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微型小说的文体学价值

2024-03-06王海峰

台港文学选刊 2024年1期

王海峰

一篇文学作品能够入选中学教材、试卷，通常且往往意味着，这篇文学作品在某个时期内、某个地域中，被视为文学教育的范本。这里所言的“文学教育”，并非如何教授文学的教育活动，而是以文学来进行对人生的教育行为。这是一篇文学作品在文学教育的意义上，走向“经典”的道路之一。因为，教育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传承的必要且有效手段。文学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便要求教材、试卷内容在文化传承和教育意义上的典范性。微型小说是文学文体（style）的一种，近年来颇受中学文学教育的重视。这种重视，尤其以微型小说频繁入选中学语文试卷为主要表现。当然，微型小说也同其他文学文体一样，也有入选中学教材，但这种影响明显小于入选中学语文试卷这一现象。那么，这是否意味著，作为中学语文试题的微型小说，在文学教育的层面，优于其他文学文体，尤其是其他小说文体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虽然，江曾培、刘海涛、凌鼎年、凌焕新、杨晓敏、顾建新等人对微型小说这一文体，进行了许多内部研究和实践，但是，关于微型小说作为文学教育意义上的特殊文学文体这一现象和问题，仍然缺乏足够的关注。所以，通过观察微型小说频繁入选中学语文试卷这一现象，我们展开对微型小说的文学教育功能、文体学（stylistics）意义诸问题的探讨：微型小说何以频繁入选中学语文试卷，又何以作为文学教育的语言手段？文学教育作为微型小说的文体学功能或价值，又意味着我们需要对中国当代的文学和教育进行怎样的反思？

一、微型小说的面貌

及其作为中学语文试题现象

微型小说相对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而言，是一种晚近兴起的小说文体。凌鼎年认为，“微型小说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渐兴起”。[1]林非认为：“微型小说是一种新兴的小说品种，却又继承了悠久的历史传统，读着其中好多出色的篇章，立即会令人想起中国古代的许多笔记小说来。”[2]顾建新将现代微型小说兴起的时间推向了五四之后，并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古代微型小说的一个顶峰。[3]刘海涛则将鲁迅写作的《一件小事》作为20世纪中国微型小说的先行之作。[4]不论哪种关于微型小说兴起的观点，都指向了微型小说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空前繁荣和发展。而随着《百花园》《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月报》等诸多微型小说期刊的创办，中国产生了众多微型小说作者。此外，孙犁、汪曾祺、高晓声、王蒙、蒋子龙、冯骥才等作家也曾创作过很多高水平的微型小说作品，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微型小说创作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出版了大量的微型小说选本。例如，孔凡青编选的《1984中国小说年鉴：微型小说卷》（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卜方明编选的《全国微型小说精选评讲集》（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朝晖编选的《海外微型小说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周安平编选的《现代微型小说精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春林编选的《第一次亮相：大学生微型小说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外文出版社编选的《美国微型小说选》（1989年版），以及20世纪90年代，江曾培、隐地、刘以鬯、黄孟文、孟沙、司马攻、王渝多人编选的多卷本《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名家名作丛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等。在微型小说创作和阅读如此繁荣的局面上，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出现了很多对微型小说的理论研究著述，如彭歌的《小小说写作》（远景出版社1978年版）、郑纯方编写的《微型小说发展史略》（内部资料1986年版）、刘海涛的《微型小说的理论与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顾建新的《微型小说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江曾培的《江曾培论微型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杨晓敏的《当代小小说百家论》（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申载春的《小小说赏析理论与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等。

总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微型小说研究的整体面貌，不外乎创作和理论两个方面。在微型小说作品创作方面，我国作者众多，并且能够与国际微型小说创作接轨，不论是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世界各国微型小说选本，还是围绕《故事会》《百花园》等微型小说刊物出现的大量微型小说创作者，微型小说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自1988年至2005年间，我国出版的微型小说个人作品集超过414部。[5]在微型小说理论研究方面，不仅有从1995年开始连续举办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等国际学术活动，而且成立了中国微型小说学会，设立了微型小说理论奖，出版了《中国微型小说评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等理论研究辑刊。根据雪弟所整理的《微型小说评论著述（1949—2022）》，大约70年，我国出版的微型小说理论著述超过了115种。[6]纵观这些对微型小说的研究，其在给予了微型小说一个文学创作论空间外，还给予了微型小说一种文学文体学意义上的“思维风格”（mind-style）[7]。所谓思维风格，即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特定方式。微型小说创作论、鉴赏论等内部研究是我国大多数微型小说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而微型小说的文体学、教育学价值这一外部研究则较少被关注。“思维风格”则是贯通二者的认知性桥梁。

近年来，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文体频繁被中学语文试卷选为试题，这个现象级的问题意味着，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文学教育的新视角，来重新估量微型小说的价值。中学语文试卷是教育者通过试题的形式，对中学生把握语文教材中所呈现的知识、能力、素养的检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学语文试卷里的小说阅读理解类试题，应当是对中学生小说阅读理解能力的检验。微型小说是适合中学语文试卷中小说阅读理解类题目的文学文体。第一，微型小说的短小篇幅适合中高考语文试题的命制规则，所以，在中学语文试卷的小说阅读理解部分，乃至文学阅读理解部分，其题目经常选择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文体。第二，中学语文试卷里选取的微型小说一般都具有中学语文教材里小说文体所具有的某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和教材中小说文体的典范性对应的，即试卷中的微型小说能够作为检验中学生对经典小说学习效果和阅读理解能力的标准。第三，在面向现实生活与人生的层面，微型小说具有较为直接且富有意味的文学教育功能。以上三个原因，简略地说明了微型小说何以能够作为中学语文试卷中的重要文学文体。

这种“典范性”对微型小说作者来说是一种肯定，是对一种曾长期不受主流文学（自2010年《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修订，将微型小说列入评奖范围）重视的文体的肯定。微型小说入选中学语文试卷这一现象，显然是以上文学体制之外的一种“肯定”，甚或荣耀。不管我们将其理解为面向文学经典的“检验”，还是对文学经典席位的“冲锋”，其都是在表达微型小说这种文体及其作者的个性、激情与张力——从理性视角看，微型小说这一文体在中学语文试卷中所呈现的，是一种帮助和教育青少年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独特“思维风格”。

入选中学语文试卷的微型小说作品，既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国外如美国的欧·亨利、日本的星新一、泰国的曾心等微型小说作家的作品；国内如凌鼎年的《菊痴》《茶垢》《酒酿王》等作品、刘国芳《风铃》《老人和鹰》《当兵的爸爸》等作品、侯发山的《进城》《中国地图》等作品、练建安的《药砚》《墟胆》《双龙银圆》等作品、李永康的《生命是美丽的》《奔生》等作品、扎西才让的《苏奴的飞行》《油画中的护灯者》等作品，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至2019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文本类阅读考查文体中，每年总有一套试卷以微型小说为对象。[8]这些微型小说如《古渡头》《鞋》《马兰花》《战争》《天器》《赵一曼女士》《小舞步》《到梨花屯去》等。优秀微型小说作品在中学语文试卷这一特殊“媒介”中，一次次得到了再“发表”、再“肯定”，以及面向文学经典的再“检验”和再“冲锋”。对阅读理解这些微型小说的中学生来说，是一次次理解教材中“文学经典”的具体化过程，也是一次次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思维风格”训练。纵观这种现象，微型小说“开辟”了文学通往教育的“领地”，并以其特有的文体性或文体风格，试图塑造一种文学教育的文体典范，因为微型小说是一种具有文学教育表达力的语言手段。

二、文学教育是微型小说

在文体学意义上的“语用功能”

作为微型小说入选中学语文试卷现象的一次汇总，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曾选编出版了《过目不忘：50則进入中考高考的微型小说》（上海文化出版社）系列丛书10册。这套图书精选了全国各地众多中高考语文试卷（含模拟）中的微型小说，意在“让学生在有限的课余时间里，通过这样的阅读思考、评测训练，语文素养得以提升，个人成长得到启发”[9]。该丛书编委会在前言中，强调了编选此类微型小说集的三个目的：有益、有用、有趣。所谓“有益”，是帮助学生借助微型小说阅读训练，“联系自身生活，思考并探索作品所蕴涵的深刻内涵与社会意义，对建立健全学生健康的人格也能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所谓“有用”，即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写作解题等语文能力。而“有趣”，则意指微型小说所具有的故事性、趣味性、文学性等。总括以上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的编选目的，我们可以用“文学教育”来概括之。那么，这便涉及一个问题：微型小说的文学教育功能。

第一，我们是在文学文体学的意义上探讨微型小说的这种文学教育功能。文体学研究有宏观和微观之分。[10]宏观文体学研究的最根本问题是语言运用的多样化问题，即文类风格问题；微观文体学研究的则是语言在文学及其他文本中创造意义的方式，即思维风格问题。而事实上，二者共同构成了文体学研究的表里。而“微型小说”的称谓，实际上是按照文学这种文体的篇幅长短进行划分的文学文体。不过，文学文体的篇幅长短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不同体裁、不同篇幅的文本有诸多社会功能、叙述方式、语言风格、叙事结构、修辞手法等方面差异。例如，长篇小说可以极尽精细地描绘时代中的环境、人物等内容，而微型小说则只能通过近似“写意”或“白描”的方式，勾勒、点染故事中的环境、人物，进而达到某种有意蕴的叙事目的。例如，（阿根廷作家）莱·巴尔莱塔的《喂自己影子吃饭的人》、刘国芳的《迷路》、李建的《人生的考题》、李景文的《新官上任》等，都是在对环境、人物进行写意式的叙述后，传达出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生活意蕴和道理。

从功能文体学的视角看，微型小说难以达到长篇小说所能达到的那种广阔、深入的文学表现功能；反之，长篇小说也难以实现微型小说所能实现的奇绝、陡峭、尾兴、辛辣等精巧、灵动的文学表现功用。而微型小说的这种文体功能，恰好适合青少年阅读。因为，青少年在文学认知与理解的层面，需要经过由篇幅较短到较长文本的训练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类认知和阅读活动的一般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微型小说在艺术和思想价值上是长篇小说的初级阶段或准备阶段。因为，从认知文体学的角度看，微型小说代表着小说文体中的一种独特的“思维风格”。

第二，微型小说独特的“思维风格”符合青少年对文学教育的要求。“思维风格”的概念是英国文体学家福勒（Roger Fowler）提出的，意在概括某类文体中所呈现的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观念、特征等。在这个意义上看，欧·亨利有欧·亨利讽刺式的“思维风格”、鲁迅有鲁迅批判式的“思维风格”、老舍有老舍诙谐式的“思维风格”，微型小说自然有区别于中长短篇小说的“思维风格”。[11]微型小说的“思维风格”，在众多微型小说理论研究著述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与概括。例如，微型小说的叙事结构思维讲究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讲究“结尾比开头重要”[12]，讲究“尾兴”的艺术手法，比其他小说文体更加注重叙述的技巧和精致的节奏等。所以，相比其他小说文体，微型小说更具有趣味性、戏剧性，其在精巧的故事设计中所呈现的内在矛盾冲突，更要求富有诱惑力、感染力，以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对读者而言，阅读微型小说更像是在阅读一则故事。在这个意义上看，《故事会》杂志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受到青少年读者的欢迎，其重要且根本的原因与微型小说所表现的“思维风格”不可分割。此外，微型的叙述篇幅，也十分有利于青少年读者整体把握小说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微型小说的创作题材，灵活多样，且多与平民的现实生活、人生经验紧密相关；多是“有的放矢”，针对某一现象或问题，设置情节，表达褒贬，富有意味。所以，微型小说的“思维风格”呈现了一种时代性、现实性、平民性[13]。这种“思维风格”与高健总结的从“生活的质感”到“精神的穿透”这一微型小说艺术特色的意旨相似，即“独创的艺术构思、独特的艺术视角、独到的人物塑造以及厚重丰富的生活内容、生动特异的艺术形象触动读者的心魂”[14]。从这个特征来看，微型小说是小说文体中的“匕首和投枪”。而恰恰是这种相对“锋利”、现实、亲民，又具有丰富的生活质感和强烈的精神穿透力的小说文体，成为生活现象和问题的观察者、反思者，成为青少年读者观察和反思生活的重要教育资源。

第三，微型小说具有文学教育的“语用功能”或语言表达力，是一种直接而有效、有趣的语言手段。刘世生认为，文体学是研究文学风格或语言体裁的学问，而其中文学文体学则研究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情况。[15]概括而言，文體学在微观上研究语言的使用问题，即语用问题，包括词语模式（字词用法）、语法组织模式、语篇组织模式、修辞手法、不同类型的话语模式、叙述视角、表达模式等等。这些语用方式的综合，构成了作家的语言特色、语言体裁，放在不同的文类、文体中则构成了作家的“思维风格”。既往对微型小说的研究，正是由于缺乏文体学和文学教育方面的视角，所以，无法将微型小说的语言特色和“思维风格”视为一种构成文学教育表达力的语言手段。刘海涛在谈微型小说的文体特征时，认为微型小说的语言要“精美”：“大容量、快节奏的叙述语言。”“特征突出、形象鲜明的白描语言。”“包含潜台词和兼有动作性的对话语言。”[16]这是对微型小说部分语言风格的概括。事实上，微型小说特色语言风格的形成，依据的是微型小说的“语用功能”。也就是说，微型小说的“语用功能”决定了其语言特点。“语用功能”在语言学上，一般指语言运用所展现的情感、交际、表达、指示、修辞等功能，不过在文体学上，这种“语用功能”随着文体功能的扩展而变大，且具有功能文体学意义上的针对性。微型小说的“语用功能”与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所言的微型小说兴起的原因有密切关系：在文艺复兴时代，小说家赋予笑话以文学的形式，并在17世纪将生活及政治题材置入微型小说，在18世纪为戏剧创作的繁荣奠定了基础。[17]所以，我们发现，国内外创作微型小说的作家一般都是现实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的，如契诃夫、欧·亨利、星新一、蒲松龄、冯骥才、孙方友等。微型小说这种关注现实生活的语用特征，便决定了微型小说具有某种提醒、警世、鞭策、讽刺的教育功能。这是微型小说作为小说界的“匕首和投枪”的“语用功能”或语言表达力所在。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系列小说、孙方友的小镇人物系列小说、练建安的客家风俗系列小说等，均是将具有个性特质的词句、人物、风俗、话语、视角等语言风格和参与文化、现实的“语用功能”结合之作。

第四，微型小说作为文学教育的语言手段，因为其总是选择典型的语言对象，并试图形成一种极致的“思维风格”。所有小说，在根本上，都是以写人为核心的。所以，小说对人物的塑造和表现，决定着小说的成败。在这个意义上看，微型小说由于篇幅短小，其无法容纳众多人物、场景、线索、事件等内容，也难以容许出现长篇小说中的“中间人物”或“零余者”形象，所以，微型小说只能选择一二典型人物进行刻画。卢卡奇有一段话，比较适合描摹微型小说这种对人物进行塑造的语言手段：“理想和心灵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结构，使主人公的中心地位有了局限性：这种中心地位是偶然的；主人公之所以从无数作出相同追求的人中间被挑选出来，并被置于中心，只是因为他的寻求和发现把世界的整体性最清楚地揭示了出来。”[18]卢卡奇对小说的观看视角，是“认知”层面上的。这种“认知”源自典型性对整体性的表现，即小说人物的典型性总是呈现其寻求和发现世界的整体性。微型小说正是这种试图在精巧的框架下寻求一滴水里见世界的整体性的语言手段。也正是这样的一种“认知”，造就了微型小说适宜直接进行文学教育的特定“语用功能”，用以在中学生的“心灵”中建立一种“理想”的典型性或整体性。而这种典型性或整体性又在文体学的意义上建构了微型小说特有的语言特征和“思维风格”。

综上所述，微型小说是一种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学文体。它以特有的语言特征、思维风格、语用功能参与面向中学生的文学教育活动。微型小说的精巧性，决定了它必须以一种训练有素的“气质”，把握其语言对象的典型性或整体性，并以之构筑青少年的心灵。

三、微型小说入选

中学语文试卷的文学、教育学反思

微型小说入选中学语文试卷这一现象，意味着微型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文体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和生命力。这种可塑性和生命力在文体学的内部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特征、思维风格和语用功能。而在文体学的外部，微型小说的可塑性和生命力则可以延伸到社会、市场、教育等多个领域。这种文体“跨界”发展的现象，在表面上看可能被认为是文学的衰落或流俗，而在文学和教育学反思的视角看，则可能为文学、文体学的发展带来某种意想不到的生机和活力。

第一，微型小说在保有自身文学性的同时，也具有较强的市场活力。不论微型小说的历史被追溯到中国古代笔记体小说，还是中国现代鲁迅的《一件小事》、郭沫若的《他》等短文，抑或阿·托尔斯泰所言的中世纪，微型小说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学文体，进入大众阅读时代之后，越发充满生机与活力，且在文学文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龙钢华通过观察近年来刊载微型小说刊物发行量相对走高的现象，认为微型小说在文学文体中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并且认为这种能力和影响力的具备与微型小说的亲民性密不可分。[19]龙钢华认为：好的微型小说生态应该是文学性与市场化的有机统一；文学要在注重品味的同时面向市场。这是对微型小说这种文学文体的一种文学反思，它的反思目的地指向了拥有广大平民读者的市场。《故事会》《百花园》《小小说选刊》等杂志上的微型小说，以及那些被选入中学语文试卷的微型小说，在叙述人生百态、生活万象的过程中，总是能够在富有戏剧性和趣味性的故事中，给予读者以思想感情上的某种启迪或反思。这种文学文体的魅力并非是对文学性的反叛。因为，所谓的文学性在根本上是对人生的艺术表达，而微型小说恰恰着眼于对人生的典型性或整体性的艺术表达。

第二，在传统的“纯文学”观念里，阳春白雪的“雅”文学才是文学的正统，而微型小说同小品文一样，被认为是下里巴人的“俗”文学，事实上，无论在文学性的表现，还是在叙事学的技巧，抑或在文体学的贡献上，微型小说都不弱于“纯文学”，甚或在有些特定方面对“纯文学”有所超越。微型小说大量入选中学语文试卷的现象即是在文学教育层面上对这种精短语言表达手段的肯定。由于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或试卷中的小说作品要具有相对可读、可解的完整性，所以，微型小说是较为合适的文体。这种文学性和文体学意义上的“完整性”，既是对前面所言的典型性的回应，也是对文学育人这一目的的回应。例如，曾多次入选中学语文试卷的微型小说《药砚》，其在精巧的结构里，讲述了一个以德报怨的故事。[20]这篇小说的叙述语言洗练、精巧、陡峭，人物刻画入木三分、自然惟妙，在不缓不急又曲径通幽的思维风格中，读者得到了一种意味盎然、意料之外的人生典型情理。《药砚》等微型小说所呈现的人情世情别具厚重的“景深”。这种“景深”看似是对一地一事一人的表现，实则是尺水兴波，在微观中得见人生世事万象百态。这类堪称经典的微型小说有许多，如汪曾祺的《陈小手》、老舍的《买彩票》等等。这些微篇经典“制作”起来并不容易，其在叙述、结构和语言上，显然具有中长短篇小说的一切基本元素，但却要像一支“奇兵”一样，突然“杀出”，给予读者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文学奇观。这是微型小说的文学性和文体特质所在。

第三，從教育学的视角观看微型小说，诸多“命题人”更多地将微型小说视为一种不错的试题材料，即适宜用以考核青少年学生对小说甚或文学文本的阅读理解知识和能力，但微型小说内在的人文精神和美学品质往往成为被忽略的东西。例如，曾入选唐山市2023年高考语文模拟试卷的微型小说《苏奴的飞行》，讲述的是主人公苏奴，坐飞机看望远方重病的妹妹，途中的情感变化。[21]这套试卷围绕这篇小说设置了四道题。两个选择题，其一旨在理解小说中具体语句的意思，其二旨在判断小说中语言表达的艺术特色；两道分析理解题，其一旨在分析小说对苏奴在旅途中的思绪的表达；其二旨在分析小说对人物“诗人”身份设定的文学效果。如果我们从语文教育的视角看以上四个题目，其分别就小说语言表达的意思、艺术特点、人物思想感情的理解、作者叙述的视角和效果四个方面进行语文阅读理解知识、能力和素养的考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文学教育的视角看待之，我们发现，这四个题目缺乏对这篇微型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人文和审美两个方面的“考查”。中学语文试卷中这种“缺乏”现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的根本，即在“命题者”未能将试题的设置意义，由语文教育上升至文学教育的层面。语文教育更加侧重学生对语言和文学在知识层面的教育；而文学教育则是在文体学的意义上建构语言、思维之于文学的价值和功用。后者恰恰包含了对青少年人生而言至为重要的人文性和审美性。

反观微型小说《苏奴的飞行》中的人文和审美要素，本文诸如：“这想法越来越坚定，以至于当他排队过安检口时，始终觉得身前身后的旅客都走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程中。过了安检口，也许就是那个自己不可掌控的完全陌生的世界了！”“整个雪原空无一人，看起来是那么空旷，让他感受到了无边的寂寞。幸亏机舱里还有三百多名和他一样沉默的乘客，这种由寂寞生发的大众都有的孤独感，才没有那么强烈。不过，这寂寞感和孤独感，在不知不觉中，竟然稀释了他的悒郁，让他的心情有所好转。”[22]这两段文字颇细腻地传达人物的情感：人对生活、此世、生命、孤独的体验、悲悯和同情。这种情感的表达不是别的，恰是人文性的体现，也因此其语言才是文学性的：对人的内在精神的关怀。又如：“等飞机终于抵达云南上空，雪原渐变成‘棉花堆后，‘棉花堆之间的空隙里，断断续续露出了或多或少的蓝天，也露出隐约可见的地面上的景色：山像红铜，林木和绿地是斑驳的铜锈，房舍像极了顽劣的孩子随意搭建的积木，堆砌在沟沟坎坎里，虽被随意丢弃在草丛中，却与自然融为一体……”[23]此样审美，以小说中人物观之，沾染小说人物之情感、思绪，是“一切景语，皆情语”[24]的体现。微型小说文本虽短，但总有对人物、事物的描写。这种描写构成了一个读者认知世界典型性、整体性的“风景”。微型小说对“风景”的处理，就像推开了一扇窗，方寸之间，仍可以远眺万里，驰骋八荒。不过，微型小说的这种审美是较为节制的，它既不能像《红楼梦》那类巨著极尽描述事物之能事，也不能像借景抒情散文那样洋洒、渲染，但它总是在精炼、典型之中追寻审美的关键。以此观之，中学语文试卷对微型小说的人文性和审美性的认知与把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条路也正是由语文教育到文学教育的蜕变过程，是由对语言的技术的把握到对文体的真善美等语用价值、功能的追寻之路。如此教育学视角下的反思，才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观看和认识作为特定文学文体的微型小说。

总之，我们对微型小说入选中学语文试卷的文学、教育学反思，让我们得以从大众市场、文学性、人文性和审美性的视角重新把握微型小说，并将微型小说视为一种具有市场性、文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特定文体。而微型小说入选中学语文试卷这个现象，所带来的思考可能不止以上所言。例如：微型小说作者是否通过这一现象，对这种文学文体进行了重新观察与反思？这种观察与反思又是否对以后的创作有所启示？等等。这是我们未来面对的问题。

结语

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陈伯吹、贺玉波、鞠孝铭等人就已开始在国内讨论对儿童的文学教育问题。联合国将十八岁以下的人群定义为儿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学在青少年读者那里，势必与教育紧密相连。文学借助其形象性、趣味性、人文性、审美性等特质，建构其文体学意义上的语言特色、思维风格和语用功能。这是文学文体在教育学意义上优于应用文、图像等媒介的地方。所以，微型小说入选中学语文试卷现象不仅是值得关注的文学教育现象，而且是我们重新认识文学文体之语言特色、思维风格和语用功能的切入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可能就是：中国当代青少年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面对那种需要，作家又要如何书写具有文学教育表达力的文学文体呢？回答这两个问题，又是否需要我们将文学教育放置在文学的文化属性、人文属性中，来重新审视微型小说以及其他文学文体的建设呢？显然，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是它们却将本文确立为文学文体向更远处前进的起点。

注释：

[1] 凌鼎年：《走向成熟的微型小说文体》，《钦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2] 林非：《微型小说：朝阳文学》，见顾建新《微型小说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序一。

[3] 顾建新：《微型小说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4] 刘海涛：《微型小说学研究——历史与理论：20世纪的微型小说创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5] 江曾培：《微型小说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8—690页。

[6] 雪弟：《微型小说评论著述（1949—2022）》，见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编《中国微型小说评论》（第1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88—292页。

[7] Fowler， R： Linguistics and the Novel， London： Methuen， 1990， P.76.

[8] 刘玉美：《初中语文微型小说阅读教学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1页。

[9]中国微型小说学会：《过目不忘：50则进入中考高考的微型小说》，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前言。

[10][丹]尼娜·诺高、[西]罗西奥·蒙托罗、[德]毕翠克丝·布塞：《文体学核心术语：英、汉》，刘世生注，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第Ⅸ—Ⅹ页。

[11]微型小说的“思维风格”不能简单用讽刺、批判或诙谐等某一两个词汇来概括，这里主要是借助一种“以偏概全”式的描述，象征性地说明不同作家、文体在“思维风格”上存在差异这一事实。