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贺

【摘要】文学伦理学认为，伦理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教诲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文学伦理学批评通过分析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复杂关系中的伦理问题，解剖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分析伦理选择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从不同的伦理选择中寻找道德启示。本文借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尝试从伦理的视角解读《推销员之死》中的不同的生活现象和伦理内涵，以探索主人公的伦理困境的根源。

【关键词】《推销员之死》；文学伦理学批评；斯芬克斯因子；伦理选择；伦理身份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7-002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7.009

深受现代派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影响，剧作家阿瑟·米勒认为戏剧应发挥社会作用。其作品“着重描绘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图景，展示美好期望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充满人文关怀，并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进行深刻思考，提倡对人的自由选择的尊重”[1]。《推销员之死》是剧作家阿瑟·米勒的代表作，于1949年2月在百老汇剧院首演，演出后大获好评，剧中主角威利·罗曼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阿瑟·米勒更凭此剧斩获当年的普利策奖。剧中，威利·罗曼是一名普通的推销员，即将迎来退休生活。然而，常年疲惫的工作和纷争不断的家庭，使他陷入回忆与幻想中不能自拔。为了给儿子比夫重新来过的机会，威利想以死骗取保险金，他最终选择了自杀。威利·罗曼的悲剧是一个普通人的悲剧，折射出普通人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国内对《推销员之死》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80年，刘荣新在1980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了《推销员为什么死？》，开启了我国学者对《推销员之死》研究的先河。1983年《推销员之死》在中国的成功上演，更是催化了学术界对该剧及剧作者米勒的研究热情。对于《推》剧的研究、分析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革虽越来越细化，但是，“总体而言并没有脱离刘荣新在1980年定下的‘美国梦破灭’的思维基调”[2]。

聂珍钊认为，“文学从诞生之初就是人类的一种伦理表达”，伦理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教诲是文学的基本功能”[3]。“文学伦理学批评把伦理选择作为理论基础，认为伦理选择是在人类完成自然选择之后必须经历的过程。伦理选择的途径是教诲，而教诲的基本手段则是文学。”[4]文学伦理学批评“以文学文本为主要批评对象，运用其专有术语解读文本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分析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复杂关系中的伦理问题，解剖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分析伦理选择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从不同的伦理选择中寻找道德启示”[3]。本文试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对《推销员之死》中威利的不同的生活现象及其存在的道德原因重新解读，以求挖掘其伦理困境背后隐没的深层原因。

一、伦理身份的迷失：失序与困顿

在外人看来，威利的生活一切都井然有序。实际上，威利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一团乱麻。压抑的居住环境真实反映了困顿的现实生活。与刚搬来不同，威利的家现在四处都散发着臭气的公寓大楼，威利一生的奋斗都在这所房子里了，房贷还有一个月就还清了，但是现在他觉得“在这儿憋死了”“整个这个地区就呼吸不到一口新鲜空气。草都不长，后院连根胡萝卜都种不出来”[5]。他苦苦支撑着作为一家之主的伦理身份，可是老年威利像一只朽迈的猛兽一样，已经“累得要死”“干不下去啦”[5]。尽管家中有为他等门的妻子，从外乡返家的儿子，威利却只能压抑着自己的痛苦，他不愿承认自己一直以来的追求是个错误。关于成功，威利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成功的人心里清楚都自己要求的是什么，“朝着那儿奔，就到手了呗”[5]。发财成功是他毕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威利认为，只要做到“能咬牙，人缘好，样样在行”[5]，那离成功就不远了。作为一名推销员，他梦想有朝一日能够自己开买卖，而且因为自己有人缘，主顾多，威利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原来的跟他有交情的老主顾，不是死了就是退休了，渐渐地没了生意。然而，家里的电器坏了，保险费要缴纳……他太需要钱了。可是，钱从哪儿来呢？他搞不懂了，是他把公司的商标推销到原来谁也没听说的地方去的，现在他老了，只能像新手一样领佣钱，一切又得重新来过。作为一名父亲，他从小就给孩子们灌输丛林法则的思想，希望孩子们以自己为榜样，一定要出类拔萃、要受欢迎。对伦理道德什么的，威利反倒不怎么上心。他多次无视邻居查利的好言相劝，对大儿子比夫不守规矩、小偷小摸、学习不用功等等不良和不法行为，选择视而不见，反而嘲笑查利的安分守己、循规蹈矩。因为他认为儿子凭借优异的体育成绩肯定能被优秀的大学挑中，只有像查利儿子伯纳德那样“不那么有人缘”的孩子，才需要好好学习。而且，威利坚信到了社会上做生意的时候，自己的儿子们一定比邻居查利的儿子强，因为“只要大家喜欢你，你就不会倒霉”[5]。遗憾的是，比夫因为毕业考试数学成绩不及格，又错过了暑期的补考，被取消了大学资格。成年后的比夫一直居无定所、游游荡荡，靠干雜工的微薄收入生活。妻子林达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在威利情绪低落的时候，总能及时伸出双手。最近威利被供职几十年的公司停发了工资，碍于面子，捉襟见肘的威利只能瞒着妻子，每月向邻居查理借钱度日。邻居查利得知威利的经济困境后，主动提出帮忙，但威利从来瞧不上安分守己的查利，面对查利父子成功地过上了“美国梦”般的生活，他心有不甘，决口不认输。威利想弄到手的东西太多了，可到头来，他觉得自己一样都没有抓住。他不明白自己错在哪儿。

因为接受了丛林法则，在威利的伦理意识里，动物界的弱肉强食和同类相残变成了一种伦理。受欲念驱使的丛林法则促使威利不顾道德和伦理的约束，过度地放纵了欲念。在夫妻相处、亲子教育、邻里关系和事业发展上违背了道德规范，做出了不符合身份的伦理选择，现实的困顿正是威利错误的伦理选择的最好证明。

二、伦理身份的追寻：回忆与挣扎

现实的困顿使威利不由得对丛林法则产生了怀疑，然而，不甘心承认自己错误的伦理选择，威利试图在回忆的空间里重建丛林法则的新秩序。威利一心想给儿子比夫留下点儿钱，但寻钱无路，于是他想到以死骗取保金。无奈举棋不定又无人商议，威利只好求助多年未见的兄弟本。但实际上，本早已过世，并且威利本人也已经获悉兄长过世的消息，同邻居查利打牌闲聊时，他说道：“十几天以前我们接到他老婆从非洲来的一封信。他死了。”[5]考虑到剧中不断闪现的本只有威利本人看得见，所以本不过是威利的臆想、是他伦理意识的化身。深陷困顿、孤独无助的威利急需一个坚实、可靠的盟友，帮助自己坚定信心、重拾勇气、摆脱困境。靠着丛林法则，哥哥本十七岁便只身去了非洲，发了大财。所以，在威利的眼中，哥哥本是一个“真正明白发财诀窍的人”。在回忆里，对丛林法则产生怀疑的威利，不断地询问哥哥成功发财的秘诀。哥哥本一再重复，在弱肉强食的社会要想发财，就得“心黑手狠”[5]。谈到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威利担心自己从小给孩子们灌输的丛林法则是错误的。然而，哥哥本却极力为威利过往的失责和错误的伦理选择辩护，他认为，“这俩孩子教育的好极了，出类拔萃的男子汉。”[5]哥哥本的肯定让威利更有信心，尽管不得不面对儿子们一事无成的残酷事实，老年威利还是努力坚守自己模范父亲的伦理身份，并且不停地告诉自己，“我干得对！我干得对！我干得对！”[5]在哥哥本的鼓励下，威利对孩子们的放肆行为愈加纵容。孩子们去周围公寓大楼的工地上偷沙子和木料的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训诫，威利反而很自豪地认为，自己的孩子不像邻居查利的书呆子儿子伯纳德那样，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

但与此同时，一则令人不齿的往事也浮出水面。实际上，年轻的威利在一次偷情时不巧被儿子比夫撞见，虽然父子俩心照不宣地守住了这个秘密，但是，曾经亲密无间的父子俩自此变得冲突不断，这也成为威利心中无法释怀的伤痛。与威利偷情的女子是他的一个女主顾，威利经常给她免费的丝袜。在威利眼中，丝袜是他背叛妻子的罪证、是违背家庭伦理的象征，所以，每当看到妻子林达缝补丝袜时，威利因为自责感而备受煎熬，自己努力经营的模范丈夫的伦理身份受到了质疑。

三、伦理身份的构建：异化与孤独

在回忆中，遭遇现实挫败的威利努力重拾自信，在重建伦理身份时，甚至不惜虚构出兄弟本的形象以维护自己岌岌可危的伦理身份，威利犹如孤魂野鬼般游荡于现实和虚幻中。但是，幻影毕竟不是现实，挣扎的伦理意识只会让威利的伦理身份遭遇不断异化。

由于威利执意坚守自己的伦理选择——欲念先于理性，这使他跟周围的人显得格格不入。大儿子比夫长大成人后，认识到父亲威利的虚伪和偏执，于是决定放弃走父亲的老路、自己闯荡，由于观念不同，两人时不时地爆发冲突；妻子林达意识到丈夫的行为异常，但又碍于丈夫的面子，不敢向丈夫说出实情，只能不断地宽慰、迁就丈夫；邻居查利得知威利被辞退的消息后，主动提出帮忙，但威利从来瞧不上查利的安分守己、循规蹈矩，面对查利父子成功地过上了“美国梦”般的生活，他心有不甘，决口不认输。他将希望寄托在大儿子比夫身上，打算以死骗取保金，有了这笔钱儿子就能够重新开始，代替他完成“美国梦”。在威利的心中，结局早已注定，寻死是他唯一的出路。打定主意的威利却信心满满，他觉得儿子比夫“又走到伯纳德前头去了”[5]。临终前，威利还为儿子比夫设想了和自己相似的伦理身份。最终，带着崇尚强者的执念，威利坦然地奔向死亡。

事实上，威利原本可以通过回忆，理清自己混乱的伦理意识，摆正自己的伦理身份，从而做出合理的伦理选择。但不幸的是，理性的出走加剧了他的身份异化，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

四、伊甸园在何处：斯芬克斯之谜

在希腊神话里，斯芬克斯是一个半人半兽的怪异精灵，她长着女人的头、狮子的身体、鹰的翅膀和蛇一样的尾巴。斯芬克斯人兽合一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斯芬克斯因子”，即“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组合。“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只有当人的伦理意识出现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人。”[6]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一种伦理的存在”[6]。

似乎从诞生之日起，人类就开始同理性和欲念纠缠不休。威利在寻梦的途中，也陷入到了这种伦理困境中。在现实的人类世界中渐渐异化的威利，似乎是在苦苦追寻伊甸园的前人类时代。因为，在那个彰显野性、兽性的时代，亚当与夏娃似乎过着衣食无忧、轻松自在的生活。在《圣经》的描述里，起初，作为人类的祖先的亚当与夏娃，同一起生活在伊甸园里的其他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亚当与夏娃虽然是人，却没有对外在世界的感觉、不具备伦理意识，处于一种“物我不分”的“自然状态”[7]。只是最后他们不顾上帝的警告，偷食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有了伦理意识，才同其他的动物区别开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可以说，“人们据说的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原罪，实际上是人类经过伦理选择后把自己从兽中解放出来后，对人身上仍然存有的兽性因子的理解”[8]。

人类凭着伦理意识和智慧驯服了兽性，才得以离开伊甸园，感受真正的人性、体味现实的人生。然而，威利固执地坚守兽性、忽视理性，踏上了寻迹伊甸园的不归路，殊不知，蒙泽理性启蒙的人类已经不能回到伊甸园了，人间才是人类现世的伊甸园。威利的悲剧在于没能理清自己的伦理意识、没能解开“斯芬克斯之谜”。他放任了兽性因子、忽视了人性因子，不切实际地希望通过一死，来重构他理想中的伦理秩序，他的悲剧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推销员之死》记录了威利通过回忆唤醒兽性因子、重获野心，最终又被欲念反噬、走向灭亡的过程。

五、結语

目前国内关于《推销员之死》的研究，大都将威利的悲剧根源归咎于欺骗性的“美国梦”。但是，剧中威利一家和邻居查利一家都是美国梦的追梦人，结局却全然不同。所以，威利的悲剧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将威利的悲剧全然归咎于“美国梦”不能准确地反映该剧的深层含义。通过分析，人们可以发现，威利身上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角斗，他自始至终都无法协调理性与欲念的冲突，混乱的伦理意识反映出他模糊的伦理身份。于是，深陷伦理困境的他做出了各种不当的伦理选择。通过对威利生活的不同层面的重新解读，人们清楚地看到，造成威利悲剧的原因之一是失控的斯芬克斯因子。威利身上过度释放的兽性因子，干扰了他正常的理性思维，使他丧失了伦理意识。试图打破伦理秩序的威利，换来的只能是悲剧人生。米勒在本剧中，正是通过斯芬克斯因子中“两种意志之间的力量消长”，推动了“人物性格的变化和故事情节的发展”[8]。

“阿瑟·米勒重視戏剧的社会功能，将戏剧看作‘一个严肃的事业’，认为戏剧‘应当表达整个社会的愿望。’”[9]关于戏剧创作，他说道：“我所有的戏剧作品，都试图从生活中选取一些涉及是非善恶问题的场景，然后将这些场景真实再现以反映道德困境，并试图克服艰难、找出一条真正的出路……我认为，一个作家不写是非善恶的话，那是写不出像样的作品的。”[10]可见，忽视作品的伦理内涵就无法体会米勒戏剧的别致之处。同时，在《推销员之死》这部剧中，我们也发现，米勒突破了古希腊的悲剧传统，将目光投向了“普通人”—— “普通人和这些贵族一样都适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11]。通过对“普通人”威利的生活现象及其存在的道德原因重新解读，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推销员之死》中的伦理涵义和道德价值。

参考文献：

[1]喻红.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的悲剧根源[J].四川戏剧，2018，（04）.

[2]黄研.美国的梦，人类的诗——浅论《推销员之死》的诗性智慧[J].湖北社会科学，2020，（04）.

[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2（05）.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J].外国文学研究，2014，36（04）.

[5]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M].英若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6]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杨建.《圣经》中伊甸园神话的伦理意蕴[J].外国文学研究，2015，37（04）.

[8]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外国文学研究，2011，33（06）.

[9]Bigsby，Christopher.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rthur Miller[C].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10]John Gassner，ed.A Treasury of the Theatre[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50.

[11]Weales，G.ed.，Death of A Salesman：Text and Criticism[M].New York：Penguin Books，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