亲说，她之所以得到了这个在剑桥读博士的机会，是因为教授认为她是一个诚实的人，符合老老实实做研究的起码要求。

从热恋到结婚：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

在剑桥读书的时候，母亲遇上了我父亲邹承鲁，完成了他们生命中除了工作以外的另一件大事。他们认识不久就陷入了热恋，一起听歌剧、看电影、去郊游。母亲很爱玩也会玩，父亲则不大喜欢体育活动。剑桥大学有一条河，夏天学生们都喜欢在河上泛舟，我父母也不例外。其实父亲不会撑船，可是好面子，不想在女朋友面前认，结果第一次撑船就掉到了河里。母亲不知道他不会游泳，看他掉下水觉得很好玩，在船上拍手大笑。旁人看到我父亲在水里挣扎的狼狈样就喊我母亲：“人要淹死了，还笑，还不赶快去救！”其实河水不深，父亲在水里挣扎了一会儿就自己爬到岸边，上来以后冷着脸，一声不吭地走掉了。为了这个小插曲，他们冷战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母亲去找我父亲道歉说不知道他不会游泳，这才重归于好。1948年，我外婆陪外公到伦敦去开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外婆收到了我母亲的一封信，说她找了一个男朋友，想让他们去看看。因为外公正忙，外婆等不及就自己先去了剑桥。外婆后来告诉我：“你妈妈说是让我去看男朋友，结果两个人要结婚了，让我去花钱。”其实他们两人的婚礼非常简单，就是在市政府登记后，请我外公外婆的好朋友陈西滢、凌叔华一家吃了顿饭。

1951年10月，母亲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但博士证书需要等到几个月之后的毕业季才能拿到。在这之前，外公外婆和我父亲都已经回国参加工作了，母亲不想再等下去。因为等船期时间太长（当时从欧洲到远东的客轮没有固定开船日期，考虑到运输成本，所有买了船票的人得等到船票卖光、此次客轮坐满才会开船，有时甚至要等半年），为了尽快回国，所以她选择坐火车，穿过欧洲大陆，经苏联回国。中国科学院特别请求外交部为她发了一本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并请时任中国驻瑞典大使耿飚夫妇到瑞典边境接她，再送她上火车。母亲的博士证书是30年后，一个剑桥大学科学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的时候，由她的师兄带来的。1951年底，母亲顺利地回到阔别了五年的祖国，和父母、丈夫团聚。在北京小住了几日，母亲就随我父亲到了上海，她的新工作岗位是科学院冶金所。

20世纪50年代初，虽然工作环境、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是人们都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上海冶金所离科学院上海分院比较远，所以母亲每天都要早出晚归，但是她从不抱怨。她在冶金所工作的时候，曾经和周仁所长共同完成了球墨铸铁的研究项目，做出接近钢材料硬度的铸铁用于民用企业，解决了当时钢材供应不足的问题。后来，她又带着研究小组到包钢，完成在高炉耐火材料中加入微量硼代替合金元素镍和铬以延长高炉耐火材料使用寿命的研究课题。

繁忙的工作之余，也有温馨的家庭生活。母亲到上海后，科学院给我父母分了一套公寓。和其他小夫妇一样，每个周末，他们就在上海各大商场买壁纸、买家具，布置房子，经营了一个温暖的小窝。

1953年我出生了，给他们的二人世界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混乱”。我小的时候，因为考虑保姆白天要带孩子、做饭、买菜很累，所以父母决定晚上他们自己带我。两人商量好：晚上我第一次哭，母亲起来；第二次哭，父亲起来；以此类推。开始还执行得不错，到了后来两个人都很累，我一哭他们就互相“推诿”，母亲说“上次是我起来的”，父亲也说“上次是我起来的”。最后听我哭得厉害，保姆起来说：“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

我6个月的时候，父母带我到北京看望我的外公外婆。外公外婆看到我高兴得不得了，不让走了。从那以后，我有至少一半时间是和外公外婆在北京生活的，这样父母也可以不那么忙，不用既工作又带孩子了。那时，父亲在酶学方面的研究、母亲在冶金方面的研究都进行得很顺利，我时不时被他们从外公外婆身边接到上海，一家人在上海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从上海到北京：为国家需要而三改专业

1958年，钱三强征得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意，邀请我母亲参加核材料研究。那时，国内还没有人研究这个课题，可以说这是一个“蛮荒之地”。调到北京，就意味着要暂时与丈夫分开，过起南北两地的分居生活。核燃料和辐射过的材料有很强的放射性，极少有女性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可是想起抗战时期的逃难和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母亲是多么希望祖国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力量！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离开了上海温暖的小家，来到二机部401所。

401所的前身是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之后分出一部分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成立了401所，负责原子能研究中涉及原子弹的保密部分研究。小时候有人问我妈妈在哪里工作，我都回答说“妈妈在信箱里工作”，因为母亲给我的信都是寄自信箱里的。

母亲担任六室（反应堆材料研究室）的副主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如何研究核材料，不仅母亲一无所知，就连整个六室都没有一个学核物理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因为工作任务重，不可能让大家先全时培训再开展工作，所以母亲决定走“任务带学科”的路：晚上查资料、看文献，请核物理专家来所讲课，培养青年科学研究人才；白天工作，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工作中去。因为买不到合适的实验器材，她还带领六室的同事亲手制作。她认为材料研究人员就应该自己动手制作设备、准备样品。她有精湛的金相样品制备技术，切割、磨光、抛光、蚀刻、喷镀、复型等各个环节样样精通。半个世纪后，人们还可以在所里看到当年她调研文献、撰写论文、修改文章所用的书桌和她亲手制作的实验设备。

401所地处远郊，每周开班车去中关村一趟，所以母亲总是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天下午再回所。那时，我每个星期见母亲一次，虽然她也很想周末多和我相处，可总是闲不下来。每个周末，她都忙着联系核物理专家，去拜访他们请教问题，或者安排他们到401所去给青年人讲课、培训。就连父亲从上海来探亲，她也忙得顾不上。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们说好了到公园去看雪，都穿好衣服准备出门了，忽然来了个电话找母亲。我和父亲等了一会儿没看见母亲挂电话，父亲就开玩笑地对我说：“问问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要是物理所或者原子能所，咱们就去脱了大衣，因为今天肯定是去不成公园了。”

母亲在401所和后来的194所工作的13年，正是核武器研制带动核工业大发展的时期，她也将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时光贡献给了祖国“两弹一艇”事业。

1970年，研究核潜艇反应堆的194所搬迁到三线，那时外公的身体越来越差，所以科学院就决定将我母亲留在北京，后来把她调去了物理研究所。1978年，母亲调到物理所的时候已经55岁，到了多数人该退休的年龄，然而她在物理所又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温超导的研究。高温超导当时在全世界也是一个新课题，对母亲来说，又要从头学起。但科学研究就是这样，总要有新东西，否则科学就死了。

20世纪90年代，物理所的领导为了支持高温超导研究项目，为研究室特批了一笔经费。如何才能让这笔钱发挥最大最好的作用，母亲和室里的同事商量，决定自己动手，花最少的钱做更好的设备。根据研究需求，他们自行做设计方案，经过多次尝试努力，终于搭建出一套具有多种功能的薄膜生长设备。虽然这是一个“纯国产”的设备，但很好用。虽然母亲已经离开20多年了，但这套设备和其他一些她当初制作的设备仍然在发挥作用。母亲制作的薄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国内做得最好的材料之一。在物理所的23年里，她一共发表过论文40余篇。

刚到物理所的时候，母亲的办公室是在一排小平房里，中午吃的是家里带的饭，吃完就躺在办公桌上休息一会儿。小平房门外的路，一下雨就成了大泥塘，母亲每次下雨以后回到家里都是一脚泥水。后来我给她买了一双高筒的雨靴，如果天气预报说有雨，早上出门就让她把雨靴带着。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她才搬到新盖好的楼房里工作。虽然工作条件不怎么样，可她还是每天乐呵呵的。对她来说，只要可以做科学研究，其他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母亲逝世后，她的朋友、学生都希望我能讲讲她的故事。作为女儿，我应该是最了解她的人，但其实她和我在一起的时间远不如她和同事、学生在一起的时间多，她在学生身上花的心血也比在我身上多得多。女性導师和男性导师是不大一样的，她不仅是导师，对学生还有母亲般的关心。母亲曾有一个学生，家是农村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这个学生硕士毕业后跟我母亲讲，他还想读博士。母亲说不要再跟着她读博，因为物理所的待遇比较低，她推荐这位学生去香港科技大学读博，因为香港科技大学给的钱比较多，这样他不仅可以改善生活，还可以帮助家庭。母亲对她的每一个学生都是这样，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还关心他们的个人生活。

母亲一辈子三次因为国家需要改换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动力。她认为科研工作本身就是创新活动，鼓励自己和他人在工作中探索新思维、新方案和新技术，活到老学到老，一生不断触及新的科研领域，学习新的科学知识。科学研究已经融入她的血液里，成为她生命的全部。她说，自己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安心做学问，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点她的确做到了，去世前一个月，她还在上班、工作。

2023年是我的母亲诞辰100周年，此前我为父亲诞辰100周年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刊发在《纵横》上，反响很好。我想一定也要给母亲写一篇，不然待我百年之后，她可能要怪我“偏心”了。如今我写完了，我想她应该会满意了。

（摘自《纵横》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