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介入术后病人应对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2024-03-11谢伟芬徐巧荔欧荔青

循证护理 2024年5期

谢伟芬,徐巧荔,欧荔青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福建351100

肝癌为临床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发病初期病人无明显临床表现,不易被察觉,当身体出现不适入院检查时,大部分病人已经发展至中晚期,错失最佳的手术治疗时机,病人多选择介入治疗,以抑制肿瘤生长,控制疾病进展,延长病人带瘤生存时间[1-2]。介入治疗需反复多次操作,且穿刺侧肢体需制动、术后病人需卧床休息,加之术后出现的恶心、呕吐、疼痛等诸多不适症状,导致病人承受着较大的痛苦,常悲观、消极对待自身疾病[3]。病人的消极应对不仅会影响病人介入治疗依从性,还会进一步加剧病人心理负担,降低病人生存质量[4]。了解肝癌病人介入术后应对方式,制订针对性护理方案,可帮助病人调整心态,正视自身疾病。鉴于此,本研究对103例肝癌介入术后病人应对方式进行测评,并进一步分析相关影响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22年2月—2023年2月在医院行介入治疗的肝癌病人103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经临床组织病理检查确诊为原发性肝癌;2)年龄>18岁;3)顺利完成介入术;4)术后意识恢复,可正常沟通;5)知情同意书由病人签署。排除标准:1)伴有严重脏器功能障碍者;2)合并其他肿瘤者;3)肝癌已经发生转移;4)伴有精神疾病,无法独立完成问卷填写者;5)研究中途转院或退出者。样本量计算参考《医学科研方法》[5]中率的估算与假设试验公式,得总样本量为103例。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基线资料调查问卷:由研究员自制,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自理能力等。2)医学应对问卷(MCMQ)[6]:包括面对(8～32分)、屈服(5～20分)、回避(7～28分)3种应对方式,得分越高则说明该病人越倾向于该种应对方式。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将采用面对方式的病人(76例)纳入积极应对组,将采用屈服(8例)、回避(19例)应对方式的病人纳入消极应对组。3)负性情绪: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7]评估,两个量表均为20个条目,SAS临界值为50分,SDS临界值为53分,超过临界值则判定有焦虑、抑郁情绪。若病人符合焦虑、抑郁任意1项判定标准,即可判定伴有负性情绪。4)家庭支持量表(PSS-Fa)[8]:共15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2级评分,总分为0～15分,得分越高表示家庭支持度越高。评分≤5分为低等支持,≥6分为中高等支持。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0.75。5)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PBS)[9]:共1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总分为10～50分,≥30分为自我感受负担重,<30分为自我感受负担轻。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1.2.2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进行,由经过专业培训的调查员耐心与病人沟通,告知其本次调查目的及方法,待获得病人同意后,发放调查问卷,指导病人根据自身客观情况如实填写,问卷填写后当场回收,并检查问卷是否存在漏填误填情况,若发现及时指导病人补充完整或修改。本次共发放103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3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1.2.3 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肝癌病人介入术后应对方式现状

103例肝癌病人介入术后积极应对76例(面对),消极应对27例(回避19例、屈服8例)。

2.2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病人家庭人均月收入、负性情绪、家庭支持度、自我感受负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单位:例(%)

2.3 肝癌介入术后病人应对方式的影响因素

将肝癌介入术后病人应对方式作为因变量(积极应对=1,消极应对=0),将表1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作为自变量(赋值方式见表2),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伴有负性情绪、家庭支持度低、自我感受负担重是影响肝癌病人介入术后应对方式的因素。见表3。

表2 自变量赋值情况

表3 肝癌病人介入术后积极应对方式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103例肝癌介入术后病人采用积极应对方式76例,采用消极应对方式27例。说明大部分肝癌介入术后病人能够积极应对自身疾病,但仍有部分病人消极悲观情绪严重,常抱着回避屈服的心理。可能因肝癌恶性程度高,且发现时多为中晚期,治疗难度大,周期长,治疗费用高昂,使病人及家属承担较大的经济及精神压力,病人在了解自身疾病状况后,认为疾病不可治疗,即使治疗预后仍较差,最后人财两空,导致病人在应对疾病时较为悲观、消极[10]。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伴有负性情绪、家庭支持度低、自我感受负担重是影响肝癌介入术后病人应对方式的因素。

3.1 家庭人均月收入低

家庭人均月收入低的病人往往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病后导致家庭劳动力丧失,经济状况更差。此外,家庭经济差无法支撑病人高额的介入治疗费用,得不到好的医疗照护,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病人不愿或无法正视自身疾病,自觉成为家庭累赘,逃避当下患病现状,无法积极应对疾病,出现回避、屈服消极情绪[11]。护理人员应在病人入院时了解其家庭经济状况,帮助家庭经济状况差的病人申请院内帮扶机制援助,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药物使用,也可联合社会或社区福利及帮扶机构,帮助病人募集治疗资金,缓解病人家庭经济负担。

3.2 伴有负性情绪

伴有负性情绪的病人应对方式更为消极,考虑可能随着介入治疗进行,不适反应及并发症的出现,导致病人积极治疗疾病的信心逐渐被削弱,术后出现焦虑、恐惧、烦躁、抑郁等诸多负性情绪,无法调整心态正确看待疾病,易使病人消极应对疾病[12]。护理人员应积极开展肝癌及介入治疗相关知识宣教,并进行负性情绪疏导,耐心与病人沟通,帮助病人答疑解惑,讲述治疗后获得较好预后的案例,提高病人治疗疾病信心,缓解负性情绪,积极应对疾病。

3.3 家庭支持度低

家庭支持度低的病人多消极应对疾病,可能因该类病人家庭功能较低,无法为病人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和关爱,疾病治疗的压力均由病人独自承担,躯体及精神受到双重打击,对未来抱悲观心态,消极应对疾病[11]。护理人员应引导病人家人参与疾病治疗,给予病人更多的家庭支持和关爱,多与病人沟通,帮助病人分担疾病带来的压力,促使病人正视疾病,积极应对。

3.4 自我感受负担重

自我感受负担越重的病人应对疾病态度越消极,主要因病人介入术后穿刺侧需要制动,活动受到限制,常需家人照顾,而术后长期的照顾负担及高额治疗费用会使病人出现内疚感,自我负担加重,承受的心理压力增加,对当下现状充满抱怨,无法正确看待疾病,消极应对疾病[13]。护理人员应加强病人的心理疏导,多与病人沟通,引导病人说出自己的心声,排解内心的负性情绪及内疚感,缓解病人自我感受负担,积极应对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